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时代与“去全球化”走向
中评社╱题：后新冠时代与“去全球化”走向 作者：罗庆生（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博士
世界自有其进化的轨迹。我们不确定疫情何时与如何结束，但可以确定疫情一定会结束。后新冠时代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去全球化”或更恐怖的“全球化”惨烈崩解，而可能是改革缺陷后进阶的“新全球化时代”。端看各国政治人物是否有足够远见，愿意激发人性好的一面，而不是为延续自己政治生命而刺激人性坏的一面。疫情过后的世界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但如何的不一样，还要再观察。
虽然全球仍纠缠于新冠肺炎的肆虐，疫情何时结束还没有人能够预测，但思想家或者智库学者已开始探索疫情后的世界。各国陆续实施的封城与居家隔离令，已经影响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与人际关系，愈来愈多的观察者将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冲击描述成类似战争所造成的改变，认为疫情过后，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可能回不去了。
在议题或切入面向的选择，多数观察者聚焦在“去全球化”上。这或许是因为全球化将人类捆绑成命运共同体，使任何人都难免受全球大流行疫病的影响。但新冠疫情真的会改变这世界吗？“全球化”必须承担这场百年一遇疫情的原罪，因而后新冠时代的趋势就是“去全球化”吗？这推论或许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与观察。
一、从“反全球化”到“去全球化”的脉络
事实上，“去全球化”并不是个新议题，它来自于早先对“全球化”的批判而逐渐形成具全球性的“反全球化”风潮。要评估“去全球化”的前景，需要厘清立场各异的“反全球化”诉求为何会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在此之前，先简单梳理“全球化”的脉络。
全球化的理论核心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认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能创造出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理论国际实践的结果，就是全球分工的出现。
在新自由主义建构的国际环境下，制造商透过贸易的比较利益法则，从世界各地采购具竞争力的原料与零部件，制造出更价廉物美的产品，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双赢的局面。比较大的问题，是长且复杂的供应链系统。以生产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性电子产品闻名的苹果公司为例，其主要供应商就多达200多家、800多个生产据点，分布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谁能提供或管理好复杂的全球供应链，谁就是全球化的赢家。
然而，全球分工固然增加了消费福利，但受益者主要仍是具全球竞争力的社会菁英；而同时让缺乏竞争力的本土产业破产，则制造出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与农民。所谓M型社会，即表现出同个社会却有两组不同所得群体的常态分配：一组是高收入的全球化菁英，另一组则为平均所得愈来愈低的本土业者。中产阶级若不能连结全球化而向上提升，就将向下沉沦。
这表示原本位居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逐渐萎缩，以及财富分配的愈来愈不平均。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当代全球化的推动上曾扮演主导角色，其影响力一度让人们有“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质疑；观察美国社会的改变最能反映出全球化的冲击。
2015年，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中产阶级比例由1971年的61%下降为2015年的49.4%，家庭财富净值中位数在2001至2013年间下降了28%。当中产阶级萎缩与贫富差距扩大愈益成为美国以至其他全球化国家的普遍现象，所引发的反弹也就愈来愈激烈。
除了这主要批判外，全球化也遭到其他面向的质疑。例如文化。透过网络与其他生活上的连结，全球菁英逐渐形成全球性的共同偏好或类似的文化品味。对全球文化的推崇，相对而言就是对本土与传统生活方式的鄙视。主导全球化的西方社会或许不会有这种文化危机感，但对愈来愈多的外来者进入其生活圈（例如亚洲人搬进自己社区或竞标一幅西方大师的名画）却会产生“他者”入侵的想像。虽然观点不同但结果一致，全球兴起的民族主义或更激进的民粹主义者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其他对全球化的质疑还包括环保团体。制造业组装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零部件制造产品，或服务业提供更广泛的全球性服务，产生了大量的物流与人流。这些被视为额外增加的运输需求消耗了更多的化石燃料、产生更多温室气体，造成地球暖化而加速气候变迁。全球主义的环保人士，于是与民粹主义者一起站在“反全球化”的大旗之下。
当失业者、收入愈来愈低的本土业者，与其他无论从文化或环境面向而质疑全球化的怒吼声浪愈来愈高，“反全球化”风潮就逐渐成为社群主流而表现在政治行动上。2016年，英国的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只是先声，之后的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多次指责中国，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川普当选，则并不只标志与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具体化，更意味着原本“反全球化”的社会风潮正式转变成为“去全球化”的政治行动。
在川普政府的操作下，美国采取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拒绝派任WTO上诉法庭法官让争端解决机制停摆……等瘫痪国际建制与全球治理效能的“退群”举措，以及提高关税开打贸易战、抵制华为5G、要求制造业回美国……等改变产业链全球分工的企图。只不过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到推动“去全球化”行动，美国发夹弯的角色转换难免有些尴尬。
美国保守派于是提出论述，提供“去全球化”正当性的理论支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撰写《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中国崛起美、中难免一战的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2019年5月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发表题为“注定失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衰”的文章，直接否定了全球化的理论核心。
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强权的单极格局，主导建立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包括北约东扩，中国和俄罗斯积极融入WTO等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中。单极格局是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但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复兴的崛起，国际体系已经变得多极化，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丧钟。在新兴的多极世界中，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秩序：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薄的国际有界秩序，另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厚的国际有界秩序。薄的国际有界秩序会致力于管理世界经济，厚的国际有界秩序推动并维护军备控制，中国领导的国际有界秩序和美国领导的国际有界秩序相互对撞，则两者之间肯定会发生安全竞争。
没有了自由主义秩序就没有全球化。米尔斯海默试图勾勒出一个“去全球化”的新冷战国际秩序格局，并为美中“经济脱钩”提供理论基础。
米氏的论述有争议。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多极世界会有“两个”有界秩序而不是多个？也没有对中国想要领导另一个国际秩序对抗美国提出论证。不过最大的问题是，米氏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化格局，是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这暗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推动全球化是为了其维持霸权，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所强调创造最大利益的人民福祉。否则无法解释，为何美国不再是唯一超强的多极世界，以及以全球化福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不能同时并存？
虽然美中贸易战最后双方所达成的《经济贸易协议》，美国并未撤回对中国大陆征收的关税，继续维持着促使产业链离开的压力，以改变中国制造为主的全球分工；但效果并不如预期。产业链最后的组装部分虽然离开中国，但零部件没有，仍留着一条供应链尾巴。事实上，在川普打贸易战之前，缩短供应链、更贴近市场，就已经是跨国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思考方向。这是跨国企业基于企业责任对环保等普世价值的回应，美国的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只是增加他们的决心并加快调整步伐，并非真正的“去全球化”动力。
二、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则为逐渐丧失动力的“去全球化”带来新的动能。关键在于原本所谓“依赖”，只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学者们知道全球经济对中国依赖，但没有人真正知道，或者有方法可以评估世界对中国依赖的程度。当疫情之初中国封城，将生产与消费的经济活动都按下“暂停键”后，全球才知道这世界对中国依赖之深。
首先被注意到的是中国春节假期的消费停止，让仰赖中国客户与中国订单的业者损失惨重。例如法国时尚产业股价大跌，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渔民，不得不把捕捞到的龙虾放回海中。期盼中国游客光临的境外观光业者也受重伤，若依据携程网等线上旅游平台资料，2019年春节期间中国约有700万人次出境游，每人平均消费突破人民币1万元估算，损失超过100亿美元。
紧接着是假期结束延后复工的断链危机。生产暂停后不仅终端产品无法出口，也让缺少中国零部件的全球生产线停摆。美国即赫然发现，药品市场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保守派的共和党众议员茨勒（Vicky Hartzler）认为这将有碍大国竞争，因为“如果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情况对付我们”。外界原本以为中国的王牌是稀土。中国生产暂停的影响，富国银行集团的Wells Fargo Securities评论最为贴切：如果中国工厂迟迟无法复工，不久之后人们就会开始感到昔日习以为常的商品，从商店中消失。
感受到依赖的痛苦有利于“去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即表示，中国疫情有助于加速就业机会向北美地区回归；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也认为，这是对美国允许太多的工厂生产迁到美国以外地方的严酷提醒。
即便是坚持自由主义的自由派人士，也开始思考“全球化”的可能发展。3月初纽约时报一篇“新冠病毒疫情敲响全球化丧钟？”的评论文章即认为，新冠病毒引发的恐慌看来很有可能改变全球化的轮廓，因为这场流行病已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世界把中国作为制造业核心基地这个重要的依赖问题，许多公司现在正在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容易受到干扰的国家寻找替代供应商。
这篇评论还引用了牛津大学高尔丁（Ian Goldin）教授的说法。这位研究全球化的学者曾在他2014年出版的《缺陷的蝴蝶效应：全球化怎样带来系统性风险以及如何应对》一书中预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会引发对自由主义的反弹。高尔丁延续他的观点，认为新冠病毒只是揭示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管理缺陷的一股最新力量，这些缺陷让全球化成为一种监管不足、各国对他国抱着满不在乎态度的相互联系形式，让社会易受一系列强有力威胁的伤害。
高氏论点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他虽然也批判全球化，但指出真正的问题在各国对全球化的管理，而不是像美国保守派一味的把中国当作反全球化箭靶。如果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美国保守派的做法或许有意义，但如果是要纠正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的伤害，达到川普总统所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恐怕就划错箭靶了。
因为全球化真正的主角是企业，而不是地区或哪个国家。到哪里投资设厂或采购零部件产品，是企业考量成本后的选择。中国所以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产业竞争力优化的结果，美国企业会离开美国，同样是基于相反的理由。川普政府要求制造业回美国或至少离开中国，等同要求企业放弃贸易的比较利益而提高制造成本。企业目的是股东权益最大化，川普政府的做法与企业站在对立面。
欧洲媒体就比较客观地直指这问题症结。
德国之声一篇“新冠病毒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的评论文章即指出，这场疫情会让人们重新看待国际分工，例如制药领域德国、法国制药业的重要原料80%依赖外国、依赖中国供货的比例也高达40%，这必须有所改变。然而，那些将世界上一切苦痛都归咎于全球化的人要失望了，生产线是否会搬回来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这篇文章强调，造成依赖是因为本土生产的成本太高，国际分工毫无争议的快速提高了生活水准。新冠疫情危机当然会让许多企业思索应该怎样简化自己的供应链、减少对单个供应商的依赖性，然而供应链受到了干扰已让德国经济面临急速降温的风险，2009年金融危机德国经济下滑了5%，要是全球化进程开倒车，5%不过是开胃菜。如果盼望回到各国本土生产的时代，就得好好想想，如何给那些生活水准将严重下降的人们一个解释。
不过，无论是出于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观或旁观者的客观，这些评论都属于“局外”观点；欧、美评论者站在较高高度，观察中国经济溺水对全球化的影响。然而当疫情在中国缓解，却在欧、美爆发时，日常生活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评论者就不再能气定神闲，就如同在战场内奋战的战士与战场外会有不同的思考。
全境封锁，不再能自由生活的人们，会如何思考这场大流行病？怨怼或坦然？欧美大国疫情超过中国，最强大且以医疗技术自豪的美国，却沦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美国人将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美国保守派政客已开始责备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中国隐匿与WHO的偏袒才造成疫情的全球扩散，甚至主张向中国求偿，并停拨给WHO的会费款项。
虽然这似乎是疫情失控下政治人物的卸责，不会让理性者认同，但在全球领域并非没有市场，包括英国在内已有保守派人士呼应。这不仅是出于地缘政治竞争，还包括难以接受成为失败者的挫折情绪。西方民粹主义如果被激起，将为全球化前景带来高度不确定性。
正如同德国、约旦、新加坡、衣索比亚、厄瓜多等5国元首联名，登载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所指出：“像这样的危机往往会激发人性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我们作为领导人，有责任鼓励前者，遏制后者。”文中并指出现在不是争夺地缘政治地盘的时候，建议世界应建立新的全球联盟，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新冠病毒。但这呼吁能否被全球领袖接受，并不确定。
世界自有其进化的轨迹。我们不确定疫情何时与如何结束，但可以确定疫情一定会结束。后新冠时代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去全球化”或更恐怖的“全球化”惨烈崩解，而可能是改革缺陷后进阶的“新全球化时代”。端看各国政治人物是否有足够远见，愿意激发人性好的一面，而不是为延续自己政治生命而刺激人性坏的一面。疫情过后的世界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但如何的不一样，还要再观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5月号，总第269期）
中评社╱题：后新冠时代与“去全球化”走向 作者：罗庆生（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博士
世界自有其进化的轨迹。我们不确定疫情何时与如何结束，但可以确定疫情一定会结束。后新冠时代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去全球化”或更恐怖的“全球化”惨烈崩解，而可能是改革缺陷后进阶的“新全球化时代”。端看各国政治人物是否有足够远见，愿意激发人性好的一面，而不是为延续自己政治生命而刺激人性坏的一面。疫情过后的世界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但如何的不一样，还要再观察。
虽然全球仍纠缠于新冠肺炎的肆虐，疫情何时结束还没有人能够预测，但思想家或者智库学者已开始探索疫情后的世界。各国陆续实施的封城与居家隔离令，已经影响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与人际关系，愈来愈多的观察者将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冲击描述成类似战争所造成的改变，认为疫情过后，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可能回不去了。
在议题或切入面向的选择，多数观察者聚焦在“去全球化”上。这或许是因为全球化将人类捆绑成命运共同体，使任何人都难免受全球大流行疫病的影响。但新冠疫情真的会改变这世界吗？“全球化”必须承担这场百年一遇疫情的原罪，因而后新冠时代的趋势就是“去全球化”吗？这推论或许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与观察。
一、从“反全球化”到“去全球化”的脉络
事实上，“去全球化”并不是个新议题，它来自于早先对“全球化”的批判而逐渐形成具全球性的“反全球化”风潮。要评估“去全球化”的前景，需要厘清立场各异的“反全球化”诉求为何会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在此之前，先简单梳理“全球化”的脉络。
全球化的理论核心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认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能创造出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理论国际实践的结果，就是全球分工的出现。
在新自由主义建构的国际环境下，制造商透过贸易的比较利益法则，从世界各地采购具竞争力的原料与零部件，制造出更价廉物美的产品，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双赢的局面。比较大的问题，是长且复杂的供应链系统。以生产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性电子产品闻名的苹果公司为例，其主要供应商就多达200多家、800多个生产据点，分布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谁能提供或管理好复杂的全球供应链，谁就是全球化的赢家。
然而，全球分工固然增加了消费福利，但受益者主要仍是具全球竞争力的社会菁英；而同时让缺乏竞争力的本土产业破产，则制造出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与农民。所谓M型社会，即表现出同个社会却有两组不同所得群体的常态分配：一组是高收入的全球化菁英，另一组则为平均所得愈来愈低的本土业者。中产阶级若不能连结全球化而向上提升，就将向下沉沦。
这表示原本位居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逐渐萎缩，以及财富分配的愈来愈不平均。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当代全球化的推动上曾扮演主导角色，其影响力一度让人们有“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质疑；观察美国社会的改变最能反映出全球化的冲击。
2015年，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中产阶级比例由1971年的61%下降为2015年的49.4%，家庭财富净值中位数在2001至2013年间下降了28%。当中产阶级萎缩与贫富差距扩大愈益成为美国以至其他全球化国家的普遍现象，所引发的反弹也就愈来愈激烈。
除了这主要批判外，全球化也遭到其他面向的质疑。例如文化。透过网络与其他生活上的连结，全球菁英逐渐形成全球性的共同偏好或类似的文化品味。对全球文化的推崇，相对而言就是对本土与传统生活方式的鄙视。主导全球化的西方社会或许不会有这种文化危机感，但对愈来愈多的外来者进入其生活圈（例如亚洲人搬进自己社区或竞标一幅西方大师的名画）却会产生“他者”入侵的想像。虽然观点不同但结果一致，全球兴起的民族主义或更激进的民粹主义者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其他对全球化的质疑还包括环保团体。制造业组装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零部件制造产品，或服务业提供更广泛的全球性服务，产生了大量的物流与人流。这些被视为额外增加的运输需求消耗了更多的化石燃料、产生更多温室气体，造成地球暖化而加速气候变迁。全球主义的环保人士，于是与民粹主义者一起站在“反全球化”的大旗之下。
当失业者、收入愈来愈低的本土业者，与其他无论从文化或环境面向而质疑全球化的怒吼声浪愈来愈高，“反全球化”风潮就逐渐成为社群主流而表现在政治行动上。2016年，英国的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只是先声，之后的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多次指责中国，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川普当选，则并不只标志与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具体化，更意味着原本“反全球化”的社会风潮正式转变成为“去全球化”的政治行动。
在川普政府的操作下，美国采取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拒绝派任WTO上诉法庭法官让争端解决机制停摆……等瘫痪国际建制与全球治理效能的“退群”举措，以及提高关税开打贸易战、抵制华为5G、要求制造业回美国……等改变产业链全球分工的企图。只不过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到推动“去全球化”行动，美国发夹弯的角色转换难免有些尴尬。
美国保守派于是提出论述，提供“去全球化”正当性的理论支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撰写《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中国崛起美、中难免一战的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2019年5月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发表题为“注定失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衰”的文章，直接否定了全球化的理论核心。
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强权的单极格局，主导建立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包括北约东扩，中国和俄罗斯积极融入WTO等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中。单极格局是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但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复兴的崛起，国际体系已经变得多极化，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丧钟。在新兴的多极世界中，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秩序：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薄的国际有界秩序，另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厚的国际有界秩序。薄的国际有界秩序会致力于管理世界经济，厚的国际有界秩序推动并维护军备控制，中国领导的国际有界秩序和美国领导的国际有界秩序相互对撞，则两者之间肯定会发生安全竞争。
没有了自由主义秩序就没有全球化。米尔斯海默试图勾勒出一个“去全球化”的新冷战国际秩序格局，并为美中“经济脱钩”提供理论基础。
米氏的论述有争议。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多极世界会有“两个”有界秩序而不是多个？也没有对中国想要领导另一个国际秩序对抗美国提出论证。不过最大的问题是，米氏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化格局，是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这暗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推动全球化是为了其维持霸权，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所强调创造最大利益的人民福祉。否则无法解释，为何美国不再是唯一超强的多极世界，以及以全球化福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不能同时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