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大变局下香港面临的挑战
中评社香港10月8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天大研究院副院长伍俊飞、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李风、《超讯》总编辑纪硕鸣、香港新闻联副主席郭一鸣、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刘澜昌、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罗祥喜、副执行长陈耀桂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主持，与会者针对目前香港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以《大变局下香港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对思路》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伟峰：开场白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来，香港从大乱转入了治乱的阶段，现在，乱局已经基本遏止，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内部的乱源仍有待清理，外部的乱力仍有待抵御。治乱之后，如何推动香港复苏，并在新的时期实现自我超越，将是更大的考验。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谈及香港问题的时候指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认为，要达到上述目标，首先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痛定思痛之后，推动思想的解放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香港的智库应该为香港的前途贡献智慧与力量。
今次论坛的参与者都有非常相似的背景：青年时代在内地完成高等教育，长期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现在又致力于智库的运筹之中，可以说是香港最瞭解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最瞭解“一国两制”的来龙去脉、最瞭解香港民情民意的专家学者代表。你们的思想智慧，对香港的前途与命运而言，具有独特的、重要的参考价值。香港有你们真好！
李风：运用国安法彻底整治反中乱港组织
我个人感受是香港进入了从大乱到大治的阶段。香港形势向好转变，大家可以明显感受到，街头上的乱没有了，前年那些不可思议的、惊心动魄的暴乱没有了。这是反中乱港势力最后一次与国家的当面较量，且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英国、台湾的外部势力倾巢而出。好在中央拨乱反正，出手制定了《香港国安法》，把香港的局面完全扭转，令香港进入了重新起步的阶段，让社会慢慢走向正常。
香港的乱局被收拾了，但是潜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没得到解决，“硬对抗”没有了，但是“软对抗”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反中乱港势力的社会基础还非常坚实和顽固，随时会给香港带来新的破坏。然而，特区政府、建制派、商界、普通市民等社会各个阶层对此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纵然特区政府已经运用《香港国安法》抓捕和审判了一批人，关停了《苹果日报》，但这远远不够，不少反动势力的组织形态和基本成员还在，包括记协、《立场新闻》等，它们的立场和宗旨就是反中乱港，没有街头行动不代表没有行动，乱港分子还在暗中做着各种准备。因此，特区政府需要重视法律，运用《香港国安法》及其他法律，对反中乱港的组织结构和头面人物进行严肃整治。
港府须正确理解一国两制有为施政
接下来我重点讲讲特区政府的问题，香港的形势能否好转，香港能否沿着“一国两制”的正确航向前行，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关键在于特区政府。我认为，未能有为施政是特区政府最大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香港特区政府在正确理解和正确执行“一国两制”方面存在偏差，也就是中央所说的“变形”、“走样”。这个问题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接下来有三场重要的选举，我热切期待未来的特区政府和特首好好执行“一国两制”、好好执行中央的决定、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受损害。回顾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于2月印发，中央希望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特区政府没有完全理解中央的决定，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形势下提出修改“逃犯条例”，被反对势力抓住了机会，引发了一系列的动乱。从这个角度来讲，特区政府必须反思，有没有正确理解中央决策的出发点，有没有正确认识中央的决定，有没有正确解读中央的政策。
第二，特区政府没有摆正对内地的心态，始终抱有一种排斥和轻视。香港不少公务员看不起内地的发展，归根结底也是缺乏爱国情怀，或是对内地瞭解不足。我们举个例子，在疫情防控上，特区官员用消极的态度对待内地的做法，认为跟着西方走是正确的。可是香港想和内地通关，就必须与内地的防疫政策衔接。再比如中央对香港的选举制度进行完善，行政长官的最初回应竟然是，完全尊重中央对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主导权。祇是“尊重”，没说“执行”，没有意识到特区和中央是上下级关系。
这是未来中央需要重视的工作，需要加强对香港高级公务员的培训，让他们正确认识祖国的变化，认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内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培训不是短期的学习或走访，而是要长期而系统地学习内地的政治、法律、文化、历史、地理。
第三，特区政府欠缺执行力。黑暴初期，警方对于暴徒非常“克制”，祇驱赶不抓捕，养虎为患，甚至当时的政务司司长公开要求警方道歉，简直不可思议。疫情在香港肆虐已经一年半多，港府也不能完全将疫情控制住，虽然六七月出现了连续几十日的“零新增”，但由于没有进行全民检测，我们也很难断定是否真的“清零”。去年我在内地生活了很长时间，看到了内地政府的决心和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我非常感慨。可是香港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困局，部门之间互相推诿，不想承担责任，缺乏承担责任的意志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
第四，香港的政治生态问题。香港回归祖国24年来，出现的不少问题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二是多年来在选举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财力和精力。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它的优势不在于政治和民主，而在于金融、贸易、法治、人才。《基本法》赋予了香港循序渐进推进民主的空间，但这二十多年来，香港被西方势力牵着鼻子走，在选举和民主方面走了弯路，在选举上耗费了过多的财力和精力。
在新的选举制度下，不管是中央还是香港社会，都期待建制派能够转型。建制派以及香港的政治人物需要重新思考未来的路线和发展方向，思考如何忠实执行“一国两制”，思考如何建设香港，思考如何令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不能再以选举为诉求、想尽办法在立法会中占据席位。
总结来讲，香港整体上的形势已经雨过天晴见彩虹，未来如何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如何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仍然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郭一鸣：香港正在发生积极转变
我先讲两个现象，我参与管理的李兆基基金旗下做扶贫的家园便利店，从8月1号开始，港九新界13家分店每天营业额增长达到三成左右，也就是说基层市民的购买力有三成以上的增幅，家园便利店的会员都是基层市民，他们拿到第一期消费券非常高兴，购买日用品食品比平日更加舒爽，气氛非常热烈。
第二个现象，我们家楼下奥海城商场设有大电视直播东京奥运会，我每次经过都见到有很多人在观看比赛，男女老少、一家大小都有，一有香港运动员比赛，大家都很紧张，看到香港队赢了就欢呼尖叫，输了就顿足叹息，可谓团结一心。
这两个现象说明，香港社会的气氛正在发生积极的转变，这种团结、热烈、兴奋的气氛可以说是久违了。我相信看奥运比赛的观众有所谓的“黄丝”也有“蓝丝”，但此刻大家都是香港人，一起为香港队加油，十分难得。
以上现象是我们今天讨论如何解决香港存在各种问题的基础。如果社会气氛依然是压抑、沉闷，特区官员在记者会等公共场合依然一脸严肃紧绷，我认为很多事情都做不成的。近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放了一组照片，是她和多名管治班子成员在会议室观看奥运会比赛，为香港健儿夺得奖牌振臂欢呼，这对于不擅长与广大市民分享自己内心情感的林郑来讲，这是很难得的，说明她希望特首和高官与民同乐；还有财爷陈茂波也分享在茶楼推着点心车请市民吃虾饺的照片，非常接地气。这些都是转变。
特区政府的管治风格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港府8月2号宣布，所有政府雇员、医院管理局员工、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员工，以及中小学、幼稚园和特殊学校员工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要自费定期接受病毒检测。特区政府在抗疫方面被坊间批评不作为，特别在推动全民接种疫苗方面表现畏首畏尾，这个决定却令人眼前一亮。我一个月前在《大公报》专栏呼吁港府学习法国马克龙当局推行强制打疫苗的做法，现在特区政府真的这么做了。
特区政府正在“作为”起来，也可能与不久前的人事变动有关，李家超和邓炳强分别升任政务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为公务员队伍特别是管治团队带来了动力，原来的特区政府班子予人感觉各自为政，现在看起来有点队形了。
这些变化是一个好的趋势，是今天我们应该看到的积极一面，事实证明一点，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黑暴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但社会各方面的恢复好转可能比我们想像的更快，关键是要朝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情。当然，危机仍然存在，7月1日的刺警案就是一个危机警号，有些人仍然不死心，日后“孤狼式”的袭击可能还会发生，人心回归更是任重道远的复杂工程，但我们不要看得太“灰”，因为香港各方面的基础还在。
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把社会气氛的改善，转化成社会信心的重建。必须承认，社会上有不少人对于未来缺乏信心，而没有信心就没有未来。当务之急，一是希望特首十月份的施政报告回应市民诉求，提出实实在在的措施纾民困、宽民心、促发展。二是透过即将展开的三场重要选举，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选出贤与能，让广大市民看到新的变化、新的希望。
纪硕鸣：团结香港人心 纾缓认同危机
我先讲两个“没想到”，第一是没想到香港市面的转变这么快。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香港，坚强站起来！》，描述了我的感受：“去年离开香港时，闹市区不少商铺都拉下铁闸，经营不下去了。几个月以后回来，铜锣湾、湾仔的商铺都开着。祇是不少做游客生意的药店、金铺被换了下来，适合本地消费的茶餐厅、零售店更多了。走入大商场，人流也适合，消费环境非常舒适。”中央提出“内循环”，香港的“自我循环”也做得非常好。2021年香港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了7.9%，私人消费增长1.6%；到了第二季度，私人消费同比上升了6.5%。这说明香港人自我消化的能力非常强。
第二是没想到《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力度这么大。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七月份在讲话中，用了“立竿见影”四个字来形容国安法的效果。在香港看到国安法有这么大的实施力度、这么好的实施效果，确实是令人震撼的。
我认为在明显转好的社会氛围、国安法的强力实施和警方的高昂士气下，大规模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不会出现，“孤狼式”的袭击或是各种隐蔽的阴谋还是会有，但是影响社会整体发展的情况应该不会重现。我们回顾19年这么大的一场动乱，固然有反对派的操弄，同时也和当时的警方执法不力相关，暴徒冲击立法会，警方却全面撤离立法会大楼；暴徒冲击中联办，西区警署就在隔壁，却不马上出动警力进行保护；连暴徒包围警署都没有措施，以至于暴力愈演愈烈。
国安问题归根到底，是回归二十多年来香港一直没能纾缓市民对国家的认同危机。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国安法或是出动警队来解决。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9年的“黑暴”，都是认同危机的表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就像离家多年的孩子还有叛逆意识，需要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大环境的改变，对这些人进行心灵洗涤。
对香港发展的四个思考
我一直在想香港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接下来我谈四个思考。第一个思考，繁荣稳定和稳定繁荣。内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他对香港表述的却是“繁荣稳定”，繁荣在稳定的前面。邓小平为什么对香港用“繁荣稳定”？站在社会主义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永远是不稳定的，内地的逻辑是稳定了才会有繁荣；而资本主义因为强调自由，稳定可能永远是相对的。邓小平认为，在资本主义下，经济繁荣了，生活安定了，才会有稳定。繁荣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香港未来应该思考。
今年七一前，多个中央驻港机构联同特区政府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这是香港纪念中共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回归以来中国共产党这一话题在香港首次公开亮相。我认为，现在的香港是中央进行全面管治的香港，未来中央对香港的态度值得观察。如果香港要融入社会主义体系当中，那么现在在香港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地位、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认定共产党这个组织可能还不够；如果说香港还是要以“两制”的方式继续存在和发展，那么可能就要考虑，共产党在香港的“亮相”该“亮”到何种程度。
第二个思考，马克思主义强调打破一个旧世界，为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香港未来的“新”在哪里？香港未来是“一国两制”也好，“一国一制”也好，这个“制”到底是什么“制”？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曾经指出，香港可以思考一下，是否可以有一个“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你可以自己认定是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自己认定未来是香港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在马克思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中，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在补资本主义的课，香港可以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试验区。资本主义包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香港肯定离不开这四个要素，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二十四个字也涵盖了这四项，涵盖面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广阔。香港的管治团队不会在这个高度思考问题，但是中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一个理论之下推动社会的发展，未来香港那个“制”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我认为中央是需要思考的。
很多人喜欢从长期预判香港的发展，但是现在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很难预判长线，所以对香港我们还是要看短期，三五年内香港的金融优势、进出口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基本上还能保持。如果特区政府想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需要尽快抓住和充分发挥这三项优势，尽快让香港走出十字路口，让国际社会看到香港的优势，吸引资本。
现在我很担心香港人才流失的问题。香港的人才从三个方面在外流，一是不少中青年移民。二是在香港读书的“港漂”，香港没有留住他们的政策和环境，包括各种“派糖”他们都享受不到，他们在香港交税为香港奉献，但是政策的阳光没有普照他们，很多人不愿意留下来。另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特区政府把本地年轻人往外推，给予补贴让他们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错的，不如用这部分资金扶持香港的产业，把年轻人留下来。
第四个思考，香港成为新香港的主力军是谁？我还是要强调“新香港人”的概念，这次选举应该让新香港人脱颖而出，在政治舞台上发出他们的声音。新香港人是爱国爱港的中坚力量，他们既有内地背景，熟悉内地发展的战略，也在香港生活了很长时间，对香港有情怀。这一批能够在香港扎根的新香港人都是精英，无论是政治觉悟还是治理技能上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认为，启用新香港人，让他们在香港的治理中发挥作用，这是建设新香港的重要力量。
伍俊飞：香港的社团主义道路
谢谢社长，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关于香港大变局的研讨会，向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最近对香港社会转型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认为，从宏观层面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改革”两个字，其他的都是细节。
但是问题就在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现在香港的局面有点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陆面临的情况。邓公当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摸索出一条道路，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认为香港也要按照这个思路走，也要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很多观点认为，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施政，要一手硬一手软，硬的方向是搞法治建设，对反中乱港势力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软的方向是改善市民的福利、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等，让香港重新迎来一个黄金时代。然而，我对特区政府完成这些任务带有着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现在的权力结构跟港英时代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总督权力非常大，公务员也很听话，严格而专业地执行总督的计划。现在香港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完全同意李风老师的判断，就是人的问题是目前香港最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改变一群人的心态（mindset）和工作习惯。
理解香港现状可以对标的模式是什么？我认为最接近的可能是社团主义。在葡萄牙萨拉查（Salazar）执政时期，多党制被废除，立法的权力交给了来自经济和社会团体所派遣的代表，从而令未经过选举的社团掌控了政府决策的过程，其治国的基本思想就是精英政治。
在萨拉查执政期间，葡萄牙理性地在二战期间保持了中立，避免被卷入席卷欧洲的战争，维护了葡萄牙的经济繁荣，使葡萄牙的稳定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直到反殖运动兴起，萨拉查建立的社团主义体制才慢慢解体。社团主义亡于萨拉查对世界非殖民化运动的抵制，而不是该制度本身。如果说没有外力因素的话，这套体制或许还能维系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我们可以藉助萨拉查的社团主义来解释香港的现实，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差别。萨拉查体制的核心标志是一种比较温和的集权体制，如果要在香港实现这种模式，还差一样东西就是政府的权威，也就是说香港政坛上没有萨拉查这样有能力的爱国者。他既是法律专家，又是经济专家，还深受军队和纪律部队的拥护。说到底这也是人的因素，香港政坛现在就缺这样一个人。香港社会藏龙卧虎，可媲美萨拉查者，大有人在，遗憾的是都被部落小圈子排挤在政坛之外。
当前香港核心问题在于政府无为和社会不公
在这种判断之下，我们再来看目前香港面临的一些问题。在社会治安上，我同意大家的观点，总体上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即使出现孤狼式的恐怖袭击，也会得到比较好的处理。然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社会怨气仍然很重，传统的蓝黄“四六开”力量对比短时期内不会改变，除非有新的变数出现或是我们有新的方式来处理香港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一定要跟上，来消除社会的怨气。
香港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与社会怨气难以轻易消除也是相关的。社会对经济民生问题已经有了一定共识；中央也多次就土地房屋问题表态和发话，要求在2049年之前彻底消除劏房。然而，香港社会对更关键的问题仍未达成共识。目前香港最核心、最为棘手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无为，二是社会不公。这两个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但必须解决。祇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彻底扭转香港的局势。
至于香港未来的发展，无论是很多人推崇的麦理浩模式，还是我刚刚说的萨拉查模式，都建立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基础上。除了要加强法治建设、提高纪律部队的地位，还要培养有威信的政治人物，把香港带出乱局。软的方面，我刚才讲到民生问题方面社会已经有了一定共识，特别是土地问题。真正的阻碍还是要回到人身上，是人的政治意志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志，特区政府自然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事情肯定不难解决。
下一步，我认为公务员问题需要被重点关注。我建议修改《公务员守则》，例如《守则》内提到，“公务员必须以伙伴精神与政治委任官员通力合作”，这可能是最不合适的条款，必须尽快修改。政治委任官员和公务员很明显应该是上下级关系，英国的公务员守则也写明是上下级关系。
香港是中美冲突的缓冲区
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我们要把香港定义为中美冲突的缓冲地带，这是符合“一国两制”的，不仅有利于香港，也有利于国家的整体战略，还有利于国家和西方保持持续不断的交流。毕竟中美不可能真正地走向“新冷战”。我从几年前就开始讲，中美之间是一种平行交叉（parallel partners）的格局，两国存在激烈的对抗，也由于价值观迥异而不能融合，因此就像两条平行路径各自发展；但在经济、人文等方面有大量往来，构成交叉。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国家来讲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在政治上形成一套独特的混合体制，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混合起来；同时形成一套混合的经济体制，用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或是刚才有其他老师提到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改变目前经济上的垄断结构。这样能够比较充分地挖掘香港潜在的价值，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独一无二的作用。
除了我刚刚讲的政府无为和社会不公外，香港还需要解决民心的问题。“人心回归”是建立在解决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的。当初为什么许多市民认可普选？说白了也是因为社会不公，特别是中产阶级，想通过普选来改变社会不公的局面。虽然短期内普选不再构成一个制度选项，但是并不等于社会不公的问题就消失了，更不等于丧失民心的风险就不存在了。
因此我认为，在新一届特区政府班子产生后，要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社会不公的问题，祇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消除市民的怨气，才能够说服黄蓝比例中那六成市民成为爱国爱港人士。这是香港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基础。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