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新：从“三元经济”看香港如何启帆远航

　　中评社香港5月5日电（作者　王春新）近些年来，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带动下，香港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呈现出十分典型的“三元经济”特征。在历经一甲子最严重衰退的今天，深入剖析“三元经济”结构的具体表现、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便于我们准确把握香港经济未来变化的脉搏，采取有效手段推动转型升级，使香港经济驶出浅滩，再度启帆远航。

　　一、“三元经济”：表现和影响

　　第一元是近乎停滞的传统部门。包括贸易、物流、零售、制造、建筑、旅游、其他商业支援服务及社会服务等行业，以实体经济为主。按要素价格计算，这些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合共占GDP六成左右，是香港经济的主体部份。但因业务分流、转移或转型困难，尤其是创新及科技产业迟迟未能取得突破，因而总体上发展缓慢，无法成为经济增长动力。过去五年（即国家“十三五”规划期间）内地经济年均增速为5.8%，香港却只有0.2%，其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传统部门平均增长率为负数，拖了香港经济的后腿。

　　香港传统部门的停滞不前，首先归因于贸易及物流行业的相对衰落。如所周知，香港靠出口贸易起家，贸易及物流一直是首要经济支柱，最高峰时其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28.5%，提供了83.6万个就业岗位。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香港外贸增速持续减缓，加上转口贸易的毛利率不断下降，以及离岸贸易的停滞不前，到2019年，贸易及物流占GDP比重急降至19.8%，把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头衔让给了金融业；就业人数降至67.4万人，比高峰期大减16.3万人。

　　另一个重要支柱产业旅游业也早已见顶回落。虽然2019年社会事件发生前访港游客总数仍在增加，但香港的旅游服务输出金额在2013年到达峰值后就接连下滑，至2018年共减少了14.3%，说明近些年来旅游业确实是旺丁不旺财，来港游客数量增长抵不上开支大幅下跌，旅游及相关行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随之下降。

　　第二元是方兴未艾的金融部门。得益于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国家的大力支持，香港金融业可谓一枝独秀，独力支撑着本地经济增长。虽然目前香港正陷入经济衰退，但金融市场依然欣欣向荣，年初恒生指数再破三万点，大年初五还开出12年来最强红盘，银行业存贷款也创历史最高纪录。这一相反走势，不仅受益于欧美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也折射出“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全球经济反差，更让人们看到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拥有的独特优势、面对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从国民核算角度看，本世纪以来香港金融业创造的增加值，年均实质增长6.8%，比GDP增速高出一倍，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12.8%，大幅提高到2019年的21.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三成。在过去五年，香港整体经济几乎停滞不前，但金融业年均升幅仍达4.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超过100%，是香港经济唯一的核心引擎。

　　当然，一个金融中心的实际功能和作用，并非上述国民核算数字所能全部涵盖的。香港金融中心带动的投融资规模，在亚太区名列前茅，且增长十分迅速，银行体系的总存款，从本世纪初的3.22万亿港元，增至去年底的14.51万亿港元，20年间猛增3.5倍；银行体系的总贷款，也从2.76万亿港元增至10.5万亿港元，20年劲升2.8倍。资本市场更是一骑絶尘，今年2月底港股总市值高达6.7万亿美元，稳居全球前五位；过去十年港股IPO金额，有七年进入全球三甲，为中国内地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香港金融业基本上可以脱离本地传统经济活动而独立运作。一大标志是在香港股市中，中资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量均占到八成以上，香港股市主要反映内地经济表现，而不再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另一个标志是香港银行体系总贷款中，有45%与内地企业有关；占本地贷款超过四成的房地产相关贷款，则主要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这也是去年以来香港经济深陷衰退、金融市场却相对平稳的原因所在。

　　第三元是滞涨模式下的房地产部门。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泡沫两种属性，以虚拟泡沫为主。从联合国SNA的角度看，实体经济的房地产－－－包括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建筑和房屋消费服务等，才能真正带来经济增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每年建屋量高达8－9万个单位，带动房地产部门快速发展。到本世纪初，香港房地产部门提供的增加值占GDP比重曾高达28%，后来随着房屋供应量的急剧减少，房地产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也大幅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已低于两成。香港经济欲振难兴，实与此有关。

　　与此同时，呈现为虚拟经济部份的地产市值，却是房地产增加值的三倍以上，因为香港住宅价格自2003年见底后，已经上升超过17年之久。目前私人住宅价格比SARS最底点猛升5.5倍，累积的地产市值相当于香港十年的GDP总量，超过劳动报酬或营业盈余。由房地产部门带动的第三次收入分配和正负面财富效应，长期影响并主导着香港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上述可见，在香港“三元经济”中，传统部门已无法担当促进经济成长的重任，只有创新及科技产业取得重大突破，才能扭转颓势。金融和房地产部门都可以不依靠本地经济支撑而独立运作，但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絶不相同：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香港房地产模式，虽能给企业、个人投资乃至财政收入带来暂时的好处，但它不是理想的资本主义形态，不仅无法改善居住条件及缩小贫富差距，而且早已成为经济增长的负累（按联合国SNA标准计算，本世纪以来香港房地产部门平均每年拉低GDP至少1个百分点），还埋下了引发金融危机的种子，转变发展模式才有出路；只有金融业才是香港最有前景的一元，在支撑本港经济增长之余，还可进一步提升至世界级水平，在国家打造金融强国中做出更大贡献。

　　换句话说，香港“三元经济”结构中的每个部门，都隐藏着可观的发展能量，都有较大的调整、转型、提升及发展空间，且是势在必行。其中，“一元”重在创新，“二元”必须提升，“三元”急待转型。 　
　　二、创新“一元”，突破科创产业

　　香港在贸易及物流产业相对衰落之后，启动传统部门的关键在创科产业。韩国在这方面早有先例，该国在八十年代出口额尚不如香港，为了向创新型经济转型，韩国把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外移，本土致力发展创科产业，并取得很大成功，此后不仅出口额很快赶上香港，而且基于本土制造的出口产品附加值率数倍于香港，带动经济快速发展。香港在八十年代也把依赖低成本的加工工序外移，但本土制造业没有转型提升，因而多次失去了发展高增值创科产业的良机。

　　历史地看，香港的确具备发展创科产业的一些必要条件，如拥有全球顶尖的基础科研力量、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科研体系、世界级的金融服务业，以及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等优势，且在回归后不遗余力地发展创新及科技产业，政府投入资金超过千亿，可惜始终欠缺实效。关键不在于R＆D投入不足，也不在于本港高校一向有重学术、轻应用的传统，而是欠缺创科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整体创新环境，包括社会主流的创新意识、正确有效的创新模式、政府政策的引导推动、科技与产业的密切对接、不拘一格的创新人才、创新科技与创新金融的深度融合，以及相对合理的创新成本等等，与营商环境有很大不同。换句话说，缺少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才是香港创科产业迟迟无法取得突破的真正诱因。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字，香港2019年创新及科技产业增加值只有234亿港元，仅占本地GDP的0.86%。反观深圳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多达10，156亿人民币，约为香港的50倍，占GDP比重高达37.7%，主要原因是深圳的创新环境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是一流的，支撑着创科产业不断登上新台阶。由此可见，香港要在发展科创产业上取得突破，首先必须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具体做法我们将另文探讨。

　　其次，突破科创新产业，还需要与大湾区加强合作。科技运用研究及产业化正好是大湾区的强项，完全可以填补香港中下游之不足。未来大湾区科技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立足于互补短板，一方面以香港全球顶尖的基础研究能力去补大湾区基础研究不足的短板，另一方面以大湾区高超的科技运用研究和产业化水平去补香港的短板，全力协助香港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尤其是在特区政府鼓励发展的生物医药、人工智慧、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等领域。未来香港和大湾区若能携手深化合作，就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赶上或超越美国硅谷。

　　三、提升“二元”，打造全球金融中心

　　在详述如何提升金融之前，有必要针对目前国际金融中心评价中存在与实际情况相脱节的问题，提出了金融中心分类的新方法。这一新方法是先把金融中心分为国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两大类，然后再把国际金融中心按不同功能及影响力，划分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特色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金融中心三大类。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影响范围以区域性为主，如香港、新加坡、上海、东京及法兰克福等；特色国际金融中心在特定金融领域拥有全球影响力，如擅长期货交易的芝加哥等；全球金融中心是最高等级的金融中心，服务范围覆盖全球，规模大，功能全，人才多，是金融创新及定价中心，目前只有纽约和伦敦两个达到这些要求。

　　当前香港金融中心与纽约和伦敦相比仍有差距，但差距可以缩小，提升目标也十分明确，那就是打造可比肩纽约和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点有两个：机遇和优势。前者是外在的，且是百年罕见的历史性机遇，它正在赴面而来，给香港带来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良机。

　　历史地看，全球金融中心总是伴随着经济重心而来。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的结果。然而，情况已发生逆转，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东亚地区一飞冲天，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到2017年，东亚经济总量开始超过北美自贸区，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区域；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东移，2020年东亚经济总量占到全球比重已超过三成，预计到2035年将提升至四成，到本世纪中页将再升至一半左右，正式开启“东亚半球”的新时代。

　　如果说欧美经济重心产生了纽约和伦敦两大全球金融中心，那么，东亚经济重要性不断提升和区域合作不断推进所释放出来的对金融服务的庞大需求，都预示着区内金融中心将获得巨大发展，最终将形成以两个世界级金融中心为主导、其他多个区域金融中心和专业金融中心相配合的新金融布局。在东亚诸城市中，香港和上海最有机会成就全球金融中心。
　
　　提升香港为全球金融中心，有需要重点发展五个亚洲领先的金融市场：（1）通过大力挖掘内地和亚洲新兴市场上市资源、打造世界一流创新金融平台、加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之间的连接，以及发展亚洲债券交易市场等，把香港资本市场提升至世界级水平。（2）强化人民币融资及交易功能，更好满足市场主体投资使用人民币的各种需求，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3）未来20年全球的财富增长，至少有三分之二来自亚洲，香港若能有效地拓展内地市场和亚洲市场，可使资产管理逐步达到类似伦敦的世界级规模。（4）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国际服务枢纽，可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融资，提供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发行债券和开发基金等，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投融资平台。（5）香港具备发展成为亚洲绿色金融枢纽的优势，应通过加强境内外联动、设置境外绿色债券发行“绿色通道”，以及加快境内外绿色标准统一进程等途径，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四、调整“三元”，转变房屋发展模式

　　香港住房问题的症结，在于房屋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从供应方式和价值取向看，全球房屋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欧美的市场供应＋税收调控模式；二是新加坡的政府供应模式；三是香港的投资／投机主导模式。从客观效果看，欧美模式最佳，新加坡模式次之，香港模式后遗症最大。因为在香港模式下，房屋供应和需求是严重不对称的。需求主要来自三方面：（1）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2）本地居民和企业的投资需求，（3）境外投资需求。其中，只有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与居民收入相对应；然而，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投资需求可以无限大，长期以来一直是香港楼市的主宰，带动房价不断暴涨，大大超越市民收入增长。
　
　　我们曾经发明一个指标－－－居住负担指数　（Living　Burden　Index，LBI，为房价升幅与收入升幅之比。当指数为1时，居住条件不变；当指数大于1时，居住条件下降；当指数小于1时，居住条件改善），用于衡量香港居住条件的变动情况，发现1985－2020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狂升21.2倍，人均收入只增加6.5倍，居住负担指数高达惊人的3.3，反观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却只有0.7－1.0。统计数字虽然枯燥，但香港市民居住条件不断恶化的最大秘密，就隐藏于此。
　
　　现实地看，长期的供需不对称，使香港房地产部门深陷两难困局：一方面，房价早已抛离絶大多数普通市民的购买能力，要化解社会怨气，需要增加住宅供应以降低楼价。但另一方面，高楼价已成为本港消费、投资、财政和就业的最大支撑，楼价大跌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同时，也应看到，香港房屋市场存在过份波动的特点，采用纯市场手段不仅无法有效地平衡供求关系，还可能带来新的危机。

　　突破这一两难格局，必须引入一个新思维：要摆脱住房难题，必先解决本港房屋供需不对称问题。这就需要从需求管理入手，把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区别开来，根据两种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供应方式，即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房屋双轨制”，以公营房屋来保证香港普通市民的居住需要，以私人住宅来满足本地和海外的投资需求，形成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一方面确保市民居住权利不受市场波动的侵蚀，另一方面也使内外投资需求不致因政策调控而受到过多限制，最终形成合理分工和高效运作。

　　根据这一新思维，我们提出一项具长远发展策略、兼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的政策设想－－－‘新居屋计划’，主要思路是：更严格地划分公营房屋和私人房屋这两个市场，把全面推行公私营房屋“双轨制”作为长远发展策略；以有别于现有居屋的新居屋模式作为未来公营房屋建设的重点；新居屋价格必须与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收入相对应，以便更公平、高效地协助他们置业。这是转变房屋发展模式的关键。

　　一言以敝之，‘新居屋计划’主要是从香港现行情况出发，从增量调整的角度，力求以循序渐进及和风细雨的方式去修正房屋发展路向，最终达到改变香港滞胀的房屋发展模式之目的。从经济角度看，‘新居屋计划’在解决香港大多家庭住房基本需要的同时，可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包括直接提升地产业的增加值、扩大楼宇建造业的增加值，以及楼宇业权（房屋消费服务）的总量。长此以往，房地产业将重新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总结而言，深入解构　“三元经济”，不但使我们找到了香港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为我们提供了助力经济转型提升的方向和策略。只要香港在突破创科产业、提升金融中心和转变房屋模式等三大领域狠下功夫，未来20年GDP每年增长3－4%是不成问题的。为此，香港需要把好前进航向，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确立发展为先、民生为本、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新理念，全域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系统性推动，使香港经济早日走出困局，在国家新征程中再次高帆远航。

　　作者为中银（香港）香港经济与政策处主管

　　中评社香港5月5日电（作者　王春新）近些年来，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带动下，香港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呈现出十分典型的“三元经济”特征。在历经一甲子最严重衰退的今天，深入剖析“三元经济”结构的具体表现、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便于我们准确把握香港经济未来变化的脉搏，采取有效手段推动转型升级，使香港经济驶出浅滩，再度启帆远航。

　　一、“三元经济”：表现和影响

　　第一元是近乎停滞的传统部门。包括贸易、物流、零售、制造、建筑、旅游、其他商业支援服务及社会服务等行业，以实体经济为主。按要素价格计算，这些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合共占GDP六成左右，是香港经济的主体部份。但因业务分流、转移或转型困难，尤其是创新及科技产业迟迟未能取得突破，因而总体上发展缓慢，无法成为经济增长动力。过去五年（即国家“十三五”规划期间）内地经济年均增速为5.8%，香港却只有0.2%，其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传统部门平均增长率为负数，拖了香港经济的后腿。

　　香港传统部门的停滞不前，首先归因于贸易及物流行业的相对衰落。如所周知，香港靠出口贸易起家，贸易及物流一直是首要经济支柱，最高峰时其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28.5%，提供了83.6万个就业岗位。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香港外贸增速持续减缓，加上转口贸易的毛利率不断下降，以及离岸贸易的停滞不前，到2019年，贸易及物流占GDP比重急降至19.8%，把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头衔让给了金融业；就业人数降至67.4万人，比高峰期大减16.3万人。

　　另一个重要支柱产业旅游业也早已见顶回落。虽然2019年社会事件发生前访港游客总数仍在增加，但香港的旅游服务输出金额在2013年到达峰值后就接连下滑，至2018年共减少了14.3%，说明近些年来旅游业确实是旺丁不旺财，来港游客数量增长抵不上开支大幅下跌，旅游及相关行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随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