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当口，探索中国学术道路

　　中评社北京8月4日电／据光明日报报道，唐弢（1913—1992），原名端毅，笔名风子、晦庵、韦长等。浙江镇海人。作家，文学史家。16岁考入上海邮局任邮务佐，1933年起发表散文、杂文，曾参加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校。上海解放后，被选为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后进入高校、文化部门工作。1959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着有《推背集》《海天集》《文章修养》《晦庵书话》等，编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大家】　　

　　学术史上最令人心动的时刻，莫过于一位有积累的学者遇上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唐弢转向现代文学研究，恰值这样一个历史当口。
从郑振铎的遗愿谈起

　　唐弢赴京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故事，大概要从郑振铎先生的遗愿讲起。1958年10月18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先生，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郑先生生前有两个未曾完成的愿望：一个是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古本戏曲丛刊》此时刚刚出到第四辑，而何其芳建议的《古本小说丛刊》，尚未实施；另一个就是调唐弢进京，主持文学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郑振铎为何如此信任唐弢呢？这恐怕与二人的治学理念接近以及在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界的合作经历有关。

　　唐弢本名唐端毅，浙江镇海人，中学时便因家境窘迫而失学，但凭借刻苦自修考入了上海邮政管理局工作。唐弢的兴趣广泛，尤其对于野史杂着颇有心得，深受章学诚“六经皆史”思路的影响，对于文章的文脉章法也有细心的揣摩。20世纪30年代初，他投稿于《申报·自由谈》的一系列文章，酷似鲁迅的文风，迅速引起文坛关注，批判者将其作为鲁迅的一个新笔名加以围剿，称赞者惊讶于作者文字的老练从容，这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鲁迅本人也注意到了唐弢，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戏称：“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挨骂。”稍后，鲁迅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和自己相仿的阅读趣味，意识到了这个年轻人温和谨慎的外表下所包含着的和自己类似的炽热情感与鲜明爱憎。在有限的交往中，鲁迅给了唐弢极为坦率且有针对性的建议，如对自修外语的重视，对外国文学的有益补充，对长文章的驾驭和坚持，尝试撰写一部近代文网史，用现实的关切去引导和组织自己文史阅读的重心和方向，自然也包括对当下文坛活动和人事选择的斟酌……虽然在那个变动的时代中，这些建议并未能悉数落实，但对于唐弢的提升无疑助益良多。事实上，正是在鲁迅的提点和关照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唐弢已经成长为左翼文化阵营中一个较为成熟的战士。对于三十年代的文坛，唐弢是亲历者，对其成就和局限都有切实的体悟，诸如此后对文坛和研究界影响深远的“两个口号的论争”等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中国人向来有“知人论世”的传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向学术研究，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这种亲历者的优势是其他研究者无可比拟的。不过唐弢当时并未加入左联和中共，这同样出于党组织和鲁迅等人的关照。根据徐懋庸等人的回忆，鲁迅建议不要急于扩大左联盟员的范围，有些人留在组织之外，更便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为左翼事业贡献力量。党组织和左翼为了应对特务的邮件检查，多在邮寄信件和刊物时，请邮局的进步人士待检查结束、邮包封口之际再将材料放入；而来信则用“存局候领”的方式，确认无特务发觉，再安排人领取。在这个过程中，唐弢等人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弢曾写过一篇短文《同志的信任》，讲到鲁迅如何冒着风险保护和传递方志敏的信件和手稿，他说“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相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革命斗争时期的唐弢本人。

　　唐弢和郑振铎的交往在三十年代日渐密切起来。相对于唐弢的审慎周密，郑振铎更加热情直率，所有的爱憎均展露无遗。郑比唐年长十五岁，是名副其实的兄长，在进步文化事业中，两人愈发接近。尤其是鲁迅逝世后，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人以复社的名义，主持《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如此丰硕的著作，如此紧迫的时间，所有的审校者均是怀抱着对鲁迅先生的挚爱义务工作，唐弢正是其中的一员。每天在繁忙的邮务工作后，他来到编委会默默地校读，这个经历也是唐弢日后从事鲁迅作品辑佚及研究工作的开端。1944年，当鲁迅北平藏书将要出售的消息传到上海，为之奔走呼号最有力的是郑振铎先生，而受命北行去与朱安交涉阻止出售事宜的正是唐弢。这趟行程中，唐弢切实看到了朱安等人生活的窘境，听到了其发出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要保存我啊”的吁求，也彻底看穿了以“赡养老母寡嫂”为名滞留北平的周作人的冷漠和悭吝。正如有的研究者注意到的，唐弢的文学气质，实则介于周氏兄弟之间，从理智上，他钦佩和追随鲁迅的战斗精神，而文学口味则因其性情，更偏重于周作人的舒缓从容。北平之行在其情感上是一个分水岭。唐弢的“弢”字，本义为“弓衣”，既有内敛平和之意，又有深藏其中的激情与锋芒，在民族大义的激励下，他愈发贴近于鲁迅式的沉毅热烈、郑振铎式的爱憎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