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胡伟星谈中美竞争与合作
中评社香港7月10日电（记者 张心怡）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伟星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围绕中美关系相关热点议题展开深入剖析。胡伟星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并在向纵深发展。他提出，拜登政府想探索出一条与中国竞争但不冲突的路子，与中国在有选择的领域里竞争，又不至于走向全面对抗。中美在某些领域的合作是对抗和竞争的一个缓冲，是一个紧张关系的调节器。
谈及拜登政府正重返多边主义，胡伟星表示，过去四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大大的削弱。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在很多国家心目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很多国家也不再信任美国。这种局面对拜登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他上台以后的外交重点，就是重新恢复和盟国的关系，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此外，如果美国不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就没有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他不会把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和机会都拱手让给中国。所以，美国一方面是要同中国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些多边组织、多边机构中掌握对规则制定的领导权。
关于台海局势，胡伟星指出，中国的快速崛起使美国感到担心，台湾在美国人的眼里战略价值就开始提高了，它是美国在中国周边遏制中国的一个棋子。台湾不断冲撞大陆的底线，大陆必须出台一些手段和措施来抑制“台独”。所以大陆军事演习、绕岛巡航，还有一些警告性动作越来越多，台海局势有升温的迹象。特朗普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美台关系的一些政策，开始冲撞大陆的底线，拜登上台以后，这种路子也没有大的改变，继续沿着特朗普时期加强美台关系的思路不断往下走。
疫情之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继续加税，但是中国出口不跌反升。胡伟星谈到，这说明世界的产业链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中国。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很多产品都是从中国出口，最后完成加工出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很多国家疫情处理得不好，经济没有完全恢复，还是依赖中国的产品。中国要思考今后的产业政策怎么能够保持住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只有思考清楚，中国在今后中美贸易摩擦中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专访问答全文如下：
中评社记者：拜登上台已有一段时间，您如何评价当下的中美关系？
胡伟星：拜登上台5个多月，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两国战略竞争的大格局没有改变，竞争还会向纵深发展。
出现比较积极的变化就是拜登上台以后，对华政策结束了特朗普那种无底线、非理性的、打压的方式，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后期急剧下滑的情况得到了缓解。中美关系虽然止损了，但是并没有大幅度回升，只能说比以前稍微稳定。
中评社记者：您去年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言指出，拜登对华政策的基本战略是假设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您是否依然维持这样的判断？您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具有哪些特点？
胡伟星：去年11月份，我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言提到拜登对华的基本战略还是把中国看做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用的词是“最严重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也反映了美国精英两党对华政策的一个共识，就是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最大的、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这个判断已经形成共识，因为拜登还是按照这个路子来制定对华政策。有人甚至说，虽然特朗普下台了，但拜登走的路线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那么，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有哪些特点？我认为有四个特点。第一，与特朗普时期的极端民粹、鹰派对华歇斯底里打压的做法稍有不同，拜登团队更加理性，团队的主要成员对华事务也更有经验，所以对华政策内部的协调会更好一些。不是像特朗普时期那样没有章法，多头行事，让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还是把中国看作最有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他对华政策的目标、套路、手段选择都有不同，政策目标的先后次序也发生了一些调整。简单来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全方位的与中国脱钩，然后极限施压。而拜登政府现在的做法是3C（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对抗confront）的组合策略。用他们主要官员的话来说：在应该与中国竞争的领域和问题上，就和中国竞争；在双方能够合作的地方就合作；在必须对抗的地方就对抗。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与特朗普完全脱钩、非常负面的政策就不一样了。
第三，拜登政府一上台就强调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竞争，重整自己的实力地位。从内部来看，特朗普时期美国实力地位大大削弱，内部两极分化、两党对峙，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处理的不够好，特别是对疫情的处理出现重大失误，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从外部来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令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大打折扣，不断的“毁约退群”也使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导力受到质疑，与盟国的关系疏远。
拜登政府要针对这两个问题，从内、外两方面重整美国实力与中国竞争。内部是重整旗鼓，修补社会的裂痕，重点是新冠疫情的处理。现在看来有初步成效，接种疫苗人数比例不断上升，疫情在很多地方得到控制，经济也开始有反弹，但经济上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例如通胀。对外主要是搞一些联盟战略，修补与盟国的关系，再跟中国打交道。不是跟中国单打独斗，而是采取“打群架”的办法。其实今后的实力之争不光是军事实力和硬实力，也包括美国的科技实力。拜登政府在投资美国的科创实力方面有很多的新做法，也准备投资美国的基础建设，这些都是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一些比较长远的考虑。
第四，拜登政府并不是回到特朗普时期与中国全面脱钩，打一场新的冷战，他的做法就是“3C”，还算是头脑清醒。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是和平、稳定的竞争，并不想发生冲突，想探索出一条与中国竞争但不冲突的路子，与中国在有选择的领域里竞争，又不至于走向全面对抗。这是一种有管理的战略竞争，把一些可以合作的领域也和中国讲出来，比如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公共卫生、管控金融危机等领域与中国寻求合作。而且拜登的官员也讲得很清楚，合作的领域可以给竞争带来某些缓冲，是竞争当中的调节器，不使温度过热。让大家在激烈竞争的时候，也有所转寰，不让紧张关系上升到冲突的水平。
中评社记者：拜登政府称美国正重返多边机构和多边协议，兑现“多边主义”承诺。对此您怎么看？拜登若想把美国重新带回“多边主义”，可能面对那些困难？
胡伟星：拜登上任以后很快就宣布废除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毁约行为，例如重新返回巴黎协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且宣布在2022年和202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中美国也要参加。这表明拜登政府开始重归理性，而不是特朗普时期的极端民粹、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的思路，也表现出美国开始想恢复以前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拜登政府认为，过去四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大大的削弱。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在很多国家心目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很多国家也不再信任美国。这种局面对拜登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他上台以后的外交重点，就是重新恢复和盟国的关系，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在拜登看来，是与中国竞争的一个主要领域。因为中国现在除了硬实力发展得快，软实力方面上升得也很快，所以美国要跟中国竞争，特别是在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上，重返多边主义和多边协议是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拜登不会放弃这个阵地。此外，如果美国不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就没有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他不会把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和机会都拱手让给中国。所以，美国一方面是要同中国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些多边组织、多边机构中掌握对规则制定的领导权。
除了重返一些多边国际机构，美国还搞了一些“新多边”，比如＂五眼联盟＂，在与中国竞争对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美国还充分发挥G7的作用，现在G7针对中国的议题越来越多，美国甚至想把G7变成D8，让更多的民主国家来参与，这个目的也很明显，也是为了针对中国。根据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说法，美国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做好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思考怎么使四方安全对话变得更加有实际内容。有人甚至说要把它实质化、实体化，在亚太或是印太地区搞一个小北约。
那么，美国想回到多边会面临哪些困难？特朗普时期搞“美国优先”，所以他不愿意被一些国际的条约规则所约束。拜登虽然回到多边主义，但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果受到约束，他也会重新考虑。如果这些多边机构、多边组织能够变成美国的工具，他当然愿意利用。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国家，有用就用，无用就弃之。美国对盟国的态度也是如此。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多边主义政策，也需要好好的拿捏。
中评社记者：目前，控制疫情的紧迫任务需要通过全球协调来完成。有观点认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应合作来终结疫情，对此您怎么看？中美双方如何在疫苗等方面展开合作？
胡伟星：这是一个世界公共卫生的问题。现在全球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还在不断出现新的变种病毒，对人类的安全和卫生都形成了极大挑战。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且都是有技术手段来控制疫情的大国，或者有相当经验来对付这些公共卫生问题的大国，应该是合作的，但是现在两国并没有合作。
从特朗普时期来看，他根本不愿跟中国合作，甚至指责中国是疫情的源头，要对中国进行追责。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不再提对中国追责，但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拜登下令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几个月之内给他提交关于疫情新冠疫情的源头问题报告。这个动作就看出他还是把这个问题政治化，还是要抓住某些问题跟中国纠缠。当然中国也不会示弱，也会反击。如果要溯源，为什么不开放美国军方的实验室？所以合作是应该做的，但是有很多人为的障碍，不断有新的议题出来影响合作意愿。
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中国和美国都有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使用的疫苗，而且两个国家是最大的生产国，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合作使人类尽快的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两国没有直接对话，或是在这方面有合作意愿。美国还指责中国把疫苗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前一段时间美国一概不出口疫苗，保证自己的国民先接种，现在国民有将近40%—50%都接种了疫苗，有过剩现象，才开始愿意出口一些疫苗，或是给某些盟国捐一些疫苗。他也向世界卫生组织承诺的疫苗分配机制作出捐献，因为看到中国在不断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疫苗，所以不甘落后，要跟中国竞争。
中评社记者：国内外媒体和智库都多次提起，台湾已经成为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您认为，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上台后，台海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是否已经清晰？您怎么看未来台海局势的走向？
胡伟星：最近很多媒体在炒作台湾海峡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特朗普时期在台海、两岸关系上有很多大动作，主要是不断提升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涉及台湾、两岸关系的法案，包括官员访问，包括美国支持台湾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包括美国台湾军事方面的关系。
中国的快速崛起使美国感到担心，台湾在美国人的眼里战略价值就开始提高了，它是美国在中国周边遏制中国的一个棋子。从中国角度来看，两岸关系从2016年民进党重返政权以后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民进党政府基本上放弃了“九二共识”，改变了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模糊的一中政策，开始朝事实“台独”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大陆所不能容忍的。台湾不断冲撞大陆的底线，大陆必须出台一些手段和措施来抑制“台独”。所以大陆军事演习、绕岛巡航，还有一些警告性动作越来越多，台海局势有升温的迹象。特朗普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美台关系的一些政策，开始冲撞大陆的底线，拜登上台以后，这种路子也没有大的改变，继续沿着特朗普时期加强美台关系的思路不断往下走。
但是我也注意到，拜登对美台关系的政策和特朗普还是有所区别的。最近美国的政策圈子和学术圈子对两岸关系、美台政策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辩论的焦点有以下几个：第一，美国对两岸关系战略模糊的政策是不是要改变？有些人主张美国要放弃战略模糊的政策，走向战略清晰。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要清楚的告诉北京，美国不会放弃台湾，明确地讲会保卫台湾。有些人就不同意，认为战略清晰对台湾来说是一个空头支票，“台独”会走得越来越远，反而被“台独”领导人绑架，最后被把美国拖入一场战争。美国以前比较传统的思维，就是要保持一种相对模糊的政策，这样对台北和北京都有威慑作用，使两岸任何一方都不敢轻举妄动采取单边政策来改变现状。特朗普后期是明显的走向战略清晰的一边，但是政策没有完全定位就下台了。那么拜登现在上台了，他好像又重归战略模糊，毕竟美国的主流派还是认为要战略模糊一些。如果战略清晰，美国真的被拖入一场战争，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第二，美国对两岸应该采取什么政策？不同的政策目标应该怎么平衡？美国的两岸政策其实有几个重点，第一还是“一个中国”不会变；另外，美国不希望两岸开战，所以要威慑两边都不要去打仗，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台海，因为打仗对美国不利。第三，就是美国在看台海问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讲所谓民主价值观，讲支持台湾民主慢慢就偏离了“一个中国”承诺，所以从特朗普时期做了很多友台的动作，支持台湾重返国际组织等等。在拜登时期，还是越来越从所谓的价值观立场出发，认为应该支持台湾，不能放弃台湾。所以在这方面，拜登还是在继续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第四，美国的利益到底是什么？美国不断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双方的军事交流越来越密切。以前不能穿军装、穿制服去台湾，现在都不顾及，军方的战机都停到台湾，下一步的军舰也会停到台湾，会不会发展到公开军事演习？大家都开始问美国到底利益为何？美国人其实很清楚，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不可能跟大陆去竞争，大陆只会越来越强。这种实力对比是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大陆方向发展。拜登政府实际上知道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是不可改变的，但是由于台湾的战略价值对美国有所提升，要为台湾提供一些实质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政治支持，增强台湾对大陆的抵抗能力。这就是美国人说的“豪猪战略”，但是美国最后会不会卷入干涉台海的危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牵涉到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的利益到底是什么？他也不能清楚地讲出来。但起码他知道，增加台湾的抵抗能力，是他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棋子，能够遏制大陆，也是他的利益；台湾最好别打仗，更是他的利益。
中评社记者：除了不断打“台湾牌”，美国还不断炒作我国人权问题并干涉中国新疆和香港事务，对此您怎么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胡伟星：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价值观，拜登就职演说里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他的价值观，所以价值观外交决定了拜登在人权问题上、新疆香港事务上打价值观的牌，要抓住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违反了以前的诺言，来找中国麻烦。这与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根本不在乎价值、人权，只在意实际的利益。这些问题是牵制中国的抓手。炒作这些问题，对美国来说虽然是不可能改变现状，但是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头疼的问题，能牵制中国，拉拢很多国家跟美国一起来对抗中国。
所以美国炒作人权、新疆、香港问题出发点，就是在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下，他要使中国顾此失彼，使中国不断出现状况，最后团结更多的国家，通过“打群架”的方法对中国施压，使政权垮掉。
中评社记者：但我们听到很多声音说美国的人权外交似乎已经走进死胡同，您对此怎么看？
胡伟星：美国现在内部越来越分裂了，特别是黑人民权运动，，使大家看到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那么好，经常是采取一种双重标准来批评别人，所以信誉是越来越下降。
拜登政府现在要重整旗鼓，恢复人们对美国制度的向往，要重新占领这种道德高地。而占领道德高地就要打击对手弱的地方，来重新树立自己的道德神主牌。所以他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竞争，不光是军事上、实力上，也包括制度上的竞争。拜登讲过一句话，美国同中国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制度之争。由于是制度之争，所以他会抓住这些问题，不断的纠缠。当然他首先要修补自己内部的社会裂痕，这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中美会恢复贸易谈判吗？疫情下中国在对美出口方面的优秀表现说明了什么？是否会让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更有优势？
胡伟星：我觉得早晚会还是会恢复贸易谈判的。两国的代表已经开始了初步接触，等于是为今后正式恢复谈判做准备，互相摸底。拜登政府会不会像特朗普一样用打贸易战、加税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我觉得不太会。特朗普政府的路子，并没有达到特别好的效果，反而使美国的消费者受到很大损失。美国现在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当然主要是跟他的货币投放量有很大关系，但是跟大量从中国进口消费品都被加税也有一定关系。所以拜登政府也会意识到打关税战不是办法，中美谈判的重点不是把美国的贸易赤字降下来，使贸易达到平衡，他们会把谈判重点放在怎么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此外，中国高科技发展飞速，对知识产权、高科技产业如何保持优势竞争地位，他们会通过贸易谈判制定一些规则，用规则来约束中国发展。而不是像特朗普时期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或者是赚一点关税钱。
在疫情之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虽然被加税了，但是不跌反升，这说明什么？说明世界的产业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很多产品都是从中国出口，最后完成加工出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处理得不好，经济没有完全恢复，还是依赖中国的产品，所以中国对美出口不跌反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当然有一些厂子搬离了中国，有一些受到制裁的行业和生产线离开了中国，但中国的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所以现在是双方互相摸底。中国也要思考今后我们的产业政策怎么能够保持住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要弄清楚。这样，中国在今后中美贸易摩擦中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展望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拜登上台后，多次强调中美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您认为在经贸、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哪些是中美可以合作的？哪些是无法避免竞争甚至对抗的？
胡伟星：总的来说，中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战略竞争的时期，之后四年的大基调就是全面、全方位的战略竞争。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国会，全政府对中国打压。民间交流方面也有很多动作，切断了中美的高科技交流，包括留学生都受到影响。而且美国是从经济、安全、军事、政治到意识形态全方位的开始同中国竞争。到了拜登时期，不光是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甚至是全世界动员跟中国竞争，拉拢尽可能多的盟国来同中国竞争。所以，中美双方全面竞争的局面已经开始。
拜登政府在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那么在哪些方面会跟中国保持一种竞争的关系？对竞争的领域，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主要是在国际上拉拢盟国。重新树立美国在国际上的威信和恢复美国的领导形象地位，来同中国竞争。它对内着重加强自己实力，整顿内部的一些分裂的状况，同时强调投资基建、投资高科技，加强投资力度来同中国竞争。冷战时期，美苏竞争实际上主要是核武器和太空领域的竞争。在新的时期，不光是核武器和太空，中国的核武器和太空领域技术都不落后，有的领域甚至跟美国并驾齐驱。高科技主要是体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新材料等方面，所以美国要在这方面要加大投资力度。
跟中国竞争还包括采取一些外交手段，去切断中国和一些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比如说拜登挑拨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挑拨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不断的利用人权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对中国施压。
基辛格在冷战时期讲过，竞争的格局就是大三角。中美苏大三角，美国把中国拉到自己一边，形成二对一的局面来对付苏联，苏联垮了。在新的形势下，大三角已经不像以前了，现在新的三角是中美印，美国现在花了非常大的力气、资源极力拉拢印度，在很多问题上都偏袒印度，比如说中印的边界问题。因为印度迟早会成为一个大国，而且是中国边上一个大的邻国。如果印度站在美国一边，就对中国会有很大的牵制作用。
拜登认为，该对抗的时候就必须对抗。包括哪些领域？例如南海。中国现在实际上在南海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实质控制。美国现在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做法，不断派军舰进入中国岛礁的领海范围内进行挑衅，而且不光是自己跟中国进行对抗，还要求盟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都派军舰到南海来挑战中国。美国实际上就是要阻止中国对南海的控制，同时进一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如果中国成了海洋大国，对美国来说是很不利的。美国在阻止中国的军力发展上也做了很多，比如说它的军费开支还是不断的增加。
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开始加大美台关系的力度，实际上等于给台湾撑腰打气，使民进党当局有更多的底气去挑战大陆的底线，这也是跟中国对抗的一种方式。跟中国对抗的另一个领域就是科技战，美国在这方面毫不手软。特朗普制裁了很多中国企业，拜登又增加了实体名单的中国企业数目，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被美国制裁。不光围堵中国的5G技术，中国所有的高科技领域涉及到人工智能、大数据、航天新材料等，美国都开始制裁，实际上就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美国在几个领域里试图跟中国发展一些合作的关系，比如说气候变化，比如如果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美国肯定也要找中国合作控制金融危机的风险。新冠疫情方面虽然现在没有合作，但是这也是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还有伊朗核问题，美国现在愿意回到伊朗的核协议当中，中国也是伊朗核协议的签字方之一，所以中美在这方面是可以合作的，但也取决于美国人愿不愿意谈。
合作的领域可能会越来越多，取决于双方对抗和竞争走到什么程度。合作是对抗和竞争的一个缓冲的领域，是一个紧张关系的调节器，所以拜登政府就是保持了一些合作的领域，在关系太紧张的时候，就谈一些合作的东西，没有把路给堵绝。
受访人简介：胡伟星，现任澳门大学发展基金会政治学与公共政策特聘教授丶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在此之前，胡教授长期在香港大学任教，曾担任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系主任，香港政治学学会会长。1983年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教育，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马里兰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胡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曾于1991－1992年在哈佛大学担任John M. Olin 研究员，1992－1993年在加州大学圣达戈分校担任IGCC博士后研究员，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达戈分校丶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及底特律大学任教，并在美国佐治亚大学丶布鲁金斯学会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丶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并出版多部学术专著，研究领域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丶中国对外关系丶东亚国际关系丶港澳及大中华地区的管治和公共政策。胡教授目前还担任中美交流基金会顾问。
此专访为中评社2021年《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专访之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香港7月10日电（记者 张心怡）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伟星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围绕中美关系相关热点议题展开深入剖析。胡伟星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并在向纵深发展。他提出，拜登政府想探索出一条与中国竞争但不冲突的路子，与中国在有选择的领域里竞争，又不至于走向全面对抗。中美在某些领域的合作是对抗和竞争的一个缓冲，是一个紧张关系的调节器。
谈及拜登政府正重返多边主义，胡伟星表示，过去四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大大的削弱。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在很多国家心目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很多国家也不再信任美国。这种局面对拜登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他上台以后的外交重点，就是重新恢复和盟国的关系，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此外，如果美国不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就没有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他不会把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和机会都拱手让给中国。所以，美国一方面是要同中国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些多边组织、多边机构中掌握对规则制定的领导权。
关于台海局势，胡伟星指出，中国的快速崛起使美国感到担心，台湾在美国人的眼里战略价值就开始提高了，它是美国在中国周边遏制中国的一个棋子。台湾不断冲撞大陆的底线，大陆必须出台一些手段和措施来抑制“台独”。所以大陆军事演习、绕岛巡航，还有一些警告性动作越来越多，台海局势有升温的迹象。特朗普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美台关系的一些政策，开始冲撞大陆的底线，拜登上台以后，这种路子也没有大的改变，继续沿着特朗普时期加强美台关系的思路不断往下走。
疫情之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继续加税，但是中国出口不跌反升。胡伟星谈到，这说明世界的产业链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中国。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很多产品都是从中国出口，最后完成加工出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很多国家疫情处理得不好，经济没有完全恢复，还是依赖中国的产品。中国要思考今后的产业政策怎么能够保持住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只有思考清楚，中国在今后中美贸易摩擦中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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