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刘江永论日本今后的走向
中评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徐梦溪）今年9月3日，日本首相菅义伟突然宣布不再参选即将在9月17日举行的自民党总选举。这意味着9月30日本届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菅义伟将不再担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日本政局面向今年10月21日之前即将任期届满而举行的众议院大选，迎来多事之秋。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就此接受中评社专访，深入分析了菅义伟执政一年来的日本对华政策、涉台问题、日本政局及中美日关系走向，分享了对2021年最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的观察。
刘江永表示，未来日本往哪走？关键要看，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主导的日本政治权力中枢，即“安麻体制”能否得到延续。安倍晋三继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DNA，靠美制华，在全球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拉拢印、澳等国孤立中国；与“台独”势力相互利用；针对钓鱼岛排兵布阵……。
菅义伟执政一年来原原本本贯彻安倍的既定路线。如果说有变化有发展，也属于在既定轨道上的变化发展。菅义伟一直仰仗安倍所在的“细田派”、麻生派等党内主要派系支持掌权，但今年9月风云突变。在疫情蔓延中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并未得到日本多数民众支持，菅义伟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自民党内不少议员担心在菅义伟率领下将输掉10月大选。伴随9月30日，菅义伟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自民党内权力之争显露。菅义伟难以驾驭困局，与其承担逆风大选失败责任，不如提前“放弃”连选连任。
刘江永指出，参加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角逐的是，前外相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负责疫苗注射的现任“行政・规制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尽管民调看好河野，但在包括其所在的自民党“麻生派”都难以获得一致支持，更得不到最大派系“细田派”的支持。在安倍晋三支持下，右翼议员高市早苗高调竞选，这对岸田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10月大选的考验。
在岛内蔡英文当政、日本“安麻体制”依旧的情况下，日本对台政策可能走得更远。安倍以凭吊李登辉为由到访台湾完全是有可能的。李登辉去世后不久，安倍作为日本首相曾委托前首相森喜朗两次赴台追思并发去视频慰问。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日台断绝所谓“外交关系”50周年。每到这种年份，日本都可能出现破坏中日关系的活动，台湾当局也会借机显示对日关系的“突破”，给自己壮胆。蔡英文将在拒绝“一国两制”，维系海峡两岸分裂现状的同时，以美国为靠山，以日本为抓手，继续谋求渐进式的“和平独立”。不过，这些都难以得逞，他们手中可打的牌也会越来越少。
刘江永展望说，今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周年。20年来，中国大陆不断发展壮大并坚持和平发展；美国依靠绝对军事优势并联合盟国发动战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美军撤离阿富汗是最新案例。这必然对“台独”势力造成心理冲击。今年9月10日，中美两国元首通电话表明，拜登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有所不同，竞争中也会有对话、合作。这是日本现政府和台湾当局不愿看到的。菅义伟内阁面临执政末期，仍通过9月24日举行的日美澳印四国首脑峰会继续推进安倍提出的“自由与开放印太”并图将台湾嵌入其中，为日本下界新政府定调。
今年是中国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50周年，日本友人也为此做出过贡献。在新的历史关头，我们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来判断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中美两国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合作至关重要。在台湾问题上，防止以维护和平为名行渐进“台独”之实，不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信息。这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转圜，也有利于台海和平和中日关系的改善。
以下是专访全文：
刘江永：菅义伟执政以后，日本对华政策包括涉及台湾问题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人担忧，但我不认为是菅义伟内阁上台后政策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些都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及涉及台战略部署的延续。菅义伟内阁忠实贯彻安倍的既定路线，如果说有变化有发展，也属于在既定轨道上的变化发展。
其特点之一是菅义伟内阁的全面继承性。21世纪以来，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一直是安倍晋三所在的细田博之派（历史上的岸信介派）占主导地位，现有96席，是自民党内的第一大派。菅义伟在党内原本没有自己的派系支持，只能靠安倍、麻生等各大派系支持，加之菅义伟长期担任安倍内阁官房长官，曾参与安倍内阁决策，所以执政后必然忠实执行安倍的既定方针。另外，2013年成立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安全与外交决策机构，由首相、副首相、官房长官、外相、防卫相组成。菅义伟内阁的防卫相是岸信夫。他是安倍晋三的胞弟，也是日本和台湾当局之间联系最为密切的日本国会议员之一。所以，日本内阁决策涉及军事安全的部分实际上是由安倍的胞弟把持。在菅义伟政府背后实际操控的是安倍晋三及其巨大派系以及麻生太郎副首相。所以应该看到，现在日本当局的决策是在原原本本贯彻安倍的既定路线，如果说有变化，也属于在既定轨道上的变化发展。
特点之二是掌权的“台湾帮”在自民党内根深蒂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二战期间历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其骨子里极端反共并热衷于美化侵略历史，战后抱定美国反对中国大陆。岸信介原来是甲级战犯的嫌疑犯，后因美国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采取扶植日本对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而被释放，并于1957年在美国扶植下成为日本首相。战后日本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右倾化，推动修订并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主张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坚持支持台湾当局与中国大陆对抗，利用海峡两岸的矛盾、中国和印度的矛盾，孤立新中国等，这条路线现在基本都被安倍晋三继承了。
安倍晋三除了家族背景外，缺乏系统性的学术熏陶和正确的历史知识学习。但他们有自己的老师和教育系统。安倍晋三学习的都是他们的祖上“长州藩”，也就是日本现在的山口县那些“伟人的英雄事迹”。长州藩（山口县）是日本出首相最多的一个地方，迄今加上安倍一共出了8个日本首相，他们当政期间中日关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从日本明治维新到战败投降共5个首相，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侵华战争、吞并朝鲜半岛，殖民统治台湾，且占钓鱼岛等，几乎都和他们直接相关。战后3个首相都出自安倍家族，包括器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公佐藤荣作。安倍继承了他们的历史观、战争观、中国观。 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曾在和尼克松谈判有关归还冲绳的过程中，要求美方一定要写入朝鲜半岛发生问题对日本很重要，以及有关台湾的和平稳定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等内容，并且要求美国将钓鱼岛写入归还冲绳的范围。当时尼克松政府了解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海峡两岸和日本的立场不同，所以在这些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并未表态支持任何一方，也未同意明确写入冲绳返还协定，只表示交给日本的是所谓“施政权”。但战后第一次在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中写入了有关台湾的问题。佐藤荣作内阁的错误政策，严重组改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
特点之三是安倍兄弟台下台上表演充分。今年4月，菅义伟首相访美，和拜登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又一次涉及台湾海峡，而且将涉港、涉疆问题等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也写了进去。从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到现在安倍晋三和岸信夫，在政治上特别是涉台问题上堪称是隔代遗传。安倍也毫不掩饰，曾公然称自己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无独有偶，在时任首相佐藤荣作1969年访问美国时，岸信介到访台湾，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安倍晋三和岸信夫兄弟一个在台下一个在台上，如法炮制，鼓吹并参与日美与台湾展开安全对话，绝非偶然。这是目前的真实情况。至于菅义伟，我们可以把他就作为一个安倍替身的符号。正因为安倍和麻生认定他作为陪着安倍走了近8年的官房长官，是信得过、唯命是从的人，所以才把他拱上台。如果他不执行安倍路线和政策，可能马上就会下台。
特点之四是安倍更重视与台湾加强军事合作。安倍晋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曾有一位“国师”，就是已故日本外务省首任国际情报局长冈崎久彦。冈崎久彦曾在佐藤荣作执政时期就担任外务省情报分析官员，为佐藤访美等活动起草过讲话文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他和当时日本外务省亚洲局观点不同，反对与台湾当局断交，同新中国政府建交。其后，冈崎在日本外务省一直属于右翼战略派的另类，但一直与安倍情投意合。
冈崎曾宣称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海峡两岸统一，中国的潜艇就会毫无阻拦的进入东海，控制南海的入海口。东海水不深，如果中国潜艇在这个地方出现，日美一清二楚，声纳监听可以锁定，但如果台湾和大陆统一了，中国潜艇就可越过台湾，进入太平洋深海。这样中国的核潜艇就可能发挥作用。这些观点都对安倍及防卫省产生了重影响。安倍晋三和冈崎久彦还合出过《保卫这个国家的决心》一书，实际指的就是台湾。冈崎久彦于2014年去世，但冈崎久彦研究所作为安倍青睐的国际问题智库依然存在。
在安倍晋三和岸信夫的推动和参与下，目前日本早已不满足于同台湾之间的“民间实务”关系，而是通过执政党、议会等渠道重点针对中国大陆商讨军事安全对策。其出席人的层次、积极性和频度都有超过美台之势。迄今美国没有前总统出席美台安全对话会，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台之间也没有，而现在安倍晋三则高调出席美日与台湾的线上安全对话会。不到1个月，今年8月27日，自民党外交部会和国防部会会长又主动与台湾民进党相关“立法委”，在线上举行了所谓执政党“2+2”安全对话会。双方明确将中国大陆视为“威胁”，主张在军事上联合应对，增强威慑力。这些动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还是第一次。
刘江永：菅义伟原企图继续仰仗安倍所在的“细田派”等党内主要派系支持其连任自民党总裁，但风云突变。在疫情蔓延中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没有得到日本多数民众的认可，菅义伟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加之在横滨市长选举等地方选举中自民党推举的候选人先后螺旋，党内不少议员担心在菅义伟率领下将输掉未来的大选。为继续博得“安麻”的支持，他不得不启用新人接替二阶俊博出任自民党干事长，但又找不到愿意或有能力接替二阶的人选。于是，菅义伟与其承担逆风大选失败的责任，不如提前“放弃”连选连任。
参加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角逐的是，前外相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负责疫苗注射的现任“行政・规制改革”大臣河野太郎。无论谁当选自民党总裁，都将马上面临10月大选的考验。从总体上看，若河野太郎当选自民党总裁，对维持现有自民党在国会的多数议席地位或许相对有利，而高市早苗若上台则相反。
然而，尽管民调大多看好河野，但他在“麻生派”内未能获一致支持，更得不到最大派系“细田派”的支持，只能更多地借助“二阶派”“石破派”及一些年轻议员和无派系议员支持，并可能分散岸田在地方“党员、党友”方面的选票。曾在自民党总裁选中获得地方党员多数票的石破茂，作为党内“小派”领袖而不足以抗衡“安麻体制”，目前只好倾向于支持河野，并在雌伏中等待时机。
岸田文雄表示，他若能当选，将以“倾听国民心声”为宗旨，以应对新冠疫情为第一要务，同时努力通过追加相关预算振兴经济，通过税制调节等保持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平衡，缓解贫富不均问题，避免出现类似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所造成的金融泡沫与贫富差距。同时，它会促使党政领导相对年轻化。正因如此，岸田很难得到安、麻等人支持。他之所以再度挑战参选，主要是寄希望于地方“党员、党友”的选票。
安倍内阁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属于无派系的安倍铁杆亲信，内心或许期盼会像菅义伟那样，一举成为自民党总裁，并将继承安倍内阁的政策，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针对中国大幅增加防卫费，加强所谓“经济安全保障”措施，并将根据安倍意图让二阶俊博靠边站，加强与台湾当局勾连。高市早苗在国际形象就是“女版安倍”。她若上台必将导致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日本政局也将持续动荡。
刘江永：未来日本政局与国家战略走向息息相关。日本往哪走？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如何？关键要看自2006年以来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在日本政治中枢占统治地位，即“安麻体制”能否得到延续。安倍首次执政时麻生是外相；安倍辞职后，麻生做了约一年的首相；安倍第二次执政后，麻生一直担任副首相；安倍去年辞职以后，麻生至今仍然是副首相兼财相。他和安倍最近发表了关于日美共同保卫台湾的错误言论，均有必然性。因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都不是由他们签署的，他们骨子里并无诚意遵守，对其中承认侵略历史并表示反省等内容心怀抵触。安倍虽再度因病辞职，但依然活跃在政坛，麻生年事已高，但身体尚佳而无退意。不排除他们通过菅义伟过渡几年并为岸信夫、小泉进次郎等人接班铺路的可能性。日本政治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必然反映在当前和未来的对外关系方面。对此，最近日本前外务事务次官田中均公开抨击称，安倍、菅义伟执政9年来，搞得“不说明、不说服、不负责”的“三不政治”将搞垮日本，号召不投票支持自民党。
安倍晋三继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DNA，靠美制华，在全球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拉拢印、澳等国孤立中国；与“台独”势力相互利用；针对钓鱼岛排兵布阵……。前不久，菅义伟、麻生太郎、岸信夫、安倍晋三等日本政要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表明目前日本高层，即国安会（NSC）在相关问题上已达成共识，确定下基本的方针政策。这实际上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回归佐藤荣作外交政策轨道，并有所发展，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外交基调的一种倒退式修正，背离了当年自民党主流派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的对华政策。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倾向的实质、根源和危险性。安倍晋三、岸信夫、高市早苗等人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菅义伟过去不去参拜，但任首相后却效仿安倍，以献贡品方式间接参拜。据曾协助安倍2006年实现访华的时任外务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披露，安倍当时就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模糊战略”，如果中方仍不接受其访华，他将正式参拜，把参拜作为一张牌。
无论谁当选自民党总裁，自民党在今年10月大选中都难以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席，也不太可能像安倍那样热衷于“任内修宪”。或许正因如此，身体康复后的安倍此时也不会再度参选上台，而宁愿继续“垂帘听政”。不过，大选后，日本自民党内矛盾将上升，“安麻体制”的向心力也可能相对削弱，加之中美对话、中俄联手，日本外交将面临新的选择，一意孤行，同中国对抗，染指台湾，必遭失败。
中评社：具体来看，日方在《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台海局势稳定”的重要性，同时明确了日本自卫队将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直接派出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实施武力干涉”。日方这么做有什么目的？
刘江永：日本《防卫白皮书》是岸信夫出任防卫大臣后首次发布的一部防卫白皮书，体现了他的一些基本考虑，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新版防卫白皮书提及台湾问题与日本领导人最近涉台言论口径基本一致，表面上都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也亮出日本将配合美国武力介入“台湾有事”的强硬立场。其目的是对中国大陆构成战略威慑，为岛内“台独”势力打气，坚定美国军事干预台海的信心，而非简单地追随或讨好美国。
另外，与以往不同的是，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封皮设计。过去一般是表现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是一些抽象的几何图形，去年是一个粉红樱花色的图面，似有尽量淡化军事色彩给国际社会刺激的考虑。但今年这一版防卫白皮书完全撕掉了以往面具，封皮上放了日本一位中青代的水墨画家所绘的14世纪日本“战神”——楠木正成。镰仓幕府后期日本发生内战，进入南北朝时期，楠木正成是失败一方最重要的战将，被称为“战神”。他在明知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了效忠他所拥立的天皇而出战，不惜与敌同归于尽。他留下了一句话叫“七生报国”，就是轮回七次也要报效国家和天皇。
所谓“七生报国”的思想，后来被安倍原籍长州藩鼓吹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明治维新推手吉田松阴继承，一直延续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成为日本皇军的精神动力之一。在美国的综合实力相当于日本的10倍的情况下，东条英机仍坚持对美开战，认为日本有强大精神力量，可通过偷袭方式一举摧毁美国海空力量，进而拿下东南亚。当时日本特别神风攻击队宣扬的也是“七生报国”精神。因此，战后有关楠木正成的记载一度被日本教科书删除，以至于不少日本年轻人并不太了解这些历史。而这次楠木正成身跨战马的武士形象被搬到了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封面上，此举表达的意向值得国际社会关注。
麻生太郎今年7月5日扬言，台湾如果发生大问题的话，很可能与日本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有关，美日一定要一同“防卫台湾”才行。岸信夫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什么样的事态会成为“存亡危机事态”，实际上将视发生的个别具体状况进行判断。7月29日，安倍晋三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发生台湾事态，无疑将成为和平安全、法制上的“重要影响事态”，若对美国行使武力，也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
这里涉及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存亡危机事态”，另一个叫“重要影响事态”。这是在原有“武力攻击事态”以外新增加的概念，给予自卫队更多行动方式和介入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日本法律用语，出现在2015年安倍内阁在国会强行通过的所谓新安保法之中。具体讲，是在修订后的《自卫队法》中提出这些概念，并规定了日本自卫队根据对事态的定性可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
作为日本法律用语，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指，和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别国受到武力攻击并因此威胁日本的存亡，国民的生命、自由及谋求幸福的权利明显有从根本上被颠覆的危险事态。如果中国大陆攻击介入台海冲突的美军，日本就会认定这是对本国构成的“存亡危机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新修订的自卫队法第76条第规定，经日本国会批准后自卫大臣就可派遣自卫队参战。也就是说，虽然日本没有受到攻击，但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国若在台湾海峡或朝鲜半岛等日本周边受到攻击，日本同样将出动自卫队。麻生脱口而出的是这个概念。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日本政府实质上把台湾认定为“国家”，即使美军不介入，日本也可能认定海峡两岸冲突涉及“存亡危急事态”而直接军事介入。
安倍提及的可能构成“重要影响事态”，在日本法律上是指如果放任不管，就有可能对日本直接形成武力攻击的事态。日本如果认定坐视台海冲突可能出现本国受到直接攻击的危险，根据自卫队法第84条第5项就会出动自卫队提供后方支援物品、劳务或参与海上搜救，而未必直接参与联合作战。
实际上，这些是安倍内阁在未能修宪情况下，通过修改子法架空宪法，为自卫队在海外特别是针对台海行使后方支援甚至直接参战奠定的国内法基础。当然，如何界定究竟是“存亡危机事态”还是“重要影响事态”，则完全由届时的日本政府特别是防卫省做出判断合解释，而非只根据法律条文便可断定。实际上，2015年日本相关法律修订后，日本便开始给出了一些假设场景并制定行动预案和军备发展计划，对外显示强硬立场，利用日美军事同盟及多边安全合作抗衡中国大陆。2019年，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便指出，这与钓鱼岛问题相关，是很危险的。因为“战后首次出现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对峙状态。”
安倍执政期间，利用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的领土认知争议，进一步制造“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厌华民族主义情绪，并把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力量部署延伸到台湾脚下。在日本“台湾帮”掌权期间，根据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新安保法和2018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日本正逐步推进和落实。这包括自卫队在距台湾最近的与国岛、石垣岛等4个岛屿部署军事基地，争取2025年之前在与国岛部署电子作战部队。从长远看，这将对中国台湾地区本身构成潜在军事威胁。
另外，日本为在军事方面应对中国，已不拘泥于美日双边安全条约框架和日美同盟，而是要搞“日美同盟+N”的多边安全网络，以及众多的所谓“2+2”双边安全机制。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所谓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综合地缘战略，矛头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甚至图谋将台湾也镶嵌入其中。日本还企图在美澳日印四国机制基础上联合东盟；利用明年韩国总统选举，期待反对文在寅的势力上台后加入日本主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日本的战略触角已伸到欧洲的北约，今年7月促使波罗的海三国参与印太构想，试图形成日美欧政军大联盟。在双边安全合作方面，除日美同盟外，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与英、澳、印、加、法国等国，在深化双边安全合作方面取得进展。所以不难看出，新版防卫白皮书所透露的信息与日本“安麻体制”的基本战略思想相吻合。菅义伟是实现安倍既定战略方针的忠实执行者。
刘江永：他释放这种信息不是第一次了。就家族史而言，安倍家族是同台湾有几十年交往的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自岸信介时代起，安倍晋三和岸信夫从小便和台湾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安倍晋三认为，李登辉是世界上最爱日本的政治领袖。李登辉任内曾搞“两国论”，卸任后访日时曾参拜靖国神社，还发表钓鱼岛“属于日本”的谬论，正是安倍对华战略目标的代言人。这在台湾岛内曾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安倍也曾拜访过李登辉，可以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登辉过世后，安倍因担任首相而难以赴台，但拜托其政治靠山、前首相森喜朗两次赴台凭吊并带去安倍的致辞视频。
日本自民党内的“台湾帮”通过所谓“议员外交”“政党外交”，与台湾当局进行“安全对话”，其中包括共商如何联手抑制中国大陆，并不断彰显台湾是一个所谓的“主权独立国家”。菅义伟内阁的所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绝非认同两岸和平统一，实质上不排除助台“和平独立”的选项。这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注定是徒劳的。
近年来，安倍晋三与蔡英文一致通过各种方式互秀关爱，渲染日台的亲切感，同时制造对中国大陆的厌恶感，不断利用日本国内舆论给民众洗脑，意在形成对华“民意牌”。菅义伟内阁积极支持台湾加入世卫大会；麻生在日本国会称台湾是世界上防疫最好的“国家”。日本一方面攻击中国大陆搞“口罩外交”“疫苗外交”，另一方面又在安倍提议下向台湾赠疫苗，送秋波，充斥着政治利用的意味。日本媒体也受日本政府的影响，为蔡英文提供正式采访等宣传机会。例如，日本畅销月刊《文艺春秋》今年9月便刊登了船桥洋一采访所谓“台湾蔡英文总统”的长篇报道，不仅一口一个“总统”，称台湾时防疫“模范国”，而且竭力攻击中国政府，宣扬坚决拒绝“一国两制”，表示台湾可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发挥重要的关键角色作用。
前不久，日本国会的“台湾帮”还举行了一场视讯会议，日美国会议员与台湾民进党要员讨论台海安全问题。安倍晋三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会场上与美日两国国旗并列高悬青天白日旗，明显在搞“两个中国”。所以今后安倍赴台吊唁李登辉是完全有可能的。蔡英文当局也会邀请安倍访台。时机有可能选在日本疫情缓解后或明年李登辉过世两周年时找个机会去台湾，双方当面讨论台海安全及涉港话题等。不过，安倍之流的做法难以得逞，他们手中向中方打的牌也会越来越少。
中评社：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日本的对台政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刘江永：中美关系现在确实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总体来讲，美国和日本不完全一样，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也不完全一样，中美日三国关系正发生一些变化。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日实力对比发生战后以来又一次重大变化。10年来，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中国成为有可能取代美国的全球地位的唯一大国，美国必然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日本大多认为中美战略矛盾将长期存在，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应防止中美对立加剧而引发军备竞赛，但安倍及菅义伟内阁则积极利用中美矛盾，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动争取美国协防日本并介入南海。
拜登执政后，他们担心美中接近，希望拜登政府继续贯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日本并非简单追随或为讨好美国而推行对华强硬政策。面对趋于衰落的美国和日益壮大的中国，日本开始向欧洲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去年安倍内阁便安排了今年5月以来日本同法、英、德等国军舰在东海、南海，与美日印澳等国分别进行联合军演，重点是今年8月至9月英国伊丽莎白号航母舰队在东海和日美进行海空联合训练，向中国秀肌肉。
拜登执政后，中美战略竞争可能持续存在，但竞争不一定是对抗，更非冲突。竞争中的同样可以有合作。美日两国内都有懂事理的有识之士，主张客观认识中国，积极对话合作。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历史上的德国。中国作为过去曾经是受过殖民统治的东方古国，有自己的文化道德和价值体系，其中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中国作为饱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新中国之后，没有用报复手段对付任何一个曾经欺负过中国的国家，而是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外交。中国不会将本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模式和政治意志强加于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善良的中国百姓收养了许多日本的战争遗留孤儿，把他们抚养成人后又送回故乡；为使子孙后代不再发生战争，我们提出中日世代友好，日本友人也发誓世不再战。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提出“一国两制”。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是软弱可欺的。即便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但面对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美国，中国人民志愿军照样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外部势力妄图军事介入台海，支持“台独”，都将作为不义之战尝到更大苦果。
今年是中国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50周年。日本友人也为此做出过贡献。在新的历史关头，我们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来判断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中美两国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合作至关重要。在台湾问题上，各方保持理性、合理的选择，不仅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转圜，也将有利于台海和平和中日关系改善。
刘江永：历史上大航海时代以来的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等，几乎所有列强都是在不义之战中走向无法挽回的衰落。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似乎是个例外，它靠战争崛起。其实，美国与中日两国相比，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中国乾隆盛世、日本德川幕府闭关锁国时，北美13州才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如果说战争帮助美国崛起，一是由于本土没有发生外敌入侵的战争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靠向海外出售军火，发了战争财；二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胜利是因为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站在一起，是正义之战。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战后的美国因战争而劳民伤财，走向衰落与朝战、越战、阿战不无关联，后遗症长期存在，因为这些都是不义之战。
二战后以来，美国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和2001年至2021年的阿富汗战争，尽管美国依靠多国联军介入，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只好撤军。这是因为美国无能或军力不够强大吗？不是，而是因为这些战争都是入侵别国并企图扶植亲美政权的不义之战。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在二战中加入反法西斯阵营的是正义之战，铲除了不得人心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所以战后和平占领日本、德国后并未遇到当地的军事反抗。战后以来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败是，误以为依靠绝对军事优势征服别国，建立亲美政权并与美结盟的模式，可以在复制到其他国家。这导致美国在朝鲜、越南、阿富汗出兵——失败——再增兵——再失败，大批年轻的美国士兵葬身海外。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军事支出总计超过2万亿美元，平均每天花费超过3亿美元。美国在阿驻军曾高达80万，接至撤军前死亡2461人，受伤20744人。美国武装了30万阿富汗军队却打不赢塔利班，迅速缴械投降，最终美军是被赶出阿富汗的。
中国古人早就明白“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21世纪又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企图通过绝对军事优势和军事同盟体系为所欲为，主宰世界，结果必将适得其反，产生高成本、低安全的安全异化。
拜登对美国国内表示，从阿富汗撤军的理由之一是集中精力应对同中国的竞争，但他9月10日在和习近平的电话通话中则强调，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如何互动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美方期待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加强沟通合作，形成更多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领导人和政府则未紧跟美国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两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台海、东海、南海碰撞呢？难道两个核大国会在某个二战战败国或“台独”势力挑动下发生武力冲突吗？我们不排除有这种狂妄假设的人，所以美国要十分小心。一场“高烈度”“高风险”“高成本”的战争绝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这也许会是美国的最大共识。任何外国势力军事干预台海或对中国发动战争，都将是不义之战，下场会更惨。中国也将为此付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那么，日本可以从中渔利，趁机崛起吗？更不可能。因为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日本缺乏地缘战略纵深，若日本右翼鹰派狂人不知深浅，一意孤行挑起战事或介入台海冲突，必将比二战下场更惨。这绝非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的选择。
企图通过美日甚至更多国家向中国秀肌肉，或以军事手段压服中国只能适得其反，彻底失败。上世纪50年代，美国企图通过建立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多边政治、军事集团和双边同盟网围堵遏制中国，但最终破产。日本人的长处是注重细节，短处是不善于做出大战略的正确判断。如今，日本当局似乎又在复制美国50年前就失败的对华地缘战略，其基本套路是：外交开路，军演跟进，“2+2”统领。今年7月以来，茂木敏充外相先后出访立陶宛等欧洲国家、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兜售“自由开放的印太”；防卫相岸信夫则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与英国防长推动军事安全合作，接纳英国航母进入日本港口。目前日本应用于新冠疫情防治、经济振兴、防灾建设、核事故污水处理的财政资源却被投入针对中国的军事、外交战略消耗，其结局可想而知。
刘江永：中美两国如何在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妥善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外交艺术。中美两国如果能多沟通，多对话，少对抗，避免冲突和战争，这无疑是世界的福气。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中美可以就包括东海、南海、台海、钓鱼岛归属细节等，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减少误判，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看到，拜登执政后不时会说错话，中美之间的原有矛盾依然存在，但拜登与不断加剧中美矛盾的特朗普、彭佩奥不同。他任命善于与中方沟通的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担任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同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保持积极对话，达成一系列共识。他还任命比较了解中国和日本的坎贝尔担任印太事务协调官，以利过滤和平衡各方情报和政策。坎贝尔上任之初建议，中美双方各让一步，减少对抗，增加对话。此外，他在一些场合表示，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拜登政府情报系统历时3个月的调查并未得出结论，虽对中国颇有微词并拒绝国际社会对美国进行病毒溯源，但未像特朗普那样竭力甩锅嫁祸中国。美国社会整体对华印象不好，但并非固定不变。美国经济界亟需从与中国脱钩转向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一些熟悉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也希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与美国共和党支持者相比，民主党支持者对中国印象相对正面，但仍需增加对中国防疫、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真实现状的了解。中国也需继续向美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的历史转折关头，最终要的是我们要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得更好，以力自保，以德治世。在坚持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大原则的前提下，要特别注意外交外宣技巧，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以及对个人的尊重；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来判断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中美两国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我认为，关键是中美两国要正确把握两国关系前进的方向和航路。关于全球安全，中美需要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方面，就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加强对话，争取形成共识。从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角度看，21世纪中美两国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共同维护《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战后国际法基础和国际秩序，共同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防疫等方面加强可持续的务实合作。
就中美日关系而言，要防止冲突，谋求改善，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在台湾问题上各方保持理性、合理的选择，坚决阻止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这不仅有利于台海和平，也有利于中美、中日关系稳定。第二，中方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要善于澄清争议，而不能简单地“搁置争议”，不能让它成为引爆日本反华民族主义的起爆器和中日军事冲突的导火索，这一点具有战略意义。
中评社：明年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们应如何理解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做出的承诺？
刘江永：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两国政府和领导人、两国人民和有识之士，在50年前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选择，就是结束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当年日本的田中角荣内阁执政以后，改变了佐藤荣作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政策，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当时辅佐田中角荣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日本的外相是大平正芳。他是日方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位功臣。田中、大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作为低级士兵和官员被派到中国，知道日本在中国做了坏事，战后积极主张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日本政治家，他们勇于面对来自日本国内“台湾帮”的压力和包括台湾当局在内的各方牵制，抓住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破冰的时机，执政后便访问北京，一举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可以说是为了子孙后代，打开了中日关系前进的道路和交往的大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经济、外交、人员往来取得长足进展。
其实，中日两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当时也存在，不过在两国领导人及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较为妥善解决。在邦交正常化半个世纪后出现不愉快或危险倾向主要是由于，当年在日本执政内的田中、大平等自民党内主流派系已分崩离析，而当年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湾帮”的派系传承人则成为目前日本政治权力中枢的支配力量。这背后是一个日本权力转移的结构性问题，是日本现任政权背叛了大平政权以来的自民党的对华友好合作政策。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谈判时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台湾问题，包括日本必须和台湾当局断交才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联合声明中体现了中方的这一原则立场，也体现了日方在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下采取一种明智的选择或者说不得已的表述。在正式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
由于当时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的自民党内有“亲台”势力反对，关于如何表述涉台立场成为日方的一个难题。日方内部意见不一，所以最初表示，“理解和尊重”中方立场，而非“承认”。中方并未接受，这就让日方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大平正芳与田中角荣商议后决定再补充上一句话，即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这是日方的最终方案。
周恩来总理看到这个方案认为可以接受，请示毛主席后马上拍板。因为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窃取于中国之一切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同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浴血奋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中国的立场。所以新中国政府仍强调《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的有效性，以及法律上继承的正统性。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这一点，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是中日之间有效的国际法文件，正式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了《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所赋予的所有权利。其后，联合声明又经《中日和平条约》确认，从而确立起战后日本应该遵守的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根基，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本曾有人认为，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未写明承认中方关于台湾归属的立场就是没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如上所述，中日双方已通过联合声明确认了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等于承认台湾归还中国，而且时任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已做过这种解释。
大平正芳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后，于1972年9月29日在中国民族文化宫正式宣布，日本对照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经纬，台湾已归还给中国，日本和台湾的官方关系就此失效。大平回国后又在日本第70届国会上发表外交演说称：“对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经纬，台湾根据这两个宣言的意向应归还中国，这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我国政府不变的立场。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的政府立场’，即是表明了这种见解。”
我认为，中日两国应该重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当中这些点睛之笔。同时也要看到，日本当前的这些问题不是突然地出现，实际上是曾对大平正芳施加种种压力的人的后代们成为当权派造成的，中日关系必然渐行渐远。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日双方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现在，中日围绕台海局势和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则出现军事对抗的征兆。日本政府不仅根本不承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和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或默契，而且在甲午战争后首次拉拢美国协防钓鱼岛，主动领跑带节奏。
从 安倍到菅义伟，日本让三届美国总统、美国国会，都支持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5条。日本防卫省同时利用这一矛盾，在西南诸岛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这种军力部署不只是针对钓鱼岛，也是针对台海局势。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日台断绝所谓“外交关系”50周年。每到这种年份，日本都可能出现破坏中日关系的活动，台湾当局也会借机显示对日关系的“突破”，给自己壮胆。
日本外务省也许会解释称其政策没有改变，日本和台湾是民间务实关系，但上述日本政要的言行明显有违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相关承诺，根本没有尊重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这实际上也是对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努力和贡献的日本前领导人、外务省前辈和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背叛。在中日邦交正化50周年之际，我们若只满足于举杯祝酒，而不不善于澄清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与法理，客观上就会放任日本以错误信息进行单方面洗脑，结果必然导致日本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保护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也要保卫台湾，从而给中日关系埋下更大隐患。
刘江永：这涉及日本的国家战略问题。明治维新后，正是由于日本的国策错误和对外扩张战略，导致其走上霸占台湾，侵略中国大陆的历史歧途。当年日本陆军创始人、时任首相山县有朋曾提出两项基本治国方针：一是针对中朝俄等邻国增强军事力量；二是加强教育，实际上是通过“教育敕语”等进行军国主义洗脑。目前，日本受国内外因素制约难以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但日本的国家战略似已出现重走历史老路的迹象。安倍内阁与山县有朋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不仅通过2018年防卫计划大纲针对邻国加紧增强军备，而且在教材中恢复了1948年被废除的《教育敕语》。今后日本的这种国家战略倾向不做根本转变，日本对华政策做出战略调整的可能性不大。
去年以来，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相互配合的重点问题之一是香港局势，今后还会一唱一和，但高潮已过。香港国安法出台后，香港的民主法制、经济繁荣和社会秩序都恢复正轨，“一国两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关乎中国的完全的统一。正因如此，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的日本一些政客，去年以来不断就香港问题配合台湾发表有损中国大陆的言论，并利用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矛盾加日英军事合作，有向准同盟关系方向发展的趋势。今年3月，日英双方已有两次以上的防长通话和视讯会议，双方讨论了英国参与印太安全合作。近年来自卫队推进多边军事安全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在台海局势、钓鱼岛方向形成多国对华威慑态势。
今年秋季日本大选后，如果安倍、麻生仍控制自民党权力中枢，一些右翼政客可能占据党内和政府要津，日本内外政策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日本政府“购岛”10周年，日本一些人很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在岛内蔡英文当政和日本“安麻体制”依旧的情况下，日本对台政策似乎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作为一个新变数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信赖程度若下降，势将进一步依靠日本，这可能造成中日矛盾上升。其实，美军如此狼狈地撤离阿富汗也对日本当政者造成心理冲击。自卫队派出的运输机因喀布尔机场治安混乱，只好无功而返。目前，新冠疫情在美国、日本不同程度地呈现反覆蔓延之势，美日各自国内矛盾、难题在增多，领导力和向心力可能下降。中美关系若出现改善趋势，自然是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不愿看到的，他们仍会把各自的战略建立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基础之上。但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疫情严重影响世界经济，而中国疫情控制与经济增长有目共睹，日本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回升至关重要。中日关系也有在一定条件下物极必反、转向改善的巨大潜力。
中评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徐梦溪）今年9月3日，日本首相菅义伟突然宣布不再参选即将在9月17日举行的自民党总选举。这意味着9月30日本届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菅义伟将不再担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日本政局面向今年10月21日之前即将任期届满而举行的众议院大选，迎来多事之秋。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就此接受中评社专访，深入分析了菅义伟执政一年来的日本对华政策、涉台问题、日本政局及中美日关系走向，分享了对2021年最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的观察。
刘江永表示，未来日本往哪走？关键要看，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主导的日本政治权力中枢，即“安麻体制”能否得到延续。安倍晋三继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DNA，靠美制华，在全球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拉拢印、澳等国孤立中国；与“台独”势力相互利用；针对钓鱼岛排兵布阵……。
菅义伟执政一年来原原本本贯彻安倍的既定路线。如果说有变化有发展，也属于在既定轨道上的变化发展。菅义伟一直仰仗安倍所在的“细田派”、麻生派等党内主要派系支持掌权，但今年9月风云突变。在疫情蔓延中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并未得到日本多数民众支持，菅义伟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自民党内不少议员担心在菅义伟率领下将输掉10月大选。伴随9月30日，菅义伟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自民党内权力之争显露。菅义伟难以驾驭困局，与其承担逆风大选失败责任，不如提前“放弃”连选连任。
刘江永指出，参加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角逐的是，前外相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负责疫苗注射的现任“行政・规制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尽管民调看好河野，但在包括其所在的自民党“麻生派”都难以获得一致支持，更得不到最大派系“细田派”的支持。在安倍晋三支持下，右翼议员高市早苗高调竞选，这对岸田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10月大选的考验。
在岛内蔡英文当政、日本“安麻体制”依旧的情况下，日本对台政策可能走得更远。安倍以凭吊李登辉为由到访台湾完全是有可能的。李登辉去世后不久，安倍作为日本首相曾委托前首相森喜朗两次赴台追思并发去视频慰问。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日台断绝所谓“外交关系”50周年。每到这种年份，日本都可能出现破坏中日关系的活动，台湾当局也会借机显示对日关系的“突破”，给自己壮胆。蔡英文将在拒绝“一国两制”，维系海峡两岸分裂现状的同时，以美国为靠山，以日本为抓手，继续谋求渐进式的“和平独立”。不过，这些都难以得逞，他们手中可打的牌也会越来越少。
刘江永展望说，今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周年。20年来，中国大陆不断发展壮大并坚持和平发展；美国依靠绝对军事优势并联合盟国发动战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美军撤离阿富汗是最新案例。这必然对“台独”势力造成心理冲击。今年9月10日，中美两国元首通电话表明，拜登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有所不同，竞争中也会有对话、合作。这是日本现政府和台湾当局不愿看到的。菅义伟内阁面临执政末期，仍通过9月24日举行的日美澳印四国首脑峰会继续推进安倍提出的“自由与开放印太”并图将台湾嵌入其中，为日本下界新政府定调。
今年是中国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50周年，日本友人也为此做出过贡献。在新的历史关头，我们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来判断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中美两国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合作至关重要。在台湾问题上，防止以维护和平为名行渐进“台独”之实，不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信息。这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转圜，也有利于台海和平和中日关系的改善。
以下是专访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