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青年论坛：疫情之下 世界巨变
中评社香港8月28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通过腾讯云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北京站站长林艳，中评智库研究员、学术交流部主任束沐，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舆情分析部执行主任金裕超，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舆情分析部分析师陈倩羚，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工程技术部主任曹润来，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工程技术部工程师付佳琪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会秘书暨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与会者围绕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巨变，各自分别从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两岸关系、港台关系、国安法对香港青年的影响、科技基础建设与创新发展、大数据应用等诸多方面，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以《中评青年论坛：中评智库青年专家论时局》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至君：开场白
今年因为疫情无法和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青年学者朋友进行交流，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在今年举办青年论坛，因为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不仅停留在公共卫生领域，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等方方面面，可以说，2020年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局之年，所以我们在座的中评智库的青年研究员、副研究员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希望大家从各自在工作中比较关心的领域出发，探究我们对当下的局势该如何认知、思考和表态。接下来开始讨论，请大家发表高见，第一位发言的是林艳。
林艳：疫情下中国外交的斗争与合作哲学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经历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疫情催化下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和产业分工格局受到极大冲击，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各国交流往来趋于停顿，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上升，战略误判风险加大；印度为例，美国犹甚，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之间的艰难抉择，对外转移内部管治危机的动力显着增强。疫情下的中国外交，既是“危机外交”，也是“新常态外交”，既要解决好与疫情本身有关的一系列外交问题，又要应对好美西方在此期间发起的“围堵战”和“遏制战”；既要维护疫情下尽可能有利的国际环境，又要着眼后疫情时代提前布局。难度之大，挑战之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外交哲学是国家对外关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研究有关存在、意识和知行的规律，追求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哲学经历了“革命外交”、“平等外交”等不同时期的演进，因应当时世界潮流和时代特点，形成和运用符合外交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哲学，是中国在70年国际风云变幻中屡屡抓住机遇、化解危机，直至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总体看，斗争与合作，是贯穿中国外交哲学各个时期、一脉相承的两大主题。在新形势新条件下，中国如何把握新时代斗争与合作的哲学内涵，从而为疫情下的外交实务提供思想指引，值得研究分析。
疫情下的外交斗争哲学坚持什么、巩固什么、发展什么？
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斗争的普遍性。特别是“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疫情搅动下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斗争的一面注定上升，这一趋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一背景下，在斗争中“坚持什么，巩固什么，发展什么”，就成为摆在中国斗争外交哲学面前的重大课题。
第一，坚持维护核心利益的原则底线。对于当前中国外交围绕什么而斗争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秋季以五个“凡是”作出了清晰回答，“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这一思想最为突出的反映，就是近日制定出台的香港国安法。面对 “颜色革命”、分离主义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尽管美国以包括香港人权民主法、香港自治法在内的诸多制裁措施相威胁，尽管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等西方国家不断施加外交压力，但中央仍以香港回归23年以来最重大的一次立法主动出手重典治乱。这表明，中国外交斗争不像美国那样需要四处点火、全球发难，但中国不会放弃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更不会拿这些核心利益作交换。这也表明，历经多年发展，当今中国外交底气更足，承压能力更强，在捍卫原则底线上坚定不移、不惜代价，已经展现出较韬光养晦时期更加强烈的斗争意志和更加主动的斗争姿态。
第二，巩固于我有利的多边主义格局。强调用势、注重造势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斗争智慧。对于现代外交而言，所谓的“势”，就是世界潮流和国际秩序。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全球领导力显露颓势，欧洲一体化日趋成熟，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主张的方向大步迈进。在此过程中，美国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掌控力下降，国际组织内各国平等性得到加强，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世界潮流，符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国际秩序的一贯主张，但却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和霸权主义野心。正因如此，近两年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发起一系列“退群”、“毁约”行动，企图凭藉国力优势重推单边主义，而遏止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就成为当今中国外交斗争的重大主题。此次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美国藉故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中国则致力维护世卫组织权威，正是双方之间斗争交锋的缩影。可见，中国将坚持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在国际组织和条约框架内管控分歧、处理争议，通过维护多边主义大势创造有利发展的安定外部环境，推动世界秩序向更为公平、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发展符合时代特点的斗争手段。随着互联网浪潮和信息革命加速演进，各国民众在外交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显着提升，以舆论斗争争取道义高地、话语高地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疫情爆发后，美西方藉助疫情不断散布“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虚假宣传论”、“世卫偏袒论”、“国设坍塌论”等涉华负面论调。对此，中国从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两个层面积极展开舆论斗争。一方面，中国外交官通过新闻发布会、所在地媒体、社交网络等途径作出正面回击，中国驻波大使针对美国驻波大使发起的三轮对华抹黑攻势进行“精准打击”，直至对方停止发推挑衅，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另一方面，中国驻外记者通过大量事实和资料将国内抗疫一手真实信息传递给驻在国受众，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努力向世界分享抗疫经验，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也积极通过人文交流、媒体传播、研究分享等消除海外民众疑虑和误解。总体看，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舆论场上处于弱势，但由于此次疫情期间重视运用多层次、立体化、符合当代传播规律的舆论战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排华”、“怨华”和“恐华”情绪，为日后中国更好地争取外交话语权确立了努力方向，积累了有益经验。
中国外交合作哲学的独特理念有别于西方
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的长期理念。尽管在新冠疫情冲击影响下，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各国之间矛盾上升，对外合作意欲减弱，但中国仍然逆流而上，大力宣导团结携手抗疫，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合作，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外交合作哲学中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理念。
第一，超越现实主义的义利观。近代以来，西方奉行以“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现实主义理念已被西方社会视作国际关系的不变法则。然而，中国的外交合作哲学却与之截然不同，追求的是“真实亲诚”的义利观理念，强调义利兼顾，甚至对贫穷国家更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中国对非的援助就是“义利观”最好的体现，中国对非援助跨越半个多世纪，曾向非洲国家派出过两亿多人次的医疗队提供医疗服务。此次面对疫情威胁，中国又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技术和人力支援。截至目前，已向50多个非洲国家和非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专门派出了5个医疗专家组，常驻非洲的46支中国医疗队也投入当地抗疫行动。同时，在日前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中，中国还宣布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承诺在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后率先惠及非洲国家。中非之间的友谊正是基于中国这样的“义利观”而深入人心。
第二，跳脱零和博弈的共赢思维。零和博弈是指在严格竞争下，一方收益必然意味着另外一方的损失。在西方的固有思维中，国强必霸、强强必争是国际关系历史的铁律。有观点认为，在这场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危机中，美国的表现令人沮丧，曾经引以为豪的“领导作用”无影无踪。相反，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意志和力量，而且中国还在全球抗疫中积极主动履行国际责任。因此，有人认为美国放弃了在疫情危机中发挥世界“领导力”，转而由中国接棒，换言之，中国利用疫情危机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和争夺世界领导权。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大国竞争”零和心态的流露。中国的“合作哲学”对中国在国际的基本身份定位作出了明确回答，即维护世界和平、永不称霸的大国。遵循“合则强、孤则弱”的古训，中国强调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正是中国的这种合作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伙伴参与到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中。
第三，绝不以邻为壑的格局胸怀。新冠疫情的全球威胁性将世界各国拉到了同一条船上，各国安危与共，难以独善其身，只有国际社会凝聚强大合力才能真正终结这场抗疫斗争。但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一些国家出于以邻为壑的狭隘主义思想，各扫门前雪的心态尤为突出，不仅禁止向他国出口防疫物品，甚至还转嫁自身责任和矛盾给其他国家，极大地阻碍了国际社会共同抗疫。对此，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力控制国内疫情的同时，主动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截至5月31日，中国共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已经或正在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中国还开足马力为全球生产紧缺的医疗物资和设备，仅口罩和防护服就分别向世界出口了568亿只和2.5亿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合作外交哲学中的最高境界，站在人类发展前途命运的高度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体，展现了绝不以邻为壑的格局胸怀。中国在此次抗疫期间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体现。中国用行动证明，国际合作是打赢全球抗疫阻击战的最有力武器，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正确选择。
运用好哲学思维，在乱局中解局、在变局中筑局
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对世界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持续蔓延将对世界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和转变还未能下定论。但当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转折点，变化自然会成为开启新一历史阶段的重要推动力，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风云际会、震荡改组、重新洗牌的时代变局，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进行“斗争”与“合作”也将成为长期伴随中国发展的主要课题。
因此，中国外交要运用好哲学思维，在乱局中解局，在变局中筑局。一方面，中国外交要在斗争中把握“应变”，尤其要注意国际格局演变的变数风险与世界原有的存量风险交织所带来的考验与挑战：一是国际格局的百年之变，由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格局正逐渐向东西方平衡转变；二是全球治理的百年之变，全球治理体系逐步由以发达国家为完全主导朝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手共治的新兴治理格局转变；三是发展模式的百年之变，中国模式打破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也让西方国家意识到现代化的发展不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外交要在合作中学会“坚守”，一是坚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努力筑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二是坚守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三是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倡议，竭力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打造开放、包容、合作、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束沐：从四组辩证关系把握台海局势走向
非常感谢有机会和各位交流，对国际形势、两岸局势、香港问题等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我将从宏观角度，来把握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当前形势和未来变化。
今年是台海局势最严峻、最复杂，也是最敏感的一年。从岛内形势看，民进党“一党独大”、“台独”垄断内部话语权的态势已经相当稳固，岛内反“独”促统力量已经处于30年来最危险的关头；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脱钩”压力前所未有，疫情导致两岸民间交往几乎彻底中断，过去一段时间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的外部因素并未消除，甚至有所加剧。
在上述内外背景之下，近段时间两岸舆论对台海局势前景议论纷纷，更忧心忡忡：大陆会不会“武统”？台湾会不会“急独”？中美或两岸会否在台海周边出现军事冲突？两岸关系会不会搞到“摊牌”而不可收拾？美国到底会打“台湾牌”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事关两岸关系的底线和红线。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与内部民粹的甚嚣尘上，让两岸各界有识之士都对台海出现突发事变、黑天鹅风险的预期明显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两岸最高层在“520就职”和两会期间都先后作出最权威表述，但还是没有办法令两岸舆论心定的原因。这也说明，在如此多不稳定因素之下，仅仅依靠观察台海有关各方如何说、如何做，已经完全不足以把握和判断今后台海局势。我个人认为，要看清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局势，只有站在历史的、周期的、宏观的、哲学的高度，才能看清我们当下所处的方位和阶段，才能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就此，我谨通过对四组辩证关系的阐述和分析，就台海局势提几点个人粗浅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教。
“急统”和“急独”的辩证关系
第一是“急统”和“急独”的辩证关系。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但在此时强调更有特别意味。“急独”必然导致“急统”，犹记得时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2017年两会上曾表示“台独的尽头是统一”，就是点出了这个道理。近四年来民进党当局的一系列“务实台独”做法，也就是要避免招致“急统”的命运。但是，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必须要知道，“急独”并非仅仅指以“公投”、“正名”、“制宪”等名目的“法理台独”行径，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只要是造成“台独”重大事变、或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都是“急独”，都会导致“急统”！
比如，民进党过去四年已经通过修法、立法为两岸政治谈判定下遥不可及的门槛，企图禁止岛内任何以统一为目标而进行两岸交流协商的活动，这就濒临“和平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的状态；再如，民进党当局拓展所谓“务实外交”，声称“让台湾走向世界、让世界看见台湾”，将美台官方交往台面化、以网络和视频等虚拟方式直接制造“台湾独立”、“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事实，已经进入“台独量变”到“台独质变”的临界点。我们要注意到，在《反分裂国家法》15周年座谈会上，人大法工委负责人已经透露了即将从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方向，这充分说明，传统《反分裂国家法》“六要件论”的内涵很有可能发生变化，民进党不要自以为不搞“法理台独”就能拖住、骗到大陆了。
当然，“急统”绝非我们想像中的“毕其功于一役”、“万船齐发过海峡”或“几个小时内攻台”的电影般场景，很有可能呈现出一个三至五年内的动态“实力统一”的过程，正如同中评的郭伟峰社长曾作出的精妙比喻，“国家统一进程已经进入自由落体最后的阶段”。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近一个月来我解放军通过常态化巡航，已经打破了所谓“海峡中线”和“台防空识别区”的概念，这种主导权、制空权的争夺是实打实的，未来相信也会在政治、经济、涉外等领域全面展开，民进党当局若一意孤行，必将疲于应付、疲态尽显。
“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和“不为‘台独’留下任何空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是“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和“不为‘台独’留下任何空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去年“1·2重要讲话”中的新提法，也是一个高度充满哲学思辨的重要论断，我在这里斗胆概括为“两个空间论”，这和习近平思想中的“两座山论”、“两只鸟论”、“两个三十年论”是一脉相承的。岛内包括蓝、绿在内的各股力量，以及大陆的对台政策执行者、研究者都应该深入吃透“两个空间论”里面的丰富理论内涵，共同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国家和平统一做出扎实有效的工作。
“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指的是只要以追求两岸统一为大前提、以两岸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为大目标，台湾就可以争取到最广阔的政治空间和发展空间、台湾民众就享有最广泛的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这一主张在过去就是“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而放在今天就是“两制台湾方案”的“三个充分”论述。“不为‘台独’留下任何空间”指的是，任何谋求任何形式“台独”分裂的活动，大陆都绝不容忍、绝不留有任何余地，对于这种“零容忍”想必民进党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已经在各个方面充分领教。
“两个空间论”用于实践的最典型案例，就是关于“中华民国问题”和“ECFA存废问题”的思考。首先，作为两岸政治深层次问题症结的“中华民国问题”，如果能够与国家统一的价值、目标、进程有所对接，那么我相信两岸一定有诚意、有智慧坐下来，以平等、民主的方式共同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反之，一旦“中华民国”成为拒绝统一的藉口，甚至成为“台独”的护身符，那么“中华民国”不可能存在任何空间！对于这一点，民进党当局尤其是国民党必须要有所体认。其次，对于岛内各界高度关注的ECFA前途，同样需要用“两个空间论”思考，大陆方面充分肯定了ECFA过去十年来在推动两岸经济融合的巨大作用，而ECFA作为经济“融合剂”也对促进统一具有独特意义；反之，如果ECFA被岛内“台独”势力视为人质或讨价还价的筹码，享用两岸经济红利来投资“台独”活动，那么ECFA是否有必要继续？ECFA操之在大陆，希望岛内执政者能看清利害。
“百年大变局”和“战略机遇期”的辩证关系
第三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的辩证关系。这两年，由于国际形势、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百年大变局”似乎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舆论热词，在各类文章、报道、报告中随处可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人云亦云的情况。更加有必要回到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文本，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理解这一重大论断：“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可见，我们不能抛开或遗漏“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而只谈“百年大变局”，必须要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指导我们对台海局势的把握。
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声音对全球治理的卓越贡献本身就是“百年大变局”的一部分，“百年大变局”之变，归根到底是有利于中国的“变”。其次需要认识到，我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就意味着我们还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内，这就意味着办好自己的事仍然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此次我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这一场国家实力、政府效能、经济韧性、社会秩序的比拼中，毫无疑问已经展现出独特的优势，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新冠疫情无疑是“世界之变”，但它更加彰显出“中国之治”。
“百年大变局”与“战略机遇期”的辩证关系，给我们看待台海局势带来以下启示：第一，我们不要为外部势力介入台海、打“台湾牌”给吓傻了、吓怕了、吓跑了，要深刻认识到这是“台独”穷途末路与外部遏华反华势力最后一搏的汇流，此时此刻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打掉外部势力藉台湾问题干预中国内政、破坏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图谋。第二，解决台湾问题也好、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也罢，归根到底需要大陆办好自己的事情，“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大陆只有让自己的制度更加完善、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治理更加成熟、福利保障更加健全，才能为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不断创造和积累条件。
“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和“中美实力对比进入转折点”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四是“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和“中美实力对比进入转折点”之间的辩证关系。“临界点”最早是由兰普顿在2015年时提出，再追溯至更早由埃里森提出的中美或进入“修昔底德陷阱”警告，实际上美国战略圈、智库界早在五年多前就已经做了充分理论铺陈和舆论准备。当前，中美两国内部对此均出现一些不客观、不全面的解读，认为中美进入“临界点”已经意味着中美关系方向从合作主导转向斗争主导，鼓吹什么“中美关系一去不复返”、“中国是美国眼中第二号苏联”等种种带有“新冷战”思维的论调。这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这个判断确实没有错。近年来中美的相处和互动方式变化、竞争大于合作成为主基调、意识形态斗争逐渐突出，这都是中美关系有别于过去30年的重大改变，但核心在于，这一切都是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进入“毫厘区间”、中美实力对比进入转折点所带来的自然结果。换言之，“实力转折点”是物质基础的范畴，而“关系临界点”是上层建筑的范畴，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完全符合辩证唯物史观的脉络，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拥有全世界最大且素质最高的劳动力市场，拥有全世界最大、最有活力且最具科技含量和最扎实物流保障的内需市场，上述任何一条都是无法套用美苏冷战时期的背景的！反观美国显然没有通过新冠疫情这次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不管是代表防控水平的病亡数、感染数超高，还是因弗洛伊德事件触发的社会动荡，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翻版苏联”的场景：尽管军事实力、科研能力仍有独霸优势，但经济空转、治理废弛、金融虚高、社会处在崩溃边缘。中国无需盲目自大、亦无需妄自菲薄，只要扎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度过这段爬坡过坎的攻坚期。
同样，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变化，正是反映了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的基本形态，而台湾问题的解决必将是中美实力对比“越过”转折点的标志。总而言之，只要大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牢牢控制台海稳定局势，台湾问题就一定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得到解决。
作为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港台关系一直以来备受各界关注。近年来，随着港台各自内部社会政治发展出现结构性变化，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两地相继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性的“反中”、“仇中”思潮及活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对香港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香港情势变化反过来也直接影响了台湾政局，两地政治发展的联动效应愈加凸显，这种联动效应对未来港台关系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香港政治发展中的“台湾化”现象
虽然港台两地同属大中华文化圈，但由于历史、社会、语言、文化等背景上仍存在差异，长期以来两地在政治领域上的共同之处有限。台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后，逐渐进入选举政治社会并形成蓝绿两大政治阵营，而香港自回归后出现不少政党团体，并演变为类似台湾蓝绿的建制派阵营与泛民主派阵营，尤其在2014年“占中”后，香港政治发展“台湾化”现象明显加速，成为近年来香港政局变化的重要观察点。
第一，形成蓝黄二元政治结构。台湾政治中蓝绿政党政治壁垒分明，而香港长期以来只有所谓的建制与泛民阵营，各阵营内部还有不同派别划分，且两大阵营竞争与对立远不如台湾蓝绿阵营激烈。但近年来在台湾政治的影响下，以及“占中”、反修例风波的催化下，建制与泛民阵营逐渐转化为蓝营与黄营，其支持者被称为“蓝丝”、“黄丝”，甚至在商业领域出现“蓝店”、“黄店”，社会撕裂与对立程度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
香港政治格局变化走向也与台湾相似。多年来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基本盘稳定在四比六，但由于建制派在立法会选举中有功能界别优势，因此能长期维持多数席次，而在重视选民服务与地区经营的区议会选举，则由建制派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近几年香港政治情势出现重大变化，黄营政治势力迅速扩张，在去年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大胜，虽然就选票数来看仍勉强维持四六比，但“黄大于蓝”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呈现固化态势，若社会没有重大结构性变化将很难改变，这与目前台湾政治“绿大于蓝”、民进党“一党独大”结构非常相似。
第三，国家认同严重缺失，分离主义意识上升。台湾自民进党于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后，即开始展开“去中国化”运动，而在马英九执政期间也未能拨乱反正，导致近年来台湾主体意识高涨，“台独”主张大行其道。香港则是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教育下，本就有较为明显的殖民地情结，而回归后未能及时推行国民教育，再加上分离主义势力不断鼓动，导致香港存在严重的国家认同缺失，特别是近年来“港独”思潮泛起，激进本土势力喊出“港独”口号博取支持，还与“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抱团取暖，“港独”与“台独”合流态势已然出现。
台湾政治发展中的香港因素
相较于香港政治发展中出现“台湾化”现象，台湾政治中的香港因素影响一直以来并不明显。但去年香港发生反修例风波后，香港议题罕见成为台湾大选的主要议题，并对选情产生重大影响，显示香港因素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一国两制”成为被攻击箭靶，民进党将其作为选举提款机。香港“一国两制”实践2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功，原本希望对台湾产生示范作用，但台湾民进党则不断对“一国两制”进行抹黑，导致不少岛内民众存在疑虑与误解。在反修例风波发生后，民进党大打“香港牌”、激发“亡国感”，利用香港事件对“一国两制”展开铺天盖地的攻击，并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来刺激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反感，在民进党的强势操作下，国民党也不得不“拿香跟拜”，以致进退失据。民进党及蔡英文将香港“一国两制”作为其选举工具，在去年大选中成功扭转声势，成为选情变化的关键。
其次，“反中”逐渐成为政治正确，香港成为民进党打“反中牌”的新著力点。在国民党执政八年期间，两岸进入大交流大发展阶段，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主旋律，民进党打“反中牌”一度难以奏效。但在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以“反中”为主轴，并结合“港独”势力共同组成“反中”阵线，还不断给予人员培训、资金输送、政治庇护等支持，将香港作为对抗大陆的一张牌，同时利用香港出现的乱局对大陆展开负面攻击，将“反中”逐渐变为港台地区的政治正确。
港台政治发展联动效应的负面影响
第一，两地反中势力相互加持，“抗中”力度增强。近年来香港反对派与“港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干扰特区政府正常施政，并煽动“仇中”、“反中”意识，这背后离不开“台独”势力的支持，而香港的混乱局面又成为台湾岛内反中势力攻击大陆与“一国两制”的例证。在港台政治联动效应增强的态势下，未来两地的反中势力将更加紧密结合，建立更为牢固的反中联盟，不仅对香港稳定产生威胁，还将对两岸关系造成干扰。
第二，分离主义意识加剧，国家主权面临更严峻挑战。虽然“台独”分离主义在岛内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港独”却是在近些年才在香港形成气候，民进党执政后频频介入香港事务，为香港反中势力站台打气，加剧香港社会分离主义意识蔓延，香港反对派以民进党为标杆有样学样，不断掀起大型政治运动加大与中央的对抗烈度，令香港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一国两制”底线受到严重冲击。由于民进党在台湾再度实现完全执政，且“一党独大”优势明显，未来港台联动效应下“台独”势力对香港的插手只会多不会少，将对国家主权构成更现实的威胁。
第三，干扰“一国两制”实践，和平统一面临更大困难。近年来港台两地反中势力不断对“一国两制”进行负面攻击，不断破坏香港社会稳定局面，而香港的混乱又为台湾抹黑“一国两制”提供口实，循环往复造成台湾民意对“一国两制”的负面观感，同时也造成香港民意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产生动摇，导致港台民意对“一国两制”的接受度愈来愈低。同时，大陆对台长期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但在“一国两制”实践受干扰、成果被侵蚀的情势下，大陆内部“和统”信心减弱、“武统”声浪上涨，和平统一不仅面临外部压力，还将承受内部更大的压力，台海区域政治安全风险将大大升高。
港台政治联动效应成为近年来两地政治发展的显着特征，不仅对两地各自的政治情势造成冲击，同时也对港台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内地与香港关系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由于香港内部政治问题不断凸显，各种深层次矛盾仍未有效解决，台湾在民进党完全执政下将继续走“去中国化”路线，同时在中美博弈、美国打“香港牌”与“台湾牌”的大背景下，未来港台两地联动效应的影响将更强，或将出现更多新特点、新现象，其态势发展非常值得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