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李剑诸谈中美关系塑造力
中评社香港6月2日电（记者 沈而忱 实习记者 梁帆）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福山智库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剑诸先生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就当前中美关系做出剖析。他认为，美国正在进行美式“统战”，在国际上打着“民主同盟”的旗号，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基础，拉帮结派。而拜登对华政策有三个特点，可以用“3C”来概括，分别是competition（竞争）、cooperation（合作）和confrontation（对抗）。
李剑诸指出，拜登曾说过，“中美关系原来是以合作来定义竞争，现在是以竞争来定义合作”。竞争与合作的次序对调，实质上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但现阶段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在经济、军事、科技、发展后劲等方面逼近甚至超越美国，美国完全不受牵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加上中国的发展惠及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世界权力的格局正在改写，“东升西降”成为全球趋势。也因此，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具备前所未有的塑造力。
谈及中美合作，李剑诸表示，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脱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合作不仅仅在气候变化上，还在经贸、核不扩散、反恐、网路安全、地缘政治议题如伊朗、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方面。“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句话已经过时，单纯的经贸合作稳定不了中美关系。拜登将采取“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该对抗的对抗”的态度，用比特朗普更有章法的手段来处理中美关系。
李剑诸续指，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但美式民主已现疲态，乱象横生。中国的贤能政治以及举国体制有其独特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抗疫成功就是经典例子。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完全是国家利益之争，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治理体制之争。中国有信心通过中美竞争，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良政善治。但中国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亟需更高水平的理论建构，形成一整套与蓬勃经济发展相配套的话语体系，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国看清中国式发展道路确有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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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拜登上任已有四个月，您如何评价当下的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具有哪些特点？
李剑诸：这几个月来，拜登执政已呈现一些特点。内政方面，他奉行四个“优先”，包括抗疫、重启经济、维护种族公平及社会公义，优先应对气候变化。所以四个月来，拜登的执政很有方向性，BBC、CNN等西方媒体对拜登的评价相当高，甚至把他与罗斯福相提并论。国际方面，民主价值及传统盟友是拜登政府在外交上的两大支柱。经历了特朗普时期“冰冻”的中美关系，中国原先对拜登政府颇有期待，现在看来这份期待已经落空了，因为拜登带着一种近乎于“冷战”的思维与中国打交道。他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完全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所以他在国际上打着“民主同盟”的旗号，到处拉帮结派。
总体来讲，拜登对华政策有三个特点，可以用“3C”来概括，分别是competition（竞争）、cooperation （合作）和confrontation（对抗），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直叫嚷的，“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该对抗的对抗”。3月初，拜登发表上任之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罗列了四个对手，分别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四个国家当中，后两者被标为“区域参与方”（Regional actor），只有中、俄才是世界级的玩家。拜登曾经说过，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对手。我相信他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看法。我们可以用数据来对比美国和俄罗斯的国力消长。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口都是两亿多，背后的军事阵营北约和华约实力也差不多；而现在俄罗斯除了军事实力强大外，已经不算个强国了，人口相比冷战时期下降了一个亿，经济体量只相当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没有底气去进行长期的对抗。
美国的精英也看到了这一点，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尤其是中美之间还有一些容易擦枪走火的摩擦点，包括南海和台湾。台湾被《经济学人》评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中国视台湾为红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美国将台湾问题视为国运的转捩点，如果失去了操弄台湾问题的能力，就失去了在印太地区的话事权。所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善罢甘休，动作只会越来越多。
虽然拜登动作频频，中国却没有表现出不安。这体现了中国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拜登提出要以“战略耐性”（Strategic patience）处理对华关系。今年一月，中国省部级干部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专题研讨班，习近平主席在开班仪式上致辞，“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站在我们一边”，可见中国已经做好了以战略定力应对美国的战略耐性的心理准备。
中评社：拜登希望六月与普京进行会面，是不是意味着拜登也想把俄罗斯拉入反华的联盟体系中？
李剑诸：美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其实美国也在搞“统战”，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基础拉帮结派。布林肯不断重复以美国为核心的盟友的重要性。美国为了建立反华联盟做了很多努力，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今年三月先后访问了日本和韩国，然后又马不停蹄地飞到布鲁塞尔，分别与北约和欧盟的领导人会面；拜登还召集了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进行“四方会谈”等。美国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军舰试图在南海“自由航行”；日本首相菅义伟也访问了美国。
下个月拜登要赴欧洲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和北欧峰会，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海外访问，首次出访就要和普京会面，这个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俄罗斯倒向美国，或者疏远中国，国际格局又会有很大的变化。
中评社：您刚刚提到美国动作很多，欧洲议会也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中国处于欧美愈发紧缩的包围下，该如何应对？
李剑诸：其实中国寻求跟美国合作双赢的愿望，还是很真诚、很强烈的。中美合作不仅仅在气候变化上，还在经贸、核不扩散、反恐、网路安全、地缘政治议题，例如伊朗、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方面。曾经有一句话在中美问题的专家学者中很流行，“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现在看来，单纯的经贸合作稳定不了中美关系。当然中美合作还是会有，拜登曾经说过，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脱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拜登会采取“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该对抗的对抗”的态度，比特朗普更有章法地处理中美关系。这位在美国国会有四十多年阅历的老牌政客，有些事只做不说，有些事只说不做。
中美在安克雷奇进行会晤的时候，杨洁篪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实他还说了一句话不太引人注意，但我觉得他是有感而发。他说“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拜登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以中国对拜登有所期待，结果拜登和特朗普一样坚定地反华，只是手法不同。
习主席曾经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现在最需要专注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虽说“美式统战”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市场，但中国的发展理念，包括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回应和高度赞同。
在与美国的外交交锋中，中国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记得在上世纪末，美国在世界舞台的权力仍处于巅峰状态，布热津斯基发表了《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作为全球最有影响的战略家之一，布热津斯基当时预见的情形似乎成真：中国、俄罗斯、伊朗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各自对霸权的不满而联合起来。
尽管中俄伊这三个国家缺乏“意识形态粘合剂”，但面对西方势力的威胁而渐行渐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应中方邀请，三月底为《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访华时表示，“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水准。”不久前，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定，许多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表明中国的海外战略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有为。该战略合作内容包括中国加大对伊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的力度，这直接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使用中国的北斗全球定位和导航系统，伊朗的导弹不再受到美国开发的GPS的干扰等。此外，我们都知道美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最主要创建者，例如美元的霸主地位奠基于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伊之间的石油结算和贸易往来使用中国新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结算，势将冲击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结算体系。
所以说，当布林肯在美国参议院重申核心盟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力的倍增器”时，中俄伊这种“类似冷战的阵营”（Cold War－like bloc），很可能是美利坚加速衰落的催化剂。
中评社：您刚刚说中美在气候、反恐、经贸或者地区性议题等方面都可以合作，那么很明显，在科技、军事及政治体制上中美都是竞争，甚至是对抗的状态。这体现的是美国的对华思路：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中方强调的“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该如何在中美关系中体现出来？
李剑诸：中美之间合作一定有。美国和俄罗斯针锋相对，该合作的还是得合作，最近美国放松了对“北溪二号“的制裁，表面上是向默克尔示好，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给普京示好，为美俄峰会做铺垫。跟中国也一定是这样，有来有往，有竞争就一定有合作。但是中美的合作肯定是有选择性、有限制的，是在某些领域的合作，军事和科技创新几乎没有合作空间。拜登不反对与中国接触，他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中美关系原来是以合作来定义竞争，现在是以竞争来定义合作”。竞争与合作的次序对调，实质上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变化。
有人说，拜登等于奥巴马加特朗普。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拜登既温和理性、不鲁莽，但又和特朗普一样，骨子里反华。但拜登与特朗普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拜登把中国视为对手，而不是敌人，他认为跟中国之间的竞争不完全是国家利益之争，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治理体系之争。这一点中国是欢迎的，因为中国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反对在治理体系上与美国展开良性的竞争。
中评社：您曾经提到，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具备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塑造力。如何理解中国的塑造力？
李剑诸：习近平主席说过，“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美国也清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第一次面对经济、科技、军事上都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国家，而且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中国的经济深深融入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扮演着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
中国的国力可用数据说话。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不到3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3%，可以说对美国望尘莫及；2001年，中国的人均GDP上升到了1000美元；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 2035年，中国人均GDP预计能够达到3万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去年全球受疫情影响，全球所有的主要经济体GDP都是负增长，只有中国的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2.3%，IMF预计中国会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另外，根据《财富》世界五百强排行榜的数据，2007年，上榜的美国公司数量是中国的六倍，到2018年，两国上榜的公司数量几乎差不多。
我们不妨评估中美两个国家发展的后劲：拜登最近在国内宣布了2.3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通过大型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拉动国民经济，有点＂抄中国作业＂的感觉。中国目前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是美国的三倍，所以中国的后劲是非常足的。
这就是我说的“塑造力”，中国的实力摆在那里，美国随心所欲、完全不受牵制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美国的综合国力还是全球第一，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美国已经意识到，中美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在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倾斜。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平视”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国力支撑。
中国的成长也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成长，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现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了全球经济的40%，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了80%。中国不是自己富起来，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受惠于自己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新兴国家走上发展之路。世界权力的格局正在改写，“东升西降”是全球的一大趋势，世界的权力中心在西方大国中轮流倒手的历史不复存在，这也是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塑造中美关系的一个体现。
中评社：刚刚听您阐述“塑造力”几乎都是在经济上，其实在治理模式方面中国一直没有受到国外的认同，西方国家长期频繁地用“专制”来抹黑中国。在疫情中，中国优异的表现体现了治理模式的优越性，您认为在这方面中国是否也展现出了“塑造力”呢？
李剑诸：这个问题非常好。中美在治理体系上也是存在竞争的，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但美式民主有很多乱象，疲态毕现。国会骚乱在全球观众的目瞪口呆下上演，不仅伤害了民主价值，也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中国的贤人政治和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抗疫成功就是中国模式向全世界的完美演绎。正是因为中国有这种举国体制，我对中国克服美国的“卡脖子”很有信心。
哈佛教授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民主制度达不到一个良好的治理效果，就没有内在的价值。这说明西方很多学者也在反思，哪一种治理体制才能给国民带来更大的幸福感，给社会带来更快速的进步。中国正在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是要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治理体制上的优势，听明白中国讲的道理，这非常需要更高水平理论建构和顶层设计，形成一套与蓬勃经济发展配套的话语体系。
如果把中美之间的竞争，纯粹理解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或是民间所谓的争夺老大的地位，那就显得粗浅了。我们要在中美竞争中，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的良政善治。
中评社：“后真相”政治在美国变得十分普遍，新疆棉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作为资深传媒人，您认为中美怎样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李剑诸：现在的中美关系，其实还未达到冰点，只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潮”，就如基辛格所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原来那个状态”。但是中美之间的民间外交仍很频繁，证明中美之间还是有真诚交往的需要。
美国的媒体普遍反华，炒作新疆就是议题设置（Agenda setting）的一部分，“控诉”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却对中国在新疆成功有效的反恐只字不提，营造了一个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舆论环境。大型民调机构盖洛普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89%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美国人，在去年翻了一番，从22%上升到40%。所以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从国家层面看，外交难于破冰。但中西方的民间交流其实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社交媒体为中美千禧一代的互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美国政府对TikTok的禁而不绝就是鲜活例子。
李剑诸：从经济层面分析，香港跟纽约、伦敦并驾齐驱，合称“纽伦港”，是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英美确实有很庞大的利益在香港。如果美国限制香港采用美元结算，甚至与港元“脱钩”，必然会冲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至少在现阶段，美国不至于这样做，因为这对美国也是弊大于利，硬撼只会两败俱伤。
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香港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跟西方必然有很多关联，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九七回归以前，香港一直被视为西方阵营的一部分，以及对付共产阵营的“前哨站”；回归后，香港从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香港有许多机遇，譬如抓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国家级战略机遇，可以再创辉煌，尤其是在全球“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中国强势崛起，潜力无限。《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反对派没完没了地“搞搞震”的空间急剧收窄，香港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例如香港在创新科技方面其实大有可为，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香港就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当然香港也需要改变自己的一些观点。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香港是大师傅，深圳是小老弟，不断地向香港学习。香港在最风光的时期，GDP几乎占了整个中国内地的四分之一。现在一个深圳的GDP都超过香港了。但是香港优势还在，只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相信未来还是光明的。
受访人简介：李剑诸，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现任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福山智库研究员、纲媒《思考香港》执行总编辑。资深传媒人，曾经担任中国日报亚太分社助理总编辑、团结香港基金顾问、大公报社评委员等职。2021年，中评智库基金会特聘李剑诸博士为高级研究员。
此专访为中评社2021年《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专访之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香港6月2日电（记者 沈而忱 实习记者 梁帆）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福山智库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剑诸先生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就当前中美关系做出剖析。他认为，美国正在进行美式“统战”，在国际上打着“民主同盟”的旗号，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基础，拉帮结派。而拜登对华政策有三个特点，可以用“3C”来概括，分别是competition（竞争）、cooperation（合作）和confrontation（对抗）。
李剑诸指出，拜登曾说过，“中美关系原来是以合作来定义竞争，现在是以竞争来定义合作”。竞争与合作的次序对调，实质上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变化。但现阶段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在经济、军事、科技、发展后劲等方面逼近甚至超越美国，美国完全不受牵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加上中国的发展惠及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世界权力的格局正在改写，“东升西降”成为全球趋势。也因此，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具备前所未有的塑造力。
谈及中美合作，李剑诸表示，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脱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合作不仅仅在气候变化上，还在经贸、核不扩散、反恐、网路安全、地缘政治议题如伊朗、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方面。“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句话已经过时，单纯的经贸合作稳定不了中美关系。拜登将采取“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该对抗的对抗”的态度，用比特朗普更有章法的手段来处理中美关系。
李剑诸续指，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但美式民主已现疲态，乱象横生。中国的贤能政治以及举国体制有其独特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抗疫成功就是经典例子。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完全是国家利益之争，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治理体制之争。中国有信心通过中美竞争，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良政善治。但中国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亟需更高水平的理论建构，形成一整套与蓬勃经济发展相配套的话语体系，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国看清中国式发展道路确有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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