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拜登对华政策与应对之道
中评社香港8月11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张文宗、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战略室研究员李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朱中博、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外交室副研究员仇朝兵、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郭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莎、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郭至君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与会者围绕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势、中国应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等问题，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李振广：开场白
首先感谢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平台，让新生代中青年学者有机会走上前台，纵论天下大势。
今天参会学者以青年学者为主，在座的各位大多是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生人，青春洋溢，朝气蓬勃。所以，我们这次论坛可以称之为中评智库青年思想者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对青年人说了一段话，特别提到“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我相信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在座的各位中青年学者就中美关系这样的重大议题发表观察与思考，展示青年世代的智慧与视角。
美国拜登政府上任已经半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与轮廓也开始渐渐清晰。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请大家围绕3个子议题，即如何评判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如何看待拜登政府的3C组合策略（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对抗confrontation）？中国要如何应对？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势以及中国应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其核心是，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怎么看？应该怎么办？作出分析探讨。今天下午我们共有3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每一位学者有20分钟左右的发言时间。下面我们有请张文宗首先发言。
张文宗：中美“互跳探戈” 寻找实质合作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对华政策服务于其国内政策。拜登政府执政半年，内外政策基本展开，主要方向和内容与其2020年大选期间的竞选纲领一致，思路和举措相较特朗普政府更清楚和成系统，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是全面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第二是巩固盟友、争取伙伴国并“重返”国际机制，第三是聚焦中国并进行激烈的战略竞争。
首先，拜登试图以“三大计划”为核心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这三大计划分别为“美国救助计划”、“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三者先易后难、先急后缓。救助计划实施后，美国抗击疫情取得一定效果，正告别非常时期，经济和社会走向正轨。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迅猛发力，经济增速较快，还出现了通胀。就业计划正在国会经受“打磨”，其力图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和科技投资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并创造大量就业。其中，基建着眼于创造蓝领就业机会，科技投资旨在创造“21世纪的高薪就业机会”。家庭计划实际上是一次社会安全网络的巨大扩张，目的是增加对儿童、妇女、工薪家庭、中低收入群体的各种福利保障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及控制联邦政府债务膨胀的速度，拜登在三大计划中塞进了税改计划。税改方向是废除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法案，提高对大企业和富人的税率，并推动全球企业最低税。这实际上是要改善“二次分配”，通过劫富济贫缓解美国惊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从性质上看，这些施政力图对矛盾重重的美式资本主义进行一次进步主义改革，延续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的思路。如果相关计划不打折扣地被国会通过并落实，会部分缓解美国严重的社会矛盾。拜登政府认为中产阶级萎缩和制造业衰落是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高涨、国际影响下降，甚至国内出现政治危机的主因，相关施政就是要祛除病根。问题在于共和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和选民会持续反对，拜登的就业和家庭两大计划推进不会顺利。
其次，拜登竭力强化同盟体系、扩大伙伴网络和提升对国际机制的控制力。不管是升级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并注入更多实质性内容，还是重新塑造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的方向，不管是拉抬韩国、土耳其的国际地位，还是积极影响东盟的战略选择，拜登高度重视外交的作用。对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等多边舞台，拜登政府改变前任“退群”“毁约”的做法，强调“美国回来了”。在此过程中，美国积极构建融军事、贸易、科技、价值观为一体的新联盟体系。由于美国实力仍然强大、同盟关系和国际机制的惯性，以及绝大多数盟国对特朗普单边主义阴魂不散的担忧，拜登的外交收到一定效果。与特朗普末期美国和盟友离心离德相比，美国国际影响力部分恢复。但同盟的维系和对国际机制的掌控，需要美国持续投入和真金白银的支持。在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援不足的情况下，美国对盟国和部分国际机制的控制会遭到更多抵制和反弹。
为了推动基建和科技投资，拜登以“中国威胁”为由进行国内动员。为巩固盟友和掌控国际组织，拜登政府大搞意识形态外交，将与中国的竞争扭曲为“民主对抗专制”，以此裹挟他国选边站队。为孤立中国，拜登还试图复活冷战期间的集团政治、撕裂国际社会，妄图把更多、更富、更强大的国家笼络到美国霸权羽翼之下，以确保未来长期竞争的赢面。在双边层面，拜登延续前任绝大多数对华政策，包括维持关税、科技脱钩、扩大制裁、在涉台涉港涉疆涉疫等议题上加大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力度等。当然，拜登政府更讲究传统外交精英的套路，反共调门有所降低，在台湾问题上也更理性，以期提升与中国竞争的效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对待中国要“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这种多手战略的主轴是竞争，合作和对抗都服务于竞争，服务于提升美国竞争力和削弱中国竞争力。
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战略，对中国形成了不小挑战，但中国有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和意志。大国竞争的战略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中国在发挥优势、补足短板的过程中，也在实施和美国类似的战略。中国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为和美国竞争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和组织保障。中国的内外战略未必指向和美国竞争，但实施的结果可以极大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应对美国压力。中国应对拜登政府以及美国更长期的遏压，至少在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继续聚焦发展，并探索更高效更安全发展的新途径。中国发展的目标、计划、手段等都非常清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就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不管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袛要凝神聚力、百折不挠地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就能持续夯实和美国博弈的物质基础。中国产业链完整、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等，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了个好局。在此过程中，中国尤其需要注重科技发展，在利用后发优势和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在全民中培育和提升科学精神、创新精神，让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社会形成创新合力。科技不仅是中美竞争的关键，也是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当然，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给中国制造的困难增多，中国在发展中将给予安全更多关注，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水平。实现更安全发展、更高效发展、更注重成本控制的发展将是中国探索的新方向。
第三件是敢于斗争和善于合作。美国要维系的是霸权利益，中国要坚持的是发展权利，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问题上，中国没有多少退路。美国政客宣称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从历史上看，这种获胜是以对手崩溃、被击败或经济停滞为前提的。因此，中国的退让甚至重大妥协都难以满足美国胃口。以斗争求生存则生存，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中国深刻认识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正弘扬斗争精神，运用斗争智慧。同时，中国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对于符合自身利益的中美合作保持开放和欢迎态度，力争和美国形成一个多重博弈和复杂博弈的态势。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中美激烈较量、关系恶化，由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并均着眼于长期博弈，两国保持接触和对话符合各自利益。中美未来的对话应聚焦结果导向，解决或管控存在的问题。中国对与美国的合作有一定期待，美国对与中国的合作也有需求。考虑到美国的选举政治，拜登政府在国内施政中始终有危机感。如果不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推动基建、科技和社保计划，如果无法让选民享受到政策好处，民主党有可能失掉对国会的控制权，并进而危及2024年大选获胜的前景。拜登能否聚焦国内议程，包括能否推动绿色基建、新能源发展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重大进展，对其执政地位是有影响的。寻求与中国对抗，势必会壮大美国军工集团、压缩福利开支、延宕税改计划、恶化财政状况，这不利于提高民众福祉和扩大民主党的选民基础。近期美国国内有40多个团体致函拜登政府，呼吁其放弃对中国的新冷战，聚焦和中国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反映了美国进步派的诉求，也是拜登政府应该做的。在贸易问题上，如果中美相互减免关税，相信对美国扩大出口、振兴制造业和创造就业有帮助。如果拜登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内问题，共和党和右翼民粹派等更极端的反华力量卷土重来，拜登的改革和中美关系都将受到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都有缓和关系的需要，两国相互“跳一段探戈”后开启新的实质性对话是可能的。
李枏：中美合作需创新思路 促各层级各方面往来
拜登自执政以来，其外交政策逐步清晰，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外交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产阶级外交主线。拜登在竞选期间就提出，美国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内中产阶级，让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美国必须确保贸易政策为中产阶级服务；国际经济规则更能体现“公平贸易”，促进美国商业；美国要书写国际贸易规则，捍卫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加大国内研发和创新投入，确保美国创新优势；构建联盟与伙伴“统一战线”，更好与中国竞争，迎接“中国挑战”。拜登总统在上任后第一次外交专题演说时明确提出，“外交和内政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工薪家庭。推进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复苏上。”在拜登的外交理念中，提升中产阶级生活成为拜登政府外交设定优先的标准。这也就决定了拜登政府要将外交转化为治理国内问题的手段。目前美国的中产阶级随着美国经济的停滞出现了越来越分化的局面，贫富分化严重，加之国内制造业衰落，高科技竞争力下降，以前引以为傲的美国中产阶级出现了严重的动摇，而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更加恶化了这一问题，中产阶级岌岌可危。
在中产阶级理念的指导下，拜登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总统令，推进经济重建以及制造业回归，同时巩固盟友，重返多边主义，然而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目的还是以中产阶级外交为主线，重返国际组织也是要维系美国的霸权，因此实质上，中产阶级外交仍然是“美国优先”，从这点来看，它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也仍然是一脉相承。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眼中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根据地域和团体不同，中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州反对贸易战，而有的州却支持贸易战。军工复合体要求加大军火贸易，而反战团体却要求削减军事武器。所以拜登以一个笼统性和象征性的“中产阶级”词汇来作为其外交理念，反而并不是务实的。第二就是在强调多边主义的同时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很多国家认为美国仍在坚持走的是单边主义路线。而且以这届总统选举来看，共和党有大量选民支持，这种中产阶级外交也许袛是昙花一现，四年以后，也许又会出现新的外交政策。因此包括盟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是以怀疑的目光来看拜登现在的外交政策。
第二，庞大和精英化的外交团队使对外决策过程呈现出程式化、专业化却颇为延宕的特征。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更新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备忘录》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除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能源部长等法定参会人之外，还应包括总检察长、国土安全部部长、驻联合国特别代表、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国家情报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应以顾问身分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劳工部长、商务部长、卫生部长、环保署署长、美国贸易代表、国家网络总监等部门的负责人、总统气候特使等将视情参加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持的“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可以看出，这届政府的对外决策体系人数多，进入决策圈的又都是精英。尽管这些精英分管不同的外交领域，但很难迅速形成一个跨部门的统一意见，从而将造成政策的延宕，如对朝鲜政策以及对华政策的评估。复杂的人事体系、庞大的决策团队，然后加上拜登在最后决策时表现出的犹豫不决，这种决策过程确实令人担忧。
面对如此大的礼物，韩国当然需要投桃报李。首先，美国需要韩国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当然是服务于其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美国希望三星的晶片到美国来制造，这样韩国三星、台积电以及美国制造的晶片就可以主宰全球晶片市场的大半部分，自然会限制中国晶片的获取和发展。其次，美韩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领域上进行合作，这样在高科技以及供应链领域里美国将会牵制中韩高端技术的合作。再次，通过美国的价值观来进一步疏离中韩之间的民间关系。目前韩国民间对于中国的负面情绪非常之高，而美国希望以意识形态更加弱化中韩民间关系。最近韩国国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在涉港问题上的表态已经反映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最后，逐渐推动韩国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表明立场。美韩首脑会晤之时，美韩联合声明中已经出现涉台海、南海问题的表述。可见即使韩国不愿在中美选边，美国凭藉其庞大的政治资源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正在拉韩国往自己这边靠。
对于中国的应对之道，美国的中产阶级外交反映出拜登政府重建经济的政策优先，但因为“中产阶级外交”过于笼统，反而掩盖了各种需求的差异。首先，中国可以根据这些差异来行事，以地方合作或团体合作的形式促进中美的经贸和人员往来。
第二就是拜登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人数多、专业化强、政策求新却偏于延宕，很多政策不能马上做出反应，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应对过程。中国外交团队非常熟悉中美关系，政策稳健，决策过程清晰、有效。但应该有一些创新的想法。即在长期累积经验的基础上，寻求一些创新的思路。
第三，对于那些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国家来说，中国仍需作大量努力。像韩国这样的国家，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给韩国这么多好处，但可以慢慢累积，如中韩自贸协定、中韩战略对话机制等等。我认为美国的这些盟国终会有一天看到美国政府仍在奉行“美国优先”，袛会关心自己，随时都会出卖盟国的利益。正如前述，美国在多边机制下仍在坚持霸权，这与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有很多不同。中美在多边机制的行为会让很多国家看到中美之间的区别。假以时日，这些国家会有自己的理性判断。
朱中博：中美携手才是正道 冷战对抗要抛弃
首先，拜登政府近半年来对华政策，总体上是萧规曹随，借用了特朗普时代对华政策留下来的很多所谓筹码。同时，又变本加厉做了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就是他用了很多“软”的东西，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煽动分裂、对抗，包括在推行国内政策议程的时候，总拿中国说事。
今年以来，拜登和他的外交国安团队的外交行动轨迹，上半年第一阶段侧重点在欧亚大陆东侧，布林肯和奥斯丁出访日韩，奥斯丁去印度。今年，还举办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外长会，并首次召开QUAD领导人视频峰会，下半年还要搞QUAD领导人面对面会晤。这就把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印太战略提升了一个规格。美国还在欧亚大陆的东侧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在南海、东海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演习活动。在第二阶段，特别是在6月份的时候，拜登在欧洲密集搞了美英、G7、北约、欧美、俄美等几场领导人峰会，很多会议虽然没有中方在场，但涉及的议题很多都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有关。总体上看，这半年来，在对华政策或者中美关系发展问题上，拜登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走上一个正确的方向，还在沿用冷战思维，坚持从旧的零和博弈、权力政治的视角来看问题。所以，拜登上台近半年来，中美关系下滑势头没有止住，这是一个总判断。
第二，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3C组合政策。我的看法是，如果画一个坐标轴的话，它的下限是对抗，顶端是合作，中间是所谓的竞争，可以上下摇摆变动。但是，拜登政府讲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竞争”，有的也把它翻译成“极限竞争”。那么，所谓“极其激烈”或“极限”的竞争到底是什么？以我的理解，就是可以极限地向对抗角度来靠拢，在部分问题上保留一些合作空间。3C组合根本上还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也是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全球战略目标。
那么，上半年来的中美关系有没有积极方面呢？也有。首先反映在经贸领域。从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资料看，今年1—5月，中美双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2796.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52.3%，这个增长幅度是很大的。其中，对美出口额是2060.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49.8%；自美进口额是73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59.8%。这些资料还是特别亮眼的，也凸显了中美在经贸领域彼此的互补以及合作需求。因此，美国科技界、产业界对与华合作的愿望是积极的，美国不少学者、前政要也对拜登政府发出不少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吁，这都是中美关系中的积极能量。今后这些正能量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两国外交接触部分，我初步梳理了一下。从拜登上台以后到6月，中美正部级以上互动有8次，加上部级有9次。最先是杨洁篪主任和布林肯通电话。接下来是农历除夕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通电话。然后是3月份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4月对话有两次，一是克里访沪参加两国气候问题对话，一是习主席应拜登邀请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5月份是刘鹤副总理跟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6月3日又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通话。6月11号杨主任与布林肯再次通电话，中间还有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贝塞拉通电话。中美之间的这些互动，是务实、坦诚、建设性的，有时甚至是针对性的。如果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积极沟通，妥善应对分歧，扩大务实合作，中美关系就还有希望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同时，也要看到3C组合里所谓的“极限竞争”，强调既是21世纪竞争，还是极限、长期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针对美国人干涉我们内政及对中国围堵打压的一系列霸凌霸道做法，我们还是要发扬斗争精神，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此外，两国还要争取聚焦合作，管控分歧，要以理性、务实、坦诚的方式让中美关系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中美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两国互动在性质上应该是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决斗赛。基辛格先生及国际上许多资深政治家都认为，中美如果走向对抗，对世界的影响会远远超出以往，非美苏冷战影响所能及。所以，中美两国要担当起作为大国的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繁荣进步，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做出国际贡献，这才是正道。冷战思维和搞阵营对抗那一套做法，应该被收到垃圾堆去了。
仇朝兵：积极塑造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
2021年1月20日，乔·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到目前虽然还不足半年，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和战略已日渐清晰。从近期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拜登总统本人的相关言论大致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及其在具体问题领域的立场，整体基调不够“友善”，甚至暗藏“杀机”。拜登政府虽然在有些议题上（如：气候变化、重返WHO、WTO总干事人选等）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完全不同，但整体上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些议题上还有些加码。
特朗普政府曾经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规则和秩序破坏者”“一种长期和全面的挑战”“经济侵略者”等。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也很不友好。2021年1月19日，在其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对外政策倡议，认为在所有其他国家中，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态度是正确的。布林肯称中国“正在公开追求在全世界的霸权”，“韬光养晦已成为过去”，指责中国“正更加咄咄逼人”和“寻求成为世界上真正的领导者”。
2021年2月4日，拜登总统就任总统后第一次专门就美国外交政策发表演讲，并把中国视为美国“最严重的竞争者”（most serious competitor）。拜登总统说：“我们还将直接应对我们最严重的竞争者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构成的挑战。我们将对抗中国不端之经济行为（economic abuses）；反对其侵略性和胁迫性行为；抵制其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多个场合称中国是一个“pacing competitor”或“pacing challenge”。
虽然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反复表示，美中关系中有合作的方面、竞争的方面和敌对的方面，在合作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将会与中国进行合作，但从目前中美关系态势来看，未来中美竞争的态势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敌对的方面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由于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困难和挑战，寻求中美关系走向“改善和发展之道”在当下尤为迫切。这事关中国和平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国际环境，事关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2021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先生在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视频对话时说，中美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预期、建设性的轨道，构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模式，是中美面临的共同任务。”
面对中美关系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中美两国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姿态，直面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理性看待两国之间的分歧，推动各层次有效沟通和交流，为中美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之道”创造条件。
（一）寻找共同价值
中美两国分属不同的文明，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价值观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对利益的判断。价值观相同的个人和国家之间更容易相互认同和理解；价值观不同的个人和国家之间可能更容易出现分歧和误解。中美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推动中美两国走向理性和积极互动之道，需要两国进一步挖掘共同的价值，同时推动对不同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是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需要开展的基础性工作，难度很大，但意义重大。过度强调中美之间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拒绝寻求两国共同的价值，无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中美关系紧张或恶化是不是意味着两国共同利益也必然减少了呢？中美两国在一个领域发生分歧或矛盾，是不是意味着在其他领域也不能合作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以更成熟、更具智慧的方式去应对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和攻击。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上，中美两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国际反恐，从地区安全到经济复苏，再到全球战略稳定等，全球治理危机也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中美之间分歧和矛盾越多的时候，可能也是共同利益越多的时候。当前状况下，中国尤其需要坚定这样一种信念：在应该合作、能够合作、合作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领域，坚定地与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不断拓展共同利益。
（三）展开务实合作
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需要两国的合作，应对全球的挑战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存在根本差异和深刻矛盾的中美两国来说，合作必须是务实的：第一，两国需要尝试理解对方的合理关切，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这是走向合作的前提。第二，不把不同议题挂起钩来处理，按照具体议题或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分别应对，该合作、能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不遗余力地推动合作；在不能合作、不能让步的领域，充分阐明立场，表明态度，寻求搁置争议，不使这些矛盾和分歧影响到能够合作的领域的合作。第三，合作应该以双方共同认可的规范或通行的国际准则为基础。
（四）着眼问题解决
如前所述，中美关系面临着许多问题，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互动在塑造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问题层出不穷，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是正常的。面对中美关系已有的或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两国都应秉持“着眼于问题解决”的思路，处理这些问题。具体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累积两国间的信任，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也有助于两国在分歧问题上达成谅解和理解；解决问题的延宕，会破坏两国关系氛围，削弱相互间的信任，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两国间的相互认知和整体关系的发展，无助于塑造“可预期、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总之，拜登政府近期对华政策宣示虽然流露出一些对华“合作”的味道，但“磨刀霍霍”的味道似乎更加浓厚。综合考虑美国的特性及其整体的对外战略和中美互动的历史与中美关系现状，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国对拜登政府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未来中美关系到底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单个方面，而是取决于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和各种议题上如何互动。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坚持做一个成熟、稳健、负责任的大国，用理性和智慧来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