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江永：处理中美日关系的“安倍逻辑”
中评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 徐梦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回顾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九年来中日关系的走向与重要节点，分析了在处理中美日关系时的“安倍逻辑”，指出安倍保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适当调整和中国的关系。安倍意图通过自民党新的总裁选举，建立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延续和贯彻安倍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安倍时期的中日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刘江永分析指出，安倍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2006年到2007年的第一次执政，第二部分是从2012年底到2020年9月15日，总共是9年时间。
他指出，客观来看，在安倍执政的第一个阶段，中日关系实现了“从冷到温”的转变。在第一阶段，安倍由于在2006年上任后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是迅速访问中国，实现了“破冰之旅”，改变了小泉纯一郎任内由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领导人交往不得不中断的局面，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第二阶段，就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中日关系经历了“由温到凉”的过程。安倍上任之前，日本野田佳彦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实际有机会再一次改变中日关系的下滑趋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在执政一年时，为了体现历史观和对日本右翼势力之间的承诺，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导致没能实现“二次破冰”，并且让中日关系继续降温。这种情况持续到2014年，由于中方的努力，北京在举行APEC会议时仍然邀请了安倍访华，虽然这一次安倍是在多边场合和习近平主席接触，没有举行正式会谈，但双方逐步把从多边的接触过渡到中日双边领导的交往，这个过程应该说又是一个新阶段。
第三阶段，中日关系经历了“从冷回温”的过程，这个阶段从201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6月，就是大阪20国集团峰会，中日关系逐步转向正常发展的轨道。在这个阶段中，安倍没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但他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没有改变，他通过间接的方式变相参拜靖国神社，满足了国内右翼对他的期待。同时，安倍最大的政治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修宪可能受到周边邻国舆论的警惕，如果这时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同时恶化，对安倍修宪的外部环境是不利的。再加上日本自民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愿意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在这一阶段起到关键作用，往往是他带着安倍的亲笔信到北京来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活动，为中日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于是，在中日双方的这种努力下，两国实现了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安倍访华。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习近平主席也应该在今年春天访问日本，但很遗憾，受到疫情影响，邀请被顺延了。在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整体还是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对此，中国外交部也给予了一定的评价。
这段时期，中日之间从政治关系上讲可以说“话不投机”，无论在香港安全法的问题上，还是日本与台湾的互动上。尤其是后者，日本和蔡英文当局的互动比过去频繁，规格提升，包括李登辉过世以后，安倍派前首相森喜朗亲自率团到台湾悼念，这在全世界来说只有日本一家。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刚刚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就此问再度确认了日美两国联防，并且确认在这个地区不断加强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海上的行动实力。在南海问题上，日本对中国是一种批评或戒备的态度。另外，安倍始终未放弃打造日美澳印四国联盟。中日的经贸关系、旅游等方面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刘江永研判，安倍在即将结束任期时，还和特朗普通电话表示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所以在他卸任之前，可以判断不会对中日关系有更大贡献。
安倍意图建立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
刘江永表示，安倍要在这时推选新的自民党总裁，主要目的是在自己还有政治权利的时候，提前安排后安倍时代的政治格局，把主要竞争对手石破茂淘汰出局，使各方认同菅义伟，建立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这样延续和贯彻安倍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但刘江永也提到，明年9月还有大选和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这才是在后安倍时代关系到政治角逐以及新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石破茂仍然有希望。
“从政治底色来讲，安倍代表日本右翼。”刘江永认为，无论是从他的家庭背景到他参与的各种团体以及支持他的团体，基本右翼色彩都比较浓厚，所以他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历史观、战争观以及整体的外交构思都会受到影响。他举例说明：
在台湾问题上，蔡英文当局认定安倍就是对台湾最亲近的一个日本首相，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安倍的弟弟岸信夫一直他的一个重要渠道，实际上安倍可以说是日本政界“台湾帮”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是如此，安倍就这一问题的总体立场是对中日关系有负面影响的。
“但安倍也有另一面，就是他具有一定的政策平衡感和灵活性。”刘江永以安倍考虑中美日三边关系为例指出，安倍修复和中国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比如在特朗普刚刚执政时，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高开的，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的情况下，安倍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他紧盯住中美关系的发展，基本上他的“三步走”战略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于是，安倍首先实现了李克强访问日本，之后安倍访问中国，再之后实现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这样就使中日两国的高层交往得以恢复，结果就是不至于让中美两国的接近导致日本地位下降。在2018年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进入“高开低走”中的“低走”时期，实际上安倍已经开始暗中调整对华接近的节奏：一方面，尽管他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但实际上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形成这种气氛；叧一方面他对日本内部则表示和习近平主席见面时该说的还要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安倍的两面性，在中美日关系当中，他的重心是日美同盟，保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和中国的关系适当调整。
刘江永表示，实际上，从安倍内心和从日本内部高层对华态度来讲，日本已经出现了一股在对华态度上往回拽的迹象，疫情不过是一个对日本来说最好的理由而已。即使习近平主席能够按预定访问日本，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是难以解决的。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对中国进行遏制牵制也是不会改变的。安倍晋三的历史观、战争观不会改变，在涉及钓鱼岛、南海、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也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中日领导人互访，还是日本对“一带一路”展现出积极态度，实际上安倍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因为他看到特朗普对中国在手段上越来越狠，在战略上要遏制中国，所以安倍必须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近期日本有部分企业撤资，这就是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非常符合安倍的逻辑。
最后，刘江永推论认为，假设11月美国大选出现特朗普连任或者是拜登上任，这两个结果都会深刻的影响中美关系以及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评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 徐梦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回顾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九年来中日关系的走向与重要节点，分析了在处理中美日关系时的“安倍逻辑”，指出安倍保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适当调整和中国的关系。安倍意图通过自民党新的总裁选举，建立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延续和贯彻安倍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安倍时期的中日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刘江永分析指出，安倍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2006年到2007年的第一次执政，第二部分是从2012年底到2020年9月15日，总共是9年时间。
他指出，客观来看，在安倍执政的第一个阶段，中日关系实现了“从冷到温”的转变。在第一阶段，安倍由于在2006年上任后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是迅速访问中国，实现了“破冰之旅”，改变了小泉纯一郎任内由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领导人交往不得不中断的局面，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第二阶段，就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中日关系经历了“由温到凉”的过程。安倍上任之前，日本野田佳彦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实际有机会再一次改变中日关系的下滑趋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在执政一年时，为了体现历史观和对日本右翼势力之间的承诺，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导致没能实现“二次破冰”，并且让中日关系继续降温。这种情况持续到2014年，由于中方的努力，北京在举行APEC会议时仍然邀请了安倍访华，虽然这一次安倍是在多边场合和习近平主席接触，没有举行正式会谈，但双方逐步把从多边的接触过渡到中日双边领导的交往，这个过程应该说又是一个新阶段。
第三阶段，中日关系经历了“从冷回温”的过程，这个阶段从201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6月，就是大阪20国集团峰会，中日关系逐步转向正常发展的轨道。在这个阶段中，安倍没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但他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没有改变，他通过间接的方式变相参拜靖国神社，满足了国内右翼对他的期待。同时，安倍最大的政治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修宪可能受到周边邻国舆论的警惕，如果这时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同时恶化，对安倍修宪的外部环境是不利的。再加上日本自民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愿意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在这一阶段起到关键作用，往往是他带着安倍的亲笔信到北京来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活动，为中日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于是，在中日双方的这种努力下，两国实现了李克强总理访日和安倍访华。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习近平主席也应该在今年春天访问日本，但很遗憾，受到疫情影响，邀请被顺延了。在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整体还是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对此，中国外交部也给予了一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