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变局下香港的挑战与应对
中评社香港8月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8月4日下午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举行。论坛以“大变局下香港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对思路”为主题，邀请了八位来自香港各大智库的专家，深入探讨当前香港的安全形势与特点、香港面临的核心问题、如何把握和评估香港的民心民意、香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角色、香港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等议题。
论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评社社长郭伟峰主持。与会者包括：天大研究院副院长伍俊飞、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李风、《超讯》总编辑纪硕鸣、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刘澜昌、香港新闻联副主席郭一鸣、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罗祥喜、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陈耀桂。
伍俊飞认为，香港的大变局落脚在“改革”二字，但政府缺乏权威。香港社会最棘手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无为，二是社会不公，这两个问题在短期内都很难解决，但必须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香港民怨才能得到排解，让更多的香港市民成为爱国爱港人士，从而彻底改变香港的安全局势。这是香港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基础。
伍俊飞表示，香港未来的发展需要一手硬一手软，硬的方面包括加强法治建设、提高纪律部队地位、培育有威信的政治人物等；软的方面则包括解决房屋问题、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等。但必须看到，香港未来发展的一大阻碍在于人，如果解决了公务员的政治意志问题，香港金融中心建设、创科中心建设、新界北开发、土地问题等都能够得到解决。
谈及香港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角色，以及和国家战略对接，伍俊飞表示，香港应该成为中美冲突之间的缓冲地带，形成一套独特的政治体制，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同时形成一套混合的经济体制，用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改变目前经济上的垄断结构。这样能够比较充分地挖掘香港潜在的价值，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独一无二的作用。
李风指出，香港由大乱进入大治，然而潜藏的各种问题并没有解决，反中乱港势力的社会基础依然坚实顽固，“软对抗”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将随时给香港社会带来新的破坏。但特区政府、商界以及社会其他阶层对此并没有充分认识，因此特区政府需要重视法律，用《香港国安法》及其他法律对反中乱港的组织结构和头面人物进行严肃整治。
李风表示，香港的形势能否变得更好，能否沿着“一国两制”的正确航向前行，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关键在于特区政府。他对特区政府的心态和施政提出四点批评与建议：
第一，特区政府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有所偏差。回顾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于2月印发，中央希望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特区政府未能完全和深入地理解中央的政策，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形势下提出修改“逃犯条例”，引发了一系列的动乱。在中央重申“爱国者治港”之后，治港团队需要摆正立场，更加忠诚，对香港和国家负责。
第二，特区政府对内地有排斥心态。这也可归结于缺乏爱国情怀，或是对内地了解不足。李风建议，中央政府可以加强对香港高级公务员的培训，通过长期地、系统性地学习内地的政治、法律、文化、历史、地理，令他们正确认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特区政府欠缺执行力。香港至今未能走出疫情困局，说明特区政府缺乏承担责任的意志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
第四，香港的政治生态问题。过去二十多年，香港被西方势力牵着鼻子走，在选举和民主方面走了弯路，在选举上耗费了过多的财力和精力。在新的选举制度下，香港各政党需要重新思考路线，真正为香港和国家的前途出力。
纪硕鸣表示，解决香港的问题需要通盘思考，要以繁荣稳定为最终出发点。他提出对香港问题的四个思考。第一，繁荣稳定和稳定繁荣。邓小平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但对香港的表述是“繁荣稳定”，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资本主义之下，只有社会繁荣、市民生活安定，才会有稳定。
第二，马克思主义强调打破一个旧世界，为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香港未来的“新”在哪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曾指出，香港可以思考一下，是否可以有一个“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资本主义包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涵盖了这四项，涵盖面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广阔。既然香港可以发展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发展香港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第三，香港成功融入大湾区，就是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香港融入到大湾区有三条路径：依托大湾区，香港利用大湾区的市场和发展力量巩固和发挥自己的核心优势，同时辐射大湾区；依靠大湾区，走这条路径说明香港本身的优势在减弱，依靠大湾区来发展自身；依赖大湾区，走这条路说明香港基本上丧失了优势，这条路不应该走。纪硕鸣认为，香港的人才流失问题严峻，不仅没能留住本地的青年，也留不住“港漂”，特区政府需要反省，尽快推出措施解决。
第四，香港成为新香港的主力军是谁？纪硕鸣强调了“新香港人”的概念，认为在新选制下，新香港人应该脱颖而出，在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新香港人是爱国爱港的中坚力量，也熟悉内地的发展战略，同时对香港抱有情怀，无论是政治觉悟还是管治能力很优秀。新香港人将是建设新香港的重要力量。
刘澜昌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社会从乱到治、从乱到安。但是站在“一国两制”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目前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尚未解决“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反对派人数占比大，社会怨气深；第二，民生和经济的结构性“欠账”未得到解决，导致香港未来没有“曙光”，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第三，香港管治团队还不能适应“一国两制”所要求的“行稳致远”。夏宝龙近日提到，到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香港要解决笼屋问题。港府应加速解决“欠账”问题，并且给市场释放土地供应充足的信号，以控制未来还将继续上涨的楼价。
刘澜昌认为，中央应以“细分化”介入香港管治，部分可以介入比较深，部分则用“原则性”来推动，有些香港自身已经无法解决的，需要直接介入。其次，港府一方面要具有很严厉的打击措施，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分化瓦解”的能力，有些年轻人犯了错，需要争取将他们“瓦解”过来，这有利于增强社会政治基础。他强调，现在最关键是要让利益“可视化”，香港政府要提供可见的利益，不能做什么事情都给人感觉“竹篮打水一场空”。在防疫、住房、通关等问题上，要给香港人觉得生活在香港，能够得到满足感、幸福感，继而，归属感将随之而来，“一国两制”就能行稳致远。
郭一鸣表示，现在香港社会有两个现象，一是市民购买力的上升，市民利用政府派发的消费券踊跃购买日用品，反应非常好；二是香港的奥运氛围强烈，无论市民持有什么政治立场，都一起为香港加油打气。这两点反映出香港现时的整体社会气氛逐渐转好。
郭一鸣分析了产生良好社会氛围的几点因素。第一是时机，香港摆脱了前两年灰色的社会氛围，迎来了一个新的转变，《香港国安法》发挥了一个威慑作用，让整个香港社会趋向稳定，市民被黑暴、疫情压抑了两年，通过奥运得以纾缓。
第二是特区政府管治风格悄然转变，例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推点心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照片与民同乐，还是各位官员在公众场合上的脸色，都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另外，特区政府刚刚宣布，学校、医院、养老院及政府所有雇员必须要接种疫苗，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第三是特区政府的人事变动。李家超及邓炳强的上任，给公务员特别是管治团队，带来了动力，亦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政的状况，变得更有凝聚力，更像一个团队。在这些基础上，香港社会的转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郭一鸣表示，中央出手制定了《香港国安法》，并完善了选举制度，通过接下来的三次选举，香港能够形成新的选举文化，给市民带来新的气氛及新的希望，特区政府也能推出新的愿景和新的措施。这些都是香港转变的重要出口。
罗祥喜表示，过去一年多，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多变化是结构性的，影响非常深远。但是，这些变化只是一个开端，一个良好开端，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可能面临多种挑战和问题。
罗祥喜说，就宏观而言，首先，如何准确理解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无论是对特区政府还是对香港各界来说，都是一个重要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理解是不充分、不深刻的，甚至有偏差或误解，正确认识和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其次，“爱国者治港”虽然已经得到香港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仍非易事，难免会遇到阻力和干扰。其三，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未来香港建制派将被赋予更多的治港机会和责任，但港人也势必对建制派提出更高的要求，给予更多的监督，建制派能否提高治理能力、以符合港人期待，也是重大挑战。其四，香港政治转趋稳定之后，如何解决一系列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也是重大挑战。
此外，罗祥喜说，香港整体的政治安全形势虽然已经趋于稳定，社会的舆论氛围也已回归理性，但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已经放弃“硬对抗”的反对派，不会放弃“软对抗”和“暗对抗”，同时也不能排除少数极端恐怖行为，这些都是香港安全稳定的隐患和挑战，值得高度关注。
陈耀桂指出，香港的安全形势与特点，可从两方面观察。一方面，《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年余时间，香港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法律重典的威慑下，很少有人敢再以身试法，可以说黑暴不再，安宁重现，港人国安观念在积极转变。另方面，西方势力在香港进一步萎缩，不少西方组织或机构已经撤离香港，西方国家在港的官方代表，难以开展过去所从事的渗透与干涉工作，特别是无法继续与香港反对派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大批反中乱港分子被法办、《苹果日报》停刊，对西方及反对势力是重大政治打击。
陈耀桂谈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本届任期余下不足一年，还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可概括为三件大事。其一，尽速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不应留给下一届政府处理，同时继续追查涉动乱者，除恶务尽，不留隐患；其二，办好选委会、立法会、特首三场选举，确保“爱国者治港”真正落实、确保未来的特区管治者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其三，改善经济民生，跳出过去思维与框框，找出解决土地、房屋问题的方向及路径。
陈耀桂强调，有关基本法23条立法，势在必行，应在这一届政府的任期内完成，不能拖、不必拖。《香港国安法》历时不足一个半月就制定通过，有关的《选举法》20天时间就完成，英国最近检讨国安法也只用了两个月。另外，基本法23条在2003年就曾经上过立法会，条例草案已相当完整，现届立法会还有近半年任期，大多数议员已公开表示赞成立法，舆论也认为是时候立法，还有《香港国安法》作后盾，这是基本法23条立法的有利条件、时机。政府如就相关立法进行公众谘询，应先提出建议，而且其方式不应该是全开放式、漫无目的。民粹泛滥，真理绝非愈辩愈明。
郭伟峰作总结指出，今次研讨会获得很大成果，对香港当前形势作出了基本的判断，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今后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同时，郭伟峰发表感受说，中国当前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理顺关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措施，不了解国家治理性质，就无法理顺各种关系，就无法解决重大矛盾。香港必然会深度纳入国家治理的环节中，所以，在香港问题上理顺关系，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特区政府的职责，更应该是香港全社会的共识。香港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化，就需要理顺七大关系：
第一是要理顺“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一国”与“两制”之间存在主次关系，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但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发生了重大的失误，根本原因就是“一国”与“两制”的关系被扭曲为对立关系。
第二是要理顺中央与特区的关系。中央应该是上，特区应该是下，这是上下关系。但是长期以来，这样关系却被扭曲为对抗关系。比如可以用高度自治权对抗中央管治权这样荒谬的观点，竟然成了香港很多政客的共识。
第三是要理顺政党与政制的关系。香港没有成熟的政党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执政党，长期以来，“三权分置”被扭曲为“三权分立”，政党与政制的关系成为结构性的对拼关系，导致政治乱象不得平息。
第四是要理顺经济与民生的关系。香港的民生长期被忽视，经济与民生的关系成了对头关系，经济越发达，民怨却越大，成为了香港的悖论，也是香港的乱源之一。
第五是要理顺对内与对外的关系。对内，指的是面对内地，对外，指的是面对欧美。长期以来，香港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轻内地、重欧美的。对内与对外的关系形成了对错关系，融入内地是错的，追随欧美是对的。
第六是要理顺进步与落后的关系。近些年来香港社会在进步与落后的关系上犯病了，进步与落后的关系成了对调关系。把破坏秩序当作进步，把维护秩序当作落后，把经济发展当作落后，把政治冲突当作先进。
第七是要理顺年限与价值的关系。也就是说，香港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价值越大，“一国两制”的年限就会越长。年限与价值应该构成对称关系，不应该成为对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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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8月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思想者论坛8月4日下午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举行。论坛以“大变局下香港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对思路”为主题，邀请了八位来自香港各大智库的专家，深入探讨当前香港的安全形势与特点、香港面临的核心问题、如何把握和评估香港的民心民意、香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角色、香港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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