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为何与大陆脱不了钩
【摘要】台海两岸之间，由于各种先天条件的约束和后天形势的推移，祗要依循成本效益的法则运作，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必然和大陆高度相连，不仅无法脱钩，还可能越连越紧。展望未来，除了前述先天条件约束和后天形势推移之外，有三个因素会进一步让台湾经济与大陆市场脱不了钩，它们分别是“十四五规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
壹、前言
海峡两岸分治之后到1980年代末期以前，台湾居民不被允许进入大陆地区，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基本上是断绝的。1987年10月14日，在蒋经国授意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基本原则”，并自11月2日起透过台湾红十字会接受台湾居民赴大陆的申请，终于打破了两岸之间人民无法往来的局面。
随着台湾居民前往大陆的人数不断增加，两岸经贸活动也跟着热络了起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终止了中国大陆有关发展路线的争议，确定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之后，台商开始涌入大陆市场投资设厂，使得两岸产业关联性不断加深，贸易往来迅速增长。
这些年来，随着台湾执政党和领导人更替，两岸关系起起伏伏，时好时坏。但是，不管谁在台湾执政，都没有办法扭转一个趋势，就是两岸的经贸往来一直热络，台湾的产业发展与经贸出路越来越倚重大陆，两岸经济连结越来越深。虽然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都曾经想要降低两岸经济连结的程度，但结果都是徒劳无功，两岸经贸往来仍然是一路走高。
台湾经济为何与大陆脱不了钩？因为这么做违反了经济规律。经济事务是有客观规律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往来必须遵循基于比较优势而来的成本效益法则，除非是基于国家安全需要，可以不计成本和市场竞争力地生产和消费之外，绝大多数的民生用品都要考虑到性价比。一旦考虑到性价比，就必须依循成本效益的经济规律，无法靠政治操弄转变或扭曲。
台海两岸之间，由于各种先天条件的约束和后天形势的推移，祗要依循成本效益的法则运作，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必然和大陆高度相连，不仅无法脱钩，还可能越连越紧。换句话说，海峡两岸已经是经济命运共同体，唇齿相依，祸福与共。以下我们先来看一看台湾执政当局曾经采取过哪些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动作，以及这些动作效果如何？
贰、台湾的脱钩动作与政策效果
台湾执政当局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动作分别出现在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时期，事实证明，这些政策的执行成果并不怎么有效，甚至于出现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情形，以下略加说明。
一、李登辉的“戒急用忍”
前面曾经提及，由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确定中国大陆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促成台商踊跃西进，同时带动了两岸贸易额的快速增长。特别是1994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33%，让中国大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大增，对于台湾企业赴大陆投资形成了强大吸引力。依据台湾方面的统计，1992年之时，台湾和大陆及香港之间的贸易情况是，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13亿美元，进口34亿美元，总计147亿美元；到了1995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已增至166亿美元，进口46亿美元，总计212亿美元。
顺着这个情势，台湾官方原本对开拓两岸经贸合作展现高度兴趣。1993年之时，担任台湾经济部长的萧万长，接受了台湾一些学者专家和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建议，决定推动“亚太营运中心”的计画，要以大陆作为腹地，打通两岸经贸往来的渠道，让台湾成为“大陆接轨世界的门户，世界进入大陆的跳板”，打造台湾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制造中心、海运转运中心、航空转运中心、金融中心、电信中心和媒体中心。当时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李登辉原本是支持这个构想的。
可是到了1996年，李登辉经由直接民选再度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开始显现出他“反中倾独”的阴暗面。先是该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台湾国民大会答覆国大代表建言时指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接着9月14日，李登辉在“经营者大会”上致词，正式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张，之后并明确界定“高科技、五千万美金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应对大陆“戒急用忍”，以免台湾丧失研发优势以及资金过度失血。此项政策发表后，虽曾遭到工商业界的质疑，并引发“国家及社会安全与企业利益间如何取得平衡”的辩论。但是，李登辉仍然坚持其“戒急用忍”的主张。
“戒急用忍”的确让“亚太营运中心”的计画泡了汤，导致台湾许多较为大型的企业丧失了攻占大陆市场的先机，并暂时性抑制住了两岸经贸往来的步伐。1996年，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略微下滑至158亿美元，进口34亿美元，总计192亿美元；1999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进一步下滑至123亿美元，进口42亿美元，总计165亿美元。不过，这个锁“国”动作的影响力持续时间并不长，其后的发展告诉我们，两岸经贸往来的增长是挡不住的。
二、陈水扁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
陈水扁在2000年当上台湾的领导人，执政初期，他对两岸经贸往来的态度倒也理性务实。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沛然莫之能御，以及大陆和台湾分别将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台湾工商界的殷殷期盼下，他宣布对两岸经贸往来采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就“戒急用忍”政策的限制做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但是，陈水扁本质上毕竟还是个台独，所以，对于和大陆的经贸往来存有高度戒心。2004年他第二度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就逐渐表露要修改“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的态度。2005年4月，扁政府以中国大陆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由，提出了“因应两岸政经新形势7点结论”，主要目的是加强管制两岸经贸交流，以增强民进党对大陆经贸政策的主导权，强调“不能一味开放，而忽略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有效管理”，表明“管理”成为台湾大陆经贸政策的主轴。
2005年7月，陈水扁再次表示：“我们绝对不是大胆西进，或者无条件的全面西进，而是要在‘有效管理’之下，才有所谓的‘积极开放’，若做不好‘有效管理’，我们宁愿不再继续开放。”接着，在2006年的元旦演讲中，陈水扁提出用“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中国大陆经贸政策来取代以前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从多方面加强对两岸经贸往来的监管控制。
但是，尽管政策立场做了改变，却阻挡不了台商西进的脚步和两岸贸易的持续增长。依据大陆海关统计，2000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255亿美元，进口亿50美元，总计305亿美元；到了2007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增至1010亿美元，进口235亿美元，总计1245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台湾整体出口的比重，从不到20%，迅速增长到将近40%，增长幅度惊人，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市场接轨之余，对于台湾企业和整体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2008年台湾政权轮替，国民党的马英九当选了台湾领导人，宣布承认“九二共识”，打开了两岸官方交流协商的大门，并在2010年6月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经贸进入比较稳定往来的时期。依据大陆海关统计，2008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033亿美元，进口259亿美元，总计1292亿美元；到了2015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433亿美元，进口449亿美元，总计1882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台湾整体出口的比重，则大致维持在40%上下。
马英九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期间，是两岸关系比较和谐平顺的时期，无论是开启两岸直航或者是ECFA的关税早收清单，都有助于促进两岸经贸往来。不过，马政府并非对两岸经贸往来都不设防，其实在许多点面上表现得相当谨小慎微，因而两岸的经济合作无法大开大阖，ECFA框架下各项协议进展的速度不够快。其后，更因为2014年3月到4月间的“太阳花学运”，把已经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硬生生挡了下来，让台湾的服务业失去了开拓大陆市场的机遇，无法善用大陆的动能活水，带动台湾的经济成长。结果就是马英九主政期间，当中国大陆每年的经济成长率还维持在7%以上的时候，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多在2%或3%上下徘徊。
三、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
2016年台湾再度政权轮替，民进党的蔡英文当选台湾领导人，她拒绝承认“九二共识”，造成两岸官方协商中断，政治关系急冻，不过，两岸经贸往来却依然热络，即使蔡英文也摆出了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姿态，提出了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提到她担任台湾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促成台湾的经济结构转型，主要的办法之一是“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称为“新南向政策”，就意味着过去台湾已经有过所谓“南向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执行成果如何呢？
的确，在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之前，台湾已经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李登辉和陈水扁当政的时代，推动过三波瞄准东南亚市场的“南向政策”。先是1993年夏天，时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江丙坤宣布要将东南亚列为未来加强投资的地区，同年11 月公布了“南进政策说帖”。然后，1994年至1996年期间推动了(第一期)“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范围涵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汶莱等7个国家。
其后，为了因应区域经济整合趋势及“东协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加速推进，前述工作纲领于1996 年底实施届满后，台湾官方决定自1997 年起将其延长3年至1999年底，并且扩大实施范围，加上寮国、缅甸、柬埔寨、澳洲及纽西兰等等国家，名称亦改为《加强对东南亚及纽澳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这等于是第二波的南向政策，但是碰上了1997年7月至1998年底期间席卷整个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亚洲金融风暴。
到了1999 年底，上述工作纲领届满时，为因应当时“东协加三”（东协国家加上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的成立，台湾官方将该工作纲领再次延长三年至2002 年底。此时台湾虽然经历过换党执政，陈水扁政府仍持续将开拓东南亚市场列为外交工作重点，并宣示重启南向政策，这是南向政策第三波的推动。这三波南向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想要鼓励台商赴东协各国投资设厂，拓展台湾和东南亚的经贸往来，避免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过深，但是执行成效如何？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南向政策还略见成效，台商前进东南亚的步伐虽然不如前进大陆来得快，但差距不算很大。可是，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下，东协国家一片哀号，中国大陆和香港则稳如泰山，让大陆市场的实力和韧性充分展现，台湾企业界对于哪一边的投资环境较佳已心中有数。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虽然暂时抑制了台商西进的脚步，但此时的“南向政策”对于鼓励台商南进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等到陈水扁上台第一任，采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之时，台商西进的脚步就明显快过于南进的步伐。再到陈水扁第二任要求“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之时，已经束缚不了台商前进大陆市场的步伐，“西进”和“南向”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想要藉由“南向”来抑制“西进”的政策目标当然是失败了。
那么，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又有什么样的执行成效呢？我们藉三个图表来做说明。表1告诉我们，蔡英文在台湾主政5年多以来，两岸经贸往来并没有因为“新南向政策”而受到任何压抑，年年都有显着的成长。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出口从2016年的1392.2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2006.6亿美元；进口从403.7亿美元增加到601.4亿美元；顺差从988.5亿美元增加到1405.2亿美元。这5年来，台湾从两岸贸易享受到的顺差，对于台湾GDP的贡献率都在18%以上，少了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挹注的活水动能，台湾不晓得会沦落到什么样的局面。
表1：过去5年两岸贸易情形（依中国大陆海关统计）
表2：过去5年台湾和东协国家贸易情形（依台湾海关统计）
表3：过去5年中国大陆和东协国家贸易情形（依中国大陆海关统计）
再来看看“新南向政策”的执行成效。表2告诉我们，过去5年来，除了2017年相较于2016年台湾对东协国家的贸易有较明显的出口增长之外，其余年份的变化并不大。以出口情形来说，从2018年以来，甚至于连续3年都是衰退的，以致于台湾对东协国家的贸易顺差跟着减少，其对台湾GDP的贡献当然更远逊于两岸贸易给台湾带来的好处。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新南向政策”的执行成效不彰，尤其是和两岸经贸往来的情形对比起来，很明显的事实是，想要透过“新南向政策”来“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是完全失败了。难怪蔡英文第一任就职演说大肆宣扬的重点政策，到了第二任就职演说时，祗说：“我们持续推动新南向政策的同时，也会积极开拓其他有潜力的市场，鼓励厂商前往布局，为产业的国际合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不再强调要透过“新南向政策”来摆脱对大陆市场的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时期里，当许多厂商由中国大陆迁移到东南亚的结果，并没有切断它们和大陆市场的往来，反而是带动了供应链和生产网络由中国大陆往东协国家延伸扩大，使得中国大陆和东协国家的经贸往来越来越热络。2016年之时，中国大陆对东协10国出口2560亿美元，进口1962亿美元，总额4522亿美元。到了2020年，中国大陆对东协10国出口3837亿美元，进口3009亿美元，总额6846亿美元。5年下来贸易总额增长幅度达到51%，比同一期间两岸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45%还来得大，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开拓东南亚市场的成果不仅比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好得太多，甚至于超过了两岸经贸往来增长的表现，这项事实更对照出“新南向政策”的疲弱乏力。
以上说明告诉我们，无论是李登辉的“戒急用忍”、陈水扁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或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这些想要对大陆搞经济脱钩的动作，结果都是成效不彰甚至于和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那么为什么搞来搞去，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就是绕不开大陆市场呢？以下做进一步的分析。
三、为什么台湾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绕不开大陆市场
全球化的潮流是促成两岸经贸往来最主要的动力，在全球化的潮流下，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自由贸易的扩大加深，基于比较优势而来的成本效益考量，使得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产品被分割为细片化的工序和零部件，分散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和组装，形成了供应链上产业内乃至于产品内的跨境组合。跨境供应链兴起则带动了以中间财或零部件为主的跨境贸易，海峡两岸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往来就是在这个大脉动之下推进。
从跨境供应链的运行来看两岸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往来，很清楚的是，受到先天条件约束和后天形势推移的影响，台湾许多产品的竞争优势必须与大陆市场连结才能突显岀来。这些影响因素在先天条件方面包括了地理距离、语言文化和市场规模；在后天形势方面则包括要素互补、路径依赖和经济增长。
地理距离。产品供应链组合的考量之一是运输成本，数字化技术的进步虽然降低了金流和信息流等非实体生产要素的传递成本，但是，人流和物流等实体生产要素的运输成本仍然是成本效益和竞争优势上不可忽略的考量因素。台湾的地理位置就在大陆东南一隅，和大陆祗隔着一道海峡，环顾台湾周遭，其他经济体与台湾的距离都远大于大陆，所以，和大陆（尤其是沿海地区）进行供应链的串联，是可以节省运输成本的。同时，近年来大陆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突飞猛进，所以，不仅是地理距离使得两岸之间空运和海运的成本相对较低，大陆内陆交通的便捷也降低了两岸生产要素往来的运输成本，彰显出大陆作为投资和贸易对象的竞争力。
语言文化。产品供应链组合的另外一个考量是交易成本，很清楚的事实是，无论是做生意或者人际交往，和语言文化相同的人打交道所耗费的时间、精力乃至于金钱，比起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总是要省时、省力、省钱。对于台商尤其是语言能力较弱和可用资源较少的中小企业来说，前进大陆市场的交易成本通常低于其他的市场。对于台商尤其是语文能力较弱和可用资源较少的中小企业来说，同文同种的大陆市场当然是比较容易打交道、交易成本较低的投资环境。
市场规模。中国大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型经济体，人口数量是台湾的大约60倍，改革开放让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得以释放，祗要善用大陆的市场规模和丰沛的要素供应，就有机会把生意做大做强。相对来说，台湾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市场纵深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必须开拓海外市场或将产品打进跨境供应链中，才能把规模做大。就此而言，市场规模庞大，要素供应丰沛的大陆，自然对于台商对外投资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以上先天条件形成的约束力量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台湾产业发展和经贸往来最佳的合作伙伴是中国大陆，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的程度低，海峡两岸之间的往来更少，双方的生产要素无法顺畅交换，比较优势和成本效益法则无从铺开。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以来，大陆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程度不断提升，同时，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返乡探亲，让两岸生产要素的交换有了突破口，比较优势和成本效益法则逐渐串联起两岸之间的要素交换需求，台商涌进大陆就成了自然的趋势。此一趋势不仅受到前述先天条件的导引，更因为后天形势的推移，如要素互补需求、路径依赖效应和经济增长动能而波澜壮阔。
要素互补。中国大陆具有市场规模庞大、要素供应丰沛的先天优势，在此种先天优势的基盘上，祗要能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循着比较优势和成本效益的法则发展产业，许多产业就能达到必要的经济规模，具有市场竞争力，生存发展得红红火火。产业蓬勃发展，经济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之余，大陆不仅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各种生产要素或生产配套条件的质量也不断提升，为世界各国企业提供了具有高度要素互补性的投资环境，并在许多产品供应链的串联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如此的投资环境对于一水之隔的台湾来说，当然是极具吸引力的。
路径依赖。除了市场规模庞大、要素供应丰沛、产业体系完整、要素质量提升之外，多年以来，中国大陆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提高行政效率、完善市场机能、吸纳全球养分，逐渐占领许多产品供应链的关键位置，积累出“世界工厂”的强大实力与磁吸作用。这个“世界工厂”聚拢了众多厂商，形成了许多产业聚落，并且产生了“路径依赖”效应。这种长年积累出来的路径依赖效应不是其他国家能轻易复制的，许多进入大陆市场的外资企业，包括台商，都受到这种路径依赖效应的约束，不会轻言离开这个可以优势互补并具有成本效益竞争力的市场。
经济增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陆实现了超过9%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滑的趋势，但仍然在国际间，特别是大型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历经2008年金融海啸洗礼，从2010年开始迄今，中国大陆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不低于30%，大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总和。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是“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扩大胃纳量的“世界市场”，庞大的动能活水和市场机遇，再加上前述各种先天条件和后天形势的约束与推移，自然能够牢牢地吸引住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
肆、美国围堵和新冠肺炎带来的新形势
展望未来的两岸经贸关系，我们必须审视两个重要的变数或脉动，第一是美国重新定位美中关系，展开了围堵中国大陆成长发展的长期战略；第二是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国际政经情势。
美中关系丕变始于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的时代。特朗普就任之后，于2017年12月18日发布任内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地将中国大陆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强权”（revisionist power），认为中国大陆正在运用经济的诱因与惩罚以及隐含的军事威胁，促使其他国家屈从于其政治与安全目标，所以，要推动“印太战略”，联合印度和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围堵中国大陆扩张，主要的手段就是贸易战和科技战，开始对中国大陆输入美国的产品大幅增加关税；同时，禁止美国高科技公司乃至于含有一定比例美国元素的外国公司与中国大陆企业有生意往来；另外，还要求有些已经在美国挂牌的中资企业退出美国股市。
在对中国大陆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同时，美国当然不会忘记玩玩台湾这颗棋子，打打“台湾牌”。2020年9月美国在台协会邀请了台湾的经贸部门、欧洲经贸办事处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共同举办了“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之韧性论坛”，说是要鼓励理念相近的经济体携手打造不包含中国大陆市场的供应链网络，想要拉台湾选边站队，加入美国围堵中国大陆成长发展的队伍。
拜登上任后，不仅没有如许多人原先预期的对大陆的围堵动作松绑，反而加码串联美国的盟友，想要建立围堵中国大陆的同盟战线，并且更用力地打“台湾牌”。除了不断声明台湾在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盘石”，会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希望台海能够维持和平稳定。同时，恢复停摆了将近5年的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的协商谈判。这些动作让原先就很僵冷的两岸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但是，是否会连带造成两岸经贸往来的衰退呢？
除了美国“挺台反中”的动作之外，另外一个影响两岸经贸往来乃至于国际政经情势的重大变数则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许多生产、社交乃至于日常活动停止，加上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封城和封锁边境，造成人流和物流大幅下降，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事实上，从2008年金融海啸涌现以来，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就处于复苏迟缓的状态中。2008年至2018年，世界贸易总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52.86%的历史顶峰持续下滑至45.8%，世界贸易量的增长速度相应地从15%下跌至3%。2019年全球货物的贸易量更较2018年下降了0.1%，显示了世界贸易持续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当然更让2020年的情势充满变数。
新冠肺炎是从中国大陆的武汉爆发，大陆官方采取严格的封城、封省因应措施，曾经一度对于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使得2020年第一季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下滑至-6.8%。“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局部生产活动停止，使得许多供应链中断，造成了世界性恐慌。
不过，后续发展则跌破了许多人眼镜。中国大陆在疫情防治的表现上十分杰出，政府展现效能，民间充分配合，很快地控制住了疫情，有序地恢复生产，稳健地迈向复苏。因而使得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转为正的3.2%，第三季更提高至4.9%，最后达到全年2.3%的正成长，成为G20成员当中，唯一能够维持正成长的经济体。相较于疫情在美国和欧洲失控式地蔓延，中国大陆管控疫情的能力让许多外资企业重拾对中国大陆投资环境的信心，把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的声音很快地消沉了下来。
同一时期里，台湾在防疫工作和经济发展上也有相当好的表现，全年经济成长率达到了3.1%。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相对亮丽的成就，其主要的动能是来自于两岸贸易。有如表1显示的，相较于2019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增加了16%，占台湾整体出口的比重达到了43%的历史高峰，顺差为1405亿，贡献了台湾GDP总量的21%。换句话说，2020年台湾号称已开发国家或2千万以上人口经济体最佳表现的经济成长率，乃是拜两岸贸易所赐，主要动能来自于中国大陆市场。如果不是海峡对岸复苏情况良好，带动台湾出口畅旺，台湾不会有去年那样的荣光。
同样的情形延续到了2021年，依据台湾海关部门统计，2021年前5个月台湾出口前5大市场及其在整体出口所占的比重，依序是中国大陆和香港（41.9%）、东协10国（15.8%）、美国（14.5%）、欧洲（9.2%）以及日本（6.4%）。出口成长率依序是中国大陆和香港（33.5%）、东协10国（33.5%）、欧洲（28.2%）、美国（26.9%）以及日本（13.7%）。所以，很清楚的是，大陆市场是台湾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源头活水，其分量远超过其他市场，无论是美国的围堵或者是新冠肺炎疫情都无法阻挠两岸经贸往来，祗要是依循经济规律办事，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必须连结大陆市场。
伍、结语
展望未来，除了前述先天条件约束和后天形势推移之外，有三个因素会进一步让台湾经济与大陆市场脱不了钩，它们分别是“十四五规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
首先，谈“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调整之一，就是启动了“内循环”的发展战略，希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品质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可以想像到的是，中国大陆以新基础建设为主要脉动的经济复苏政策，必将为台商，特别是电子信息企业提供巨大的机遇，台湾的有关产业和产品必将更为广大和深入地镶嵌进由中国大陆主导的供应链里。
其次，谈RCEP。RCEP从2012年11月展开谈判，原先有16个成员，即东南亚国协的10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汶莱、柬埔寨、寮国、缅甸、越南）加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印度等6个国家。2019年11月4日，谈判完成，但印度中途退出。2020年11月15日，由其余15个国家完成签署协定，预期在2022年会正式启动。到2019年为止，RCEP成员国家人口数为22亿人，经济规模达到25.6兆美元，贸易额12.4兆美元，大约都占了全球3成左右，超越原先的欧盟，成为当前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域。台湾不是RCEP的成员，却有超出3分之2的产品是出口到这个自由贸易区，它的龙头老大和各种供应链的枢纽就是中国大陆，就算有些台湾厂商将工厂迁移到东南亚，仍然会经由供应链的串联和中国大陆市场产生连结。
最后，谈“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以促成中国大陆和亚洲大陆、欧洲大陆乃至于非洲大陆之间的“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目标，它原本是习近平倡议的顺应全球化趋势的“中国方案”，在逆全球化声浪兴起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更可以成为中国大陆因应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成长下行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策略。因为某些西方国家的疑虑和抵制，有些参与倡议国家的态度反复，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带一路”倡议所启动的许多合作项目不免会出现延迟或停顿的情形，但无可否认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关建设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产生了相当效益，为中国大陆领航“再全球化”开辟了可行的路径，并经由此世纪宏图而更为成长壮大，对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产生更为强劲的磁吸作用，发挥更为雄厚的经济融合力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无论世界局势和两岸关系如何变化，台湾经济永远和大陆脱不了钩！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9月号，总第285期）
【摘要】台海两岸之间，由于各种先天条件的约束和后天形势的推移，祗要依循成本效益的法则运作，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必然和大陆高度相连，不仅无法脱钩，还可能越连越紧。展望未来，除了前述先天条件约束和后天形势推移之外，有三个因素会进一步让台湾经济与大陆市场脱不了钩，它们分别是“十四五规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
壹、前言
海峡两岸分治之后到1980年代末期以前，台湾居民不被允许进入大陆地区，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基本上是断绝的。1987年10月14日，在蒋经国授意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基本原则”，并自11月2日起透过台湾红十字会接受台湾居民赴大陆的申请，终于打破了两岸之间人民无法往来的局面。
随着台湾居民前往大陆的人数不断增加，两岸经贸活动也跟着热络了起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终止了中国大陆有关发展路线的争议，确定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之后，台商开始涌入大陆市场投资设厂，使得两岸产业关联性不断加深，贸易往来迅速增长。
这些年来，随着台湾执政党和领导人更替，两岸关系起起伏伏，时好时坏。但是，不管谁在台湾执政，都没有办法扭转一个趋势，就是两岸的经贸往来一直热络，台湾的产业发展与经贸出路越来越倚重大陆，两岸经济连结越来越深。虽然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都曾经想要降低两岸经济连结的程度，但结果都是徒劳无功，两岸经贸往来仍然是一路走高。
台湾经济为何与大陆脱不了钩？因为这么做违反了经济规律。经济事务是有客观规律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往来必须遵循基于比较优势而来的成本效益法则，除非是基于国家安全需要，可以不计成本和市场竞争力地生产和消费之外，绝大多数的民生用品都要考虑到性价比。一旦考虑到性价比，就必须依循成本效益的经济规律，无法靠政治操弄转变或扭曲。
台海两岸之间，由于各种先天条件的约束和后天形势的推移，祗要依循成本效益的法则运作，台湾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出路必然和大陆高度相连，不仅无法脱钩，还可能越连越紧。换句话说，海峡两岸已经是经济命运共同体，唇齿相依，祸福与共。以下我们先来看一看台湾执政当局曾经采取过哪些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动作，以及这些动作效果如何？
贰、台湾的脱钩动作与政策效果
台湾执政当局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动作分别出现在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时期，事实证明，这些政策的执行成果并不怎么有效，甚至于出现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情形，以下略加说明。
一、李登辉的“戒急用忍”
前面曾经提及，由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确定中国大陆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促成台商踊跃西进，同时带动了两岸贸易额的快速增长。特别是1994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33%，让中国大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大增，对于台湾企业赴大陆投资形成了强大吸引力。依据台湾方面的统计，1992年之时，台湾和大陆及香港之间的贸易情况是，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13亿美元，进口34亿美元，总计147亿美元；到了1995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已增至166亿美元，进口46亿美元，总计212亿美元。
顺着这个情势，台湾官方原本对开拓两岸经贸合作展现高度兴趣。1993年之时，担任台湾经济部长的萧万长，接受了台湾一些学者专家和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建议，决定推动“亚太营运中心”的计画，要以大陆作为腹地，打通两岸经贸往来的渠道，让台湾成为“大陆接轨世界的门户，世界进入大陆的跳板”，打造台湾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制造中心、海运转运中心、航空转运中心、金融中心、电信中心和媒体中心。当时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李登辉原本是支持这个构想的。
可是到了1996年，李登辉经由直接民选再度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开始显现出他“反中倾独”的阴暗面。先是该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台湾国民大会答覆国大代表建言时指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接着9月14日，李登辉在“经营者大会”上致词，正式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张，之后并明确界定“高科技、五千万美金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应对大陆“戒急用忍”，以免台湾丧失研发优势以及资金过度失血。此项政策发表后，虽曾遭到工商业界的质疑，并引发“国家及社会安全与企业利益间如何取得平衡”的辩论。但是，李登辉仍然坚持其“戒急用忍”的主张。
“戒急用忍”的确让“亚太营运中心”的计画泡了汤，导致台湾许多较为大型的企业丧失了攻占大陆市场的先机，并暂时性抑制住了两岸经贸往来的步伐。1996年，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略微下滑至158亿美元，进口34亿美元，总计192亿美元；1999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进一步下滑至123亿美元，进口42亿美元，总计165亿美元。不过，这个锁“国”动作的影响力持续时间并不长，其后的发展告诉我们，两岸经贸往来的增长是挡不住的。
二、陈水扁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
陈水扁在2000年当上台湾的领导人，执政初期，他对两岸经贸往来的态度倒也理性务实。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沛然莫之能御，以及大陆和台湾分别将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台湾工商界的殷殷期盼下，他宣布对两岸经贸往来采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就“戒急用忍”政策的限制做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但是，陈水扁本质上毕竟还是个台独，所以，对于和大陆的经贸往来存有高度戒心。2004年他第二度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就逐渐表露要修改“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的态度。2005年4月，扁政府以中国大陆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由，提出了“因应两岸政经新形势7点结论”，主要目的是加强管制两岸经贸交流，以增强民进党对大陆经贸政策的主导权，强调“不能一味开放，而忽略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有效管理”，表明“管理”成为台湾大陆经贸政策的主轴。
2005年7月，陈水扁再次表示：“我们绝对不是大胆西进，或者无条件的全面西进，而是要在‘有效管理’之下，才有所谓的‘积极开放’，若做不好‘有效管理’，我们宁愿不再继续开放。”接着，在2006年的元旦演讲中，陈水扁提出用“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中国大陆经贸政策来取代以前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从多方面加强对两岸经贸往来的监管控制。
但是，尽管政策立场做了改变，却阻挡不了台商西进的脚步和两岸贸易的持续增长。依据大陆海关统计，2000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255亿美元，进口亿50美元，总计305亿美元；到了2007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增至1010亿美元，进口235亿美元，总计1245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台湾整体出口的比重，从不到20%，迅速增长到将近40%，增长幅度惊人，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市场接轨之余，对于台湾企业和整体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2008年台湾政权轮替，国民党的马英九当选了台湾领导人，宣布承认“九二共识”，打开了两岸官方交流协商的大门，并在2010年6月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经贸进入比较稳定往来的时期。依据大陆海关统计，2008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033亿美元，进口259亿美元，总计1292亿美元；到了2015年之时，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1433亿美元，进口449亿美元，总计1882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台湾整体出口的比重，则大致维持在40%上下。
马英九担任台湾领导人的期间，是两岸关系比较和谐平顺的时期，无论是开启两岸直航或者是ECFA的关税早收清单，都有助于促进两岸经贸往来。不过，马政府并非对两岸经贸往来都不设防，其实在许多点面上表现得相当谨小慎微，因而两岸的经济合作无法大开大阖，ECFA框架下各项协议进展的速度不够快。其后，更因为2014年3月到4月间的“太阳花学运”，把已经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硬生生挡了下来，让台湾的服务业失去了开拓大陆市场的机遇，无法善用大陆的动能活水，带动台湾的经济成长。结果就是马英九主政期间，当中国大陆每年的经济成长率还维持在7%以上的时候，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多在2%或3%上下徘徊。
三、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
2016年台湾再度政权轮替，民进党的蔡英文当选台湾领导人，她拒绝承认“九二共识”，造成两岸官方协商中断，政治关系急冻，不过，两岸经贸往来却依然热络，即使蔡英文也摆出了想要和大陆经济脱钩的姿态，提出了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提到她担任台湾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促成台湾的经济结构转型，主要的办法之一是“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称为“新南向政策”，就意味着过去台湾已经有过所谓“南向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执行成果如何呢？
的确，在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之前，台湾已经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李登辉和陈水扁当政的时代，推动过三波瞄准东南亚市场的“南向政策”。先是1993年夏天，时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江丙坤宣布要将东南亚列为未来加强投资的地区，同年11 月公布了“南进政策说帖”。然后，1994年至1996年期间推动了(第一期)“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范围涵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汶莱等7个国家。
其后，为了因应区域经济整合趋势及“东协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加速推进，前述工作纲领于1996 年底实施届满后，台湾官方决定自1997 年起将其延长3年至1999年底，并且扩大实施范围，加上寮国、缅甸、柬埔寨、澳洲及纽西兰等等国家，名称亦改为《加强对东南亚及纽澳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这等于是第二波的南向政策，但是碰上了1997年7月至1998年底期间席卷整个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亚洲金融风暴。
到了1999 年底，上述工作纲领届满时，为因应当时“东协加三”（东协国家加上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的成立，台湾官方将该工作纲领再次延长三年至2002 年底。此时台湾虽然经历过换党执政，陈水扁政府仍持续将开拓东南亚市场列为外交工作重点，并宣示重启南向政策，这是南向政策第三波的推动。这三波南向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想要鼓励台商赴东协各国投资设厂，拓展台湾和东南亚的经贸往来，避免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过深，但是执行成效如何？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南向政策还略见成效，台商前进东南亚的步伐虽然不如前进大陆来得快，但差距不算很大。可是，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下，东协国家一片哀号，中国大陆和香港则稳如泰山，让大陆市场的实力和韧性充分展现，台湾企业界对于哪一边的投资环境较佳已心中有数。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虽然暂时抑制了台商西进的脚步，但此时的“南向政策”对于鼓励台商南进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等到陈水扁上台第一任，采取“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之时，台商西进的脚步就明显快过于南进的步伐。再到陈水扁第二任要求“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之时，已经束缚不了台商前进大陆市场的步伐，“西进”和“南向”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想要藉由“南向”来抑制“西进”的政策目标当然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