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中日关系的变化与趋势
中评社香港11月28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参赞石飞节、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秘书官山崎启伍、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野口裕子、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长盐泽英一、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记者大熊雄一郎、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记者鲶川佳苗、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吕小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外交学系副主任包霞琴、全国政协委员暨《人民中国》总编辑王众一、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孟莉研究员。座谈会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暨中评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日本前首相安倍辞职、菅义伟首相接任之后，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发展与变化，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9月29日是中日建交48周年纪念日，我们这次研讨会召开的时机很好，一是恰逢建交纪念日之前，而且昨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刚刚和新任日本首相菅义伟通了电话，中日双方对此都有大量的报道，总体上我感觉双方都表示要继续发展关系，菅义伟首相也表示要继承安倍首相的对华的外交政策，我们也充满了期待。对中日关系我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先不多说，有请第一位发言的嘉宾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参赞石飞节先生。
石飞节：展望后安倍时代的日中关系
回顾近8年来安倍政权，通过双方的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使中日关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首脑间的交流和相互往来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参与研究日中关系，我觉得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建立了一定的相互信赖。2017年9月份，安倍首相出席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提到了改善日中关系的“三步走”愿望，第一是那年内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议，实现李克强总理访日；第二是安倍首相访华；第三是习主席访日。虽然时间有点延迟，但第一步、第二步在2018年内实现了，第三步本应该在今年春天实现，但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延期了。
新冠疫情使日中关系的命运被打乱。当前在针对疫情的对策中，日中之间相互支援，也有相互感谢和相互温暖的报道。但是随着世界上疫情的恶化，日本对中国的负面声音也在增加，特别最近在日本国内，执政党自民党内也出现了不支持习近平主席访日的声音，这很好地代表了现在日本国内的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首相因健康原因辞职，菅义伟接任，菅首相擅长国内政治，而外交能力可以说是个未知数。然而有观点认为由于菅首相将接管安倍政府的政策，所以在新政府中，可以说日本的对华外交基本上不会改变。两年以前安倍首相与习近平主席通过电话，那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同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25日晚菅首相第一次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不管理由是中方对菅首相的期待，还是重视日中关系的表现，这次通话对菅首相来说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菅首相和习主席在初次谈话中，就发展日中关系、应对疫情采取合作、尽早恢复商务人员的往来等达成了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后安倍时代应该如何去发展两国关系？日中高层往来将如何实现？关于习近平主席访日，还没有到具体的日程调整的阶段，在昨晚的电话中，双方也没有提及这个话题。日中高层往来成功需要创造与之相符的氛围，推进各种合作项目，妥善处理包括东海问题在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日中关系的现实为基础，需要形成冷静的对华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日中之间可以合作的领域非常的多，特别是让公民看得到利益的合作形式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促进国民层面的相互理解，比如为了克服疫情可以多边框架进行合作，另外期待未来日中之间重新开始公民之间的往来，还有包括高层领导人在内的外交活动正常化。明年是日方举办东京奥运会，接着北京的冬季奥运会将在2022年举行，通过奥运会的相互合作和观光交流，可以说是在国民层面上相互理解的绝好机会。现在还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限制日本农产品的进口，中国是其中之一，对于菅首相来说，促进旅游、促进农产品出口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如果我们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能很好缓解日本在情绪上的反感，如果在这样的合作项目中，能够产生很明显的结果，能够产生和习主席访日相符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创造是日中两国的任务，仅靠日本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在国民层面的相互理解也是一样的。
近年来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迅速增加，促进了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但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以及pm2.5等环境问题，几年前日本访问中国的游客锐减，现在也没有增加很多，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将会使日本人对中国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我认为，符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是相互承认不同的体制，同时改变相互需要改变的地方，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对难以解决的课题进行妥善处理，相互承认对方是必要的外交关系，这对日中关系的稳定是很好的帮助。
王键：听了石飞节先生的发表，我对中日关系更加充满了信心，他说了应如何构筑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建议，包括农产品出口和国民感情方面的，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有一个重点，他提出菅义伟首相也有可能和习近平主席建立很好的个人信赖关系，对此我们充满期待，我觉得这讲得非常好，时间关系我们有请第二位，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吕小庆先生致辞，他的题目是“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的得与失”，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安倍时代7年零8个月中日关系的一个高度概括总结，有请。
吕小庆：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的得与失
首先感谢中评社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8周年之际举行这次会议，这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时期，同时，就在昨日（9月25日）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进行首次通话。通话近30分钟，强调谈及在新时期和在世界和平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等的内容丰富的重要信息。藉此机会，我们应该向48年以前毛主席、周总理及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两国的先贤们致敬意，正是有了48年以前的共同声明，才有了后面的1978年的和平条约，为近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及有了现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藉此机会，我也要向刚刚到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政务参赞的石飞节先生表示欢迎，向为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一线外交官们表示敬意。
首先，昨天晚上习主席与菅义伟首相的通话谈话很重要，这是日本首相更替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回想2012年“购岛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及高层甚至完全中断了联系。2012年底安倍首相就任之初，中日两国领导人是无法会谈的，一直到2014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中日双方就有关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争议等达成四点共识后，安倍首相来北京参会并与习主席首次会面，其后两国领导人经过多边场合从不挂国旗见面会谈，到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安倍首相访华，中日关系才步入正常轨道，才有了两国首脑在北京不挂国旗的见面。所以，现在的中日关系来之不易。
当前，世界新冠病毒持续蔓延形势严峻，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前景堪忧，美国特朗普政府自身抗疫不力却不遗余力地推行单边主义，世界政治安全形势也面临重大考验。在此关键时期，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就世界形势和两国关系举行直接对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话中，两国领导人共同确认要高层引领，继续巩固和发展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特别要加强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尤其重要的是在强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方面力求年内取得突破。我个人注意到，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对此次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的报道有所不同，中方报道从大局和全局出发强调共同认识、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突出中方对日基本政策的积极正面取向，特别提到支持东京奥运会；日方报道在正面肯定的同时，刻意报道“岛争”、“海洋问题”及“香港”、“新疆”等负面内容，反映日本国内对华认识和诉求的消极和复杂的一面。
我总结认为，安倍前首相在任期间为中日关系积累了点、线、面三大资源。
第一，设计提出并坚持推动中日关系高层互访引领发展的“三步走”（第一步李克强总理访日，第二部安倍首相访华，第三部习主席访日）。积极主动促进两国领导人交流互动，与中国领导人一道，高层引领中日关系步入正常发展轨道，这是一个重点也是焦点，是新时代两国关系机制建立历程的标志点。
第二，从消极应对甚至间接对抗，到正面评价和务实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日方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排除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在地区争夺领导权的零和思维障碍，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注入新能量，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拓展了新空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先生持安倍前首相的亲笔信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并获得习近平主席的单独会见。虽然中日就“一带一路”采取的是灵活的第三方合作形式，但内容是经济合作。这是一条线，既是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纽带，也是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延长线。
第三，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致使中美发生严重贸易摩擦，包括日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损害的深刻严峻形势下，安倍前首相与中方达成共识，秉持世界经济自由化理念，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担负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应有责任，难能可贵。这是一个面，既反映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经济秩序、体制和格局上，也反映中日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高度。
另一方面，安倍前首相辞职为中日关系也遗留下历史、现实和将来的三大负面清单。
第一，历史问题。岛争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安倍首相在辞职时获得了中国老百姓的肯定，但他随后在9月19号参拜靖国神社，可谓晚节不保，真实反映其右翼史观的初心不改，导致中国老百姓对其的评价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可谓恶评如潮。钓鱼岛问题，本质上也是历史问题。安倍执政期间，大肆强化了钓鱼岛争端，日本媒体几乎每天报道中国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事实上成为日本国民对华负面认识的主因之一。安倍2013年12月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是继小泉之后日本首相时隔八年之后的严重事件，致使中日关系再次跌入冰点。而安倍及安倍政权的这种做法给中日关系实际留下了最严重的负面资产和最大政治安全隐患。
第三，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提出这些年日本外交上反覆强调的“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积极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实际上是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攻势。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具有全球的视野无可厚非，但是这当中蕴藏冷战思维，存在针对中国的、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战略，比如“印太战略”（后改为“印太构想”），我认为这也为未来地区和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留下了一个不确定甚至复杂危险的消极因素。
刚才石飞节参赞提到，如果中日之间处理不好一些敏感问题，两国关系将会一夜之间回到2012年，对此我特别赞同。现在中日关系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机遇大于挑战，就此我提出三个倡议。
第一，中国是此次战胜新冠病毒的全球模范，日本也可谓是发达国家中抗疫表现的优等生。中日扩大和深化抗疫合作，携手为全人类提供卫生健康公共产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二，紧紧抓住中日在明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和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重大合作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民间交往，尤其是要设法改善日本国民对华的客观认识。
第三，困境中孕育着机遇，危机之后必然存在巨大的成长空间。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时代，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技术大国和最大的商品制造国，在坚定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最大共识基础上，中日双方要有进一步强化双边和在地区及全球的经济合作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如菅义伟首相在电话中向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宣布，在年内签订地区自由贸易协定。
王键：吕会长最后的建议总结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给我们讲得很带劲。特别提到日方可能更多关注的微观，而中方一般提出宏观战略，两者之间的高度好像是有差异，比方说昨天我们就注意到了习主席在和菅义伟首相通话中就提到了中日双方妥善处理历史等重大敏感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让中日双方更多地瞭解对方，就像西方国家应该更多地瞭解中国一样，中国也希望日方能更多地瞭解我们，总体来讲，还是一个互相接近的趋势。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下面有请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大慧教授。
黄大慧：“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势
菅义伟出身草根家庭，在“世袭政治”严重的日本，能够脱颖而出，登上自民党总裁乃至首相宝座，实属不易。务实、稳重、有韧性、善于协调、富有平衡感，这些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立足政界、赢得多方支持的法宝。
自民党是一个派系联合体。长期以来，自民党的党首即总裁，表面上是选举产生，实则往往是各派系“密室协商”的产物。菅义伟出任自民党总裁，实际上也是安倍晋三、二阶俊博、麻生太郎等党内大佬“协商”支持的结果。他们认为在新冠疫情仍在和安倍因病突然辞职的非常时期，菅义伟接棒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当然也符合他们及其所属派系的利益。
然而，在经历长期的安倍政权之后，“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局未必如他们所愿，毋宁说可能迎来一个不稳定期。“后安倍时代”也许就是“不稳定时代”或“混乱时代”的代名词。回顾战后日本政治发展史，我们发现，但凡经历较长期的自民党政权，接下来的政局往往陷入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成为一种“魔咒”。比如，长期执政的佐藤荣作政权、中曾根康弘政权和小泉纯一郎政权之后，日本政局都不够稳定，首相更替频繁，甚至自民党还被赶下了台。
对于“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政权来说，恐怕依然难以打破“魔咒”，逃脱短命内阁的命运。菅义伟协助安倍晋三创造的超长期政权，也许恰恰是留给自己的最大负面遗产。菅义伟虽然也创造历史，成为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官房长官，并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内阁管理经验，但毕竟缺少党内派系根基，要仰赖各派支持。尤其是，离不开安倍晋三的支持。菅政权也许是“没有安倍的安倍政权”。
菅义伟将延续安倍政权的路线，这也是获得自民党主流派支持和民众认可的重要原因。当然，菅义伟不会简单延续安倍的路线，将根据国内外新形势和新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面对国内外堆积如山的课题，菅义伟政权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稳”字当头，是”稳定压倒一切”。菅义伟将采取“内政优先”政策。在内政方面，最优先解决的课题就是新冠疫情防控对策，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重振经济，而如何平衡经济活动与疫情防控的关系，是对菅义伟的严峻考验。可以说，能否在内政方面取得业绩，是决定菅义伟政权命运的关键所在。
与历届自民党政权一样，菅义伟政权的外交政策也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但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和推进“印太构想”的同时，也会注重与中国等邻国构建比较稳定的关系。菅义伟在总裁选举时，就表示反对“亚洲版北约”，不赞成构筑“对华包围圈”。由此可见，菅义伟政权很可能更加重视“对美外交与对华外交的平衡”，在这一点上，与福田康夫内阁的“共鸣外交”——强化日美同盟并推进亚洲外交颇有相似之处。当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之下，菅义伟政权如何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将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与高举“价值观外交”旗帜的安倍晋三不同，更加务实的菅义伟也有可能在外交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展望“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走势，首先应回顾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分为前期恶化和后期改善两个阶段。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不能割裂起来看待。整体而言，安倍时代的日本对华政策，以“制衡”为主，“对冲”为辅。在前一阶段，日本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携美制华”，致使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在后一阶段，日本基于现实利益考量，鉴于美国亚太政策的变化，被迫调整对华政策，从“竞争转向协调”，从而为中日关系改善创造了条件。当然，绝不能忽视中国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中所发挥的塑造和引领作用。
进入“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或将延续目前的发展势头，因为促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因素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长远看，中日关系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不容乐观，这是因为中日国力消长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解，中日关系中的领土、历史、台湾等因素只是暂时处于管控或搁置状态，中日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相当薄弱，以及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影响等。
王键：大慧老师讲的我想大家看法都一样，现在关键是中日关系改善或者维持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美国的不确定性。那么刚才大慧老师和前面两位老师也讲了，就是今后菅义伟内阁会首先应对疫情和日本国内经济再生，即以内政为主，外交当然也不是不重要，但他要发展、要改善经济、要和中国加强经济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我们著名的日本经济问题专家刘军红教授发言，他的题目是“后安倍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有请。
刘军红：后安倍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之间的交流需要一种理想、浪漫的情怀。这不是心血来潮，回顾197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每当加入情怀的时候，中日关系都是比较好的。
我年轻时做过一些科技交流，接待的专家都是七八十岁的日本农业专家，比如苹果专家、板栗专家、葡萄专家、西瓜专家，甚至是动物专家。其中一位养龟的专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乌龟养殖技术非常好，名声已经传到了北京，我很惊讶北京郊区的农民竟然知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请他来到北京，这位专家就在北京把最真实的技术传授给了当地农民。还有一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的葡萄专家，有中国江苏的农业代表到日本去和他学习有机农业，这位葡萄专家慷慨传授经验，介绍了有机农业的方法。我接触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都充满感情地来到中国，不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带着情怀进行农业的合作，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应该继续展开。
我最近在推动中日农业合作。农业合作带来的产值比较少，农业产值占中日双方的GDP的比重也非常小，但产生的社会效益是难以预见的。农业直接带来的是农村、农民的稳定，双边的农村和农民稳定，那双边的文化就是稳定的，是根深叶茂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中日之间的关系是走不远的。
过去中日的经济合作是利益导向的，这是过去中日经济合作的基本。但今后这种利益优先、投资导向的经济合作还能走多远？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已经达到可以和美国比肩的程度，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著名的例子就是TikTok（抖音海外版）。那么今后，中国能够向日本企业学习的地方可能会越来越少，现实是，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或者在亚洲的日本企业正逐渐惰于投资研发，原因是他们习惯了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在不需要过多投入时轻而易举获利。比如，目前中国国内市场几乎见不到日本品牌的智能手机，因为日本没有跟进投资和投入研发。日积月累，日本一些企业就会被潮流淘汰，结果可能出现在引进技术、向新领域投资中，中日之间继续合作的路会越走越窄。
回到现实，对比疫情下日本的对外出口，最近几个月，除了对中国是正增长，对其他各方全部是负增长，对美国甚至出现了20%多的下降，对欧洲也差不多。据日方统计，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成为对美国出口的1.7倍，过去，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出口方，现在美国的地位变成了中国。疫情下形成的这种新贸易结构，很有可能改变中日、美日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8月份中国对美出口的集装箱运量达到106万个，这意味着在疫情下，中国对美制成品的出口达到了疫情前的最高水平，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继续大幅下降，对中国的出口开始回升，对中国的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对美出口总量的1.7倍。现在来看，RCEP、FTA、TPP或者CPTPP的意义都在下降，可能会出现新的、更加值得追求的指标和工具，这给中日提出了新的问题。
我认为，中日之间有值得挖掘情怀的领域，那就是农业。重点不在于日本向我们出口多少，我们向日本出口多少，日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农业利益，而在于这种有感情的、有情怀的农业之间的交流，这就是中日关系的未来。
王键：我们军红教授虽然是搞经济学研究，但是今天首先以小故事带我们进入他的境界，你讲的情怀其实一直是我们从事中日关系研究交流的人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刚才石飞节参赞也谈到了，中日首脑也要有个人的信赖关系，它也是一种情怀，国民层次对彼此的生活瞭解也是一种情感，军红讲的农民之间的这种情怀就更具体，让我听入迷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有请野口裕子女士代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简单讲几句。
野口裕子：代表国际交流基金会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专家下午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今天是作为文化交流机构的工作人员，怀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我在基金会从事日本研究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参加这样会议的经验也有一些，这过程当中，尤其是这几年，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希望在今天的会议能够找到解答或者线索。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概念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的领域中，文化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很多学者在论文中提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时，是将我们作为日本政府文化战略的实行者来介绍，或者拿我们的项目当做案例进行分析，这样的论文很多，但是我们很多同事对这种提法感到困惑，或者对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警惕性。这是因为“软实力”和“公共外交”都是研究国际关系论的学术用语，含义和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利益密切相关。但我认为我们基金会不能仅服务于自己所属的一个国家，我想其他国家的文化机构也一样。我们虽然作为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有义务和责任为日本外交服务，但是我们更应该为全世界和全人类服务，以实现更和平更多元化的世界，最后再间接地有助于日本外交。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成立于1972年，早于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概念的出现，而且我们当时成立的依据是《国际交流基金法》，第一条介绍我们成立的目的，翻译成中文的大概意思是说，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目的是“促进外国对我国的理解，推进国际互相理解，同时为了促进国际友好亲善，有效地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以为世界文化的提高和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也就是说，最终目标是为了世界文化的提高和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而不是仅为日本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