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成功的关键在于互通

　　中评社北京3月2日电（记者　张爽）时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两周年之际，湾区城市纷纷回顾两年来取得的成绩。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初心是打造科技创新高地，而创新从想法到落地，端看有利于创新的生态能否形成，这一点经济学家周其仁说得很形象：创新就是煲一锅汤，各种材料要集齐，要有煲汤的人，还要持续加热，让各种食材充分融合。笔者认为，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重点在于打通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为“煲汤”打好基础、创造条件，因此观察、研判大湾区的进展情况，互联互通的程度应该作为首要指标。

　　成功的互联互通意味着“煲汤的食材”——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便利获得，包括人、信息、产品、技术、资金等。粤港澳大湾区横跨十一个城市、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仍然存在不少壁垒。过去两年，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举措推进各个层面的互联互通：广州市近日宣布地铁22号将南延至深圳；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启动三项鼓励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就业的计划；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正在加快推进。笔者认为，未来还需要更多类似的举措，直到大湾区连成一个行政边界模糊的整体。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级战略规划，其力道可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设置比肩。大湾区城市深圳就是抓住了经济特区的机遇，自下而上生长成国际化创新大都市，在新时代更是荣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殊荣。而同为当年的经济特区——深圳的邻居汕头，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被甩下高速发展的列车。

　　今天的大湾区同样存在发展的窗口期。根据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康波周期），每一轮经济的发展都是靠新技术的产生、应用、成熟带动的，“互联网+”是本轮康波周期的技术创新的最后成熟阶段，在“互联网+”完全渗入日常生活后，这一轮由信息技术带动的经济增长即将结束。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实现全面互联互通，凭借各个城市原本的基础和优势，完全可以赶上这趟以智能制造、物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的车。而长期依赖房地产、金融产业的香港，也可以借此机会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很多眼下无解的民生问题甚至能够找到迎刃而解的办法：科技的产业链条比香港现在倚重的金融业、服务业更长，几乎能够横向覆盖所有的生产生活领域，可以带动各行业释放更多新的优质就业机会，为年轻人提供丰富的上升渠道。

　　在政治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在规划之初就包含了“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意义，正如深圳自下而上生长，自我塑造了“经济特区”的内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成功，同样可以开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拓展“一国两制”的意义空间，港澳可以在产业升级中与内地形成新的互动格局，找到自己新的历史定位。 　　创新“煲汤论”强调各元素的集约、可获得，湾区九城市各有所长，在形成创新生态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发达，可以利用私募基金、公募基金、风险投资等金融手段为创新提供资本支持；香港还有多所世界顶尖的大学，可以为湾区提供智力支持；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已经形成规模，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深交所则可以为大湾区提供内地的资本支持；广州的人文底蕴深厚，可以提供文化、艺术的支持；湾区的其他城市，比如东莞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可以提供生产支持。

　　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一个湾区创业者一天的生活：早上从深圳过关来到香港，在香港与风险投资人见面，下午去东莞的工厂查看样品的生产情况，并寄给香港的投资人，拿到投资后在湾区建厂投产。这其中的每一环都需要城市间的高度融合，比如便利、快速的通关、资本的自由流动、货物的寄运，任何一个环节存在障碍，都会阻碍创新链条的打造和创新生态的营造。

　　上述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生态并非仅是设想，而是在前湾区时代就有过成功实践。香港科技大学的内地毕业生汪滔在深圳创办了制造无人机的公司大疆。凭借在香港学到的机器人知识和深圳的产业链优势，大疆取得多项技术突破，成为少数在一个新兴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

　　大疆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尚未成型时自然生长出来的，充分证明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的基础足够好。其实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级战略，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与资源的矛盾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解决；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也需要一个领头羊。因此，无论对区域还是对国家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尽早实现互联互通，煲出一锅锅创新的好汤，都责无旁贷。 　　中评社北京3月2日电（记者　张爽）时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两周年之际，湾区城市纷纷回顾两年来取得的成绩。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初心是打造科技创新高地，而创新从想法到落地，端看有利于创新的生态能否形成，这一点经济学家周其仁说得很形象：创新就是煲一锅汤，各种材料要集齐，要有煲汤的人，还要持续加热，让各种食材充分融合。笔者认为，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重点在于打通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为“煲汤”打好基础、创造条件，因此观察、研判大湾区的进展情况，互联互通的程度应该作为首要指标。

　　成功的互联互通意味着“煲汤的食材”——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便利获得，包括人、信息、产品、技术、资金等。粤港澳大湾区横跨十一个城市、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仍然存在不少壁垒。过去两年，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举措推进各个层面的互联互通：广州市近日宣布地铁22号将南延至深圳；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启动三项鼓励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就业的计划；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正在加快推进。笔者认为，未来还需要更多类似的举措，直到大湾区连成一个行政边界模糊的整体。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级战略规划，其力道可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设置比肩。大湾区城市深圳就是抓住了经济特区的机遇，自下而上生长成国际化创新大都市，在新时代更是荣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殊荣。而同为当年的经济特区——深圳的邻居汕头，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被甩下高速发展的列车。

　　今天的大湾区同样存在发展的窗口期。根据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康波周期），每一轮经济的发展都是靠新技术的产生、应用、成熟带动的，“互联网+”是本轮康波周期的技术创新的最后成熟阶段，在“互联网+”完全渗入日常生活后，这一轮由信息技术带动的经济增长即将结束。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实现全面互联互通，凭借各个城市原本的基础和优势，完全可以赶上这趟以智能制造、物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的车。而长期依赖房地产、金融产业的香港，也可以借此机会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很多眼下无解的民生问题甚至能够找到迎刃而解的办法：科技的产业链条比香港现在倚重的金融业、服务业更长，几乎能够横向覆盖所有的生产生活领域，可以带动各行业释放更多新的优质就业机会，为年轻人提供丰富的上升渠道。

　　在政治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在规划之初就包含了“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意义，正如深圳自下而上生长，自我塑造了“经济特区”的内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成功，同样可以开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拓展“一国两制”的意义空间，港澳可以在产业升级中与内地形成新的互动格局，找到自己新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