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的“后真相”时代应对策略
中评社╱题：中评社的“后真相”时代应对策略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
【摘要】“后真相”最麻烦的就是重新塑造了受众的疏离真相的心态，一旦真相排在了情绪的后面，真相在新闻传播中就可能会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受众不需要真相了。我们知道，打开真相的钥匙是事实，真相必须通过事实才能找到，不需要真相意味着不需要事实。试想一想，不需要事实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子的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有事实才有新闻。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背离事实，是假新闻。如此看来，不需要事实的“后真相”，其荒谬不止于假新闻，应当是谬新闻，用谬论笔法写出的新闻。
2016年11月22日，牛津字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是其年度词，用来描画“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是，“后真相”时代的突然降临，不仅给中美关系，也给两岸关系和香港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今后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带来的麻烦？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也是摆在中国评论通讯社面前的难题。
一、什么是“后真相”？
1.关于“后真相”，国际学界研究已久，中国学界也有跟进。有专家介绍说：我们是否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早在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后真相及其后果》(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首次使用了“后真相”一词，并赋予其“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的含义，但该词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此后，“后真相”一词虽然屡被提及，也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反响。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阐释了“后真相”的哲学内涵，认为后真相时代是“模糊的陈述，模棱两可将成为未来一种新的真实观”。(Keyes，2004)2012年，英德拉吉·帕玛尔(Indejeet Parmar)提出了“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揭示了总统竞选中的谎言、公共舆论与政策讨论相背离的事实(Parmar，2012)。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两大事件促使“后真相”一词迅速走红，使用频度增长了2000%，而特朗普被认为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他经常攻击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假新闻”，但似乎他本人也并不在意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张之琪，2017)。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其年度热词，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情感比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现象。对此，牛津词典总裁卡斯帕·格拉思沃尔解释道，过去的2016年被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主导，“后真相”当选2016年度热词并不意外。经由《牛津词典》热词评选的发酵与推波助澜，“后真相”迅速成为热点议题。围绕“后真相”现象，域外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政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社交媒体、新闻伦理等方面。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通过分析社交媒体的技术特点发现，“后真相”时代的虚假新闻和“回音室”效应有关(Kucharski，2016)；梅雷迪思·莱文(Meredith Levine)主张藉鉴心理学通行的“金水法则”来规范“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伦理(Levine，2017)；尤恩·斯皮德与罗素·曼尼恩(Ewen Speed &Russell Mannion，2017)视“后真相”为民粹主义运动，指出“后真相”政治尝试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喉舌，通过制造“假新闻”来煽动恐惧和仇恨的“他者”(Speed &Mannion，2017)；曼纽尔·阿里亚斯-马尔多纳多(Manuel Arias-Maldonado)指出社交网络本身就是一种情感驱动的平台，促进人们建构了志同道合的“道德部落”，改变了政治行动者和公民的相互联系(Arias-Maldonado，2017)。①由此可见，“后真相”的出现，惊动了西方，也惊动了东方，已经成为全球政界、学界及传媒界不能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还有专家分析指出：“后真相”一词原本用来形容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指的是媒体传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在2016年以后，有西方学者提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已经衰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仅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议题，由此放大和强化某种情绪或偏见。②
从上述介绍来看，“后真相”不算是正面的词汇，其中突出的负面内涵在于：其一，与假新闻紧密连接。其二，与情绪化紧密连接。其三，与去真相化紧密连接。“后真相”从概念到实践，再到代表人物特朗普的出现，最终完成了影响政治、颠覆政权的舆论力量的转型。这个时候，任何无视“后真相”的结构与作用者，都是非常不智的。“后真相”时代的降临，更会导致社交媒体的无序与传统媒体的无力，真相或者会永远退出新闻传播，如是，“后真相”则为人类社会的巨大祸害。
2.“后真相”时代强烈的冲击导致受众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后真相”时代下新闻信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这个时代下，广大公众还是愿意相信真相的存在，但是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却不像以往那么执着，公众更愿意相信和追寻那些在情感及立场上能够引发其共鸣的事件。而很多新闻也开始侧重对公众情绪的引导，更加注重新闻的故事化。广大民众愈发地感觉到，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来说。大家只支持与自己意见、情感和态度相一致的观点。人们开始更关注某件事件的立场和观点，事实真相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在对事实进行拆分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部分事实带来的情感足够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时也能左右我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部分事实的发展对人们获取信息形成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催生谣言的兴起和泛滥。③
看来，“后真相”最麻烦的就是重新塑造了受众的疏离真相的心态，一旦真相排在了情绪的后面，真相在新闻传播中就可能会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受众不需要真相了。我们知道，打开真相的钥匙是事实，真相必须通过事实才能找到，不需要真相意味着不需要事实。试想一想，不需要事实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子的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有事实才有新闻。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背离事实，是假新闻。如此看来，不需要事实的“后真相”，其荒谬不止于假新闻，应当是谬新闻，用谬论笔法写出的新闻。
二、“后真相”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
“后真相”与特朗普的名字之所以紧密相连，是因为在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诸多因素中，互联网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有位名叫李易的专家早在2016年11月21 日就这样说：“2016年11月9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如无意外，他将成为美国第58届总统，在2017年1月左右上任。互联网业界人士无不奔走呼号：你们看啊，擅用社交网络的特朗普胜利了，这就代表着互联网的胜利！但是，在我这样一个长期观察与研究互联网的学术人士眼里，却有着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不是互联网的胜利而是‘后真相’时代的胜利，当然，这更是我们全人类的巨大悲哀。”不得不说，这位专家确实目光如炬，及早洞察了特朗普当选与“后真相”的重要关系，乃至“后真相”时代将给世界带来重大的灾难。
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抛弃“后真相”，而是在持续运用“后真相”的政治手段。有专家指出：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核查，自2017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到2018年5月，特朗普公开作出了超过3200次的不实声明，诸如出席其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非法移民的犯罪率等等，都纯属信口开河的捏造。更“奇葩”的是，2017年1月22日，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三天，他的高级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便发明了“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一词，用以指代特朗普的谎言。谎言不是谎言，而是另类的真相。尽管这种说法荒诞之极，但是一直有将近1/3的美国人对特朗普杜撰的各种“另类真相”深信不疑，他们构成了特朗普的铁杆票仓，促使特朗普不断杜撰更多的“另类真相”来满足他们的期待，巩固自己的地位。美国社会进入了“后真相时代”，特朗普开启了美国的“后真相政治”。④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真相之死：关于特朗普时代谎言的笔记》（The Death of Truth：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一书，正是一部反思美国“后真相政治”的力作。在2017年退休之前，角谷美智子是近30年来《纽约时报》的主要书评人，同时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书评家，1998年荣获普利策奖。虽然毕生以书评为职业，但是角谷美智子直到退休以后才开始撰写她人生的第一本书，亦即这本《真相之死》。角谷美智子指出，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有3个主要特点：激发大众的民粹诉求，寻找替罪羊，操纵语言。回顾历史，她把特朗普和希特勒相比较，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人格特征：病态的自恋，喜欢使用夸张的词汇，说谎成癖，嗜好霸凌和操纵。特朗普和希特勒的崛起也有共通之处，都是将自己的谎言化作毫无羞耻感的煽动机器，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来操控听众的恐惧与怨恨，也都是得益于其他政客们的怯懦——希特勒在1933年当选总理上台组阁时，内阁中的纳粹党成员只有3人，另外8人都是传统的德国保守派，但是这些原本宣誓要捍卫魏玛共和国的保守派很快屈服于希特勒的铁腕。而当今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主要是建制的保守派，和靠民粹起家的特朗普并不是一个路数，但是他们对于特朗普的各种有悖美国宪政传统的举动一再退让，任凭特朗普一再将不正常的事态正常化。⑤
从特朗普统治集团对待新冠肺炎的态度来看，就能够完全清晰地看清楚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政治风格特点：其一，激发大众的民粹诉求。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违反人类的道德要求，坚持用直接点名污辱中国的“xx肺炎”来称呼病毒，目的在于激发支持者的对华仇恨，凝聚民粹力量。其二，寻找替罪羊。面对控制疫情不力，美国国内民意沸腾，可能影响选情，进而采取“甩锅”策略，把各种矛头指向中国，甚至在台湾海峡、香港问题上搞事情，唯恐中美关系不乱。其三，操纵语言。特朗普用推特治国，没完没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文，没头没尾，完全是个人情绪性观点的宣泄。对于特朗普这三大“后真相”政治特点，中国一度是瞭解不透，找不到有效遏制方法，必然是难于应付的。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拒不承认败选，用“后真相”手段操弄民意，终于导致发生了华盛顿的“国会之乱”，美国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由此在《纽约时报》刊发题为《美国深渊》（America Abyss）的长文，颇具洞见地从特朗普对“民主党选举舞弊”的指控，以及后续共和党内部两拨人（斯奈德将其区分为玩家[gamers]和破坏者[breakers]）基于不同动机对特朗普谎言的纵容出发，分析了美国政治的特朗普症候：“后真相”是“前法西斯主义”（Post-truth is pre-fascism），而特朗普正是美国的“后真相总统”。
从以上关于特朗普与“后真相”的关系出发，我们当能更深刻地体悟到中美关系现状与“后真相”时代的关系。挟持“后真相”威力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统治团队，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完全不按常理出牌，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不仅如此，在处理全球事务方面也是如此，搞得国际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乃至各方运用各种理论去分析都理不出头绪。特朗普从贸易战为开端，一直打到中美脱钩程度，甚至几乎到达了中美冷战的阶段。中美外交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情绪化阶段，中美大国关系中的任何国家利益、战略共识、政治基础、真相事实都已经不再重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维护自己的小集团利益，把“后真相”的概念及手段全部用到了对华政策中，所以无论中方如何解释，美方均拒绝信任。
拜登上任之后，美国的“后真相时代”也不会戛然而止，必会持续干扰中美关系。我们非常清楚，在新疆、西藏、台湾乃至香港问题上，美方过去是采取污名化手段实施攻击，今后必然是更加巧妙地采取“后真相”政治手段混淆是非，不会停歇。舆论认为,今日美国，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之大，堪称南北战争之后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部落化”是美国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两大阵营各自拥有相对稳定的支持者。一项出口民调显示，2016年特朗普赢得58%的白人选票，2020年赢得57%；2016年希拉里赢得89%的黑人选票，2020年拜登赢得87%；2016年，希拉里赢得66%的拉美裔选票，2020年拜登同样赢得66%。在“部落化”的背后，认同政治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认同政治也在加大着美国社会的鸿沟。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的话说，认同政治从政治协商、妥协与交流的角度上讲，是一场麻烦乃至噩梦。我们认为，“部落化”的美国,已经无法摆脱“后真相”时代的阴霾。
可以断定，中美关系如果跳不出“后真相”的黑幕，就不可能进入和缓的境地。但是现在看来，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后真相”这个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再也盖不上了。“后真相”这个魅影，将一直笼罩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如何遏制“后真相”的破坏性，应该是中美两国正义的政治家、战略专家、外交专家，尤其是负责任的传媒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必须做好长期应对来自美国“后真相”政治的各种干扰与破坏两国关系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
中国方面一直以来对美方的“后真相”策略与手段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维稳与重构工作。如何破解“后真相”时代中美关系之间的舆论障碍，必是今后重要任务。中评社是具有中美关系大局观的新闻媒体、智库媒体，志在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出一份力，因此，对“后真相”予中美关系的危害性需要充分认识和研究。拨开“后真相”时代的迷雾，还原中美关系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真相和传统价值，是中评社应该努力为之的时代任务。
三、“后真相”时代如何加害两岸关系？
“后真相”时代其实也进入了台湾的选举政治，2020年的台湾大选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实例。
选举过后，《中国评论》月刊和中评社发表了很多的专家学者的分析文章，可以说是充分地探析了蓝绿两党成败之因，很客观、很深入，很有参考的价值。比如台湾专家张明睿指出了选举中的澳洲与美国介入因素，新认同与世代鸿沟的问题，还有蓝绿人口比重大翻转、道德价值的淡化等等因素。其中最为特别的是他透露说：假间谍案的操作、抹红蓝营候选人的效果，进一步激化恐中心理，为了能达到激化的高潮，2019年12月31日民进党在“立法院”强行通过“反渗透法”，让恐中心理达到高潮，让台湾百姓产生祇有民进党可以应对中国大陆“并吞”的印象。事实上，这次选举过程中，台湾中南部私下流传，蓝营候选人已经跟中共签署“和平协议”，造成南部地区民众心理的恐慌，这也是南部地区一夕之间全面翻盘的重要因素，未来恐中牌将形成选举的利器，也是促使蓝营改革时本土的、中国的、宪法的路线选择的考虑要素。⑥
虽然文中没有提及“后真相”问题，但是所透露的蓝营候选人已经跟中共签署“和平协议”这种完全不是事实真相的假新闻，竟然得到民进党支持者的认同，这就是典型的“后真相”政治操作了。
大陆著名的台湾问题专家李义虎分析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能够在绿营选情上发生催化效果，也在于以下三点：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时代，青年人都更多置身于网络社会、而非现实社会，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容易催生类似于“皮下注射”的效果，从而更能直接受到“蝴蝶效应”与“灰犀牛效应”的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催出倍增效果。二是青年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其他年龄段少有的“同侪效应”，大多数青年人有从众心理。这种“同侪效应”和从众心理容易加剧“蝴蝶效应”，从而形成青年群体中较为稳固的同温层。“蝴蝶效应”较多地体现在青年族群一边倒、外部因素刺激这样两个方面。三是需要有制造话题、设置议程的能力，甚至不排除有伦理越线诉诸造谣等不端行为。绿营本就擅长于制造话题、引导议题、谎言叙事。在蔡韩对决中，绿营在锁定“主权”选举主轴后，即以“芒果乾”口号、“辣台妹”角色外加小清新形象，加之绿媒扭曲事实重构事实的操作，建构起了同温层话题的逻辑链条，客观上起了助选情、吸选票的作用。绿营心里明白，制造或利用“蝴蝶效应”，更能摆脱奥步的坏形象，成本更低而效果却更好，更能藉力使劲。
同样的，李义虎所指出的绿营利用社交媒体制造利己效应的手段，也属于“后真相”政治手段。⑦
相对比之下，韩国瑜与国民党基本上不懂得什么叫做“后真相”时代，是“后真相”政治手段运用的门外汉。尤其是韩国瑜方面，迷恋传统的造势场面不可自拔，放弃了社交媒体主战场，甚至主动切割、批判台湾的主流媒体，如此恰恰迎合了“后真相”潮流，其惨败是不足为奇的。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面对罢免高雄市长的严峻问题时，韩国瑜及其国民党团队依然不曾醒悟，以多做不说来面对“后真相”时代的逆向民意，结果不出意料，一定是惨淡收场。台湾的选举政治与西方同步，不可抗拒地走进了“后真相”时代。
台湾政党轮替是常态，中评社特别要注意的并非台湾内部的选举谁赢谁输的问题，焦点问题是在“后真相”时代的两岸关系会受到如何程度的冲击?对和平环境是否会发生重大的损毁？我们已经看到，2020台湾大选之后，因为国民党无法参透“后真相”时代政治博弈的奥秘，甚至被“后真相”时代政治手段绑架，自甘堕落，自毁前途。最为严重的就是自毁来之不易的国共关系基础。
记得在2016年1月、国民党执政8年之后又选败了，丢失了政权，党内思想开始混乱，我在中评网发表《社评：归咎两岸政策，国民党永无出头之日！》分析其中的问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失败并非两岸政策的失败。国民党内自2008年执政以来，两岸从来未就一个中国内涵产生大分裂。尽管马英九坚持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中是以“中华民国”为依归，大陆一直保留不同看法，但是作出了极大的忍让，两岸之间未有就此发生大论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了国共共识、两岸共识，也成了马英九、国民党执政8年的最大亮点。因为国民党与中共的政治共识大于政治分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到迅速推行。但是必须指出，自从金溥聪出任秘书长开始，国民党立即露出了对国共关系进行冷处理的迹象，国共互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逐日削弱。这是不容隐讳的事实。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博弈中，关于两岸政策，国民党的路线方针一度日益占上风，民进党则在一段时期内不断妥协，甚至曾经出现了附和之趋势。2016年蔡英文当选，最大的政治密码应该是“维持现状”，维持什么现状？当然是国民党开辟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这是全民的共识，是台湾福祉的依存基础。如果完全否定国民党开辟的现状，就必然引发两岸关系的摇摆动荡，损害人民的利益，蔡英文就不可能当选。所以，对2016年大选需要做排除法，第一，要排除这是统独主张肯定与否定的大选，第二，要排除这是和平发展肯定与否定的大选，第三，要排除这是对国民党大陆政策肯定与否定的大选。也因此，劝告国民党，要痛定思痛，需真正反思自己的失败原因，要完全明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错判民心民意，国民党将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在2016年，台湾的选举政治以及两岸关系还没有充分表现出“后真相”时代的特征，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心魔已经出现。2020年的大选，则完全是在“后真相”时代中进行的，国民党懵懵懂懂不知其所以然，还是把败选的主因归咎于自己的两岸政策和国共关系，急急忙忙放弃“九二共识”，堪称为大错特错。对此，两岸各界非常担忧，不断劝告国民党勿要糊涂。如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指出：国民党和台湾老百姓必须理解大陆方面的底线思维，像“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通关密语，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这样的底线是不会轻易动摇的。随着综合实力不断增长，中国大陆会有更厚实的底气来坚持住这个底线，台湾方面不要妄想冲撞底线的结果是利大于弊。认清大陆的底线思维，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的政治基础，继续开展两岸交流，是国民党责无旁贷的任务。比较能处理好两岸关系，以及透过比较友善和缓的两岸关系让台湾在经济和国际活动空间上有出路，是国民党的强项，不要让改革变成了拿香跟着民进党拜，舍长寻短，自我边缘化。国民党需要改革所谓“买办”的现象，不要让国共交流沦为国民党权贵和红顶商人牟利的专属渠道，但是，也不要害怕被扣上“亲中”的帽子，只要开大门、走大路，不搞小圈圈，就没什么好顾忌的。国民党如果不能突破怕被“染红”、“染黑”的心理障碍，只敢顺着民进党掌控的舆论方向走，随着民进党的调子起舞，沦为小绿跟班，前途必定黯淡。否则，终有拨云见日之时。⑧
如果国民党深陷“后真相”的迷思，不听任何劝告，看得到幻象而看不到真相，那么国共关系就会彻底解体，支撑两岸关系的和平共识，即“九二共识”就会被完全搁置，两岸关系就一定会被拖入“后真相”时期的高危时段。这就是2020台湾大选及以后的“后真相”对国共关系乃至两岸关系的极大危害。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大量的涉及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的讲话，中评社进行了最全面的报道和解读。我曾经撰写《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一书，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在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和平统一政策，当然有自己的重大的理论政策创新。他对台湾同胞的诚意，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心意，都令我很感动。非常可惜，在“后真相”时代的台湾，已经看不见真相，更加不愿意看见真相。用情绪替代真相，必然会导致执政者带领民众走向料想不到的巨大危机中。中评社今后仍然需要努力，为遏制两岸和平发展的关系进入并毁灭在“后真相”时代竭尽全力，这是对台湾同胞好、对两岸人民好的历史使命。
2019年下半年，香港爆发了历史罕见的大规模暴乱，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政府失能，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突然之间就成了最危险的城市，所谓的“香港独立”气焰之嚣张，令人错愕。其直接原因与《逃犯条例》有关，即是在2018年2月，香港一名男子在台湾杀害女友抛尸后潜逃回港。警方破案后，因香港与台湾之间没有签订司法互助安排和移交逃犯协议，该男子无法被移交至案发地台湾受审。面对这一重大法律漏洞，为避免严重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香港特区政府于2019年2月15日向立法会提出建议草案，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简称修例）。结果引发了由香港反对派操控、西方势力参与指导的激烈的社会抗争运动，最后由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但是，社会运动没有停止，反而向反政府、反中央、夺取香港管治权、实施香港“独立”方向迅速挺进。时至今日，其各种成因都有透彻的分析，诸如基本法没有全面落实的问题、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外部势力干预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等等，都非常深入，都有参考价值。但是，在各种分析中，甚少论及香港政治动乱与“后真相”政治的关系。可以说，香港的暴乱是乾柴遇到了烈火，所谓的烈火，就是“后真相”时代的政治能量。
我们知道，香港在中美脱钩时代已经成为了美国新的战略棋子，以港制华也是特朗普政权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这是前所未见的。其中来自美国的最大外力，恐怕还不是给了多少钱和制定了多少个法案。通过运用“后真相”政治手段控制社交媒体，让香港处在无真相的大环境中，浑水摸鱼，激发民意的愤怒，以推翻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这才是外来的真经。
在此以所谓“反修例”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太子站死人”谣言为例：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在2020年5月15日发表逾千页报告，明确指出“香港警方在太子站打死示威者”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更剖析这一传言的形成过程。就“太子站死人”传言，报告详细列出形成过程：2019年9月1日凌晨，开始有消息揣测车站内有人死亡，同日下午更传出有数人被杀的揣测；9月2日，“连登”和“高登”网上讨论区接连有多篇帖文，有帖文援引医护人员消息声称有人被警方杀害；9月5日，“高登”网上讨论区一帖文援引一名总督察的说话，声称事件中有人死亡并非虚构，但并非被警方杀害；9月6日，“连登”网上讨论区又有帖文声称事件中有6人断颈而死。报告指出，太子站内有人被杀的传言在网上迅速广泛传播。这种说法在起初只是揣测，其后迅速转变成传言，再转变成所谓的确认，而在此过程中并无提出任何证据支持。报告认为，香港警方、消防处、医院管理局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在反驳毫无根据的主张时，反应缓慢。如果警方在最初阶段迅速采取行动，并率先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驳斥虚假的死亡谣言，可能有机会阻止这些谣言在网上涌现，示威者没有藉口进行更多示威活动。香港警方回应监警会称，已制定“警队公共关系策略”。在最近的骚乱中，许多针对警方的传言及虚假指控在不同媒体广为传播。警方积极识别相关问题，寻求澄清，并主动审视事实，透过不同途径传播资讯。监警会副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谢伟铨对香港记者指出，“太子站死人”在起初只是揣测，但经过所谓医护人员、警务人员“证实”，令这一揣测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成为“大传言”，衍生出更多示威活动。但监警会观察种种事实分析，“太子站死人”这传言并不合理。未来，特区政府、警方应该更关注互联网传播的资讯，更快速、更主动澄清传言，“正如一场足球比赛，对手已经踢进十球，不能视若无睹。”
如果从传统的思维和常识来看，只要及早还原事实真相，就能够杜绝谣言，遏制假新闻。但是，“太子站死人”的厉害之处在于，其成为“后真相”政治手段的实际运用。无论早讲清楚晚讲清楚，都没有用，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真相的最为有效刺激民愤的措施，这是为动乱服务的“另类真相”。香港城市智库召集人洪锦铉表示，在互联网上存在“回声室效应”。一些虚假消息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会令其他没有深究事实、不假思索的人士信以为真。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警务处前处长邓竟成表示，虚假消息如没有得到及时澄清，可以对社会造成重大伤害，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现在互联网时代，在社交平台及网站传播虚假资讯相当容易。目前，香港还没有规管发布、散播假消息的专门法例，政府应该在保障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的前提下，制订相关法例，禁止任何人在社交平台及网站藉传播虚假资讯煽动民粹及不安。可见，香港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后真相”的严重问题，提出了积极遏制的建议。
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长伍俊飞将步入了“后真相”时代的香港社交媒体问题归纳为“新部落败坏政治正确”的新问题，他分析指出：“香港的虚拟社区形成了新部落，依靠本土化的认同和情绪，建立起排外的小圈子。从技术上来说，互联网确立排外模式比在现实生活中更为简单和高效，根本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的程序甚至礼貌的拒绝，只要通过网上认证环节就可以完成。这样，社交媒体完全不受政治正确规范的约束，成为社群歧视甚至煽动暴力的渊薮。在占中、反修例等风波中，社交媒体还起到策划、组织、指挥、导引暴乱的功能，甚至可以暴露警察的行踪，安排黑暴分子安全撤退，助其逃脱法律的惩罚。很明显的是，不受政治正确约束的部落化社交媒体给香港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新部落成员基本丧失了个体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凡事跟随部落的情绪方向流淌，自己无法对个人行为负责。比如，一则关于大陆人的羞辱性谣言往往获得成百上千的点赞，甚至超出首发人的期望值，像病毒一样在瞬间传遍大街小巷，让其本人无法控制言论传播以及由此而生的街头冲突后果。对个别人来说，一条不真实的短信只是一个恶作剧，或者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或者只是排解自己的怨气。然而，一旦这种病毒信息登上互联网，在没有政治正确的环境下，它就会被疯狂传播，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让发信人、部落成员、网民甚至警察都无法控制失序带来的混乱状态。社交媒体为部落成员参与日常政治提供了平台，使其在投票日之外，也享有了监督和参与政治的权力，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这种广泛的政治参与目前都是以匿名形式出现，这给现代的法治化政治参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部落范式点燃了香港市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把一个传统上持政治冷感的社会变成高度政治化的热点地区。部落成员在网络上传播不成熟、非理性的意见，进一步冲击了理性的政治运作，导致香港政治步上民粹化的道路，也使得香港的社交媒体常态性突破现代文明的底线。”由此可见，“后真相”时代的香港已经催生了令人惊悚的极端的社会暴政。
伍俊飞的论述，是对香港“后真相”时代特点的深刻剖析。2019年的香港，彻底沦陷在“后真相”的政治风暴中，“一国两制”几乎毁于一旦，确实惊心动魄。
香港的社交媒体生态确实是极其复杂的：首先，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即使假新闻泛滥成灾，各方也无可奈何。其次，特区政府、建制派力量对社交媒体长期无感，在很大的程度上放弃了对社交媒体的有效参与及治理。第三，对社会政治运动与“后真相”时代的最新结合过程及后果茫然不知，吃了大亏还不知道原因何在。
所幸的是，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之后，正式把香港纳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建设，堵塞了国家安全风险缺口。其中极为重要的是，对香港政治进入“后真相”时代发挥了非常有力的管治作用。所以，香港的“后真相”政治的乱源应该比较可控。不过需要强调指出，要摒弃香港的“后真相”危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后真相”对弈，是今后的香港政治面临的常态。作为全力支持香港进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闻媒体，中评社要高度注意香港“后真相”时代的重大隐患，要努力承担香港新闻媒体中已经不多见的“守门人”责任，努力锻造自己的洞察“后真相”时代的真相能力。
五、“后真相”时代对内地民意的刺激作用
“后真相”时代对于内地社交媒体舆论场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破坏性也不可以小瞧。尤其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后真相”时代结合之后，真相被激情淹没，事实被迫让位于虚构。在此，看看专家的分析即可以一窥全貌。
内地的专家赵丽涛撰写论文指出：“后真相”是网络舆论空间中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是我们进行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观照的前提。如何加强网络社会中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涉及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国家认同、弘扬民族精神等重大时代课题。但是，“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成为触及人心的深层焦虑。⑨
在赵丽涛的论文中指出了尤为重要的两个特点：
其一，“后真相”中的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倾向，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从运作机制看，网络空间中“虚化历史者”利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公众的认知盲区，极力曲解、诋毁历史事实，故意抹黑民族英雄、美化反面历史人物，尤其是肆意质疑乃至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希冀藉此重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企图损伤广大网民对历史文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网络空间中“极端民粹者”则夸大、渲染社会转型期与改革攻坚期的社会矛盾，通过贩卖焦虑、悲情叙事、激化矛盾、兜售苦难的方式激发草根群体共鸣，进而迷惑青年网民，在妖魔化现实中摧毁他们的爱国情怀。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不管是“虚化历史者”，还是“极端民粹者”，无不通过炒作热点事件操控网络舆论走向，试图颠覆青年群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譬如，“恶搞屈原”“美化李鸿章”“质疑雷锋”“丑化刘胡兰”以及“风景名胜不过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围起来收费”“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等网络热点，就渗透着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负面解读。
从根本上说，网络空间中的“虚无历史”或“极端民粹”现象，造成青年一代美丑不辨、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因为这样的方式歪曲了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打着所谓“解密历史”“还原真相”“维护正义”的幌子，屏蔽和取代客观事实，消解与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所蕴含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民族精神、国家认同。进一步追问，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时候“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往往不是普通的思想倾向，其背后经常晃动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子。实质上，这两种倾向在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吹和推销资本主义价值理念，乃至以“普世价值观”重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赋予其西方底色，以此达到颠覆正见、消解崇高的政治企图。
其二，“后真相”中的资本逻辑宰制风险，消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当前，以资本增值为最终目的的资本逻辑已经介入网络空间，并且是催生“后真相”负面后果不可忽视的原动力。伴随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深入推进，资本逻辑加速影响网络舆论场，一些唯利是图者善于利用“后真相”时代的“情感优先”特质，试图在操控舆论走向中获得利益。从外在表征看，资本逻辑裹挟下的“后真相”呈现戏谑化、庸俗化倾向，以此混淆是非，渲染不良情绪，从而使得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一些商业营销活动也在网络上诋毁民族英雄，这种丑化英雄人物的戏谑表达形式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爱国主义话语进行着侵蚀与消解。实质上，资本涌入网络舆论领域并不可怕，让人担心的是资本逻辑宰制下的“金钱崇拜风险”挤压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空间。这是因为，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衡量。由此而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在网络舆论空间真相可以篡改、编造，一些人甚至为了获取不菲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以所谓扎眼的、走心的迷惑性爱国主义话语蒙骗网民，以此达到追逐私利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后真相”中的资本逻辑倡导消费主义至上，推崇“金钱拜物教”，这无疑会消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侵蚀青年的爱国热情，甚至让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陷入资本主义描绘的狂热消费景观中不能自拔。
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中，发端自美国、或者是美国别有用心人士操纵的加速主义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舆论场。所谓的加速主义，就是指中国已经强大得不得了了，甚至超过美国了，必须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鼓噪要对日本、印度以及台湾用兵，甚至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这样的被“后真相”推动的舆论浪潮，当然有制造中国内部的民意矛盾、反噬中国既定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方针的企图心。特朗普集团一直在台湾海峡挑拨是非，用军事行动推动中国大陆加速主义的情绪膨胀，企图陷两岸于战火，美国政客坐收渔利，其心可诛。“后真相”时代的加速主义，给两岸人民的感情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
中评社数年来一直在警惕“后真相”、研究“后真相”，新闻传播工作与“后真相”保持距离，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中评社没有被“后真相”迷惑。今后，中评社需要在增强化解“后真相”时代的舆论能力方面，发挥更加重要、更加有效的作用。
六、中评社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的新闻舆论环境
中美关系、两岸关系、香港问题都是中评社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中评社的主要的新闻舆论生存环境。现在这些环境都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中评社今后要怎么办？中评社的应对策略何在？这是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
1.中评社首先要做到的是坚持传统的新闻原则、立场绝不动摇，除此之外无路可走，中评社绝对不能成为“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附随组织。在没有真相的时代点亮一盏真相的灯，虽然微弱，毕竟黑夜中还有一丝希望的光，中评社愿意做这一微弱的灯光。在新闻报道的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新闻本源是事实，新闻报道是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通过新闻媒介的反映。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事实在先，新闻在后。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界线，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以上的要点，中评社绝对不会忘记。英国赫克托·麦克唐纳是全球知名的商业资讯专家，为世界上很多顶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所写《后真相时代》一书，通过大量事例，讲述了四种竞争性真相，分别是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未知真相。中评社要提升自己的辨识各种真相的本领，无论是真相还是“后真相”，误区都很多，中评社一定要小心谨慎，跨越真相的误区。
2.中评社要更加充分地做到新闻理论创新与传播实践创新相结合。唯有创新，才有出路。中评社的今天完全得益于锲而不舍地创新。墨守成规就无法跟上时代，就会被时代的受众抛弃。现在我们正处在“百年之未有”的传播变革时代，“后真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变化而已，更多的未知还在后头。从中评社的历史经验来看，新闻理论需要重新定位，传播模式需要不断改进。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的关系都在急剧变化，新闻的作用也在重新组合。这一切都需要有创新的新闻思维、悟真的科学思维、周密的辩证思维。常常有人说“新闻无学”，大错矣！我认为：新闻之学，大象无形。《道德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就是：越好的音乐越悠远潜低，越好的形象越飘渺宏远，又指“越是大的成就往往越穿透悠远，越是大气度的往往越包容万物”。大象无形的新闻理论，能弄明白一二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与时俱进、变化无穷的呢！“后真相”这个新闻效应让世界各国各地区人仰马翻，既有的秩序旦夕之间就被颠覆，不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吗？
3.中评社要懂得与掌握回避回声室效应的固化群体思维，不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根据MBA智库的介绍：回声室效应由心理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R.Sustein）提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回声室效应”更侧重在网络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给人们打造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回声室效应的形成原因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涌现与发展，让网络空间的回声室效应愈发凸显。因为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搜寻结果提供类似的信息资料，所以人们在选择信息来源时，就已经进行了信息的过滤，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容易使得人们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而不同的圈子之间是相互隔绝甚至对立，从而导致形成“回声室效应”。我认为，回声室效应就是“后真相”时代的传播效应。中评社坚持做一个大众化的新闻媒体，要有广泛传播的能力，绝对不能把自己的传播能力局限在一个“回声室”中。此外还有类似的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群体极化、网络巴尔干化等等，都是要慎防的负面效应。
4.中评社要关注与研究“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生态，知己知彼，才能利己。专家指出：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后真相”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有直接关联。如今，此类媒体已经取代传统主流媒体成为欧美国家民众主要的新闻来源。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这也是西方“客观新闻学”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后真相”却印证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总而言之，多元化、多样性、差异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新媒体传播的特征，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正在被改变。“后真相”对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的冲击值得我们深思。⑩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的改变，对东方的、尤其对台湾、港澳的新闻舆论生态又会有如何改变性的影响？这是中评社要面对与思考的时代课题。
5.中评社要运用大数据的武器，去迎战“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的克星应该是大数据，大数据分析是还原真相的利器。“后真相”源自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能够无距离接触和瞭解、解构的，也只有同样来自互联网的大数据。
专家指出：在治理虚假新闻的诸多方案中，大数据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巨量数据的集合，数据庞大、数字化、有规律可循是大数据的关键所在。大数据技术可以快捷地对新闻信息进行验证。网络传播时代，海量的信息已无法全部采用人工方式进行内容真实性的核实，因此，由传播技术进步带来的海量信息生产导致的大量失实信息的产生，也必须藉助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如前所述，大数据技术也许很难发现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但可以发现相关关系。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发掘整理，发现何人、何事、何种体裁、何种状态，会较多地产生虚假新闻，然后在类似场景出现时，予以警示甚至干预。研究者的调查表明，西方一些藉助大数据进行的新闻自动核查技术，重点对用户特征（包括个人级别特征和组织级别特征）、新闻特征（包括文本特征和传播特征）和网络关系（包括用户关系网、事件关系网和传播路径网）这三个要素进行自动查验。这三个要素实际上是网络传播中的三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和传播关系。具体而言，即基于大数据的自动核查技术对监控网络平台和媒体中的各种形式的公共话语——包括新闻报道、演讲、评论、辩论等内容进行核查。这个过程需要在语言处理和机器人学习的基础上，由资深媒体人、传媒研究专家、语言学家、法学家、计算机工程师等共同参与核查、比对，从而得出相关可疑信息真实与否的结论。⑪这样的论证，与中评社的实践有比较一致的结果。中评社并不是一心要做核实新闻真与假的机构，而是要运用大数据来观察“后真相”时代的特征，以跨越“后真相”带来的舆论场误区。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在对付“后真相”方面，国际社会在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算法同样可以被赋予新闻伦理和价值观，将会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们要相信，“后真相”时代在全球齐心合力遏制下，一定会有大幅度褪去乱能的时候。中评社坚持初衷不动摇，乱云飞渡，我自巍然不动，就是最好的应对“后真相”时代的策略。
注释：
①《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来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期，作者：郭小安。
②《“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1月3日，作者：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③《后真相时代下机构媒体应对策略研究》，来源：今传媒，2019年1月15日，作者：谢婷婷、周丽。
④《反思美国“后真相政治”》，来源：第一财经，2018年36期，作者：黄湘。
⑤同上。
⑥《2020台湾大选所展现的新特征》，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2月号，总第266期，作者：张明睿，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秘书长、淡江大学战略所博士。
⑦《从“二合一”选举及其结果看台湾政治的新特征——一种结构分析的视角》，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3月号，总第267期，作者：李义虎，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兼院长。
⑧《中评论坛：国民党的变化与两岸角色》，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4月号，总第268期。
⑨《“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与应对》，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赵丽涛，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⑩同②。
⑪《大数据技术与虚假新闻治理》，来源：新闻战线，2019年7月1日，作者：顾理平。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5月号，总第281期）
中评社╱题：中评社的“后真相”时代应对策略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
【摘要】“后真相”最麻烦的就是重新塑造了受众的疏离真相的心态，一旦真相排在了情绪的后面，真相在新闻传播中就可能会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受众不需要真相了。我们知道，打开真相的钥匙是事实，真相必须通过事实才能找到，不需要真相意味着不需要事实。试想一想，不需要事实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子的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有事实才有新闻。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背离事实，是假新闻。如此看来，不需要事实的“后真相”，其荒谬不止于假新闻，应当是谬新闻，用谬论笔法写出的新闻。
2016年11月22日，牛津字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是其年度词，用来描画“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是，“后真相”时代的突然降临，不仅给中美关系，也给两岸关系和香港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今后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带来的麻烦？不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也是摆在中国评论通讯社面前的难题。
一、什么是“后真相”？
1.关于“后真相”，国际学界研究已久，中国学界也有跟进。有专家介绍说：我们是否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早在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后真相及其后果》(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首次使用了“后真相”一词，并赋予其“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的含义，但该词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此后，“后真相”一词虽然屡被提及，也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反响。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阐释了“后真相”的哲学内涵，认为后真相时代是“模糊的陈述，模棱两可将成为未来一种新的真实观”。(Keyes，2004)2012年，英德拉吉·帕玛尔(Indejeet Parmar)提出了“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揭示了总统竞选中的谎言、公共舆论与政策讨论相背离的事实(Parmar，2012)。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两大事件促使“后真相”一词迅速走红，使用频度增长了2000%，而特朗普被认为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他经常攻击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假新闻”，但似乎他本人也并不在意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张之琪，2017)。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其年度热词，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情感比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现象。对此，牛津词典总裁卡斯帕·格拉思沃尔解释道，过去的2016年被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主导，“后真相”当选2016年度热词并不意外。经由《牛津词典》热词评选的发酵与推波助澜，“后真相”迅速成为热点议题。围绕“后真相”现象，域外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政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社交媒体、新闻伦理等方面。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通过分析社交媒体的技术特点发现，“后真相”时代的虚假新闻和“回音室”效应有关(Kucharski，2016)；梅雷迪思·莱文(Meredith Levine)主张藉鉴心理学通行的“金水法则”来规范“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伦理(Levine，2017)；尤恩·斯皮德与罗素·曼尼恩(Ewen Speed &Russell Mannion，2017)视“后真相”为民粹主义运动，指出“后真相”政治尝试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喉舌，通过制造“假新闻”来煽动恐惧和仇恨的“他者”(Speed &Mannion，2017)；曼纽尔·阿里亚斯-马尔多纳多(Manuel Arias-Maldonado)指出社交网络本身就是一种情感驱动的平台，促进人们建构了志同道合的“道德部落”，改变了政治行动者和公民的相互联系(Arias-Maldonado，2017)。①由此可见，“后真相”的出现，惊动了西方，也惊动了东方，已经成为全球政界、学界及传媒界不能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还有专家分析指出：“后真相”一词原本用来形容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指的是媒体传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在2016年以后，有西方学者提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已经衰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仅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议题，由此放大和强化某种情绪或偏见。②
从上述介绍来看，“后真相”不算是正面的词汇，其中突出的负面内涵在于：其一，与假新闻紧密连接。其二，与情绪化紧密连接。其三，与去真相化紧密连接。“后真相”从概念到实践，再到代表人物特朗普的出现，最终完成了影响政治、颠覆政权的舆论力量的转型。这个时候，任何无视“后真相”的结构与作用者，都是非常不智的。“后真相”时代的降临，更会导致社交媒体的无序与传统媒体的无力，真相或者会永远退出新闻传播，如是，“后真相”则为人类社会的巨大祸害。
2.“后真相”时代强烈的冲击导致受众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后真相”时代下新闻信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这个时代下，广大公众还是愿意相信真相的存在，但是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却不像以往那么执着，公众更愿意相信和追寻那些在情感及立场上能够引发其共鸣的事件。而很多新闻也开始侧重对公众情绪的引导，更加注重新闻的故事化。广大民众愈发地感觉到，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来说。大家只支持与自己意见、情感和态度相一致的观点。人们开始更关注某件事件的立场和观点，事实真相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在对事实进行拆分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部分事实带来的情感足够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时也能左右我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部分事实的发展对人们获取信息形成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催生谣言的兴起和泛滥。③
看来，“后真相”最麻烦的就是重新塑造了受众的疏离真相的心态，一旦真相排在了情绪的后面，真相在新闻传播中就可能会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因为受众不需要真相了。我们知道，打开真相的钥匙是事实，真相必须通过事实才能找到，不需要真相意味着不需要事实。试想一想，不需要事实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子的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有事实才有新闻。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背离事实，是假新闻。如此看来，不需要事实的“后真相”，其荒谬不止于假新闻，应当是谬新闻，用谬论笔法写出的新闻。
二、“后真相”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
“后真相”与特朗普的名字之所以紧密相连，是因为在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诸多因素中，互联网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有位名叫李易的专家早在2016年11月21 日就这样说：“2016年11月9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如无意外，他将成为美国第58届总统，在2017年1月左右上任。互联网业界人士无不奔走呼号：你们看啊，擅用社交网络的特朗普胜利了，这就代表着互联网的胜利！但是，在我这样一个长期观察与研究互联网的学术人士眼里，却有着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不是互联网的胜利而是‘后真相’时代的胜利，当然，这更是我们全人类的巨大悲哀。”不得不说，这位专家确实目光如炬，及早洞察了特朗普当选与“后真相”的重要关系，乃至“后真相”时代将给世界带来重大的灾难。
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抛弃“后真相”，而是在持续运用“后真相”的政治手段。有专家指出：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核查，自2017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到2018年5月，特朗普公开作出了超过3200次的不实声明，诸如出席其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非法移民的犯罪率等等，都纯属信口开河的捏造。更“奇葩”的是，2017年1月22日，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三天，他的高级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便发明了“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一词，用以指代特朗普的谎言。谎言不是谎言，而是另类的真相。尽管这种说法荒诞之极，但是一直有将近1/3的美国人对特朗普杜撰的各种“另类真相”深信不疑，他们构成了特朗普的铁杆票仓，促使特朗普不断杜撰更多的“另类真相”来满足他们的期待，巩固自己的地位。美国社会进入了“后真相时代”，特朗普开启了美国的“后真相政治”。④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真相之死：关于特朗普时代谎言的笔记》（The Death of Truth：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一书，正是一部反思美国“后真相政治”的力作。在2017年退休之前，角谷美智子是近30年来《纽约时报》的主要书评人，同时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书评家，1998年荣获普利策奖。虽然毕生以书评为职业，但是角谷美智子直到退休以后才开始撰写她人生的第一本书，亦即这本《真相之死》。角谷美智子指出，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有3个主要特点：激发大众的民粹诉求，寻找替罪羊，操纵语言。回顾历史，她把特朗普和希特勒相比较，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人格特征：病态的自恋，喜欢使用夸张的词汇，说谎成癖，嗜好霸凌和操纵。特朗普和希特勒的崛起也有共通之处，都是将自己的谎言化作毫无羞耻感的煽动机器，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来操控听众的恐惧与怨恨，也都是得益于其他政客们的怯懦——希特勒在1933年当选总理上台组阁时，内阁中的纳粹党成员只有3人，另外8人都是传统的德国保守派，但是这些原本宣誓要捍卫魏玛共和国的保守派很快屈服于希特勒的铁腕。而当今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主要是建制的保守派，和靠民粹起家的特朗普并不是一个路数，但是他们对于特朗普的各种有悖美国宪政传统的举动一再退让，任凭特朗普一再将不正常的事态正常化。⑤
从特朗普统治集团对待新冠肺炎的态度来看，就能够完全清晰地看清楚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政治风格特点：其一，激发大众的民粹诉求。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违反人类的道德要求，坚持用直接点名污辱中国的“xx肺炎”来称呼病毒，目的在于激发支持者的对华仇恨，凝聚民粹力量。其二，寻找替罪羊。面对控制疫情不力，美国国内民意沸腾，可能影响选情，进而采取“甩锅”策略，把各种矛头指向中国，甚至在台湾海峡、香港问题上搞事情，唯恐中美关系不乱。其三，操纵语言。特朗普用推特治国，没完没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文，没头没尾，完全是个人情绪性观点的宣泄。对于特朗普这三大“后真相”政治特点，中国一度是瞭解不透，找不到有效遏制方法，必然是难于应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