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强：拜登对台政策立场不变 但会有三不同
中评社北京6月1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信强日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思想者论坛：日美峰会与台海地区形势”上表示，短时期内，美国政策暂时还不会出现大的调整和变化。但是跟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上台后显现出“三个回归”的趋势：美国外交决策专业性的回归、对美国国家利益理性判断的回归、传统的外交战略思维和原则理念的回归。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同特朗普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并无本质性差异，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两党之间以及府会之间的立场高度一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同特朗普政府相较，可能会有三方面的策略性区别。
信强表示，美国的对外政策调整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同时也面临着众多的国内因素的制约，因此其重大的政策调整一般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到位。美国对华政策下一步的发展，一是要考察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二是要看中美两国未来互动的走向，这是一个“双轮驱动”式的政策塑造和形成过程。如果只关注中美关系层面，而对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就很可能会造成误判。
信强认为，拜登上台后，同特朗普相比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回归：一是，美国外交决策专业性的回归。特朗普时期美国政策制定整体而言是非常混乱无序的，特朗普自己作为一个掌舵人，对很多重大外交问题缺乏基本的认知和了解，其外交团队和国安团队的专业性也严重不足。反观拜登执政之后，其任命的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主管坎贝尔对美国外交和国安议题的了解均十分到位。
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理性判断的回归。在特朗普时期，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是极度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偏执和极端。特朗普虽主张“美国利益优先”，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国利益”，更不要说哪些“美国利益”应该优先。特朗普最后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根本没有做到所谓的“美国优先”。而拜登上台以后，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远比特朗普要深刻、广泛、全面和准确得多。
三是，美国传统外交战略思维和原则理念的回归。比如，强调盟国协调和发挥盟友的作用，重视多边机制，以人权问题和意识形态对抗为外交政策抓手等，这些理念和手法都再度得到重视和运用。例如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热衷于将中美的竞争描述为“民主对威权”的制度性竞争关系，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优势，并强调通过所谓“民主价值”与其盟友和伙伴应对来自“威权政体的挑战。为此拜登在上台后积极地在意识形态领域拉帮结派，频频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攻击。
二是，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危险性和敏感性其实是认识不足的，因为他本身没有这方面必要的知识积累，更没有这方面的外交经验，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明显缺乏“红线意识”。相比特朗普，拜登在外交领域更加娴熟老练，尤其在对台问题上，更是不折不扣的老手。拜登政府对台湾问题所蕴含的巨大风险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充分，“红线意识”也相对会更强一些。
三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极端性，只关注于服务其自身的政治私利，这也直接导致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跌入了历史低谷，主要表现为“三无”：即无战略互信、无高层政治互动、无实质性合作；而拜登上台后中美合作已然逐渐有所恢复，而且拜登未来很多内外政策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中国的配合与支持，因此拜登会更多地顾及中美关系的大局，而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肆意妄为地发起挑衅。短期而言，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重点是管控危机，防止因意外事件爆发两岸军事冲突，把美国拖下水。而其中期目标则会是要在降低两岸紧张关系的同时，力求两岸恢复对话，尤其是施压大陆与台湾当局进行接触和会谈。长期而言则是要力求把台湾更有效地整合进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打压和围堵中国大陆的体系中来。
中评社北京6月1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信强日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思想者论坛：日美峰会与台海地区形势”上表示，短时期内，美国政策暂时还不会出现大的调整和变化。但是跟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上台后显现出“三个回归”的趋势：美国外交决策专业性的回归、对美国国家利益理性判断的回归、传统的外交战略思维和原则理念的回归。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同特朗普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并无本质性差异，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两党之间以及府会之间的立场高度一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同特朗普政府相较，可能会有三方面的策略性区别。
信强表示，美国的对外政策调整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同时也面临着众多的国内因素的制约，因此其重大的政策调整一般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到位。美国对华政策下一步的发展，一是要考察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二是要看中美两国未来互动的走向，这是一个“双轮驱动”式的政策塑造和形成过程。如果只关注中美关系层面，而对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就很可能会造成误判。
信强认为，拜登上台后，同特朗普相比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回归：一是，美国外交决策专业性的回归。特朗普时期美国政策制定整体而言是非常混乱无序的，特朗普自己作为一个掌舵人，对很多重大外交问题缺乏基本的认知和了解，其外交团队和国安团队的专业性也严重不足。反观拜登执政之后，其任命的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主管坎贝尔对美国外交和国安议题的了解均十分到位。
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理性判断的回归。在特朗普时期，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是极度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偏执和极端。特朗普虽主张“美国利益优先”，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国利益”，更不要说哪些“美国利益”应该优先。特朗普最后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根本没有做到所谓的“美国优先”。而拜登上台以后，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远比特朗普要深刻、广泛、全面和准确得多。
三是，美国传统外交战略思维和原则理念的回归。比如，强调盟国协调和发挥盟友的作用，重视多边机制，以人权问题和意识形态对抗为外交政策抓手等，这些理念和手法都再度得到重视和运用。例如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热衷于将中美的竞争描述为“民主对威权”的制度性竞争关系，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优势，并强调通过所谓“民主价值”与其盟友和伙伴应对来自“威权政体的挑战。为此拜登在上台后积极地在意识形态领域拉帮结派，频频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