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艾文吁重建美中关系 调和美中依赖与冲突
中评社华盛顿4月2日电（记者余东晖）奥巴马时期的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呼吁拜登政府调和美中关系相互依赖与冲突两方面因素，制定持久的对华战略。他认为，这种战略应当重在“风险管控”，具体手法应是“平衡、绑定、接触”的动态组合。他还建议抛弃“中国沙皇”，重建内部对华决策协调机制。
麦艾文最近在权威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长篇专文，题为“如何制定持久的对华战略--华盛顿必须调和相互依赖与冲突”，为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提建议。
2009年至2015年任白宫国安会亚洲高级主任和中国高级主任的麦艾文开篇指出，现在美国必须与中国建立“以令人不适且不可否认的悖论所定义”的关系：一方面是深刻而复杂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是在安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等方面迅速分化的利益。政策制定者们正在质疑许多曾经指导美国政策的基本理念，包括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趋同，接触的价值，以及合作可以改善竞争和产生稳定的理念。
拜登团队的官员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从特朗普政府对华行动的废墟和碎片中制定出连贯的战略。他们面临一系列根本问题：随着双边竞争的加剧和多样化，连贯和可持续的中国政策是什么样的？如何调和与中国的多种利益冲突？美国能制定出一种同时实现竞争与合作这两个相互矛盾目标的战略吗？
从“风险缓解”到“风险管控”
麦艾文表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关注于“风险缓解”（risk mitigation），采取旨在淡化分歧、减少摩擦、减少竞争和扩大合作的政策。在一个急转弯中，特朗普团队不仅容忍风险和摩擦，而且极力进行“风险推动”（risk promotion）。而现在需要转向以“风险管控”（risk management）为基础的框架。
麦艾文指出，“风险管控”意味着期待并容忍摩擦和紧张，甚至明智地使用它；接受美国行动的某些风险和代价，但也拒绝其他风险和代价；平衡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而不是试图调和它们；承认有些分歧无法解决；在必要时使用对话与合作，但不将其作为目标。这种转变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政策，既反映两国关系的竞争性核心，又建立能够抵御两国不可调和利益的持久关系。
现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主席、亚洲集团高级顾问的麦艾文分析，要建立这种战略框架，美国的决策者需要首先讨论什么是竞争，什么不是竞争，同时接受美国战略核心的一些结构性紧张局势。美国也需要重新调整其对美中关系实际成效的预期，并努力重新设定中国对美国行为的预期。同时，美国政府需要重建被特朗普毁坏的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
麦艾文称，特朗普的行为削弱了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能力。其政府的强硬言论和挑衅行为并没有在政策上取得成功，反而使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倒退。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不仅要强硬，也要聪明。这意味着利用美国的优势，强调中国的弱点，迫使北京做出代价高昂的交换，并在对美国利益有切实意义时与中国合作。
评估美方的“限制与选择”
为重建中国政策提建议，麦艾文分析，美国决策者需要从诚实地评估他们的“选择和限制”开始。美国面临着几个结构性紧张局势，这些紧张局势将共同限制其选择。
首先，存在一个基本的、可能无法解决的悖论。尽管美国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感到担忧，但美国的一些政策选择将产生副作用，帮助中国建设其曾用来挑战美国利益的能力。
在经济上，华盛顿长期倡导的一些结构性政策改变，如改革国有企业、开放金融部门和减少政府补贴，将帮助中国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实现长期增长和繁荣。其中一些还将帮助中国创新并与美国公司竞争。
在外交上，美国还呼吁中国在亚洲和其他地方承担更多责任。然而，任何新的倡议都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力。这一悖论提出了一个美国目前无法回答、也可能永远无法回答的根本问题：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合法利益是什么？
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承认并接受一个事实，即美国和中国都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两人本质上都是“选择性的修正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希望改革当前的制度，而不是推翻它，尽管方式和原因不同。两国也坚信其目标的合法性。
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最后一项挑战是，为使美国经济更具生产力、创新性、吸引力和竞争力所必需的投资争取国内支持。产生这种投资所需的论据，可能也需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美国将因此获得竞争所需的投资，但代价是与中国产生持久的对抗。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拜登3月31日提出2.25万亿美元的一揽子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引发争议。拜登政府就以要投资美国，以在竞争中战胜中国为由，劝说两党对其庞大投资计划的支持。白宫发言人普萨基4月1日在记者会上七次提到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就是为了“与中国竞争”。
美国对华“平衡、绑定、接触”
麦艾文表示，美中关系中竞争至上并不意味着军事冲突或对抗不可避免。相反，这意味着来自中国的挑战已经明显改变，美国的战略和政策需要适应。他称，对美国来说，一个选择是专注于直接平衡或钝化中国的力量。另一种选择是削弱或阻碍中国的能力，使其在半导体制造等关键领域落后美国10年左右。这两种选择可能都需要，取决于中国政策的演变。
麦艾文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将是“零和竞争”与“良性竞争”的混合体。一方面是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对抗性的零和竞争，另一方面在发展援助和全球投资方面推动双方做得更多更好的竞争。这个过程中的另一个步骤是确定如何衡量美中竞争。为防止中方拿合作做交换，与中国的合作应该受到与竞争同样程度的审查。
麦艾文建议，如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将需要依赖更广泛的工具来塑造中国周围的环境，以改变北京的看法、愿望和选择。新的方法必须包括三种手法的动态组合：力量平衡；机制绑定；对话接触。
力量平衡--麦艾文认为，必须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它应该包括美国单方面、双边和多边推行的经济、外交、技术和军事政策，以防止中国在亚洲建立主导地位。要改变中国的动机，与现有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的“临时组群”合作将是关键。
机制绑定--麦艾文建议，将中国与新的和现有的国际机制捆绑，应会增加中方尊重普遍遵循的规则和规范的动机，削弱其修订这些规则和规范的能力。这种以前用过的绑定策略仍可起作用，但需要更新。比如让中国在亚投行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发挥作用。
对话接触--麦艾文表示，宣告“接触”政策的死亡更多地反映了当前的情绪，而不是良好的决策。任何针对中国的合理战略都需要以一种有针对性、以结果为导向、通常有时间限制的方式进行接触和对话。如果亚欧领导人认为华府的平衡和绑定战略是遏制中国的“特洛伊木马”，将把他们拉向与中国对抗，他们将更不愿意与美国合作。接触可以表明，美国及其盟友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也让美国的盟友和中国放心，可以增强平衡和绑定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麦艾文建议，拜登政府对华策略应关注“风险管控：它认识到紧张关系将是两国关系的一部分，并发出信号，美国将容忍这种摩擦，甚至可能利用它为华盛顿带来好处；聚焦于识别和权衡美国行动的风险和成本，接受一些，拒绝另一些；它进一步支持对话，但认识到对话的局限性；支持合作，但要求高标准。这种做法有意避免“新冷战”或“修昔底德陷阱”。
麦艾文还建议拜登政府，要注意先后顺序（sequencing）：这意味着仔细安排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言行顺序，这意味着放慢与北京的沟通进程。这可能意味着避免双方高级官员避免提前互访对方首都，还可能包括推动北京解决两国关系中一些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以此作为承诺的标志。
抛弃“中国沙皇”对华决策过程
麦艾文呼吁拜登政府重建关于对华政策的美国跨部门辩论、谈判和交流机制。
历史上美国对华决策机制有几个基本要素：首先是进行内部审议，以确定利益，裁决权衡，并获得支持。第二，确定并阐明美国的一系列优先事项。第三，与中国同行建立沟通架构，确保清晰、一致和可信的交流，但不让北京利用官方对话来争取时间和优势。
以前的美国政府对华打交道通常有“基辛格模式”：授权一个接近总统的强势人物与北京方面进行一切谈判。前财政部长鲍尔森主张采用所谓的“中国沙皇模式”。
麦艾文表示，现在应当“扔掉中国沙皇”。他认为如今这种模式既与现实脱节，也使得中方容易专注于一个人。“中国沙皇”的手法不是可持续的方法：投资组合太大，太专业化，系统内对它的官僚阻力会迅速增长，危及战略的有效性。
麦艾文认为，最符合逻辑的决策模式是，由授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持续开展跨部门流程，向内阁部长，最终向总统提供信息和建议。这样的制度应该反映美国利益、机构公平和个性的多样性。当美国决策者就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辩论，或者当他们需要在重大事件比如元首峰会之前确定美国的优先事项时，这个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太多的例子表明，中方在收到一长串要求后会问：美国到底想要什么？
最后麦艾文强调，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需要以“接受竞争、容忍分歧、解决问题”的方式重建美中关系。
中评社华盛顿4月2日电（记者余东晖）奥巴马时期的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呼吁拜登政府调和美中关系相互依赖与冲突两方面因素，制定持久的对华战略。他认为，这种战略应当重在“风险管控”，具体手法应是“平衡、绑定、接触”的动态组合。他还建议抛弃“中国沙皇”，重建内部对华决策协调机制。
麦艾文最近在权威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长篇专文，题为“如何制定持久的对华战略--华盛顿必须调和相互依赖与冲突”，为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提建议。
2009年至2015年任白宫国安会亚洲高级主任和中国高级主任的麦艾文开篇指出，现在美国必须与中国建立“以令人不适且不可否认的悖论所定义”的关系：一方面是深刻而复杂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是在安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等方面迅速分化的利益。政策制定者们正在质疑许多曾经指导美国政策的基本理念，包括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趋同，接触的价值，以及合作可以改善竞争和产生稳定的理念。
拜登团队的官员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从特朗普政府对华行动的废墟和碎片中制定出连贯的战略。他们面临一系列根本问题：随着双边竞争的加剧和多样化，连贯和可持续的中国政策是什么样的？如何调和与中国的多种利益冲突？美国能制定出一种同时实现竞争与合作这两个相互矛盾目标的战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