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泛安全化”行为逻辑与影响
【摘要】在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中，各类议题“泛安全化”已成为执政者扩张权力的重要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社会观念与结构。赖清德上台以来，通过加强对台军掌控、推进“全民防卫”与加紧对美勾连等手段，导致台湾社会“泛安全化”全面加速。赖清德在藉此巩固权力、推进“以武拒统”的同时，其反复标榜的台湾“民主优越性”更为空洞化，也严重威胁台湾社会稳定与发展。
安全指一个社会所处的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环境。伴随国际环境的快速演变，越来越多社会议题被定义为安全事务，也导致西方民主制度下行政部门以安全为名加强集权的“泛安全化”现象愈演愈烈。在台湾岛内，赖清德当局为巩固自身权力，一面加紧掌控台军，推动其“台独化”、“去中国化”，一面持续推进“全民防卫”建设，在社会各领域全面建构“台独”势力的整体军事潜能。一系列举措不仅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也加速了台湾社会的“泛安全化”进程。
一、“泛安全化”的概念特征
安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需求，但“安全观”又受到主体对内外环境认知的深度影响。基于此，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愈发倾向于炒作“安全”概念，使越来越多事务成为“至关重要”的“安全议题”。这一“泛安全化”局面不仅为行政部门扩张权力创造机会，引发民间与军队的关系重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社会观念和民众的认同。
（一）安全风险强化行政权力
维护安全一直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西方社会，伴随政权基本完成了对军事能力的垄断，其在安全领域发言权也显着增强。而维护安全的需求不断扩大，反过来也成为强化集权的绝佳理由。哈乐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指出，对安全的关注促使掌权的政党更主动地压制竞争对手、引导民众的思想，这也将使民主逐渐流于形式，沦为佐证执政合法性的符号。①
同时，社会对安全风险的态度，也将改变公众对公权力的看法。拉斯韦尔指出，安全风险的压力可能促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状态，即个体自觉地抑制反抗公权力的思想倾向。特别是青年一代将自发地支持和维护公权力施行的高压政策，并将一切反抗视为“反社会”罪行。②这无疑为滥用公权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二）安全议题加剧军政博弈
军队不仅是社会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社会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社会的“泛安全化”，却在两个层面削弱了军队的地位。一方面，由于安全领域纯粹军事力量的比拼让位于综合实力的较量，能够充分调用社会资源的管理专家开始取代传统的军人，掌握了军事议题话语权；另一方面，安全议题内涵的扩大，也促使行政部门出面统筹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专业领域，从而进一步稀释了军事部门在整体安全事务中的重要性，也使行政部门更为乾纲独断，导致其首脑权力的“帝王化”。③
而在一些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却又高度依赖美西方资源而存续的附随政权统治下，军事部门权力的下降又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安全民粹化”。在行政部门影响下，民间的青年被民粹团体组织和动员起来，以维护“安全”为名，进行针对美西方战略竞争对手的政治斗争甚至战争准备。由此，与掌权者关系密切的政客，以及上述民粹团体的领袖逐渐取代职业军人群体成为军事议题的代言人。这就降低了安全议题相关讨论的专业性和严肃性，也削弱了对掌权者藉炒作安全议题进行政治动员的制约。
（三）安全意识重塑民众认同
安全虽然是个人与社会的核心需求，其具体内容却不断变化。巴里·布赞就指出，“安全问题”并非简单的客观存在，而是经由主体间性的叙述而产生的。当某个议题被行为主体贴上安全标签，作为优先考虑并处理的问题，它便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这一“安全化”过程不仅包括安全问题的产生，还包括“威胁”的建构和传播，以及应对威胁的“紧急措施”的形成。④
与此同时，安全意识本身也是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安全风险的存在，将在相当程度上重塑社会对自身的看法。亨廷顿就认为人们需要敌人的存在才能产生归属感。他以美国为例，论述历史上多次重大对外战争和冷战均有效地强化了人们对“美国信念”所体现的政治原则的认同。而当重大外部威胁消失后，由其所引发的社会凝聚力也往往开始下降，内部矛盾则随之冒头。⑤换言之，塑造外部威胁，可以成为掌权者建构社会认同、维持支持度的重要手段。
民进党当局长期将“安全”作为大陆政策的主导性要素，基于泛化的“大陆威胁”认知，推动大陆政策的“泛安全化”，即“非安全领域的‘安全化’”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过度安全化”。这不仅导致台湾社会对大陆“威胁”认知的泛化和激化，也为民进党当局以“安全”为名，动用检调和司法手段，对反对人士进行施压，谋求长期执政提供了条件。⑥
二、赖清德当局“泛安全化”的行为逻辑
赖清德上台后，通过加强对军队掌控、推动全社会备战并在美国指导下重塑民众的安全理念，变本加厉地推动台湾社会“泛安全化”。其一系列举措在进一步加剧台海安全风险的同时，也为个人扩张权力创造了空间。
（一）以“保卫台湾”为藉口推动军队“台独化”
首先，以“台独”理念进行军内“抗中保台”动员。赖清德极力在军中灌输“敌我意识”，如在陆军官校黄埔百年校庆活动讲话中，就大肆渲染大陆“威胁”，妄称大陆意图“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是台军最大挑战；强调台军“绝不能敌我不分，也不能敌友不分，更不能接受‘首战即终战’的投降主义”。藉助一系列类似言论，赖清德当局正将黄埔精神偷梁换柱为“抗中保台”的战争动员。此外，岛内“台独”势力也进一步强化对军中退役军官参加两岸交流活动的封锁和干扰，竭力切断两岸“黄埔精神”的天然联系，企图消解台军对“台独”的抵触情绪，将其改造为彻底的“台独”武装。
其次，利用行政权力强化民进党对军队掌控。赖清德上台以来，不仅藉助增加视察指导各地军事设施、改变军官晋升仪式流程甚至当众训斥高级将领等手段在军中“立威”，还以更大力度在军内传播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早在蔡英文卸任前，其“行政院长”陈建仁就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防部”筹设军中“转型正义教育外部专家谘询小组”，全面推进军中“转型正义”教育。赖清德执政后，为推进其“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台军又从各军校通识教育中删除“中国现代史”课程，改为“世界历史”，并新设传播民进党意识形态的“近代思想”与“人权与民主发展”课程等。即使相关动作受到台军内部抵制，台湾当局“国安会”和萧美琴本人仍强硬推动其落实，各军种都有将领被“传召”向其报告政策进度。
再次，藉助外部力量重塑军事部门运作模式。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配合西方舆论，进行“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炒作，也在战略战术层面加紧宣传和吸收所谓“乌克兰经验”，提出准备“不对称作战”、“城镇作战”，强化后备部队战力，重视“战力保存”，提升海空战力等设想。赖清德执政后，台湾当局“国防部”又邀请乌克兰军方人士赴台分享所谓资讯战、无人机作战以及“民防动员”经验。⑦一系列举措都从专业层面冲击了台军原有的战略战术安排。加之2024年台军依照“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在恢复1年制义务役的同时，着手调整兵力结构，将“主战部队”、“守备部队”、“民防系统”和“后备系统”共同纳入“国防力量”，尤其是将后备军人列为“总体战力”的重要补充，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仅有少量职业军人、训练与动员都不再依赖台军传统模式的“县市后备旅”，⑧实际上是逐步以退伍已久、与平民无异的教召人员取代传统军队，不仅将更多台湾民众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也降低在安全领域对职业军人群体的依赖。
（二）以“全民防卫”为号召裹挟民众全面备战
首先，加紧落实“全民防卫”相关举措。赖清德当局着手设置“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并由赖清德本人担任召集人，萧美琴、潘孟安、吴钊燮担任副召集人，邀集官方、产业界、民间团体代表及学者专家担任委员及顾问，讨论民力训练与运用、战略物资盘点运输、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维护、社福医疗及避难设施整备以及资讯、运输及金融网路安全等议题。该“委员会”甚至提出培养四十万“具有中等强度值勤能量的可恃民力”的目标，公然暗示将把更多普通民众送上战场，引起岛内舆论哗然。赖清德还亲自参与“福尔摩萨学院方舟计画”的民防训练活动，并接受网路媒体邀请，用闽南话录制“民防讲看觅”系列节目，多方为“全民防卫”站台，对相关事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其次，持续纵容民间“台独”势力军事化。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不断炒作“保卫台湾”相关议题，鼓励岛内青年主动参与军事训练，效仿“乌克兰模式”强化民众安全意识。在此基础上，赖清德当局还以推进“全民防卫”为名，回避台湾当局既有系统与机制，拉入体制外的“黑熊学院”、“壮阔台湾”、“台湾民主实验室”、“福尔摩萨学院”等“台独”色彩浓厚的民间组织，发掘其“防卫潜能”。上述“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就同时纳入了相关组织和部分企业、社团相关人士。未来其将重点从三个方面配合台湾当局的“全民防卫”工作：一是以训练“应急防灾”专业人士为名，协助培养所谓“可恃民力”；二是以反制“认知作战”的藉口，共同参与对岛内民众的洗脑；三是利用相关企业、社会组织的资源，为台军提供运输、通讯等方面支援。
再次，利用退役将领扩大行政部门在安全领域发言权。赖清德就职后，任用一批在台军内部有一定影响的亲绿退将，如留任“本土意识强烈”的前“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刘德金为“国安会副秘书长”，使其继续在对外情报交流上发挥影响；强力护航秉承绿营和美国意志，推动“潜舰国造”的前任“参谋总长”黄曙光，由其继续担任“国安会谘询委员”；由与赖清德本人及陈菊关系密切，因“亲绿”而屡受质疑的前“陆军副司令”季连成担任首位具有退伍军人身份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发挥他在“全民防卫”等方面的特长，“强化台湾社会和国家安全韧性”等。一系列任命意在利用相关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强化行政部门对安全事务的影响。
首先，纵容美方公然干预军方整体安排。不仅“国防部长”顾立雄、“参谋总长”梅家树在台军中推行的一系列“改革”都遵循美方授意，台军高层与美方交往也更为密切。2024年以来，梅家树、“海军司令”唐华分别获邀窜美“观礼”，接受美方耳提面命。同时，民进党当局重用的退役将领也往往得到美方“背书”。如刘德金服役期间在美国多所军校就读，被评价“深受美国军方信任”。黄曙光为美国海军学院毕业，与美前任代理海军部长、现军火商史塔克力为同班同学，特朗普就任后，黄曙光又成为第一位窜美的台军将领。季连成刚刚就任“政务委员”，“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处长”孙晓雅就罕见地专程前往“行政院”拜会，孙晓雅更称与季是“旧识”，拉拢“提携”之意昭然若揭。
其次，极力践行美方台海战略设想。如近期唐华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就声称解放军正利用“蟒蛇策略”来“压缩”台湾，台军将与“盟友”合作，确保在解放军发动封锁时保持海上交通航线畅通。⑨其言论完全是美方智库报告的翻版。前述刘德金、黄曙光、季连成三人则分别负责美方高度关注的台湾当局对外情报合作、“防务自主”和“全民防卫”三大军事领域核心议题，直接秉承美方意志、落实美方安排。不难看出，台湾当局的战略理念和具体举措已完全基于美方对台海形势的判断，一心满足后者将台湾打造成平时能为对中国大陆发起认知作战等提供支援、战时具有“独立持久抵抗能力”的“战略资产”的整体安排，相关动作必然强化两岸间的敌意，显然不利于台海和平稳定。
再次，依照美方指导进行社会“军事化”转型。在具体操作层面，台湾当局正依照美方规划，加紧动员社会力量，强化其军事潜力，如藉助岛内企业和科技人员，发展无人机、防空系统等“新型战力”，着手建设低轨卫星网路、强化互联网安全、提升基础设施“韧性”，并发展海巡力量以对抗大陆“灰色地带战略”等，从而形成两岸全方位、多领域对抗的态势。同时，台军和岛内“台独”势力也更广泛地引入美方资源，推进自身训练。不仅台军对美“联合演训”和“代训”规模正不断升级，“壮阔台湾”等民间组织也与“美国精神”等美军周边团体展开密切合作，这些由美方训练的台军与民间人士显然将进一步切断岛内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大中国”意识传承，有更强的“拒统”决心。
三、赖清德当局“泛安全化”的多维影响
赖清德执政以来，一再展现出不切实际、不计后果、不容妥协的行事风格。其个人特质将加剧民进党当局“泛安全化”政策的失控，使岛内行政部门、特别是赖清德本人的权力愈发缺乏制约，加之美方在台湾移植“乌克兰模式”的安排日益明确，台湾社会的“泛安全化”不仅将威胁其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更将不断增大台湾民众为台海冲突付出的代价。
（一）行政部门权力加速膨胀
基于台军历史上浓厚的“党军”色彩，民进党及岛内“台独”势力一直与其保持着相对疏离的关系，甚至多次将其作为舆论斗争的靶子和谋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这一方面固然加剧了民间社会与军事部门间的紧张，使普通民众难以客观看待安全议题，从而强化了民进党执政下岛内畸形的政治与社会氛围，却也在客观上使民进党当局滥用公权力、挑动两岸冲突的举措受到一定制约。但蔡英文执政以来，民进党当局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加紧拉拢和改造台军，赖清德在美方支持下，又进一步加大相关政策力度，使上述局面逐步发生变化。
一方面，当局对高级军官的掌控正迅速强化。民进党当局的一系列操作虽然很难在短期内提升台军整体“拒统”意志、强化其战斗力，却仍可通过分化、拉拢高级军官，改变以往台军上层整体与民进党“台独”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局面，避免军内高官对其谋“独”举措的牵制。如刘德金就声称“面对威胁想保有自由民主生活就必须付出”，作出恶劣示范。在这一氛围下，现任“参谋总长”梅家树也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配合，更成为25年内首位与“国防部长”一同到“立法院”报告“汉光演习”规划的“参谋总长”。未来岛内军方高级将领对民进党当局输诚的趋势还可能有所增强。
另一方面，为民进党渗透台军基层提供更大空间。长期的“去中国化”、“转型正义”相关教育，仍能部分减弱“黄埔精神”等“大中国意识”对台军基层士兵与军官的熏陶，改变“台独”理念在台军中传播力度受限的局面。这就逐步化解了民进党当局与台军间的隔阂，使民间社会“去中国化”的氛围对台军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最终一定程度上达成民进党向台军基层渗透其意识形态的目标。而强化对军权的掌控，也将补上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的最后一块短板，使其权力进一步膨胀。而获得武装力量的支持，也会显着增强赖清德本人“以武拒统”的信心，使其如同拉斯韦尔所言，一方面将台湾“民主优越性”作为挑衅大陆的符号，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践踏岛内的民主制度。
（二）“台独”势力军事化加剧
台湾在安全领域长期依赖于外部资源的注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权化的发展。但在“泛安全化”快速发展、外部支持者能力与意愿明显受限的背景下，台湾当局将更为肆无忌惮地加紧集权举措。这一趋势与赖清德个人特质相结合，将严重损害岛内当前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更为重要的是，“泛安全化”还在原有的军事部门外，催生一系列打着维护“安全”幌子的民粹团体。它们打着“备战”“民防”等旗号，在极端“台独”意识形态主导下，逐渐形成相对严密且掌握一定军事技能的组织，从而对台湾社会运作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威胁。
一方面，聚焦“安全议题”为民进党当局打压在野势力提供更多藉口。安全议题本身的特点，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刻意操纵，使当前台湾的“安全”成为极端宽泛的概念。特别是正常的两岸交流和岛内不利于民进党当局的舆情，都被以“台湾安全”为名加以打压。如民进党当局将“反认知作战”作为“台湾安全”的重要内容，肆无忌惮地强化“网军”建设，即使近年来相关组织屡屡爆出丑闻，民进党利用“网军”操弄舆论的行径已暴露无遗，但其仍能以“预防认知作战”的理由公然发展相关力量；面对赖清德执政后强力打压在野党引发的反弹，岛内“台独”势力也往往声称相关举动是与大陆“里应外合”、破坏“国家安全”，藉此正当化其滥权行径；台湾当局实现“防务自主”相关军购项目中出现的一系列弊案、争议，也多被以“国家安全”为由轻松揭过。而正如前文所述，对安全的追求，使绿营支持者和部分台湾青年更易于忽略上述问题、听信民进党当局的辩解，甚至将部分在野党“吹哨人”打成“中共代理人”。
另一方面，“台独”势力主导下“民防”团体的兴起将推动民粹政治影响力显着加强。民进党当局及岛内“台独”势力打着“应急防灾”的旗号，培育所谓“可恃民力”，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台湾岛内灾害多发、台海战争风险日益上升背景下普通民众的自保心态。其“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还极为重视吸纳宗教界、科技界与传媒界人士，以“慈善”、“社会安全”等幌子进一步强化赖清德当局“拒统”举措的欺骗性，也能吸引更多民众的认可。根据台军2024年9月的相关民调，71%的受访者支持动员企业、学校与民间团体合作应对“外部威胁”，69%的受访者愿意参与志愿民防组织或社区防卫活动。⑩但相关培训实际上仍是在灌输“拒统”理念与技能。“黑熊学院”、“壮阔台湾”都具有强烈的“台独”色彩，相关培训也充斥着针对大陆的内容，“福尔摩萨学院”更直接声称要“支持为我们征战、保卫台湾的子弟兵”，避免“与魔鬼签订和平协议”。⑪显而易见，相关培训的推广将壮大“台独”势力声势，使其代表的政治理念获得更为有组织的支持者团体，从而在社会内部的政治竞争中占据优势。此外，在民进党当局治理下，“民防”团体还成为绿营人士权力寻租的新领域，“黑熊学院”、“全民国防社交教育中心”等“民防教育推广组织”，纷纷打着推广“全民防卫”的旗号，向民众兜售相关课程和应急装备，将“爱台湾”进一步产业化，形成绵密的利益网路，⑫也增强了“台独”民粹势力的发展潜力，为其将来补充甚至部分取代台军奠定了基础。
（三）潜在台海冲突烈度提升
当前台湾社会整体上“安全意识”仍不浓厚，表现在虽然对两岸事务较为关注，但仍将社会议题置于优先地位；承认台海冲突风险上升，但仍对军事议题缺乏热情；虽然深受“台独”势力“去中国化”意识形态洗脑，但对战时以实际行动“抗中”信心不足等。这在为民进党当局肆意挑衅大陆、炒作两岸议题提供更大空间的同时，也使岛内“台独”势力及其外部支持者在面临真正的冲突危险时显得缺乏底气。民进党当局要推动岛内及两岸事务的“泛安全化”，必然会以强化两岸间敌意为前提与重要内容，逐步重塑岛内民众，特别是绿营支持者的安全观念，使可能发生的两岸冲突更为血腥，而这也符合美方将台湾社会“肉盾化”的整体战略安排。
一方面，强化“军事互信”满足了美方将台湾“乌克兰化”的设想。美方长期以来对台军内部的“大中国意识”感到忧虑，认为台军不知为何而战，美台军事合作也存在泄密等“安全风险”。台军中“去中国化”的推进，以及美台双方在协同训练等合作中结成的人脉网路，将缓解美方上述顾虑，使其在教授台军战术战法、进行情报交换与出售关键武器方面更为无所顾忌。加之前述黄曙光、季连成等人都与美台两地军火商关系密切，在美方支持民进党当局推进“防务自主”的背景下，未来美台军界可能以军工产业的发展结成更为紧密的利益集团，为其持续深度勾连、甚至为实现自身利益挑动两岸局势埋下祸根。此外，民进党当局全面落实美方对其战略安排，持续推进“全民防卫”、实行“豪猪战略”，还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台海冲突的残酷性，符合美方移植“乌克兰经验”的本意。台湾当局在美方支持下将台军建军重点由追求“交换比”转为不计成本地消耗解放军，极力强化城镇作战能力，以及加紧准备在战时打击大陆民用目标，一系列举措无疑意在延长大陆军事行动的周期、增加双方军事人员的潜在伤亡、强化对两岸民众生命财产的破坏，最终复制乌克兰发生的悲剧，不仅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在民众间深埋敌意的种子。
另一方面，“民防”组织的发展将把更多普通民众送上战场。相关组织虽以“民防”为标榜，实际却走上了动员民间力量上战场的不归路。这一模式也已在叙利亚、乌克兰等地得到“成功”运用：“民防”组织与军队间的差异，使其可以藉“人道主义服务”为名将大批“志愿者”送上前线，为正规军事力量提供支援。如此既可以用有限的训练诱骗更多普通民众走上战场，并为进一步建立雇佣兵等非官方武装组织奠定基础，又可以利用西方的媒体话语权优势，炒作“志愿者”群体不可避免的伤亡，给对手扣上“攻击平民”的帽子。此外，介于职业军人与民间团体之间的“民防”社团，在舆论场上也占据了“专业人士”生态位，掌握了军事议题的发言权，其言论具有更强的欺骗性，有助于坚定民众“抵抗”的决心。在乌克兰等地的实践中，相关人士的公关表演，就有效地隔绝了职业军人团体对前线真实情况的回馈，维持了社会对战争的支持度，最终最大限度地榨亁了全社会的“抵抗价值”。
结语
赖清德打着“捍卫台湾民主成就”“备战才能避战”的旗号，加速台湾社会的“泛安全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凝聚支持者、改造台湾社会的效果。但事实上“备战”既不能“避战”，也无益于台湾的民主。
一方面，台湾问题的发展从来不仅仅由力量对比决定。即使在中美实力差距明显、两岸军力对比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台湾当局的时期，中国政府也从未放弃以武力手段打击岛内“台独”势力的选项。在今天中美、两岸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大陆更不可能因为台湾当局军事实力的提高、军事潜力的有限增强而“避战”。这一点，美国国内的政客或许因为长期的傲慢与无知并不能真正理解，但民进党当局身处局中，如果还坚持这套说辞，将台海推向兵凶战危的处境，则只能是愚蠢与恶毒必居其一，甚至是二者兼得。
另一方面，“安全化”在绝大多数地方是对民主的冲击。今天所谓台湾独特的民主制度，尤其是赖清德口中民进党长期执政的“民主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社会生活“非安全化”甚至“去安全化”的基础上。综观赖清德当权后一系列煽动民粹、搞“假民主”的作为，更证明了其个性必然会加剧“泛安全化”对民主的破坏。由此，尽管赖清德将“维护民主制度”作为抗拒统一的藉口，但他为“拒统”进行的制度和军事准备，却正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消解现有的台湾民主。
总而言之，当前台湾的“泛安全化”既是美国在全球各地制造危机、挑动冲突的又一案例，亦是民进党、赖清德政治野心的集中反映。其最终目标是将两岸分歧上升为全面冲突，以民众的鲜血重构双方的观念，这显然无异于两岸民众的长远利益。
注释：
①②哈乐德·D.拉斯韦尔、王永强：《拉斯韦尔论卫戍国家》，《军事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9-160页。
③牛可：《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63-90页。
④孙叶青：《哥本哈根学派应用于安全观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18-123页。
⑤王青：《撒母耳·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公共管理评论》2008年，第111-116页。
⑥王佳霖：《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的“泛安全化”论析》，2024年第4期，第32-50页。
⑦《“我国”邀乌克兰军方来台“国安”人士证实：分享战争经验》，NewTalk新闻，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4-09-11/936048。
⑧《因应“中国威胁”台湾义务兵役延长至一年，展现防卫决心》，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taiwan-decides-to-extend-the-conscription-to-one-year-20221227/6893430.html。
⑨China is using an “anaconda strategy”to squeeze Taiwan,The Economist,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4/10/03/china-is-using-an-anaconda-strategy-to-squeeze-taiwan.
⑩参见“国防安全民意调查”，台“国防安全研究院”，https://indsr.org.tw/focus?typeid=38&uid=7&pid=2760。
⑪参见《创立的故事》，“福摩萨学院”网站，https://acaformosana.com/%e5%89%b5%e7%ab%8b%e7%9a%84%e6%95%85%e4%ba%8b/。
⑫《踊跃参加“民防训练”，应对“中国入侵”！美国权威杂志聚焦台湾民间“抗中保台”》，风传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665865?mode=whole。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3月号，总第327期，P33-39）
【摘要】在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中，各类议题“泛安全化”已成为执政者扩张权力的重要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社会观念与结构。赖清德上台以来，通过加强对台军掌控、推进“全民防卫”与加紧对美勾连等手段，导致台湾社会“泛安全化”全面加速。赖清德在藉此巩固权力、推进“以武拒统”的同时，其反复标榜的台湾“民主优越性”更为空洞化，也严重威胁台湾社会稳定与发展。
安全指一个社会所处的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环境。伴随国际环境的快速演变，越来越多社会议题被定义为安全事务，也导致西方民主制度下行政部门以安全为名加强集权的“泛安全化”现象愈演愈烈。在台湾岛内，赖清德当局为巩固自身权力，一面加紧掌控台军，推动其“台独化”、“去中国化”，一面持续推进“全民防卫”建设，在社会各领域全面建构“台独”势力的整体军事潜能。一系列举措不仅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也加速了台湾社会的“泛安全化”进程。
一、“泛安全化”的概念特征
安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需求，但“安全观”又受到主体对内外环境认知的深度影响。基于此，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愈发倾向于炒作“安全”概念，使越来越多事务成为“至关重要”的“安全议题”。这一“泛安全化”局面不仅为行政部门扩张权力创造机会，引发民间与军队的关系重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社会观念和民众的认同。
（一）安全风险强化行政权力
维护安全一直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西方社会，伴随政权基本完成了对军事能力的垄断，其在安全领域发言权也显着增强。而维护安全的需求不断扩大，反过来也成为强化集权的绝佳理由。哈乐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指出，对安全的关注促使掌权的政党更主动地压制竞争对手、引导民众的思想，这也将使民主逐渐流于形式，沦为佐证执政合法性的符号。①
同时，社会对安全风险的态度，也将改变公众对公权力的看法。拉斯韦尔指出，安全风险的压力可能促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状态，即个体自觉地抑制反抗公权力的思想倾向。特别是青年一代将自发地支持和维护公权力施行的高压政策，并将一切反抗视为“反社会”罪行。②这无疑为滥用公权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二）安全议题加剧军政博弈
军队不仅是社会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社会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社会的“泛安全化”，却在两个层面削弱了军队的地位。一方面，由于安全领域纯粹军事力量的比拼让位于综合实力的较量，能够充分调用社会资源的管理专家开始取代传统的军人，掌握了军事议题话语权；另一方面，安全议题内涵的扩大，也促使行政部门出面统筹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专业领域，从而进一步稀释了军事部门在整体安全事务中的重要性，也使行政部门更为乾纲独断，导致其首脑权力的“帝王化”。③
而在一些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却又高度依赖美西方资源而存续的附随政权统治下，军事部门权力的下降又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安全民粹化”。在行政部门影响下，民间的青年被民粹团体组织和动员起来，以维护“安全”为名，进行针对美西方战略竞争对手的政治斗争甚至战争准备。由此，与掌权者关系密切的政客，以及上述民粹团体的领袖逐渐取代职业军人群体成为军事议题的代言人。这就降低了安全议题相关讨论的专业性和严肃性，也削弱了对掌权者藉炒作安全议题进行政治动员的制约。
（三）安全意识重塑民众认同
安全虽然是个人与社会的核心需求，其具体内容却不断变化。巴里·布赞就指出，“安全问题”并非简单的客观存在，而是经由主体间性的叙述而产生的。当某个议题被行为主体贴上安全标签，作为优先考虑并处理的问题，它便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这一“安全化”过程不仅包括安全问题的产生，还包括“威胁”的建构和传播，以及应对威胁的“紧急措施”的形成。④
与此同时，安全意识本身也是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安全风险的存在，将在相当程度上重塑社会对自身的看法。亨廷顿就认为人们需要敌人的存在才能产生归属感。他以美国为例，论述历史上多次重大对外战争和冷战均有效地强化了人们对“美国信念”所体现的政治原则的认同。而当重大外部威胁消失后，由其所引发的社会凝聚力也往往开始下降，内部矛盾则随之冒头。⑤换言之，塑造外部威胁，可以成为掌权者建构社会认同、维持支持度的重要手段。
民进党当局长期将“安全”作为大陆政策的主导性要素，基于泛化的“大陆威胁”认知，推动大陆政策的“泛安全化”，即“非安全领域的‘安全化’”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过度安全化”。这不仅导致台湾社会对大陆“威胁”认知的泛化和激化，也为民进党当局以“安全”为名，动用检调和司法手段，对反对人士进行施压，谋求长期执政提供了条件。⑥
二、赖清德当局“泛安全化”的行为逻辑
赖清德上台后，通过加强对军队掌控、推动全社会备战并在美国指导下重塑民众的安全理念，变本加厉地推动台湾社会“泛安全化”。其一系列举措在进一步加剧台海安全风险的同时，也为个人扩张权力创造了空间。
（一）以“保卫台湾”为藉口推动军队“台独化”
首先，以“台独”理念进行军内“抗中保台”动员。赖清德极力在军中灌输“敌我意识”，如在陆军官校黄埔百年校庆活动讲话中，就大肆渲染大陆“威胁”，妄称大陆意图“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是台军最大挑战；强调台军“绝不能敌我不分，也不能敌友不分，更不能接受‘首战即终战’的投降主义”。藉助一系列类似言论，赖清德当局正将黄埔精神偷梁换柱为“抗中保台”的战争动员。此外，岛内“台独”势力也进一步强化对军中退役军官参加两岸交流活动的封锁和干扰，竭力切断两岸“黄埔精神”的天然联系，企图消解台军对“台独”的抵触情绪，将其改造为彻底的“台独”武装。
其次，利用行政权力强化民进党对军队掌控。赖清德上台以来，不仅藉助增加视察指导各地军事设施、改变军官晋升仪式流程甚至当众训斥高级将领等手段在军中“立威”，还以更大力度在军内传播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早在蔡英文卸任前，其“行政院长”陈建仁就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防部”筹设军中“转型正义教育外部专家谘询小组”，全面推进军中“转型正义”教育。赖清德执政后，为推进其“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台军又从各军校通识教育中删除“中国现代史”课程，改为“世界历史”，并新设传播民进党意识形态的“近代思想”与“人权与民主发展”课程等。即使相关动作受到台军内部抵制，台湾当局“国安会”和萧美琴本人仍强硬推动其落实，各军种都有将领被“传召”向其报告政策进度。
再次，藉助外部力量重塑军事部门运作模式。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配合西方舆论，进行“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炒作，也在战略战术层面加紧宣传和吸收所谓“乌克兰经验”，提出准备“不对称作战”、“城镇作战”，强化后备部队战力，重视“战力保存”，提升海空战力等设想。赖清德执政后，台湾当局“国防部”又邀请乌克兰军方人士赴台分享所谓资讯战、无人机作战以及“民防动员”经验。⑦一系列举措都从专业层面冲击了台军原有的战略战术安排。加之2024年台军依照“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在恢复1年制义务役的同时，着手调整兵力结构，将“主战部队”、“守备部队”、“民防系统”和“后备系统”共同纳入“国防力量”，尤其是将后备军人列为“总体战力”的重要补充，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仅有少量职业军人、训练与动员都不再依赖台军传统模式的“县市后备旅”，⑧实际上是逐步以退伍已久、与平民无异的教召人员取代传统军队，不仅将更多台湾民众绑上“以武谋‘独’”的战车，也降低在安全领域对职业军人群体的依赖。
（二）以“全民防卫”为号召裹挟民众全面备战
首先，加紧落实“全民防卫”相关举措。赖清德当局着手设置“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并由赖清德本人担任召集人，萧美琴、潘孟安、吴钊燮担任副召集人，邀集官方、产业界、民间团体代表及学者专家担任委员及顾问，讨论民力训练与运用、战略物资盘点运输、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维护、社福医疗及避难设施整备以及资讯、运输及金融网路安全等议题。该“委员会”甚至提出培养四十万“具有中等强度值勤能量的可恃民力”的目标，公然暗示将把更多普通民众送上战场，引起岛内舆论哗然。赖清德还亲自参与“福尔摩萨学院方舟计画”的民防训练活动，并接受网路媒体邀请，用闽南话录制“民防讲看觅”系列节目，多方为“全民防卫”站台，对相关事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其次，持续纵容民间“台独”势力军事化。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不断炒作“保卫台湾”相关议题，鼓励岛内青年主动参与军事训练，效仿“乌克兰模式”强化民众安全意识。在此基础上，赖清德当局还以推进“全民防卫”为名，回避台湾当局既有系统与机制，拉入体制外的“黑熊学院”、“壮阔台湾”、“台湾民主实验室”、“福尔摩萨学院”等“台独”色彩浓厚的民间组织，发掘其“防卫潜能”。上述“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就同时纳入了相关组织和部分企业、社团相关人士。未来其将重点从三个方面配合台湾当局的“全民防卫”工作：一是以训练“应急防灾”专业人士为名，协助培养所谓“可恃民力”；二是以反制“认知作战”的藉口，共同参与对岛内民众的洗脑；三是利用相关企业、社会组织的资源，为台军提供运输、通讯等方面支援。
再次，利用退役将领扩大行政部门在安全领域发言权。赖清德就职后，任用一批在台军内部有一定影响的亲绿退将，如留任“本土意识强烈”的前“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刘德金为“国安会副秘书长”，使其继续在对外情报交流上发挥影响；强力护航秉承绿营和美国意志，推动“潜舰国造”的前任“参谋总长”黄曙光，由其继续担任“国安会谘询委员”；由与赖清德本人及陈菊关系密切，因“亲绿”而屡受质疑的前“陆军副司令”季连成担任首位具有退伍军人身份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发挥他在“全民防卫”等方面的特长，“强化台湾社会和国家安全韧性”等。一系列任命意在利用相关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强化行政部门对安全事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