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雷奇对话”后的中美关系
中评社╱题：“安克雷奇对话”后的中美关系 作者：杨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中美两国应当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义务，藉由外交渠道，重新建立新的联合框架，系统性确立未来战略竞争的行为边界，设置多轨危机管控与治理机制，从而确保双方的长期战略稳定性。这一模式被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称为“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当前的中美两国均有条件构建更有弹性的双边关系，有能力在承认彼此分歧的基础上调和双边芥蒂，更具有将这种互动模式作为“新常态”的心理准备。中国方面早已意识到搭建这种机制的重要性，外长王毅于2020年7月就提出了旨在对不稳定双边关系进行管理的新框架，但却被特朗普政府所忽略。此次“安布雷奇对话”表明，尽管拜登政府总体上仍处于对其前任对华政策的评估之中，但却已做出响应这一框架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克雷奇对话”既是过去三年中美关系的小结，也是未来四年双边发展的起点。
2021年3月18日至19日，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聚焦了全球各界的目光。人们高度关注在此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幷争相研判会晤中所传递出的信息。鉴于此前中美两国“近似冰点”的双边关系，对话之路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双方在开场后旋即展开的激烈交锋令公众哗然，幷迅速引发部分舆论对于中美关系的悲观判断。然而，若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俯瞰此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双边会晤，就会发现相关的“悲观论”有其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忽略了战略对话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意蕴。如何客观地评估此次会谈之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怎样看待会晤所折射出的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考量，成为当前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
一、“安克雷奇对话”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意义
作为全球范围内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和技术强国，中国与美国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而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将对全球格局产生重要的塑造性作用。尽管长期在多个领域存在分歧，但为确保双边关系的稳定和良性发展，两国选择共同塑造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为“枢轴”的“对话机制体系”，幷藉此释放双边关系中的压力，缓解幷弥合彼此存在的分歧。2016年6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约翰·克里的共同主持下，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顺利落幕，幷最终形成了多达120项具体成果的“长清单”。①这一成果标记着两国对话机制发展史的“高峰”，其中既含有战略层面的规划，又具备操作层面的考量，是确保双边关系稳定增进的系统性“指南”。
2017年，特朗普携其“美国第一”的执政理念入主白宫，幷迅速就中美贸易投资问题做出多次负面表态。双边关系开始表现出不稳定性，旧有对话机制体系迅速呈现“崩塌”之势。对此，两国也曾尝试修复该体系，幷一度重新建立了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在内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然而，在特朗普及其政府决意开展全面对华战略竞争的执念之下，中美之间最后的“减压阀”也失去效用，双边关系急剧恶化。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人们赫然发现，两国间的对话机制已经退化到无以复加；即便是针对公共卫生治理这一合作面远大于竞争面的议题，双方也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美两国之间的“无线电静默”状态持续了长达三年之久，不单导致两国的紧张态势持续升级，更引发全球其他国家的关注和担忧。据世界经济论坛援引的研究报告预测，美国对华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将给世界造成近6000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也令近年来本就遭遇逆退的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②正因如此，在拜登执政后，有关中美重新开展对话的猜测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基于美国新任总统的建制派执政理念，以及华盛顿日趋成型的专业化政策班底，各国政界与学界纷纷做出预判，认同拜登政府将采取有别于特朗普执政时期“近乎偏执”的高烈度对华遏制政策，回归中美之间应有的理性竞合轨道。而为了实现该目标，一个有效且能逆转时局的“拐点”是十分必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方邀请中国在两国太平洋航线的“中转站”安克雷奇举行会议，无疑有其特殊内涵。此次对话虽然是一次旨在“破冰”的相互试探，但却很可能将成为勾勒未来四年中美双边关系崭新轮廓的第一笔。
首先，“安克雷奇对话”为两国播下了重建双边对话机制的“种子”。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机制有助于化解战略误判，是确保大国战略稳定性的先决条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单方面放弃相关机制，不仅为其国内对华鹰派预留大量臆想空间，同时也令中美关系在下行轨道上呈现“自由落体”之势。反观安克雷奇会议，尽管两国在多个问题方面仍表现出明显分歧，但双方仍在至关重要的一点上表现出趋同的意愿，即彼此应当迅速在特朗普时代的“废墟之上”恢复双边对话机制。会议结束后，双方一致承认此次会谈作为“聆听和理解彼此不满”之平台所体现出的重要性。中国代表杨洁篪国务委员向媒体表示，会谈是“直接、坦率和建设性的”；③美国代表布林肯国务卿也指出，此次对话是一次“实质性、认真和直接”的互动。双方均表示同意延续高层战略沟通，开启了一条虽显坎坷但却蕴含转机的通路。
其次，“安克雷奇对话”为双方提供了平台以展示自身“红线”。“战略迷雾”能否最终被驱散，取决于双方是否可以在彼此接触的基础上，坦率幷准确地向对方传达自身的意图和底线。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与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证明，国家旨在洞悉对方意图的接触往往伴随着危机和摩擦，其间不仅大量资源被无谓消耗，同时双方也时刻承担着因战略误判所带来的巨大风险。此次“安克雷奇对话”则有效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会议开始前，两国已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在多个议题领域的互不兼容性。在开场阶段，双方的龃龉更像是一种长期积蓄压力后的释放，此后便迅速恢复正轨，开诚布公，将矛盾摆上台面，承认彼此关系的矛盾点。杨洁篪所强调的中美平等关系，实际上是探寻竞争时期两国新互动模式的前提步骤。
最后，“安克雷奇对话”为双边关系改善提供了有效的“地基”。令人欣慰的是，两方幷未因会谈之初的“剑拔弩张”而就地“谈崩”，双方在总体上也没有偏离外交轨道，而是回归理性、延续谈判，幷在会后做出相对积极的表态。这表明，两国都深知修复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尝试将重心逐步回调至探寻避免零和竞争、有效解决分歧的正确道路，幷以更为理性和审慎的目光看待双边关系。在“安克雷奇对话”的地基之上，中美两国仍面临着长期、持久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修复任务。因此，此次对话绝非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的“终极会谈”，直接抛出问题比勉强达成低端共识更有意义。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托马斯·赖特所述：“如果会议一如既往地发表了‘合作宣言’，那毫无疑问将是一次失败。”④
二、“安克雷奇对话”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考量
此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具有极强的探索性。会议没有规定明确的议程，亦缺少一个完美的结果。印刻在全球观众脑海中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无端指责，以及中方坚决予以驳斥的画面。此次会晤前，拜登政府将政策重心聚焦于抵抗疫情，幷收拾特朗普在选举进程中所遗留下的“一地鸡毛”。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宣誓延续对华施压的总体趋势，幷陆续诉诸多项支撑性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一套系统化的对华战略规划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会议开始时，美方代表布林肯指责中国威胁到了当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秩序，幷对中国内政进行无理干涉，言辞间很容易令人们回想起3月初美国政府所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的内容。这是拜登任期内首份有关国际问题的政策指导性文件，意图尽快扭转特朗普政府时期危及美国内政外交方面的负面影响，幷为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做好铺垫。可以看到的是，这份文件对中国着墨颇多，不仅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唯一具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主导国际体制的竞争者”，也悉数列举了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的具体领域，虽缺乏有效化解这种分歧的细微思考，但却足能体现出其战略侧重和所关注的优先事项。⑤总体看来，这是拜登政府执政百日之际所初步搭建的一个框架；而其最终演进为具有指导性含义的《国家安全战略》，则仍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实践来对现有内容进一步填充。
另一方面，鉴于拜登政府的外交及对华事务团队已初步组建完成，此次战略对话也同样成为检验该团队效度、审查对华政策的“试金石”。除了布林肯以外，未来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领域的另两位关键人物——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国安会亚洲事务主管库尔特·坎贝尔也同样坐在了谈判桌旁。相比特朗普政府内缺乏外事经验、“为制华而制华”的鹰派政客，这些人有能力从相对理性、审慎的角度看待双边关系，其此前的公开表述也足以能够印证这种假设：沙利文曾表示，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但愿意接受激烈的竞争；坎贝尔也曾专门撰文，探讨中美两国如何在竞争中和平共存。此外，如美国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和格维茨等虽已获任命但幷未参会的关键人物同样秉持相似的观念。未来四年中，他们或将在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此次的“试水”也会加速相关角色融入中美互动的新框架之中。
早在竞选期间，拜登便强调中美两国在竞争的同时，也存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在执政后，其陆续在政策侧重、组织建构与人员安排等领域做出调整和部署，回应了此前提出的“竞合”观念。“安克雷奇对话”中，布林肯团队也同样传递出了类似的信号。大部分观察人员认为，拜登政府将有别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对混沌、重在施压的总体战略部署，更倾向于根据议题的差异，以“分层”的方式做出具体考量。其中，合作、竞争和冲突是理解其对华政策的三组关键词。
首先，开拓合作是拜登政府扭转其前任“破坏性外交”的基础，可能的议题包括公共卫生治理、气候变化问题、半岛以及缅甸问题等等。在可能缓解中美紧张双边关系的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气候变化。在特朗普“毁约”的同时，中国仍遵守《巴黎协定》，幷积极表示将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已稳步确立自身在全球气候问题领域的关键地位。鉴于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作为其优先考虑事项，与中国的合作定是必不可少。“安克雷奇对话”后，新华社在第一时间报道称，中美均致力于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合作，幷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⑥短短几日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便与美方担任同一职务的约翰·克里共同出席线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这一开端将为两国合作开辟道路，给中美领导人未来可能的会谈提供了重要契机。
其次，维持竞争仍将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主旋律，潜在的议题涵盖贸易、高科技以及外交。特朗普政府发动了对华贸易战，幷在此后认定中国将在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或新一代移动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挑战美国长期以来的“科技霸权”地位。“安克雷奇对话”中，美方针对这些议题大体上保持缄默，似乎从侧面反映出拜登政府的深层考量，即幷不打算取消特朗普强加给中国产品的额外关税，同时保住自身在各类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在会晤结束半个月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4月7日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尽可能积极使用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来确保美国的竞争力，印证了其将维持原有竞争“战场”的做法。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仍将保留包括长臂管辖、出口管制以及经济制裁在内的各类压力手段来迫使中国让步。而相比特朗普政府时期全面“脱钩”的政策，拜登及其团队很可能会推出在科技领域精准脱钩的“小院高墙”战略。
最后，拜登政府或将在中美两国的旧有冲突领域继续维持强硬姿态，其中涵盖所谓的人权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等。在会晤充满“火药味”的开场对峙中，美方对上述几个话题“旧账重提”。中方在对美方“习惯性”干预内政的行为提出批判的同时，也清醒意识到，拜登政府仍将在此类问题上延续强硬表态，甚至不惜承担发生冲突的风险。在对话举行的一周前，拜登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而后布林肯协同国防部长奥斯丁，与日韩官员又开展了“2+2”磋商会议。这种“铺垫”叠加对话中的表态，无疑体现出重要的一点，即拜登政府从根本上仍无法摒弃对“冷战遏制思维”和“意识形态对立论调”的痴迷。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或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增加更多负面影响。
三、“安克雷奇对话”后的中美关系走势
“安克雷奇对话”标志着中美关系发展已开始步入“后特朗普时期”；尽管两方的竞争仍将持续，甚至加剧，但也能够主动设置防止灾难发生的“护栏”，通过商定幷遵循有限的行为规则，来避免军事冲突及摩擦的出现。
由于美国方面坚持以议题为导向来进行对外决策考量，未来中美两国或将步入长期的“选择性接触”时代。⑦除上文所述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外，中美两国还可以就核军控问题展开谈判，其中既包括如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种传统议题的斡旋，也涵盖围绕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标准协议的探讨。在重新评估疫情后受灾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中美同样有可见的合作空间。此外，两国也可以藉助向全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契机，在诸如新冠疫苗研发和分发、救灾减灾、跨境执法等领域促成大国协调。总之，如何能够通过有限的合作议题及沟通空间，“撬动”双方关系缓和，是双方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团队的重要任务。
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是影响中美关系不可忽略的关键，亦是拜登政府亟待扭转和改善的因素。在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国精英及社会中的“恐华症”强势发作，麦卡锡主义沉渣泛起。在“对华强硬”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后，华盛顿大量鹰派政客不遗余力地抨击和丑化中国；政府领域的紧张态势迅速外溢至社会层面，扭曲美国民众的认知，甚至引发全美多地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这种对中国敌视态度的滋长将掣肘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拜登执政后，多次对此进行抨击，在“叫停”这一态势的同时，其也试图转移美国政府内外的关注点，将重心置于重建国内基本面。在“安克雷奇对话”结束后不久，拜登就宣布了一项总额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意在升级美国现有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和创造就业。令美国政府由“对外指责”回调至“对内强化”看似积重难返，但却是拜登政府当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厘定具体议题、摆脱国内桎梏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应当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义务，藉由外交渠道，重新建立新的联合框架，系统性确立未来战略竞争的行为边界，设置多轨危机管控与治理机制，从而确保双方的长期战略稳定性。这一模式被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称为“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其成功与否事关中美两国人民福祉，是协助国际社会摆脱疫情困境、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中之重。当前的中美两国均有条件构建更有弹性的双边关系，有能力在承认彼此分歧的基础上调和双边芥蒂，更具有将这种互动模式作为“新常态”的心理准备。中国方面早已意识到搭建这种机制的重要性，外长王毅于2020年7月就提出了旨在对不稳定双边关系进行管理的新框架，但却被特朗普政府所忽略。⑧此次“安布雷奇对话”表明，尽管拜登政府总体上仍处于对其前任对华政策的评估之中，但却已做出响应这一框架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克雷奇对话”既是过去三年中美关系的小结，也是未来四年双边发展的起点。
注释：
①新华社：《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2016年6月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6/08/content_5080374.htm
②World Economic Forum,"This is How Much the US-China Trade War Could Cost the World,"July 28,2019,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6/this-is-how-much-the-us-china-trade-war-could-cost-the-world-according-to-new-research/
③《杨洁篪：这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有益的，有利于增进相互瞭解》，《人民日报》2021年3月20日。
④Thomas Wright,"The US and China Finally Get Real with Each Other,"Brookings,March 22,2021,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3/22/the-us-and-china-finally-get-real-with-each-other/
⑤The White House,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March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⑥新华社：《杨洁篪、王毅同布林肯、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2021年3月20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20/content_5594061.htm
⑦Bert Hoffman,"Commentary: After Alaska,Age of Selective Engagement in US-China Relations Begins,"CNA,March 21,2021,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commentary/us-china-meeting-alaska-anchorage-tensions-xi-blinken-biden-14451952.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守正不移，与时俱进，维护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王毅国务委员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的致辞》，2020年7月9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5月号，总第281期）
中评社╱题：“安克雷奇对话”后的中美关系 作者：杨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中美两国应当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义务，藉由外交渠道，重新建立新的联合框架，系统性确立未来战略竞争的行为边界，设置多轨危机管控与治理机制，从而确保双方的长期战略稳定性。这一模式被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称为“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当前的中美两国均有条件构建更有弹性的双边关系，有能力在承认彼此分歧的基础上调和双边芥蒂，更具有将这种互动模式作为“新常态”的心理准备。中国方面早已意识到搭建这种机制的重要性，外长王毅于2020年7月就提出了旨在对不稳定双边关系进行管理的新框架，但却被特朗普政府所忽略。此次“安布雷奇对话”表明，尽管拜登政府总体上仍处于对其前任对华政策的评估之中，但却已做出响应这一框架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克雷奇对话”既是过去三年中美关系的小结，也是未来四年双边发展的起点。
2021年3月18日至19日，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聚焦了全球各界的目光。人们高度关注在此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幷争相研判会晤中所传递出的信息。鉴于此前中美两国“近似冰点”的双边关系，对话之路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双方在开场后旋即展开的激烈交锋令公众哗然，幷迅速引发部分舆论对于中美关系的悲观判断。然而，若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俯瞰此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双边会晤，就会发现相关的“悲观论”有其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忽略了战略对话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意蕴。如何客观地评估此次会谈之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怎样看待会晤所折射出的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考量，成为当前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
一、“安克雷奇对话”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意义
作为全球范围内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和技术强国，中国与美国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而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将对全球格局产生重要的塑造性作用。尽管长期在多个领域存在分歧，但为确保双边关系的稳定和良性发展，两国选择共同塑造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为“枢轴”的“对话机制体系”，幷藉此释放双边关系中的压力，缓解幷弥合彼此存在的分歧。2016年6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约翰·克里的共同主持下，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顺利落幕，幷最终形成了多达120项具体成果的“长清单”。①这一成果标记着两国对话机制发展史的“高峰”，其中既含有战略层面的规划，又具备操作层面的考量，是确保双边关系稳定增进的系统性“指南”。
2017年，特朗普携其“美国第一”的执政理念入主白宫，幷迅速就中美贸易投资问题做出多次负面表态。双边关系开始表现出不稳定性，旧有对话机制体系迅速呈现“崩塌”之势。对此，两国也曾尝试修复该体系，幷一度重新建立了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在内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然而，在特朗普及其政府决意开展全面对华战略竞争的执念之下，中美之间最后的“减压阀”也失去效用，双边关系急剧恶化。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人们赫然发现，两国间的对话机制已经退化到无以复加；即便是针对公共卫生治理这一合作面远大于竞争面的议题，双方也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美两国之间的“无线电静默”状态持续了长达三年之久，不单导致两国的紧张态势持续升级，更引发全球其他国家的关注和担忧。据世界经济论坛援引的研究报告预测，美国对华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将给世界造成近6000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也令近年来本就遭遇逆退的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②正因如此，在拜登执政后，有关中美重新开展对话的猜测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基于美国新任总统的建制派执政理念，以及华盛顿日趋成型的专业化政策班底，各国政界与学界纷纷做出预判，认同拜登政府将采取有别于特朗普执政时期“近乎偏执”的高烈度对华遏制政策，回归中美之间应有的理性竞合轨道。而为了实现该目标，一个有效且能逆转时局的“拐点”是十分必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方邀请中国在两国太平洋航线的“中转站”安克雷奇举行会议，无疑有其特殊内涵。此次对话虽然是一次旨在“破冰”的相互试探，但却很可能将成为勾勒未来四年中美双边关系崭新轮廓的第一笔。
首先，“安克雷奇对话”为两国播下了重建双边对话机制的“种子”。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机制有助于化解战略误判，是确保大国战略稳定性的先决条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单方面放弃相关机制，不仅为其国内对华鹰派预留大量臆想空间，同时也令中美关系在下行轨道上呈现“自由落体”之势。反观安克雷奇会议，尽管两国在多个问题方面仍表现出明显分歧，但双方仍在至关重要的一点上表现出趋同的意愿，即彼此应当迅速在特朗普时代的“废墟之上”恢复双边对话机制。会议结束后，双方一致承认此次会谈作为“聆听和理解彼此不满”之平台所体现出的重要性。中国代表杨洁篪国务委员向媒体表示，会谈是“直接、坦率和建设性的”；③美国代表布林肯国务卿也指出，此次对话是一次“实质性、认真和直接”的互动。双方均表示同意延续高层战略沟通，开启了一条虽显坎坷但却蕴含转机的通路。
其次，“安克雷奇对话”为双方提供了平台以展示自身“红线”。“战略迷雾”能否最终被驱散，取决于双方是否可以在彼此接触的基础上，坦率幷准确地向对方传达自身的意图和底线。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与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证明，国家旨在洞悉对方意图的接触往往伴随着危机和摩擦，其间不仅大量资源被无谓消耗，同时双方也时刻承担着因战略误判所带来的巨大风险。此次“安克雷奇对话”则有效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会议开始前，两国已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在多个议题领域的互不兼容性。在开场阶段，双方的龃龉更像是一种长期积蓄压力后的释放，此后便迅速恢复正轨，开诚布公，将矛盾摆上台面，承认彼此关系的矛盾点。杨洁篪所强调的中美平等关系，实际上是探寻竞争时期两国新互动模式的前提步骤。
最后，“安克雷奇对话”为双边关系改善提供了有效的“地基”。令人欣慰的是，两方幷未因会谈之初的“剑拔弩张”而就地“谈崩”，双方在总体上也没有偏离外交轨道，而是回归理性、延续谈判，幷在会后做出相对积极的表态。这表明，两国都深知修复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尝试将重心逐步回调至探寻避免零和竞争、有效解决分歧的正确道路，幷以更为理性和审慎的目光看待双边关系。在“安克雷奇对话”的地基之上，中美两国仍面临着长期、持久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修复任务。因此，此次对话绝非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的“终极会谈”，直接抛出问题比勉强达成低端共识更有意义。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托马斯·赖特所述：“如果会议一如既往地发表了‘合作宣言’，那毫无疑问将是一次失败。”④
二、“安克雷奇对话”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考量
此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具有极强的探索性。会议没有规定明确的议程，亦缺少一个完美的结果。印刻在全球观众脑海中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无端指责，以及中方坚决予以驳斥的画面。此次会晤前，拜登政府将政策重心聚焦于抵抗疫情，幷收拾特朗普在选举进程中所遗留下的“一地鸡毛”。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宣誓延续对华施压的总体趋势，幷陆续诉诸多项支撑性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一套系统化的对华战略规划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会议开始时，美方代表布林肯指责中国威胁到了当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秩序，幷对中国内政进行无理干涉，言辞间很容易令人们回想起3月初美国政府所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的内容。这是拜登任期内首份有关国际问题的政策指导性文件，意图尽快扭转特朗普政府时期危及美国内政外交方面的负面影响，幷为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做好铺垫。可以看到的是，这份文件对中国着墨颇多，不仅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唯一具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主导国际体制的竞争者”，也悉数列举了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的具体领域，虽缺乏有效化解这种分歧的细微思考，但却足能体现出其战略侧重和所关注的优先事项。⑤总体看来，这是拜登政府执政百日之际所初步搭建的一个框架；而其最终演进为具有指导性含义的《国家安全战略》，则仍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实践来对现有内容进一步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