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重磅：美中非泰坦尼克生存之争
中评社华盛顿8月3日电（记者余东晖）美国知名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指出，美中之间确实存在战略分歧，但这种战略竞争不应变成非黑即白地在亚洲或全球争夺统治地位的“泰坦尼克生存之争”。他不认为美中会走向战争，但呼吁双方当务之急是互相再保证，划清红线，建立某种程度的可信信任。
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电话专访，谈他对美中关系现状与走向的看法。过去多年，史文在美国外交战略学界一直是主张对华接触的代表之一。他认识到美中在亚太地区力量平衡此消彼长的现实，主张通过相互再保证，避免冲突，防止战争。
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工作了将近20年后，去年9月史文“跳槽”到新成立的华府智库昆西研究所。不愿从政，乐于学术的史文所以选择昆西，是因为他觉得昆西的宗旨与他的理念相当类似。他说：“我相信美国过度依赖军事来推行外交政策，却造成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结果。我相信美国不应当视中国或国际体系为民主与威权的重大较量。有许多领域中美双方必须合作，以真正可信的方式共同行动，以推进全球利益。那种认为民主与威权是你死我活的零和较量的框架是毫无成效的。”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即便是美国决策圈和外交学界全面转向对华强硬的今天，史文没有随大流，也不愿保持沉默，哪怕因此“被边缘化”。他经常发表文章继续提倡对华接触合作，在推特上与主张遏制、围堵、对抗中国的人辩论。2019年7月，在特朗普治下，美中矛盾不断升级之时，史文与芮效俭、傅高义、董云裳、傅泰林等知名学者一起，领衔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为敌事与愿违”的公开信，获得一百多位美国专家学者的联署。
在美中关系严重恶化时还“说中国的好话”，显然与美国主流思潮“背道而驰”，史文因此一度遭到某些对华“鹰派”的怀疑和攻击，以致于前美国副助卿谢淑丽都看不下去，声援史文，警告美国应当警惕“麦卡锡主义”沉渣泛起。问他是否担心“麦卡锡主义”抬头，史文说：“我不愿说麦卡锡主义本身的复兴。当然是有某些国会议员像麦卡锡当年对待苏联那样的言行，他们对于美中关系的解读是简单化的、非黑即白。在我看来，这对美国毫无益处，且导致糟糕的政策。”
在这种不利的氛围下，为何不保持沉默，还是要发声？史文说：“我生活在美国，我完全有权利表达我的观点。我认为美国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的极端想法是真正危险的。这种极端的想法将中国作为现存的威胁，将中国视为将接管世界，无处不在地破坏民主的国家。”
史文指出，美中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战略分歧，在一些领域存在竞争，这不应该变成非黑即白地在亚洲或全球范围争夺统治地位的“泰坦尼克生存之争”。他强调，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双方都必须给出可信的信号，表明愿意以各种方式向对方“再保证”，避免陷入日益敌对的关系。但现实是，“双方现在都倾向于强调威慑、决心和对抗，而不是再保证、灵活性、寻求合作”。
拜登政府已经执政半年多，史文注意到，拜登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与特朗普政府相当不同。他认为，拜登政府更有组织性，更有战略性，政策路线更加连贯。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清楚地定义对华政策的所有要素。尽管他们对与中国合作有更大的认识，但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在很多方面对中国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以期获得国会和国内的支持。
史文警告，如果拜登政府想要遏制和破坏中国，让其它国家在反华战略上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行不通的，也不会成功。他希望拜登政府在对华强硬路线和接触之间找到平衡，而不仅是对中国挥舞手臂，咆哮和批评。他说：“坎贝尔认为接触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这是非常简单化和扭曲的说法。”
史文认为，拜登政府半年多来的对华政策纪录是“好坏参半”--有一些进步，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还有一些事情做得很糟糕。他认为，进步体现在拜登政府在经贸、人权等领域试图更加有效地接触；明确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明确与台湾接触的界限；减少了特朗普政府的意识形态妖魔化的言论。但拜登政府还没有真正触及亚洲军事力量平衡的问题；关税和贸易投资公平竞争环境的真正问题尚未解决；仍然过于强势地以追击在美华人；在网络领域尚未展开真正接触。
专访进行之时，正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安排出现波折而最终成行之际。史文认为，美国高官在此前后的许多强势言论其实是“供国内消费”，但这也可能反映了拜登政府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展开认真的谈判；美方显然仍在进行正式的对华政策评估，并表示希望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他希望拜登政府在20国集团峰会之前能制定更清晰、更平衡的中国政策；希望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开诚布公地讨论如何改善双边关系，停止相互“妖魔化”。
台湾问题一直是史文研究美中战略博弈的焦点议题。他一向强调，作为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双方应谨慎处理台湾问题；美国应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要将台湾当作制衡中国的棋子。在接受专访时，史文再度强调，如果美国官方采取华府某些人将台湾当作美中战略竞争资产，试图让中国永远无法得到它的立场，那将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明显违反，将导致与中国的冲突。“那是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去抵制的做法”。
当外界越来越担心台湾问题成为美中生战的引爆点时，史文认为，美中双方因为在台湾问题上发生误判，导致事故而引发某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上升，但他不认为两国处于战争的边缘，也不认为中国大陆很快会发动对台进攻。
史文不认为美中现在处于“新冷战”，也不相信两个大国会走向热战。他呼吁双方要考虑如何建立在必要的地方竞争又不过于敌对的关系？他指出，这需要双方建立由行动支持的某种稳定的谅解；双方都愿意给对方一些余地，在一些程度上进行妥协。这需要双方进行广泛对话，在两边都清楚地标出红线。双方还需要强大的努力来减少相互妖魔化，减少对于双方最严重的刺激因素，并建立能够推进合作的认知框架。
“我们不应该面临美中战争的威胁。这很荒谬，没有必要，显然不利于所有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能够在具体成果而不仅是空谈的基础上，在两国之间建立某种程度上可行的信任。”史文说道。
以下是中评社记者专访史文的全文：
中评社：您转到昆西研究所十个月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昆西研究所吗？这是一个新的智库，对吧？
史文：是的，这是2019年成立的一家智库，有着特别的观点和使命。华盛顿的智库一般不推动特别的议程，但昆西有这种使命。昆西研究所“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强调美国外交政策和使用武力的克制，希望有更多的外交，但这种外交聚焦于限制美国在海外用兵。我们相信美国外交中军事手段被过度使用，比如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等。
昆西研究所有强烈的愿望，减少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足迹和存在。这不是一种孤立主义者的观点，而是聚焦于重新安排美国外交优先的方式，即更多强调外交、经济关系、经济成长、政治互动，较少强调和依赖军事手段。
在中东，昆西希望看到美军撤出中东；在亚洲，昆西支持撤退和缩小美国的特定力量，但未必坚持要在短中期内撤军，它认识到亚洲的区域环境与中东有很大不同。
中评社：所以这是昆西吸引您的原因，因为你们的概念和主张是类似的？
史文：对，我的观点与昆西相当类似。我相信美国过度依赖军事来推行外交政策，却造成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结果。我相信美国不应当视中国或国际体系为民主与威权的重大较量。我相信美国政府中的人们出于各种国内和国际的原因，过度强调中国带来的威胁，虽然我也不相信中国本身在我们看到的战略环境恶化中完全无可非议。
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应当能够更多强调处理高度优先的共同威胁，比如大规模流行病、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扩散等。有许多领域中美双方必须合作，以真正可信的方式共同行动，以推进全球利益，并将整个关系至于这种背景之中。那种认为民主与威权是你死我活的零和较量的框架是毫无成效的。
中评社：您一直倡导与中国的接触与和平共处，但这种观点目前在美国主流学术界显然被边缘化了。我知道您最近承受了很多压力，特别是来自一些对华鹰派和极端分子的压力。您是否感觉到麦卡锡主义的某种回归？
史文：我不愿说麦卡锡主义本身的复兴。当然是有某些国会议员像麦卡锡当年对待苏联那样的言行，他们对于美中关系的解读是简单化的、非黑即白，在我看来，这对美国毫无益处，且导致糟糕的政策。
总体而言，我不认为美国的决策者拒绝与中国和平共处。我不相信拜登政府想要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相信他们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想他们相信与中国和平共处是可能的。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建立和平共处，使两国尽可能地受益，而不损害各自国家的利益或目标？如何建立一种关系，既能非常清楚地了解彼此关切和切身利益，又有必要威慑对方威胁这些切身利益？如何在让对方相信你并不是要打败他们，不是要破坏和削弱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体系存在的同时，建立更平等的竞争环境，更平衡的政策。这就是挑战所在。如何平衡这两个因素，以互利的方式进行威慑与再保证。这是双方都需要做到的。
中评社：虽然您遭遇了许多压力，但您依然大声表达您的观点，而不是保持沉默。比如您是“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的发起者之一，您在推特上经常与人辩论，为什么现在还能这么做？
史文：我生活在美国，我完全有权利表达我的观点。我是这么做的，因为我认为美国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的极端想法是真正危险的。这种极端的想法将中国作为现存的威胁，将中国视为将接管世界，无处不在地破坏民主的国家。这种叙事方式因为各种原因被扭曲和夸张，与美国的文化和政治目标有关，也与误读中国的某些声明和文件有关。
我认为美中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战略分歧，在一些领域存在竞争，但我不认为这应该变成非黑即白地在亚洲或全球范围争夺统治地位的“泰坦尼克生存之争”。这是一种不必要的、破坏性的处理关系的方式。
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双方都必须给出可信的信号，表明愿意以各种方式安抚对方，使双方有可能避免陷入日益敌对的关系。现在，我没看到这正在发生。双方现在都倾向于强调威慑、决心和对抗，而不是再保证、灵活性、寻求合作。
中评社：您如何评价拜登政府过去半年处理对华关系的表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有多大不同？
史文：我认为拜登政府的政策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相当不同。首先，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本质是混乱的。特朗普本人是一个无能的总统，他不懂外交政策，也不在乎。他总是说些自相矛盾的话，他对如何处理与中国以及朋友和盟友的关系没有明确的理解。他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反作用，除了他希望美国减少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这种混乱使得其属下采取非常强硬、非常鹰派的对华政策。特朗普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允许他们那么做，因为煽动中国威胁符合他在共和党内的利益，有利于赢得共和党内的支持，并批评民主党对华软弱。
拜登政府现在则没有那些由蓬佩奥、博明之类的人带来的意识形态负担。他们更有组织性，更有战略性，他们的政策路线更加连贯。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清楚地定义对华政策的所有要素。尽管他们对与中国合作有更大的认识，但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在很多方面对中国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这种强硬某种程度上是想确保他们加强在国会获得的支持，并争取共和党的支持。
在政治上考虑到美国的国内形势，对拜登政府来说，目前较好的方式是对中国保持强硬路线。他们还没有决定如何积极地与北京接触，他们首先想展示自己的强悍；他们想要与盟友和朋友建立协调，并重新进入多边组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力，重申美国的领导地位。然后他们才会考虑真正与中国人接触。正如拜登所说，他们希望从实力地位出发来做这件事。
一旦拜登与中国人展开接触，问题就来了：要达到什么目的？想从中国那里以现实的方式得到什么？如果他们想要遏制中国，破坏中国，让其它国家在反华战略上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是行不通的，也不会成功。因为其它国家不会支持，这太极端、太零和了。
问题是，他们如何在一些领域仍保持强硬的同时，建立一种更温和、更平衡的方法，可以在非常具体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而不仅仅是对中国挥舞手臂，咆哮和批评。他们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在强硬路线和接触之间找到平衡。坎贝尔认为接触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这是非常简单化和扭曲的说法。拜登政府知道他们需要继续与中国接触，一切都取决于什么目的，什么条件？
中评社：现实是，现在双方沟通不足，比如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中国的行程安排就出现反覆。你如何评价舍曼此次天津之行？您是否认为，今后几个月双方会继续加强沟通和合作，为元首峰会营造氛围？
史文：拜登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行动缓慢，他们想积累对他们立场更多的支持。我希望他们能听取盟友和朋友不希望他们进一步推进零和对抗的意见，我希望他们立场能温和一些，然后去中国与中方展开对话。
拜登政府也应该尽可能多地在多边层面上处理相关问题，因为只有美国单独处理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中国人并不认为美国真的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中方看来，美国想利用这些问题来削弱中国。因此，美中双边接触本身并不是那么有效。我认为中国、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需要进行多边互动，来讨论很多此类问题。
对于舍曼的天津之行，无论是事前的国务院简报，还是当时舍曼的公开发言，都不能让我感到安心。拜登政府仍然觉得有必要使用北京毫无疑问认为是“高人一等”的语言，比如“让北京承担责任”，“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北京打交道，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话主要是供美国国内消费的。当然，他们也没有推进与中国的对话。我不知道在与中国官员的私下会晤中发生了什么，但舍曼表示，他们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谈判。这也是供美国国内消费的。但这也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拜登政府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展开认真的谈判。美国政府显然仍在进行正式的对华政策评估，并表示希望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
我非常希望他们在20国集团峰会之前制定一个更清晰、更平衡的中国政策，我希望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会晤。他们需要坦诚和公开地讨论他们准备做些什么来改善双边关系，以处理中美有共同利益的许多问题。他们还需要同意停止内部和外部对对方的妖魔化。中国和美国都在这样做，需要停止。在贸易、技术、网络、太空和危机避免等非常具体的问题上，两国都需要非常具体地准备好要做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都需要讨论。
中评社：最近有报道称，拜登政府寻求建立高层应急热线，您认为这种想法可行吗？
史文：那个报道某种程度上有所误导。美中双方其实已经有热线，主要是为两军通话设计，但总统和国务卿等文官也随时可以用。问题在于：一，你是否想建一条给两国元首用的更加直接的热线？二，你是否想建立一套更清楚的规程，以便在危机发生前和危机之中拿起电话就可以打？这些都不是轻松的问题。因为出于各种原因，两国元首不容易能够拿起电话就直接通话。
直接的热线也许有用，但你要确保它怎么用。仅有热线解决不了危机管控的问题。许多人以为你们需要热线，能够对话，不是这么回事。你们要做的事情多得多，不仅是热线。
中评社：今年一月，您牵头昆西研究所发布了题为“朝向包容平衡的区域秩序”的报告，为拜登政府处理亚太关系提出建议。您认为拜登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正朝着你们希望看到的方向前进？
史文：我觉得成绩一般，不是很高。拜登政府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步，他们在与经济、贸易、人权有关的领域试图有更加有效的接触，这些领域的接触需要美国和中国的参与，包括与台湾问题有关的领域。拜登政府明确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还应当更可信才行。通过限制与台湾的官方接触，明确他们与台湾接触的界限，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拜登政府也减少了特朗普政府的意识形态妖魔化的言论。
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没有真正解决亚洲军事力量平衡的问题。关税提高和贸易投资达成更公平竞争环境的真正问题尚未解决。我认为，拜登政府仍然过于强势地以不同的方式去追击在美华人。在网络领域，美国还没有与中国进行接触。
所以拜登政府的纪录是好坏参半，有一些进步，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还有一些事情做得很糟糕。
中评社：我知道您一直担心台湾问题，您认为美中两国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尤其是在国会可能通过对华竞争法案，在台湾问题上有不少推动的情况下。
史文：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肯定不是零。我认为，双方因为误判导致事故而引发某种军事对抗而不是直接开战的可能性在上升，然后有某种程度的升级。或者因为中方对形势发展的受挫感而决定在海上或台湾离岛采取军事行动，或者飞越台湾本岛，这样做很危险，可能引发危机。我不认为我们处于战争的边缘，我不认为中国大陆很快会发动对台进攻。我认为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包括一些美国高级军官和学者的言论是误导，对局势没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