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发展对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影响
中评社╱题：台湾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发展对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影响 作者：王艺桦（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移动互联网激活了个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传播结构。网络中的个人通过对社交媒体、互联网的整合使用，缔结了以自己为重心的自我传播网络，构成了极为广泛、具有鲜明异质性幷超越时空的社会网络。台湾地区政党藉政论节目、竞选网站、多元社交媒体增强与选民互动，强化网络个人主义的社会网络传播功效。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差异在网络政治传播中被强化；舆论政治化提增了台湾青年与大陆交流的“焦虑感”；民粹主义藉网络化个人主义形成社会问题；国民党一味迎合青年选民，“本土化”深化；思维浅层化发展产生非理性跟风，个人集体责任感弱化，皆阻碍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引言
2020年新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全球扩散开来，台湾当局藉机阻断两岸民间往来，两岸之间的信息沟通从现实转向网络世界。“网络化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以往的工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结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可超越组织和群体的限制。个人通过与自己互动的社交网络或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就可以建立高效且流动的协作。”〔1〕意味着网络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能动性相比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往来会更易被形塑。民进党长期的“台湾主体意识”塑造加上打压“中天”，鼓动发起多元挺“台独”媒介宣传，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日渐蔓延至台湾社会的每个角落。
蔡当局以“武汉肺炎”称呼新冠肺炎、挑动台湾网民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知名人士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艺人林书豪和蔡依林等进行疯狂的人身攻击、与大陆网友开启激烈的网络骂战，一度哄抬大陆民众的“武统”声音。两岸间建立的民间往来情谊在网络化个人主义风气的盛行中日渐低迷，两岸对抗情绪的热化亦引发台湾岛内“统派”的“寒蝉效应”。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进程受阻且影响深远。社会网络与传播网络如何共同对台湾民众的社会心理产生影响，此背后的机制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本研究的核心在于台湾当局是如何利用网络化个人主义推动自我传播网络联结社会网络，幷通过社会网络散发影响，阻碍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网络化个人主义在台湾地区的发展演进
“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这一概念最初由加拿大社会学教授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提出，认为是移动互联网“激活了个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传播结构”。〔2〕与个人相关的各项“业缘、地缘、血缘的角色保持着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琐碎关系”，被搭建成具备交叉、多重和叠加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的个人被称为网络化的个人。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崛起，是21世纪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通过“对社交媒体、互联网的整合使用，个体缔结了以自己为重心的自我传播网络，藉此个体可以构成极为广泛、具有鲜明异质性幷超越时空的社会网络，由此形成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现象”。〔3〕台湾地区的网络化个人主义幷不是突然发生的，其背后充斥着激烈的政党竞争和政治社会化理念。
（一）2000年之前的台湾网络政治传播缓慢前行
回看台湾，1994年省市长选举时，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首先成立“市政资讯BBS站”，发布一些“政府”资讯，开设线上投诉等栏目，意在吸引年轻选民的投票。网络政治宣传由此开展。各个政党通过在竞选网站上宣传党派观点，整合网络支持者观点，突出中心议题，吸引选民关注，形成党派风格。此时由于社交媒体还未全面普及，只有8%的选民会使用新媒体（包括地下无线电台、电视“call-in”节目、电子布告栏系统或者网络）获取政治资讯，且使用者多为青年群体，集中在学术圈和高科技产业内。
1995年后政论节目开始走向人们生活，政治广告的出现使得政治和民主更像消费品，它标志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政治消费时代。台湾民众逐渐发现自己所拥有的选票可以成为监督和敦促政党执行自身意愿的砝码。“自己的一票真的有用”引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公民对政治投以关注，幷且认为大众参与可以期待且有效用。同时，公民对政治广告的心理开始成熟，开始要求广泛的权利。台湾电视节目的call-in手段为民众提供了表达意愿的通道。在此阶段成长的台湾新世代具备民主化色彩，对自身的投票权益有所认知，当成长为具备投票权的选民时，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相比其他年龄阶段的选民，青年选民更倾向使用网络获取政治资讯，但是网络政治资讯对于青年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非必要”的获取，只因网络是青年交流的主要途径，幷非是完全为了政治目的而服务。幷且各党在利用网络吸引青年选民注意的过程中幷未能做到完全贴合青年选民的喜好。最初的政党竞选网页设置内容过于复杂化和政治性，很难引起持续关注的意愿。
这一时期，网络政治传播的兴起刺激到个体的政治意识觉醒，行动仍处于群体为主，受单向输出的政治传播影响，还未能形成主动的政治互动。
（二）2000-2014：竞选需求扩大网络政治宣传互动性
政治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传播对策，媒体是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争夺对媒体的控制权即为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竞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两党的政党竞争进入新阶段。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各党派开始争相完善政党竞选网站的功能，注重开展网络政治宣传，加强与选民的线上互动。
竞选网站为载体的网络政治参与者向青年群体扩散。青年群体的群体性通过网络转向个体性，反感竞选性过于突出的政党行为，开始关注与个人情况相关的议题。伴随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个体正逐步成为网络中的基本话语单位，个人主义也获得了部分的正当性〔4〕，青年群体作为“中国社会未来力量和现实力量的集合体”〔5〕的身份角色被分解，转向个体性。台湾地区政治传播的单向输出特征随着竞选网站开通网民留言区和信息互动功能日渐弱化，附加使用新媒体获得政治资讯的青年群体具备更高的政治敏感性，实际上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是有所提升的。
然而，台湾地区政党的竞选性过于突出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反感情绪，反感情绪促成了青年群体同质性网络联结的产生。多国根据竞选网站做出的研究结果证明竞选中竞选网站以及相关媒体的主要方向是服务于竞选人的需求，而非选民的需求（Roper 1998；David 1999；彭芸2001；Wang 2002）。对候选人而言，最重要的竞选目标就是获胜，其团队的政治宣稿主要是为了影响选民而非真切地与选民沟通、倾听民意。青年选民认为自身利益的诉求得不到响应，政党竞争阶段的承诺只是为了获取选票。从社会心理学来看，“群体的同质性能减少陌生感从而降低文化冲击阻力”〔6〕。具有“反政党”情绪的青年群体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联合起来，促进了同质性群体的形成，以期为争取和表达自身权益提供基础，成为后期“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行为的群体召集铺垫。
（三）2014年至今：社群媒体功能强化提升个人网络联结度
2014年“太阳花学运”将新媒体在台湾的使用推向高潮，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促使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较之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个人能动性凸显。“受现代性影响之前的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团结性理念，人与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为了维护这种生存需要，人们会约束自己的言行、思想。这种集体型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正日渐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型价值理念的凸显。〔7〕通过移动互联网，个体的权利和价值得以提升幷且被激活的个人资源成为社交网络中的直接生产力。威尔曼指出，由个人网络形成的联结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构成的网络不但具有极强的社会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变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
网络媒体用户普遍化推动政党强化构建社群网络，开启网络媒体领域的“选民争夺战”。“2017年台湾人每天平均花7小时49分上网，2小时3分钟在社交媒体上，是两岸三地之最。台湾2017 年的活跃社群使用者共有1900 万人，占了全台人数的82.6%。其中，有1800万人习惯用手机上社群媒体，手机社群媒体渗透率达到78%，排名全球第7。”〔8〕可见网络社群媒体对台湾民众的重要性，同时因其高参与度的情况促使政党开启对网络社群媒体的强化措施，以便于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为了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培育个体的政党偏好，台湾地区的社群媒体功能扩展被提上日程。各党派以网络直播、专属APP、“脸书”、“油管”平台等等途径扩大与选民的交往互动，整合观察选民意见，培育网军引导舆论方向。
三、台湾网络化个人主义影响两岸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具体体现
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两岸以一致的身份认同、明确的共同利益和有效的制度规范为支撑，网络化个人主义在台湾的发展映射出台湾岛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差异在网络政治传播中被强化
身份认同对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义非凡，网络化个人主义一方面为多元理念的碰撞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成为台当局通过网络塑造“台湾主体意识”、强化“台湾人”身份的工具。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际区分提升自尊”，“台湾人”的自尊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社会比较而实现的。〔10〕国民党退台后，台湾走的是与大陆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之路。台湾整体倾向将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视为“自我”或“我群”，而把与西方民主不同的制度称为“非民主制度”，一律视为“非我”或“他群”。〔11〕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便是“他群”之一。早期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以及与台湾经济“四小龙之一”的光辉岁月的对比令民众对大陆带有偏见和刻板的印象，认为台湾比“一党专政”的大陆各方面都要先进。
台湾当局为了稳固权力地位，长期贯行“区别两岸，突出台湾”的排他布局。通过整合党派、社团、提出可以塑造群体同质性偏好的联结理念，如将台湾的“尊严”同“台湾主体意识”相关联，“台湾命运共同体”等利用民众的模糊性身份认知力图将台湾民众吸引至党派的支持群体中。新冠疫情阻断了两岸的民间往来，民进党藉机利用网络媒介深化台湾社会对大陆的分离意识。两岸长期分离，有效沟通缺乏的现状也为“独”派势力的扩大提供了契机。纳粹党徒戈培尔曾称“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当民众不明真相时，通过虚假的重复性宣传以得到民众的认可，继而“弄假成真”通过控制大众媒介，数十年持续推送大陆“威胁”论，营造“亡国感”，哄抬仇陆气焰。
现代化产生了结构的变异，结构和功能专门化的子系统出现幷且成为一个体系。〔12〕在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在内的大众传媒影响下，部分受众形成寻求政治暗示或避免认知失调的心理倾向。〔13〕多数的新闻节目和政治类节目为了寻求最大化的利益，大都有意突出特定党派性来迎合他们的目标受众，致使以统“独”议题为核心的政治两极分化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民众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因政治分歧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中，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2020年7月3日公布的三份民调调查结果显示在两岸关系方面“维持现状”仍占据主流，但是有下降趋势，且“偏向台湾独立”有27.7%的支持度，是该研究中心近30年的最高数字。〔14〕
（二）舆论政治化加深台湾青年与大陆交流的“焦虑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要多关注两岸青年交往，保证多平台多交流，实现人心相通。
“独派”政党时刻营造的“恐中”氛围刺激台湾青年的政治情绪。政治世代理论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念的形成期和塑造期，一旦形成，到中老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民进党组成中含有“台独”成分，其政策以及相关的政治衍生品或多或少带有“台独”色彩，加之渲染统“独”议题取得的吸票成绩，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很难摒弃统“独”议题的影响。现今省籍矛盾、阶级矛盾相对弱化，营造台湾处于日渐强大的大陆旁侧的“亡国感”，两岸关系的报道中，时常出现“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中国2000多颗飞弹对准台湾”“中国要吞幷台湾”；涉及两岸经贸往来是“由经入政、统战台湾”“钱进大陆、债留台湾”“人才外流、掏空台湾”等等论调。青年在这样的台湾社会中生活，其国家认同、政治认同都会在这种持续的恶质舆论环境下受到深刻影响。
两岸青年交往的社会焦虑感走高。社会焦虑感强的人倾向于通过网络建立人际关系，幷对其进行管理。因网络具有匿名性、物理空间存在距离以及异步性，为现实焦虑感较高的群体提供了交往和发声的可能性。〔15〕由于台湾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盛行，现实中所回避的严肃话题会通过网络媒体平台表达个人观点，多元观点的激烈碰撞会产生更多焦虑感，愤怒、焦躁、不被理解的“非理性”情绪被刺激产生。回看两岸在网络上的争锋，政治问题引发的两岸网友骂战现象频发，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在哄抬两岸青年的政治负情绪。名人的政治态度备受关注，其粉丝团体在网络上的狂热支持在面对国家统一问题上也自动划分成两层。如台湾艺人周子瑜、欧阳娜娜等未经证实下被爆出有“台独”倾向引发两岸网友的激烈骂战，公开道歉后网络上的对抗热度依旧不减。有人感慨“网络力量的可怕，毁了前途”。舆论政治化加深了两岸民众对各自政治文化的认知，拉宽了两岸青年交流的距离，环球时报报导称“不要给台湾艺人乱扣帽子”，希望珍惜两岸情感。然而现实是新冠疫情下台当局的“以疫谋独”，ECFA的停止，两岸交流的断层，网战频频，大陆“武统”声高，台湾“亡国感”之忧虑更甚，形成恶性循环。
（三）民粹主义藉网络化个人主义形成社会问题破坏两岸利益联合
共同利益是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支撑，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宗旨。
网络化个人主义助力台湾社会运动幷影响两岸的利益联合。信息网络化对台湾的社会运动作用显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构信息网络将议题认知普及化,刺激社会情绪与集体意识的形成；第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以绕过传统媒体自身设置的“把关机制”(gate keeping),获得独立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进行自主发声；第三，推动社会动员，构建起因同一议题的“想象共同体”；第四，形成互助网络。促进外界对于社会运动的瞭解和认知，寻求外部支撑；第五，筹集资金和获取资源以支持运动的进行。〔16〕例如，2014年3月，台湾地区的高等院校学生群体、民间团体（“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发起了“太阳花学运”，反对暗箱操作通过“服贸协议”、要求退回“服贸协议”、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机制”、召开“公民宪政会议”等。
反服贸人士首先通过“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与“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的Facebook粉丝页,连篇累牍地发布反对公告与抗议信息，藉“网书”强大的粉丝量和转载机制扩散信息，寻求抗议支持者。从信息发起到占领“立法院”再到退出立法院，全程信息现场直播，幷持续号召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在学运开始后仅一周时间,就有35万名粉丝加入‘反黑箱服贸协议’的Facebook社群,‘反黑箱服贸协议’发布的声明则被迅速转载与分享,传达到接近二成的台湾人口(430万人)。”〔17〕这些参与者部分来自于大学社群网络，部分来自于亲友网络转载后的应援，都凸显出网络化个人主义多层次、多结点的联合作用。
民粹主义泛化，两岸融合受阻。“青年群体以强有力的姿态与运动诉求站上台湾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其思想诉求鲜明有力，直指执政当局，其‘反叛’行动颇具有破坏力与震慑性，对台湾政治格局、社会秩序与民主思想带来强烈的冲击与影响。”〔18〕有学者认为“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青年中的民粹主义思维加剧了，整个网络的舆论环境也是越来越被这种情绪所控制。〔19〕“太阳花学运”映射出这样一个现实境况：青年群体对社会热点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应对的敏感性和偏激性一幷提抬，幷且已经将网络召集和群体性同质塑造作为权益表达的重要路径，由此衍生出的激进行为已经完全偏离民主的本质，对两岸利益的联合造成持久性的冲击。
（四）一味迎合青年选民，国民党“本土化”深化
为了更好地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应致力于聚同化异。
政党理念、领导人形象以及固有支持群体的号召力都是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参考因素。民进党藉新媒体长期刻画塑造国民党组织老迈、缺乏活力、“亲共”的形象，使得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国民党形成了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腐朽政党的认知，无法产生对其的吸引力。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上新媒体的影响，青年群体距离国民党愈来愈远。老旧的人员结构无法时刻掌控喜爱在社交媒体中交往的青年群体思想，国民党提出的议题吸引力不足，政党的信任度也有所下滑。为了扭转不利的竞选局面，“在社交媒体中，国民党开始频繁使用网络语言，讨论社会议题，发起志愿者活动，推动环保建设，关注弱势群体，不断依靠新的社会议题来培养公众对国民党的认知与接受，使得国民党在公众心中开始呈现出具有‘关怀、活力与年轻’文化的政党。”〔20〕但相比民进党，国民党的青年选民支持度仍处于下风，加上每到竞选时期，统“独”议题便会被高调抛出，民意就会出现偏转。自蔡英文2016年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台湾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停滞，民调显示其党派的民意支持一度下滑，然而民进党藉操弄香港“反修例”事件，强化台湾民众“亡国感”，在短期翻转民意，2020年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以817万高票连任。看到民意对民进党的偏向后，国民党内部有声音称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承认“九二共识”，因民进党长期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进行捆绑，模糊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认知，必须提出新的两岸政策论述。
“本土化”的国民党不敢喊“统”，幷在每次的竞选失败后对自己的行为和对手的竞选策略进行反思和模仿，幷“以此为依据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论述以增强对选民的吸引力”〔21〕。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江启臣一上任便积极推进制定新的两岸政策论述，成立“改革委员会”。定调两岸政策“以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延续两岸互动，强调反对台湾独立与中国的‘一国两制’”。〔22〕此次提出的新两岸政策刻意分割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明确“中华民国宪法”基础，其他幷无过多改变，可看出是在效仿民进党的选举策略，一切为选举服务。新“九二共识”获台湾本土派与年轻世代的支持。对此，台湾学者称“当‘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框架转换成‘九二共识、中华民国’架构时，已未见‘一中’”。〔23〕可见国民党对青年世代的思想偏向，“青壮派”的代表江启臣意在藉机整合党内思想分歧。在2020年9月2日国民党公布的党员民调显示，党内高达81.5%的党员认同江启臣提出的“在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基础下推动两岸交流。迎合青年群体势必会造成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趋同化，国民党内的“去统”氛围正在悄然蔓延。国民党的“去统”行径为当下“统”声渐弱的台湾社会再添阴霾。
（五）思维浅层化发展产生非理性跟风，个人集体责任感弱化
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两岸同胞可以形成全球风险共识，意识到全球化下风险的幷联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两岸中国人民同心协力。
新的信息生产模式促使民众思维浅层发展，产生非理性跟风行为。网络化个人主义的泛化会刺激产生新的信息生产模式，一起参加社团活动的人们不再需要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异质性的行动者组织的群体也可以通过团队运动实现信息和资源的多样化互动，成员则能获得更高的潜在利益。蔡英文当局所培养的“1450”网军，成员涉及台湾社会各个阶层，经常采用集体出征的模式，恶意诋毁和污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支持人士，同时丑化大陆抗疫成效，抹黑大陆惠台政策，鼓动民众支持“军购”，经由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信息传播，产生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25〕恶化台海局势。
四、结语
长时间、高频次的吸收网络传播信息容易陷入网络的信息碎片化和浅层次的特点带来的陷阱中。人们思想层次长期处于浅层思维，缺乏对事物的深入思考，容易被诱导，做出不理性的行为。部分民众盲目追随民进党当局的冒险行为，在网络上恶言恶语。其次，网络思维易呈现极端化，为了获取高点击率而衍生出众多不同于常人的行为，淡化辨识能力，强化个人偏见，在网络上筛选到的都是偏向自身所思所想就会使得治理变得愈发困难。满足私欲，只顾眼前，不顾大局的情形时有发生，增添了社会风险演变的不确定性。台当局藉势“以疫谋独”、“以武拒统”等等行径是在跟随美国扰乱台海局势，本质上缺乏对风险社会的深度认知，只看当下，缺乏大局意识。如此发展，人将更关注自己的价值，而非集体利益。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前，为了集体而牺牲个人的思想渐渐隐没。
台当局阻断两岸往来，认为是在完全地规避风险，但是风险指数幷未因此降低，反而为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全面蔓延提供了契机，抬高台海风险爆发的概率。根本矛盾幷未转移，相反会导致风险在区域内的恶性膨胀，影响台海稳定局面。
注释：
〔1〕姚子健：《网络化个人主义—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应用新闻研究》，2019年第10期。
〔2〕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第7页。
〔3〕傅正科、严梦思：《网络化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崛起：社会网络、自我传播网络与孤独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4页。
〔4〕［挪威］贺美德，鲁纳着；许烨芳等译：《“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15页。
〔5〕赵化刚：《国际视野中的青年：定义、属性和问题》，《青年研究》，2005年第7期。
〔6〕余慧：《同质性、异质性与社团参与》，《大观周刊》，2012年第50期。
〔7〕傅正科、严梦思：《网络化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崛起：社会网络、自我传播网络与孤独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8〕任冬梅:《台湾脸书(Facebook)的发展情况》,中国台湾网,http://www.taiwan.cn/plzhx/zhjzhl/zhjlw/201901/t20190116_12132508.htm检索日期：2021-3-24.
〔9〕柯一青：《二十一世纪台湾社区营造论述之形构》，白象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7页。
〔10〕陈孔立：《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11〕陈孔立：《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12〕［加］哈里·蒂根森、马元平：《社会工程与政策事实的理论探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3〕C.S.Liu：Partisan Orientation and Selective Exposure during Taiwan’s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NO.2 (2009): 51–70.
〔14〕《台湾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认同创新高但维持现状仍是主流民意》，BBC新闻，2020-07-14.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3391406 检索日期：2020-10-15.
〔15〕傅正科、严梦思：《网络化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崛起：社会网络、自我传播网络与孤独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
〔16〕信强、金九泛：《新媒体在“太阳花学运”中的动员与支持作用》，《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
〔17〕吴中杰:《史上最大学运推手:自由网工具》,《商业周刊》1377期刊,2014年4月,第34-36页。
〔18〕孙璇：《台湾“青年反叛”现象与青年社会运动演化机制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6期。
〔19〕唐桦：《新时代深化两岸青年交流的实践与思考》，《现代台湾研究》，2020年第2期。
〔20〕艾明江：《信息技术与政党革新:国民党在新媒体时代的举措与挑战》，《台湾研究》，2016年第5期。
〔21〕朱松岭主编：《2014台海观察》，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22〕《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自由亚洲电台（RFA），2020年9月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cm1-09072020064946.html
〔23〕《柳金财：国民党新两岸论述之政治效应》，新加坡《联合早报》，2020年10月21日。
〔24〕《蓝营败选因“九二共识”？陆学者批搞错方向》，《联合报》，2020年1月22日。https://udn.com/news/story/12667/4302968
〔25〕姚子健：《网络化个人主义—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应用新闻研究》，2019年第10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8月号，总第284期）
中评社╱题：台湾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发展对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影响 作者：王艺桦（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移动互联网激活了个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传播结构。网络中的个人通过对社交媒体、互联网的整合使用，缔结了以自己为重心的自我传播网络，构成了极为广泛、具有鲜明异质性幷超越时空的社会网络。台湾地区政党藉政论节目、竞选网站、多元社交媒体增强与选民互动，强化网络个人主义的社会网络传播功效。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差异在网络政治传播中被强化；舆论政治化提增了台湾青年与大陆交流的“焦虑感”；民粹主义藉网络化个人主义形成社会问题；国民党一味迎合青年选民，“本土化”深化；思维浅层化发展产生非理性跟风，个人集体责任感弱化，皆阻碍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引言
2020年新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全球扩散开来，台湾当局藉机阻断两岸民间往来，两岸之间的信息沟通从现实转向网络世界。“网络化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以往的工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结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可超越组织和群体的限制。个人通过与自己互动的社交网络或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就可以建立高效且流动的协作。”〔1〕意味着网络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能动性相比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往来会更易被形塑。民进党长期的“台湾主体意识”塑造加上打压“中天”，鼓动发起多元挺“台独”媒介宣传，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日渐蔓延至台湾社会的每个角落。
蔡当局以“武汉肺炎”称呼新冠肺炎、挑动台湾网民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知名人士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艺人林书豪和蔡依林等进行疯狂的人身攻击、与大陆网友开启激烈的网络骂战，一度哄抬大陆民众的“武统”声音。两岸间建立的民间往来情谊在网络化个人主义风气的盛行中日渐低迷，两岸对抗情绪的热化亦引发台湾岛内“统派”的“寒蝉效应”。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进程受阻且影响深远。社会网络与传播网络如何共同对台湾民众的社会心理产生影响，此背后的机制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本研究的核心在于台湾当局是如何利用网络化个人主义推动自我传播网络联结社会网络，幷通过社会网络散发影响，阻碍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网络化个人主义在台湾地区的发展演进
“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这一概念最初由加拿大社会学教授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提出，认为是移动互联网“激活了个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传播结构”。〔2〕与个人相关的各项“业缘、地缘、血缘的角色保持着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琐碎关系”，被搭建成具备交叉、多重和叠加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的个人被称为网络化的个人。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崛起，是21世纪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通过“对社交媒体、互联网的整合使用，个体缔结了以自己为重心的自我传播网络，藉此个体可以构成极为广泛、具有鲜明异质性幷超越时空的社会网络，由此形成了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现象”。〔3〕台湾地区的网络化个人主义幷不是突然发生的，其背后充斥着激烈的政党竞争和政治社会化理念。
（一）2000年之前的台湾网络政治传播缓慢前行
回看台湾，1994年省市长选举时，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首先成立“市政资讯BBS站”，发布一些“政府”资讯，开设线上投诉等栏目，意在吸引年轻选民的投票。网络政治宣传由此开展。各个政党通过在竞选网站上宣传党派观点，整合网络支持者观点，突出中心议题，吸引选民关注，形成党派风格。此时由于社交媒体还未全面普及，只有8%的选民会使用新媒体（包括地下无线电台、电视“call-in”节目、电子布告栏系统或者网络）获取政治资讯，且使用者多为青年群体，集中在学术圈和高科技产业内。
1995年后政论节目开始走向人们生活，政治广告的出现使得政治和民主更像消费品，它标志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政治消费时代。台湾民众逐渐发现自己所拥有的选票可以成为监督和敦促政党执行自身意愿的砝码。“自己的一票真的有用”引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公民对政治投以关注，幷且认为大众参与可以期待且有效用。同时，公民对政治广告的心理开始成熟，开始要求广泛的权利。台湾电视节目的call-in手段为民众提供了表达意愿的通道。在此阶段成长的台湾新世代具备民主化色彩，对自身的投票权益有所认知，当成长为具备投票权的选民时，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相比其他年龄阶段的选民，青年选民更倾向使用网络获取政治资讯，但是网络政治资讯对于青年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非必要”的获取，只因网络是青年交流的主要途径，幷非是完全为了政治目的而服务。幷且各党在利用网络吸引青年选民注意的过程中幷未能做到完全贴合青年选民的喜好。最初的政党竞选网页设置内容过于复杂化和政治性，很难引起持续关注的意愿。
这一时期，网络政治传播的兴起刺激到个体的政治意识觉醒，行动仍处于群体为主，受单向输出的政治传播影响，还未能形成主动的政治互动。
（二）2000-2014：竞选需求扩大网络政治宣传互动性
政治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传播对策，媒体是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争夺对媒体的控制权即为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竞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两党的政党竞争进入新阶段。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各党派开始争相完善政党竞选网站的功能，注重开展网络政治宣传，加强与选民的线上互动。
竞选网站为载体的网络政治参与者向青年群体扩散。青年群体的群体性通过网络转向个体性，反感竞选性过于突出的政党行为，开始关注与个人情况相关的议题。伴随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个体正逐步成为网络中的基本话语单位，个人主义也获得了部分的正当性〔4〕，青年群体作为“中国社会未来力量和现实力量的集合体”〔5〕的身份角色被分解，转向个体性。台湾地区政治传播的单向输出特征随着竞选网站开通网民留言区和信息互动功能日渐弱化，附加使用新媒体获得政治资讯的青年群体具备更高的政治敏感性，实际上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是有所提升的。
然而，台湾地区政党的竞选性过于突出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反感情绪，反感情绪促成了青年群体同质性网络联结的产生。多国根据竞选网站做出的研究结果证明竞选中竞选网站以及相关媒体的主要方向是服务于竞选人的需求，而非选民的需求（Roper 1998；David 1999；彭芸2001；Wang 2002）。对候选人而言，最重要的竞选目标就是获胜，其团队的政治宣稿主要是为了影响选民而非真切地与选民沟通、倾听民意。青年选民认为自身利益的诉求得不到响应，政党竞争阶段的承诺只是为了获取选票。从社会心理学来看，“群体的同质性能减少陌生感从而降低文化冲击阻力”〔6〕。具有“反政党”情绪的青年群体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联合起来，促进了同质性群体的形成，以期为争取和表达自身权益提供基础，成为后期“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行为的群体召集铺垫。
（三）2014年至今：社群媒体功能强化提升个人网络联结度
2014年“太阳花学运”将新媒体在台湾的使用推向高潮，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促使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较之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个人能动性凸显。“受现代性影响之前的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团结性理念，人与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为了维护这种生存需要，人们会约束自己的言行、思想。这种集体型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正日渐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型价值理念的凸显。〔7〕通过移动互联网，个体的权利和价值得以提升幷且被激活的个人资源成为社交网络中的直接生产力。威尔曼指出，由个人网络形成的联结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构成的网络不但具有极强的社会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变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
网络媒体用户普遍化推动政党强化构建社群网络，开启网络媒体领域的“选民争夺战”。“2017年台湾人每天平均花7小时49分上网，2小时3分钟在社交媒体上，是两岸三地之最。台湾2017 年的活跃社群使用者共有1900 万人，占了全台人数的82.6%。其中，有1800万人习惯用手机上社群媒体，手机社群媒体渗透率达到78%，排名全球第7。”〔8〕可见网络社群媒体对台湾民众的重要性，同时因其高参与度的情况促使政党开启对网络社群媒体的强化措施，以便于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为了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培育个体的政党偏好，台湾地区的社群媒体功能扩展被提上日程。各党派以网络直播、专属APP、“脸书”、“油管”平台等等途径扩大与选民的交往互动，整合观察选民意见，培育网军引导舆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