岸田新政权及其政策前瞻
中评社╱题：岸田新政权及其政策前瞻 作者：霍建岗（北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10月4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岸田新政权受麻生、甘利明等大佬及派系推举而产生，独立性受到限制。岸田的政权布局也基本上以照顾大佬和派系利益为主，对政权的掌控能力恐难以与其前任菅义伟相比。外交基本格局，岸田将延续安倍末期、菅政权时的基本方向，在涉台问题上继续持积极介入态度，在印太战略问题上也将加强与美国的对接。岸田的对华政策目前尚未完全定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当前的日本政治模式，制度并不能保证首相占据主导地位，能否获得民意的支持，才是决定岸田政权能走多远、能否真正体现“岸田特色”的关键
日本虽然是议会内阁制，行政权归属内阁，但决策模式因时因势一直在发生变化，每届内阁都有自己的特点。
在冷战时期，更确切地说在1993年自民党第一次下台前，虽然宪法规定行政权归属内阁，但日本政府并非决策的唯一主体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主体。当时所谓的“党高政低”“官高政低”往往更常见。换言之，当时自民党的党务系统和政府官僚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占据着比政府更重要的位置。
1996年日本众议院的选举制度改为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以及桥本内阁及之后的历届内阁的行政改革之后，日本的决策体制逐渐发生了变化，官邸也就是说首相在决策中的地位逐渐突出，在战后的两个长期执政的政权，小泉内阁和安倍内阁，都是所谓的“官邸独大”的决策体系。在这个阶段，决策的博弈结果就体现为“政高党低”以及“政高官低”。
政府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制度的保障，但能否实现主导地位，仅靠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菅内阁时期的决策就与安倍内阁时不同，官邸主导有所弱化。也就是说，一届政府上台，采取怎样的政策，首相本人的政治理念固然重要，但往往并非最重要的因素。首相的政治理念能够转化为政策，前提是他在决策体系中站稳脚跟，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尽最大可能转变为真实的政策。而所谓的站稳脚跟，就是要在官僚体系、自民党的派阀体系、内阁、官邸等等各方的权力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首相要占据主导地位，在制度保障之外，还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民意并不在决策体系之内，却是决策体系的最重要的外界介入因素。得到民意支持的首相，其政权的“合法性”就高，就能在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欧洲近代从封建主义转向绝对主义的过程中，国王就是利用“民意”击败了贵族，从而实现了专制统治。冷战后日本政治的情况也类似，小泉和安倍两个长期政权，都是长期维持着高支持率的政权。高支持率成为首相推动政策的最重要的凭仗与依据。
二、岸田政权存在先天不足，从而影响其在各方博弈中争取有利地位，也会影响其内政外交的决策与执行
观察岸田内阁的政策走向，有必要先厘清几个概念。
第一，首相是否有强烈的将自己的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意愿，简言之就是作为首相是否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会对整个决策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小泉不惜与自民党主流作对也要推动邮政民营化，而安倍则对修宪情有独锺，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此事。如果首相祇是想当“太平宰相”，那么所谓的政策主导权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首相是否有民意的支持来支撑其将自己的理念转为政策。首相有想法，但是如果被民意抛弃，那么他将寸步难行，安倍和菅义伟内阁末期都出现此类情况。在支持率跌至低谷之后，首相提出的任何政策，都会受到党内的批评，遭到官僚系统的阳奉阴违，也没有人愿意去执行政策，从而让首相被完全架空。菅内阁末期，连作为“首相专属权力”的解散众议院，也因为被抵制而无法施展，就是这种情况的极端体现。
第三，是否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影响首相的政策，其实就是说，在决策体系的各个角色之间博弈的结果如何，谁占据主导的问题。如果各个势力之间的意见是一致或者可以调解，则基本问题不大，但如果各方的意见抵牾，那么就会涉及到复杂的权力斗争，孰胜孰负，对最终的政策的影响将会非常大。
第四，外在的规范性以及政策自身的规律性。简言之就是政策推行的外部环境以及政策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想法再好，如果没有可以实施的外部环境条件，或者政策本身存在不现实的情况，也是没有任何意义。
根据岸田政权的具体情况，下列几点将上述概念进行具体化。
首先，是关于岸田的执政意愿的问题。毋庸讳言，任何成为日本首相的人都希望能够留下自己的政绩，这是涉及到首相的历史定位问题。谁都想青史留名，让自己的执政理念成为指导日本各方面向前发展的圭臬。所以岸田肯定会有自己的政策主张，但有多大的决心，目前还是未知数。
其次，岸田面临的民意环境并不太好。总裁选举期间的历次民调，岸田的支持率都大幅低于河野太郎，而在菅义伟内阁时期的“最适合担任首相的政治家”民调中，岸田文雄也大多时候处于最后几名，支持率也大多在个位数，祇是在他宣布竞选总裁之后支持率才有所上升。一般而言，内阁初起之时就如婴儿降生，老百姓对其往往有各种“美好期待”，因此支持率普遍偏高，超过70%也并不罕见。但是岸田任首相后，各家民调做出的数据，虽然高低不一，但大致要比2020年菅义伟上台时少15-20个百分点，《朝日新闻》的民调更是低至45%，创下了2001年小泉内阁以来的新低。如果支持率继续下跌，跌至祇能在30-40%甚至更低的低位的话，岸田内阁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自民党、官僚系统也会看轻岸田，从而让岸田即使想延续安倍、菅内阁的“官邸政治”，也会受到抵制与轻视，让他的政策难以被落实。
第三，在决策体系的各方博弈中，岸田自身的政策与其背后势力存在分歧，但在各方博弈之中，岸田手中可以打的牌比较少，从而增加了他打出自身特色的难度。岸田能够成为首相，外界几乎都认为是被以麻生、安倍等为代表的反河野势力力推上台的。岸田处于这样的位置，会导致他的政策的推行受到重重影响。在总裁选举中，岸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因此在诸多政策领域主动向以安倍为代表的的保守右翼势力靠拢。在经济政策上也是向安倍“致敬”，表达了“尊重”安倍经济学的态度。在决策体系的博弈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岸田，如果想要摆脱安倍、麻生等对其的影响，必须要依靠其他力量，比如官僚系统、自民党内对“安麻体制”不满的势力的少壮派，也可以依靠决策体系外的力量如上述的民意，但从目前看，官僚系统一般祇会屈服于强者，少壮派显然在短时间内难以认可岸田，而民意如上所述，有起色难度较大。
第四个因素，也就是外在的规范性的问题。内政上，经济问题不能悖逆经济规律，“令和版收入倍增计画”是向岸田派的创始人池田勇人的“收入倍增计画”致敬，但想法再好，如果没有经济规律的支撑，也祇能是空谈。在日本劳动生产率不增反减的现实之下，收入倍增就如同无源之水，祇能是空中楼阁。外交更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到很多结构性问题的制约，也会被国际格局所约束。
三、岸田内阁的人事布局照顾乃至讨好帮助他成为首相的各方势力，但同时也让自己政权内部存在可能对其政策产生影响的势力，从而让他对政权的掌控力度被削弱
外界有声音认为，岸田内阁的人事布局考虑到了“平衡”，但从党高层人事布局来看，政治酬庸、向党内大佬“致敬”的意涵较为突出。尽管时事社分析认为，岸田主要依靠的是甘利明，对安倍则是“敬”但却有意拉开距离。①但从总体而言，相比于菅义伟政权，岸田政权让甘利明、麻生、安倍这“3A”重新恢复了对政权的掌控。
麻生担任党副总裁，是对他的尊崇与酬劳，让他在卸任副首相兼财务相之后依然能够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岸田来说，甘利明可能是党干事长这一职位唯一合适的人选。甘利明名义上属于麻生派，却祇是麻生的盟友而非下属。2009年的麻生内阁的时候，麻生、安倍、菅义伟、甘利就被人叫做“四人帮”，是支撑当时麻生政权的支柱，而在2012年底安倍内阁成立后，麻生、菅义伟、甘利明也是安倍政权的支柱，虽然几乎每年都会改组内阁，但这三人都是“不换品”，直到2016年甘利明因为受贿丑闻而被迫辞职，虽然之后将罪责推给秘书而逃脱法律制裁，但他这样的人，如果入阁必然会被在野党每天拿出来说事。如果不能入阁，必须要安排让其担任党高层，毕竟甘利明的地位以及这次总裁选举率先出来支持岸田，必须给予政治安排，那么党干事长就是最佳的位置。
高市早苗担任党政策调查会长，岸田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向安倍以及他背后的右翼势力示好，高市目前是右翼势力的代表，给予政调会长的位置，能够让她在政策制定方面，更多地体现右翼的意思。二是向高市表示感谢，毕竟如果没有高市作为“第三者”搅局，岸田即便能当选也会惊险连连。三是向安倍示好。这次总裁选举，虽然安倍支持高市而非岸田，但实际上起到了阻挠河野上位的作用，所以也必须给高市重要职位来“感谢”她背后的安倍。
福田达夫担任总务会长更体现了岸田的深意。总务会是自民党名义上的“最高决策机构”，政策调查会研拟的政策，最终需要通过总务会才能向政府提交，所以过去总务会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党内大佬出任会长。这次由“年轻”的福田出任，确实少见。福田身兼多重身份，首先他是当选才3次的非资深议员，众所周知，在这次总裁选举中，对即将到来的众议院选举有危机感的1-3次当选的议员，是支持岸田的对手河野太郎的最核心群体，让福田达夫担任总务会长，有安抚这部分人之意。但同时，福田达夫也是世家出身，是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孙子、前首相福田康夫的儿子，有了这个背景，资历再有问题，也很少有人会说闲话。再者，福田达夫也是来自最大派系细田派的议员，岸田重用福田，也是向细田派示好。
甘利明和高市都是具有自己的政策主张的强势的政治家，也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愿意像安倍时期那样党祇是官邸的“传声筒”，他们不一定会按岸田的意见行事。如果岸田和他们的意见一致自然无事，但如果有分歧，就会导致内部矛盾频发。
内阁人事更能体现岸田“顾虑”大佬和派系的意图。
留任外相茂木敏充，除了考虑政策延续性，还因为茂木在竹下亘去世之后，可能成为竹下派的新首领，自然是岸田拉拢的对象，留任防卫相岸信夫，自然因为他是安倍的亲弟弟。另一位留在内阁的萩生田光一也是安倍的左膀右臂。新任财务相铃木俊一是卸任财务相麻生太郎的小舅子，经济财政担当相山际大志郎也是麻生派的，同时和甘利明关系不错。岸田对重要人物的“顾虑”非常明显。
总务相金子恭之和农林水产相金子原二郎、疫苗问题担当相堀内诏子都是岸田派的，两位金子大臣是必须要照顾的年事已高但未能入阁的议员，而堀内诏子则是岸田派原来的领袖堀内光雄的儿媳。
受人瞩目的是岸田兑现了其竞选时的承诺，设立了专门负责经济安全事务的“内阁府担当大臣”，担当大臣并非常设职务，而是根据需要设立，某位担当大臣负责一项或者多项事务，比如行政改革、奥运、经济财政等等，设立经济安全的担当大臣，说明了岸田对此项事务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甘利明在岸田政权中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出任此大臣职务的也是甘利明的左膀右臂小林鹰之。
岸田政权的格局与安倍、菅完全不同，从控局的角度去分析，安倍凭藉自身的威势，能够把控全局。无派系的菅义伟，控局能力大大弱化，但因为他得到了五大派系的一致支持，从而可以让他能够藉助派系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分而治之，尽最大可能维持了自身的权力与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他任命在去年总裁选举的时候率先支持他的二阶俊博担任干事长，并非祇是对其的政治酬庸，而是藉助“老奸巨猾”的二阶，来平衡、对抗细田、麻生、竹下等比二阶派晚一步支持他的大派系，形成微妙的平衡，既避免被二阶所控，也避免成为安倍、麻生等的傀儡。
但岸田既无安倍那般的控局实力，同时也因为他是依靠细田、麻生等大派系的支持上台的，所以他不可能像菅义伟那样通过重用党内相对小的二阶派、石原派等来平衡大派系，也就是说，岸田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就是大派系占据主导的，所以岸田自身的主导权必然受到极大的影响。
岸田在总裁选举前曾经对少壮派议员称他不认可“官邸主导”的“政高党低”，他希望“政高党高”，也就是政府与执政党通力合作。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表态，或许是希望两者能够都成为他执政的助力，也或许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的认可。但从日本政治实践来看，因为政府与执政党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所谓的“政高党高”实现的难度极大。
四、岸田内阁的外交路线与对华态度
外界在分析岸田的政治态度的时候，总是谈及他的“鸽派”标签。之所以说他是鸽派，是因为其来自于自民党传统的自由派派系——宏池会，而且他还是宏池会的现任会长，所以“更应该秉持派系的传统理念”。实际上用所谓的派系理念去分析政治家的立场，往往会推演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从本质上来讲，自民党的派系并非是政策集团，而是“人际关系集团”，岸田加入宏池会，是因为他父亲就是宏池会的，而并非是其认同派系政策主张而加入。再如麻生太郎也曾经是宏池会的，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知华派河野洋平率领的派系的议员，但麻生显然是鹰派。所以用派系标签来推导政治家行为，本身缺乏合理根据。
如上所述，岸田内阁的对华战略，并非是岸田一个人所能决定，即便他是“知华派”，也难以扭转大局，所以他是鸽派还是鹰派，事实上并不十分重要。就好像2007年担任首相的福田康夫，是著名的“知华派”，但因为受到各方的牵制掣肘，中日关系并未能够有较大的进展。
就岸田的个人外交态度而言，在就任首相前后岸田在对美、对华问题上，其论述是相对清晰的，也就是一定要紧紧地依靠美国，与澳、印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推进“印太构想”，组建“民主同盟”，这个同盟如其所言，就是针对中国的。对中国“该主张的就要说”“要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国家”。但是岸田也承认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他也希望“稳定两国关系”。在当选后的记者会上，岸田强调中国是日本的邻国，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对象国，所以必须要与中国对话。在10月8日的临时国会演说中也重复了上述观点。
在岸田看来，遏制中国与稳定中日关系或许“鱼与熊掌可兼得”，但这两者是完全矛盾的两个方向。岸田的外交政策是延续菅义伟政权时依靠美国拜登政府的既定路线，继续深入走下去，与中国“对话”就会缺乏必要的基础。正如习近平主席与岸田通话时所指出的那样，需要日方“相向而行”，唯此对话才能有共同的基础。
目前首先需要关注的，或许并非他所强调的“与中国对话”或“稳定中日关系”，而是岸田政权是否会“主动”破坏中日关系。从理性出发，破坏中日关系无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也对岸田政权有弊无利，但事情发展会因为种种原因失控，最终导致谁都不愿意面对的后果。
岸田在选战期间的狠话、硬话，开了“危险的头”。宣称“对付中国”是其当选后“首要任务”。在岸田政权内部，存在着对中国不友善的势力，而且这些势力岸田不一定能控制。在日台问题上，安倍与高市等的态度比岸田更为激进，在经济安全领域，党干事长甘利明的态度也极为激进，在半导体、外国对日投资、数据安全等领域，主张与美国“亦步亦趋”，对日本企业在这些问题上的慎重态度“不屑一顾”，而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岸田为了讨好党内的反华派，在选战期间主动提出如果当选将新设负责人权问题的首相助理，统筹领导各省厅专门针对涉港、涉疆问题。在国会通过“谴责中国人权决议”问题上，在选战中岸田也说过赞同。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安倍政府、菅义伟政府的正式政策。如何对待自己曾经说过的狠话、如何有效管理政权内部的各种声音，对于岸田来说，非常困难。正因为岸田是相对“弱势”的首相，在决策体系中并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从而让新政权的对华政策增添了难以预测性。
今年以来，涉台问题称为中日关系中的焦点之一。众所周知，菅义伟访美与拜登签署日美联合声明之后，日本对台海态度有较大转变，从过去的谨慎变为积极乃至露骨。但这种变化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早有迹象。同时这种变化也并非意味着日本对台“政策”的大转弯，其实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差别祇是隐性和显性而已。
日本对台的“工作”是否显性化，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外在因素，一是美国的态度，二是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如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日本一定会跟在美国的身后，祇会在水面下继续对台深化影响。二是日本如果看重稳定的中日关系大局，也会在对台态度上采取谨慎的姿态。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日本基本如此。
即便美国对台采取危险的边缘政策，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如果日本依然觉得中日关系稳定重要，也不会在对台问题上主动挑衅中国大陆的底线。如在特朗普时期，尽管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做得非常“出格”，日本虽有一定跟进，但总体依然谨慎，是因为日美关系当时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日本需要稳定中日关系来稳定自身的外交大局。
因此，岸田内阁的对台政策，祇要美国对台的态度依旧，日美关系不生变，与菅内阁时期相比不会有太大变化，依然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
目前值得重视的是，日本越来越将其台海政策与安全问题相联系，岸田内阁成立后，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就称“军事平衡从总体上来说变得有利中方”。日本政府通过渲染可能出现“台海冲突”，藉机加强日美的安全合作，同时也通过这种渲染，在国内鼓噪子虚乌有的“危机感”，煽动民族主义，突破国内限制，完善能让日本将来跟随美国干涉台海的“法律基础”。岸田在选战中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时甚至称日美应该就台海进行“兵棋推演”，就很充分地表明了目前日本对台的态度。
岸田是否能够有效地管理政权内部的对台态度，现在也还是未知数。岸田的后台安倍和麻生都是亲台派，安倍在卸任首相后其右翼、亲台的一面毫无顾忌地暴露，而麻生此前也表示“日美应共同防卫台湾”，这样的“政权监护人”在背后鼓噪，即便岸田想在涉台问题上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也会面临困扰。在总裁选举前，高市早苗竟然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视频对话，这种远远超出日对台既有态度的做法，很可能形成示范效应，从而让日本的政客行为更加大胆放肆。虽然高市不是政府要员，但作为执政党的高层，如果在涉台问题上行为过于出格，依然会对中日关系形成极为负面的影响。
印太战略是岸田内阁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施政演说中，岸田将此列在“外交、安全保障”板块的首位。岸田称日本要“守卫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律支配的普遍价值，要与美、澳、印、东盟、欧洲等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合作，有效利用日美澳印机制，有力推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
日本的印太战略，是2000年以后日本逐渐形成的主体对外战略，2006年安倍担任首相、麻生太郎担任外相的时候提出的“自由繁荣之弧”以及当时安倍提出的日、美、澳、印“四国同盟”其实就是后来的印太战略的先声。
日本的外交历来秉承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价值观问题过去并不受日本重视。之所以从自由繁荣之弧开始，所谓的价值观或者政治制度问题成为日本外交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其实是日本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而进行的自我调整。
在对华战略上，日本的“牌”逐渐丧失。政治、军事领域日本的影响力都无法与中国比肩。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经济高速增长，逐渐缩小与日本差距，直至2010年GDP超过日本，日本引以为傲的经济优势也不复存在。因为其他的手段基本丧失，强调价值观则可以显示中国的“异质”，将中国定位为挑战并破坏既有国际秩序的“专制暴发户”，又可以以此价值观为幌子、名分，拉拢所谓的价值观盟友，从而形成对中国的“外交上的包围”。这个意图在岸田的施政演说中也说得非常明白。
美国有美国的印太战略，日本有日本的印太战略，东南亚国家也有自己的印太战略，侧重点各自不同。美国主要是从大国竞争和安全的角度去定义，而东南亚则主要从经济领域去看待，不一定是针对中国。日本原本是从经济和外交斗争的角度去看待印太战略，随着与美国合作的加深，安全一面越来越突出。目前在印太战略上，日美是“全方位对接”。
但日本的利益并非与美国完全一致，首先从经济角度而言，日本热衷于印太战略，目的是要在印太地区削弱中国的影响力，所以这几年日本一再强调与东盟国家等的价值观一致性，指责中国“一带一路”让许多国家陷入财政危机等。但目前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增长无法离开中国，日本的经济界在中国具有庞大的利益，日本如果要追随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就会面临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这也是菅义伟政府在所谓“谴责中国人权”问题以及指定所谓的日本版“马格尼茨基法”问题上持谨慎态度的原因所在。但到了岸田政权，因为干事长甘利明在上述问题上的激进态度，或许日本政府的态度会与菅政权时有所不同。
其次，美国的印太战略突出安全因素，日本对此持赞同态度，但日本也担心，一旦在此问题上涉入过深，因为日本的力量远逊于美国，应对外交风波的能力也远远弱于美国，如果在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强硬对立，必然导致中日关系出现大波折，所以日本并不希望在安全问题上完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性地参与美国的行动。
因此，所谓的日美印太战略的全方位对接，其中也存在程度的差别。
总体而言，岸田政权的外交，虽然在大方向上比较清晰，但因为其政权本身的“特殊性”，具体会采取怎样的措施，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注释：
①“岸田氏、甘利氏を重视 要求通らぬ安倍氏、人事に不満 清新さ乏しく.自民〔深层探访〕”、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43790cf45d800fb7b4444f686046965a26e0b9ce。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1月号，总第287期）
中评社╱题：岸田新政权及其政策前瞻 作者：霍建岗（北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10月4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岸田新政权受麻生、甘利明等大佬及派系推举而产生，独立性受到限制。岸田的政权布局也基本上以照顾大佬和派系利益为主，对政权的掌控能力恐难以与其前任菅义伟相比。外交基本格局，岸田将延续安倍末期、菅政权时的基本方向，在涉台问题上继续持积极介入态度，在印太战略问题上也将加强与美国的对接。岸田的对华政策目前尚未完全定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当前的日本政治模式，制度并不能保证首相占据主导地位，能否获得民意的支持，才是决定岸田政权能走多远、能否真正体现“岸田特色”的关键
日本虽然是议会内阁制，行政权归属内阁，但决策模式因时因势一直在发生变化，每届内阁都有自己的特点。
在冷战时期，更确切地说在1993年自民党第一次下台前，虽然宪法规定行政权归属内阁，但日本政府并非决策的唯一主体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主体。当时所谓的“党高政低”“官高政低”往往更常见。换言之，当时自民党的党务系统和政府官僚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占据着比政府更重要的位置。
1996年日本众议院的选举制度改为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以及桥本内阁及之后的历届内阁的行政改革之后，日本的决策体制逐渐发生了变化，官邸也就是说首相在决策中的地位逐渐突出，在战后的两个长期执政的政权，小泉内阁和安倍内阁，都是所谓的“官邸独大”的决策体系。在这个阶段，决策的博弈结果就体现为“政高党低”以及“政高官低”。
政府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制度的保障，但能否实现主导地位，仅靠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菅内阁时期的决策就与安倍内阁时不同，官邸主导有所弱化。也就是说，一届政府上台，采取怎样的政策，首相本人的政治理念固然重要，但往往并非最重要的因素。首相的政治理念能够转化为政策，前提是他在决策体系中站稳脚跟，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尽最大可能转变为真实的政策。而所谓的站稳脚跟，就是要在官僚体系、自民党的派阀体系、内阁、官邸等等各方的权力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首相要占据主导地位，在制度保障之外，还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民意并不在决策体系之内，却是决策体系的最重要的外界介入因素。得到民意支持的首相，其政权的“合法性”就高，就能在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欧洲近代从封建主义转向绝对主义的过程中，国王就是利用“民意”击败了贵族，从而实现了专制统治。冷战后日本政治的情况也类似，小泉和安倍两个长期政权，都是长期维持着高支持率的政权。高支持率成为首相推动政策的最重要的凭仗与依据。
二、岸田政权存在先天不足，从而影响其在各方博弈中争取有利地位，也会影响其内政外交的决策与执行
观察岸田内阁的政策走向，有必要先厘清几个概念。
第一，首相是否有强烈的将自己的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意愿，简言之就是作为首相是否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会对整个决策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小泉不惜与自民党主流作对也要推动邮政民营化，而安倍则对修宪情有独锺，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此事。如果首相祇是想当“太平宰相”，那么所谓的政策主导权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首相是否有民意的支持来支撑其将自己的理念转为政策。首相有想法，但是如果被民意抛弃，那么他将寸步难行，安倍和菅义伟内阁末期都出现此类情况。在支持率跌至低谷之后，首相提出的任何政策，都会受到党内的批评，遭到官僚系统的阳奉阴违，也没有人愿意去执行政策，从而让首相被完全架空。菅内阁末期，连作为“首相专属权力”的解散众议院，也因为被抵制而无法施展，就是这种情况的极端体现。
第三，是否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影响首相的政策，其实就是说，在决策体系的各个角色之间博弈的结果如何，谁占据主导的问题。如果各个势力之间的意见是一致或者可以调解，则基本问题不大，但如果各方的意见抵牾，那么就会涉及到复杂的权力斗争，孰胜孰负，对最终的政策的影响将会非常大。
第四，外在的规范性以及政策自身的规律性。简言之就是政策推行的外部环境以及政策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想法再好，如果没有可以实施的外部环境条件，或者政策本身存在不现实的情况，也是没有任何意义。
根据岸田政权的具体情况，下列几点将上述概念进行具体化。
首先，是关于岸田的执政意愿的问题。毋庸讳言，任何成为日本首相的人都希望能够留下自己的政绩，这是涉及到首相的历史定位问题。谁都想青史留名，让自己的执政理念成为指导日本各方面向前发展的圭臬。所以岸田肯定会有自己的政策主张，但有多大的决心，目前还是未知数。
其次，岸田面临的民意环境并不太好。总裁选举期间的历次民调，岸田的支持率都大幅低于河野太郎，而在菅义伟内阁时期的“最适合担任首相的政治家”民调中，岸田文雄也大多时候处于最后几名，支持率也大多在个位数，祇是在他宣布竞选总裁之后支持率才有所上升。一般而言，内阁初起之时就如婴儿降生，老百姓对其往往有各种“美好期待”，因此支持率普遍偏高，超过70%也并不罕见。但是岸田任首相后，各家民调做出的数据，虽然高低不一，但大致要比2020年菅义伟上台时少15-20个百分点，《朝日新闻》的民调更是低至45%，创下了2001年小泉内阁以来的新低。如果支持率继续下跌，跌至祇能在30-40%甚至更低的低位的话，岸田内阁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自民党、官僚系统也会看轻岸田，从而让岸田即使想延续安倍、菅内阁的“官邸政治”，也会受到抵制与轻视，让他的政策难以被落实。
第三，在决策体系的各方博弈中，岸田自身的政策与其背后势力存在分歧，但在各方博弈之中，岸田手中可以打的牌比较少，从而增加了他打出自身特色的难度。岸田能够成为首相，外界几乎都认为是被以麻生、安倍等为代表的反河野势力力推上台的。岸田处于这样的位置，会导致他的政策的推行受到重重影响。在总裁选举中，岸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因此在诸多政策领域主动向以安倍为代表的的保守右翼势力靠拢。在经济政策上也是向安倍“致敬”，表达了“尊重”安倍经济学的态度。在决策体系的博弈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岸田，如果想要摆脱安倍、麻生等对其的影响，必须要依靠其他力量，比如官僚系统、自民党内对“安麻体制”不满的势力的少壮派，也可以依靠决策体系外的力量如上述的民意，但从目前看，官僚系统一般祇会屈服于强者，少壮派显然在短时间内难以认可岸田，而民意如上所述，有起色难度较大。
第四个因素，也就是外在的规范性的问题。内政上，经济问题不能悖逆经济规律，“令和版收入倍增计画”是向岸田派的创始人池田勇人的“收入倍增计画”致敬，但想法再好，如果没有经济规律的支撑，也祇能是空谈。在日本劳动生产率不增反减的现实之下，收入倍增就如同无源之水，祇能是空中楼阁。外交更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到很多结构性问题的制约，也会被国际格局所约束。
三、岸田内阁的人事布局照顾乃至讨好帮助他成为首相的各方势力，但同时也让自己政权内部存在可能对其政策产生影响的势力，从而让他对政权的掌控力度被削弱
外界有声音认为，岸田内阁的人事布局考虑到了“平衡”，但从党高层人事布局来看，政治酬庸、向党内大佬“致敬”的意涵较为突出。尽管时事社分析认为，岸田主要依靠的是甘利明，对安倍则是“敬”但却有意拉开距离。①但从总体而言，相比于菅义伟政权，岸田政权让甘利明、麻生、安倍这“3A”重新恢复了对政权的掌控。
麻生担任党副总裁，是对他的尊崇与酬劳，让他在卸任副首相兼财务相之后依然能够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岸田来说，甘利明可能是党干事长这一职位唯一合适的人选。甘利明名义上属于麻生派，却祇是麻生的盟友而非下属。2009年的麻生内阁的时候，麻生、安倍、菅义伟、甘利就被人叫做“四人帮”，是支撑当时麻生政权的支柱，而在2012年底安倍内阁成立后，麻生、菅义伟、甘利明也是安倍政权的支柱，虽然几乎每年都会改组内阁，但这三人都是“不换品”，直到2016年甘利明因为受贿丑闻而被迫辞职，虽然之后将罪责推给秘书而逃脱法律制裁，但他这样的人，如果入阁必然会被在野党每天拿出来说事。如果不能入阁，必须要安排让其担任党高层，毕竟甘利明的地位以及这次总裁选举率先出来支持岸田，必须给予政治安排，那么党干事长就是最佳的位置。
高市早苗担任党政策调查会长，岸田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向安倍以及他背后的右翼势力示好，高市目前是右翼势力的代表，给予政调会长的位置，能够让她在政策制定方面，更多地体现右翼的意思。二是向高市表示感谢，毕竟如果没有高市作为“第三者”搅局，岸田即便能当选也会惊险连连。三是向安倍示好。这次总裁选举，虽然安倍支持高市而非岸田，但实际上起到了阻挠河野上位的作用，所以也必须给高市重要职位来“感谢”她背后的安倍。
福田达夫担任总务会长更体现了岸田的深意。总务会是自民党名义上的“最高决策机构”，政策调查会研拟的政策，最终需要通过总务会才能向政府提交，所以过去总务会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党内大佬出任会长。这次由“年轻”的福田出任，确实少见。福田身兼多重身份，首先他是当选才3次的非资深议员，众所周知，在这次总裁选举中，对即将到来的众议院选举有危机感的1-3次当选的议员，是支持岸田的对手河野太郎的最核心群体，让福田达夫担任总务会长，有安抚这部分人之意。但同时，福田达夫也是世家出身，是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孙子、前首相福田康夫的儿子，有了这个背景，资历再有问题，也很少有人会说闲话。再者，福田达夫也是来自最大派系细田派的议员，岸田重用福田，也是向细田派示好。
甘利明和高市都是具有自己的政策主张的强势的政治家，也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愿意像安倍时期那样党祇是官邸的“传声筒”，他们不一定会按岸田的意见行事。如果岸田和他们的意见一致自然无事，但如果有分歧，就会导致内部矛盾频发。
内阁人事更能体现岸田“顾虑”大佬和派系的意图。
留任外相茂木敏充，除了考虑政策延续性，还因为茂木在竹下亘去世之后，可能成为竹下派的新首领，自然是岸田拉拢的对象，留任防卫相岸信夫，自然因为他是安倍的亲弟弟。另一位留在内阁的萩生田光一也是安倍的左膀右臂。新任财务相铃木俊一是卸任财务相麻生太郎的小舅子，经济财政担当相山际大志郎也是麻生派的，同时和甘利明关系不错。岸田对重要人物的“顾虑”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