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昌：香港社会面临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
中评社香港8月11日电（记者 梁帆 沈而忱）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大变局下香港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对思路”4日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举行。与会的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刘澜昌指出，香港目前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尚未解决“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反对派人数占比大，社会怨气深；第二，民生和经济的结构性“欠账”未得到解决，导致香港未来没有“曙光”，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第三，香港管治团队还不能适应“一国两制”所要求的“行稳致远”。他认为，港府必须要在防疫、通关、住房等方面让利益“可视化”，令香港市民获得满足感、幸福感，继而，归属感将随之而来，“一国两制”就能行稳致远。
刘澜昌提到，《香港国安法》立竿见影，令社会从乱到“治”，从乱到“安”。但是从“一国两制”的长远发展来看，至少还有三个问题有待解决。
第一，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问题。反对派的支持率还是占了大比例，社会怨气还特别大。“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是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的，在澳门回归20周年的时候他也特别总结了一条经验，澳门为什么做得好，因为它的社会政治基础比较牢固。如果香港建制派和反对派支持人数比例能够颠倒，达到6：4，或者7：3，甚至8：2，那很多原来要做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做，例如民主选举、普选等。
第二，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民生和经济的结构性“欠账”，包括房屋问题、土地问题等。香港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在哪里？未来5年该怎么走？这些问题必须思考。“欠账”问题，用内地的讲法，就是生产力和需求不相适应，人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出，当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期盼那时的香港能极大地改善住房问题，告别劏房及笼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却表示，制造土地需要全社会动员。特首态度消极、推卸责任，解决的“曙光”还没出现。
第三，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香港管治团队的问题。目前的管治团队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继续发展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不少市民拒绝接种疫苗的原因与副作用无关，而是不愿意听从政府的呼吁，这说明市民带着一种和政府对抗的情绪。办事效率上，“明日大屿计划”需要花费20年，可以说是遥遥无期；加之港府频频强调“土地不足”，给了社会造成“未来楼价一定会涨”的印象。楼价高企，经济怎么发展？
对“一国两制”的再思考
刘澜昌表示，因应形式改变，“一国两制”的理论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
第一，共产党的初心与“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保留了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共产党的初心是与之矛盾的。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设计者和领导者，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7月1日，中联办五位副主任牵头探访基层，刘澜昌强调这涉及到“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问题。如果不和基层搞好关系，那社会政治基础永远不可能壮大。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是普罗大众，香港虽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终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将来“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在哪里？中央应该思考。
第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与中央不参与管治香港事务。现在有一些新的解释，譬如说房屋问题涉及香港和中央的关系，因为房屋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影响“人心回归”、经济发展及安全，所以中央必须介入。刘澜昌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全面管治权”以前解释为“中央授权，香港事务还是由香港来管”，现在可以解释为“某种程度上介入”，因为中央具有站位高、不受香港财团控制等优势。他表示，中央需要介入香港的管治，但问题是怎么介入。这可能要分很多层次，某些香港自身解决不了的部分可能是直接介入，某些部分可能介入得比较深一些，某些部分可能是原则性推动。
第三，香港的民主问题。既然香港是“一国两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当社会政治基础足够的时候，还是要普选，这也是基本法规定的。当然民主选举存在很多弊病，但是也有良性的民主选举。中央需要去继续研究。
第四，社会气氛的问题。刘澜昌赞同“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方面要有很严厉的打击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具备分化瓦解的能力。部分年轻人犯错了，不要把他们视为永远的敌人，推到对立面去，还是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壮大社会政治基础。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系统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要让香港人有可见的利益。”刘澜昌总结道，香港政府在防疫、住房、通关等问题上，要给香港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让他们能够得到满足感和幸福感，有了这些，自然就会产生归属感；要是这些都没有，市民怎么会有归属感呢？香港政府就要让市民有满足感、幸福感、归属感。
中评社香港8月11日电（记者 梁帆 沈而忱）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大变局下香港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对思路”4日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举行。与会的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刘澜昌指出，香港目前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尚未解决“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反对派人数占比大，社会怨气深；第二，民生和经济的结构性“欠账”未得到解决，导致香港未来没有“曙光”，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第三，香港管治团队还不能适应“一国两制”所要求的“行稳致远”。他认为，港府必须要在防疫、通关、住房等方面让利益“可视化”，令香港市民获得满足感、幸福感，继而，归属感将随之而来，“一国两制”就能行稳致远。
刘澜昌提到，《香港国安法》立竿见影，令社会从乱到“治”，从乱到“安”。但是从“一国两制”的长远发展来看，至少还有三个问题有待解决。
第一，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问题。反对派的支持率还是占了大比例，社会怨气还特别大。“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是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的，在澳门回归20周年的时候他也特别总结了一条经验，澳门为什么做得好，因为它的社会政治基础比较牢固。如果香港建制派和反对派支持人数比例能够颠倒，达到6：4，或者7：3，甚至8：2，那很多原来要做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做，例如民主选举、普选等。
第二，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民生和经济的结构性“欠账”，包括房屋问题、土地问题等。香港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在哪里？未来5年该怎么走？这些问题必须思考。“欠账”问题，用内地的讲法，就是生产力和需求不相适应，人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出，当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期盼那时的香港能极大地改善住房问题，告别劏房及笼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却表示，制造土地需要全社会动员。特首态度消极、推卸责任，解决的“曙光”还没出现。
第三，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香港管治团队的问题。目前的管治团队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继续发展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不少市民拒绝接种疫苗的原因与副作用无关，而是不愿意听从政府的呼吁，这说明市民带着一种和政府对抗的情绪。办事效率上，“明日大屿计划”需要花费20年，可以说是遥遥无期；加之港府频频强调“土地不足”，给了社会造成“未来楼价一定会涨”的印象。楼价高企，经济怎么发展？
对“一国两制”的再思考
刘澜昌表示，因应形式改变，“一国两制”的理论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