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三种观点
在近来与德国方面的交流和沟通中,笔者感受到,“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是德国各界广为关注的话题,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积极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人类普遍文明的发展。让8亿多人脱离贫困,是全球化时代“让人文主义者深感欣慰的历史事件”。中国此次抗疫和疫后经济复苏,增强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制度的信任和信心,也是对世界抗疫和经济复苏的贡献。
持这一看法的人中不乏接受过传统人文主义思想教育,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在前不久举行的一场中德学者网络研讨会上,德国知名汉学家施寒微表示,他作为人文主义者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普通百姓普遍富裕起来。这些人文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发展有着深入的研究。然而,他们的观点尽管有专业的品质,但在德国舆论场却是小众,甚至被冠以“亲华”的帽子受到责难。
去年6月,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在向德国联邦议会提交的咨文中指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很少讲中方立场,更多是删减甚至片面地提一提。这扭曲了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激发了对华负面情绪,包括一些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行为。不仅如此,德国学者客观的学术成果也被贬低为是对中国“很幼稚的观点”。即便是对中国崛起持保留态度的著名社会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盖尔哈茨也认为,2020年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空前的丑化。而这种丑化毒化了中欧关系氛围,使客观正面看待中国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话语。
与客观正面看待中国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的“整体挑战和威胁”。其主要理由是,在经济和科技上,中国的生产和研发能力快速接近欧洲,甚至局部已开始领先,欧洲正在丧失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这一优势被认为是欧洲制度优越感的物质支撑;在政治上,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富强可以通过走“非西方的”道路实现,这动摇了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政治精英阶层在二战后开始构筑、冷战后盛行的价值霸权体系。这一体系给欧美在“人权高于主权”等口号下推行新的扩张与干涉提供了制度合理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