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在美中之间的平衡政策
中评社╱题：欧盟在美中之间的平衡政策 作者：蔡裕明（台湾），实践大学高雄校区博雅学部副教授
有时权力平衡会出现“平衡者”的角色。平衡者为独立的第三方，它居于两个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并且具有确定获胜方的能力。
欧洲国家开始擘划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欧洲作为衰退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的“第三极”与“平衡者”的角色。
一、美国未能承当危机领导者角色
发轫于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状肺炎，已造成三重危机。首先，公共卫生危机。逐渐攀升的死亡人数，业已成为对于从国家到全球卫生体系的重大挑战。第二，全球经济危机。失业率飙升，公共债务增加以及经济衰退，这一切皆需要空前的投资与资金挹注，以及全球相互协调的战略。第三，政治危机。新冠肺炎在全球的扩散加剧美国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的竞逐，也增加美国在欧洲传统的合作伙伴“选边站”的压力。
传统上，美国在全球危机时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并利用美国的优势与资源协助其他国家。但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却非如此。现今华府本身正努力遏制疾病的扩散与国内因纽约警民冲突事件的动荡，同时还要努力复苏美国经济与商业活动。以往向美国寻求协助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法国或德国，本身也在努力对抗冠状肺炎与后续的经济问题。
换句话而言，美国国家权力的来源之一，即是对其他国家提供公共财(public goods)，以获得其他国家眼中合法性的优势地位。这些也涵盖维护区域力量的平衡，并减少区域国家利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府勠力保持开放的全球市场，不仅带动由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也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动力。然而，特朗普政府无力控制疫情的蔓延与国内暴乱，也显示美国国力的局限性。
在经济发展、技术研发与安全事务方面，亚洲国家越显重要，美国所主导的华盛顿共识面临挑战并迎来“亚洲时代”的到来。新型冠状病毒更是一个转捩点。美国在东亚的盟邦质疑“印太战略”转化为行动的决心与能力，特朗普也多次批评在欧陆传统的盟邦，让美国与欧洲国家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开始采取欧美与欧中的平衡政策。也就是说，欧盟在作为美国合作伙伴的同时，也试图与崛起的中国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
二、欧盟作为“平衡者”的角色
欧洲国家也评估囿于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与责任分担的关注，反应美国人眼中的世界观，这样的看法若结合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并限制下一任美国总统。欧洲国家开始擘划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欧洲作为衰退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的“第三极”与“平衡者”的角色。
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上成为“语意不明”的语汇。权力平衡可用于描述一种静态的均衡情况，或在特定时间点上，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或者，暗示一个国家的优势甚至寻求霸权，正如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解释的那样，“一个寻求帝国的国家经常声称，它所想要的只是平衡”。有时权力平衡会出现“平衡者”的角色。平衡者为独立的第三方，它居于两个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并且具有确定获胜方的能力。此外，由于平衡者独特的地位使其具有决定结果的特殊优势。于是，平衡者的中立性质倾向模糊性，也就是说，它可能出于保持平衡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偏向于一方。
因此，权力平衡意味着，当国际体系权力分配变得不平衡而有利于特定国家时，甚至可能威胁其他国家的存在时，其他国家便会藉由平衡的努力进行反击，以恢复更为平衡的权力分配。换句话而言，藉由“权力平衡”国际体系，“倾向避免单个成员的霸权维护其利益”。正是作为一种理论，它透过单纯的观察与明确政策目标成为普遍的分析工具，提供解释并支持预测国际事务。
三、新冠病毒大流行让跨大西洋关系更具毒性
在冷战期间，跨大西洋的关系为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基础。即使在后冷战时期、九一一事件与后九一一时期，欧洲曾经历过反美风波。但这些多是针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细节，而非美国的政策理念。但是历经新冠肺炎的扩散，欧洲越来越多的共识是，欧洲的美国梦崩解并且美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不再例外，华府不再强调道德的领导或强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甚至缺少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从特朗普就任后，双方在全球贸易、税收、气候变化与冠状肺炎的立场等方面存在分歧。在贸易谈判方面，美国陆续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达成一系列贸易协议，并于2018年开始进行美国与欧盟的贸易谈判，其中包括钢铁进口争端、政府补贴空中巴士（Airbus）及对Google和亚马逊公司（Amazon）等数位科技公司课税等争议。
而特朗普也对于法国葡萄酒等欧盟产品祭出惩罚性关税，并要求欧盟改变贸易政策，扬言对欧洲汽车也祭出惩罚性课税。在气候变化方面，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于2019年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国务卿蓬佩奥声明表示，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程序，法国则反对欧盟与美国所进行的贸易谈判。
同时，特朗普批评北约是“过时”(obsolete)，与欧洲盟邦接触时“缺乏礼节”，并将欧盟视为“敌人”(foe)，称欧洲国家为“犯罪分子”(crime-ridden)等多次批评欧洲的言语。随着新冠病毒的全球扩散，欧洲国家更不满美国未与欧洲国家协商即实施从欧洲到美国的旅行禁令。
特朗普也谴责欧盟没有跟随美国对中国与其他疫情严峻区域实施旅游禁令，导致疫情从欧洲扩散到美国。欧盟法律教授阿雷曼诺(Alberto Alemanno)指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由于该禁令涵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病例较少，使得该禁令本质上成为无效措施”。
在欧洲，特朗普的这一宣布在政府和航空公司中引起震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共同表示，“冠状病毒是全球性的危机，不仅限于任何大陆，而且需要合作而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此种未与欧盟国家进行协商即单方实施旅游限制，进一步增加美欧关系的压力，并且影响美欧间各项贸易行为。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欧洲对于美国的信任度急剧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表示，来自几个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德国)的公民中，有四分之三对特朗普的政府领导能力缺乏信心。美国与德国等主要盟国的外交关系处于混乱状态，许多欧洲外交官认为目前处于跨大西洋关系最糟糕状态。
华府与欧洲各国就关税、国防开支、外交政策与对于世卫组织政策问题发生冲突。但是，在这些政策分歧之外，最新一轮的跨大西洋歧见有所不同，其特征是欧洲对华盛顿的意图缺乏信任，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预测，缺乏美国外交礼仪以及意识形态。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并没有改变这种观点。
四、美欧对于WHO等国际组织的态度歧异
后冠时期全球的关闭国界正得到缓解，但是有关于新冠肺炎流行病的起源更出现紧张局势，欧洲与美国也因新冠肺炎再度出现立场不同状况。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指责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的武汉P4实验室，中国认为这些说法“毫无根据”，世卫组织突发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莱恩(Michael Ryan)亦表示，没有收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说法，欧盟认为可以对于病毒的来源进行独立调查，前欧盟对中国参赞(counsellor)彭朝思(Charles Parton)警告，“政客不需要过激的言论，而应进行长期思考”，并且，“我们将需要与中国合作，所以我们必须尝试建立信任关系。尽管必须抵销中国所提出的错误宣传，但不应太过刺激或强烈的语气”。
然而，欧盟却持不同看法。德国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表示，世卫组织是合法整合各种力量的全球性机构，正因如此，有必要检讨和改善世卫的运作，并让世卫有永续的财源。
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尔(Josep Borrell)表示，“我对美国决定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深表遗憾”，并且“在没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卫组织)努力遏制和减轻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时候，没有理由为这一举动辩护”。
于是，德国将与法国联手强化世卫的功能，推动世卫改革。更进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29日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并表示不再捐款，欧盟立即呼吁美国重新考虑，并强调欧盟将持续对于世卫组织提供资金。
此外，欧洲与美国在跨大西洋应对流行性疾病合作的裂解。1995年12月欧盟与美国领袖高峰会议上签署的《跨大西洋新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当中，欧盟与美国建立特别工作小组，负责制订与实施有效的新兴与再度出现传染性疾病的全球预警与应变网络，但收效甚微。欧盟与美国曾经在2014年合作对抗在西非的伊波拉疫情。但是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上，却没有看到跨大西洋的抗疫合作。
五、中国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间对于欧洲的医疗外交
新冠肺炎在欧洲的肆虐，已促成欧洲与中国关系的转变。同时让欧洲与中国促成进一步的合作关系，也使得欧盟重新检讨与中国间的关系，凸显欧洲内部如何与崛起中国交往的矛盾。
中国对于欧洲的医疗援助出自许多管道，包括中国各级政府、姊妹城市、国有企业、私营公司、基金会以及欧洲当地华人社区的联系关系。中国与欧洲各国政府和卫生专家组织多次视讯会议，分享有关其治疗新冠肺炎的资讯，特别是与抗击该病毒的医学和科学方面有关的资讯。
第一次视讯会议是在3月13日，与中欧和东欧国家(包括非欧盟成员国)共同成立，这些国家组成所谓的“17+1”(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虽然医疗援助与“口罩外交”成为欧洲与中国关系的讨论重点，但是中国援助欧洲国家的医疗用品，已远远超出新冠肺炎初期欧洲援助中国的量。
虽然中国所援助的物资品质似乎有些问题，但没有改变关系的本质，从德国到波兰再到捷克，由于高层政治接触或“战略伙伴关系”而获得与中国供应商的特权，也成为许多欧洲国家讨论的话题。
对于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而言，应付新冠肺炎危机的中期解决方案，以及长期预防类似疾病的爆发，必须通过多边合作行动来进行，这凸显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作用，以及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同时，中国于2015年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的重点，在新冠肺炎的危机下已经增加知名度，更在今年5月底时，匈牙利批准中国兴建连结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匈塞铁路”，将激励其他国家与中国签署铁路协议。
然而，欧洲国家忧虑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可能利用欧洲的经济困境来获得战略资产。一些国家，如德国和瑞典，已经采取加强投资筛选的措施，这表明欧洲的部分国家对于中国仍有警惕和不信任。
现在已经清楚证明，对中国的医疗用品依赖是战略领域问题，这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已成为争论的话题。在这场危机之后，欧洲将不得不就战略产业中依存关系的性质和条件进行讨论，这也将对于欧洲与中国关系的性质进行辩论。
六、欧洲与中国关系的欲迎还拒
“中国崛起”虽已是被“重复”提及的语汇，但已成为事实。中国已成为受到欣羡与重视的“增长引擎”，北京表示中国致力于维护安全与稳定。的确，部分亚洲到欧洲国家，开始寻求北京在关键的经济或政治议题上发挥领导的角色。此外，中国一直在寻求与欧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与邻国达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抵制来自于美国关税与贸易保护主义、军事前进部署、以及华府强化与台韩日澳印等亚太伙伴的区域安全联盟，因为这会威胁到中国现阶段以资本投资与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新冠肺炎危机使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复杂。尽管新冠肺炎的危机是史无前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得以直接在欧洲的人民、政府与国家面前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仅在新冠肺炎危机前的十年，欧洲与中国关系已变得更为复杂。现由于中国在欧洲的利益增长，以及变得更具竞争力，因而由商业驱动的关系更为多样化，更具地缘政治与争议性。仅才一年前，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与欧盟对外事务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partner)、竞争者(competitor)与系统性的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
现为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所长的澳洲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表示，新冠肺炎的流行暴露出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根本性紧张关系”。他认为，原本中国试图强化与欧盟间关系来取代与美国的不稳定关系，认为从欧洲国家可获得贸易市场与技术，并可成为美国市场的替代性选择，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也扰乱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中国与欧盟各自强化彼此间的关系更是在美国“新孤立主义”下的替代选项。
七、作为“第三极”的欧洲
原本欧洲国家冀望发生国际危机之际，美国能够发挥霸权者角色领导国际社会。但在过去的四年期间，欧洲国家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期望美国在疾病全球流行的情况下发挥领导的作用。欧洲国家已从特朗普当选总统时的震惊，转变为质疑传统欧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开始否定美国的领导能力与意图，让欧盟反思自身在全球舞台的角色。
欧洲现正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现实。在面对一个难以预测领导人作为的美国，一个更有自信的中国以及一个心怀复兴主义的俄罗斯，欧洲如何取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角色。欧盟愿意或能够与其他三个国家一起成为世界大国吗？或者成为其他国家的“棋盘”或“棋子”？
对于欧盟而言，过去的十年显得举步维艰。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崩溃引起当地政府的镇压，让许多难民涌入欧洲；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让俄国从欧盟潜在的战略伙伴成为明显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从东亚的贸易伙伴蜕变成为关注全球事务的国家；并且随着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欧盟面对一个蔑视欧盟原则与政策的政府。更为重要的是，英国脱欧带来无可缓解的战略灾难。这是一个虚弱的欧盟，现在面临着处理更具威胁性的世界的前景。
欧盟贸易执委马伦斯壮(Cecilia Malmstr.m)认为欧盟应当将安全、贸易与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放在更为广阔的架构下，对于其他地缘政治大国采取战略性回应，并藉由内部化与掌握大国竞争关系，成为全球的参与者，也就是说，欧盟的外交政策须待更迭。德国总理梅克尔才会表示，“独善其身的民族国家没有未来”，藉此挑战华府的“美国优先”口号。
毫无疑问的，新冠病毒危机使得美国与中国关系紧张，暴露出两国间多面向的冲突与国际安全威胁。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也表示，中国利用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来增进自身战略利益。在新冠肺炎过后，中美两国正在争夺成为第一个研发疫苗的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这种竞逐方式类似冷战期间的美苏太空竞赛。欧洲各国领导人呼吁采取全球性合作政策，但在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欧盟本身就因对防护设备设置出口限制而受到批评。
迫在眉睫的第二个问题是，富裕国家将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该病毒的影响并从其造成的经济损害中恢复过来。目前国际金融机构和20国集团(G20)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20年的债务减免，中国也于6月7日决定对77个发展中国家暂停债务偿还。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项重大举措。
新冠肺炎的危机要求国际合作，但同时也凸显当前缺乏全球领导力以及多边机构成为战场的方式。这种动态在联合国安理会也很明显，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指出的，美国、中国与欧盟必须相互合作，以解决危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执阻止支持全球协助遏制该病毒的决议的通过。
欧盟将可在世界范围内以更为合作的方式协助盟国，但是任何旨在修复国际体系的努力，也需要一项战略来应对中美僵局。新冠肺炎让美中关系呈现紧张，而且使得两国之间的事务陷入困境，更让欧洲在未来的国际事务当中将扮演更为重要角色。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7月号，总第271期）
中评社╱题：欧盟在美中之间的平衡政策 作者：蔡裕明（台湾），实践大学高雄校区博雅学部副教授
有时权力平衡会出现“平衡者”的角色。平衡者为独立的第三方，它居于两个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并且具有确定获胜方的能力。
欧洲国家开始擘划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欧洲作为衰退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的“第三极”与“平衡者”的角色。
一、美国未能承当危机领导者角色
发轫于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状肺炎，已造成三重危机。首先，公共卫生危机。逐渐攀升的死亡人数，业已成为对于从国家到全球卫生体系的重大挑战。第二，全球经济危机。失业率飙升，公共债务增加以及经济衰退，这一切皆需要空前的投资与资金挹注，以及全球相互协调的战略。第三，政治危机。新冠肺炎在全球的扩散加剧美国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的竞逐，也增加美国在欧洲传统的合作伙伴“选边站”的压力。
传统上，美国在全球危机时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并利用美国的优势与资源协助其他国家。但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却非如此。现今华府本身正努力遏制疾病的扩散与国内因纽约警民冲突事件的动荡，同时还要努力复苏美国经济与商业活动。以往向美国寻求协助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法国或德国，本身也在努力对抗冠状肺炎与后续的经济问题。
换句话而言，美国国家权力的来源之一，即是对其他国家提供公共财(public goods)，以获得其他国家眼中合法性的优势地位。这些也涵盖维护区域力量的平衡，并减少区域国家利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府勠力保持开放的全球市场，不仅带动由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也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动力。然而，特朗普政府无力控制疫情的蔓延与国内暴乱，也显示美国国力的局限性。
在经济发展、技术研发与安全事务方面，亚洲国家越显重要，美国所主导的华盛顿共识面临挑战并迎来“亚洲时代”的到来。新型冠状病毒更是一个转捩点。美国在东亚的盟邦质疑“印太战略”转化为行动的决心与能力，特朗普也多次批评在欧陆传统的盟邦，让美国与欧洲国家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开始采取欧美与欧中的平衡政策。也就是说，欧盟在作为美国合作伙伴的同时，也试图与崛起的中国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
二、欧盟作为“平衡者”的角色
欧洲国家也评估囿于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与责任分担的关注，反应美国人眼中的世界观，这样的看法若结合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并限制下一任美国总统。欧洲国家开始擘划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欧洲作为衰退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的“第三极”与“平衡者”的角色。
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上成为“语意不明”的语汇。权力平衡可用于描述一种静态的均衡情况，或在特定时间点上，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或者，暗示一个国家的优势甚至寻求霸权，正如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解释的那样，“一个寻求帝国的国家经常声称，它所想要的只是平衡”。有时权力平衡会出现“平衡者”的角色。平衡者为独立的第三方，它居于两个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并且具有确定获胜方的能力。此外，由于平衡者独特的地位使其具有决定结果的特殊优势。于是，平衡者的中立性质倾向模糊性，也就是说，它可能出于保持平衡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偏向于一方。
因此，权力平衡意味着，当国际体系权力分配变得不平衡而有利于特定国家时，甚至可能威胁其他国家的存在时，其他国家便会藉由平衡的努力进行反击，以恢复更为平衡的权力分配。换句话而言，藉由“权力平衡”国际体系，“倾向避免单个成员的霸权维护其利益”。正是作为一种理论，它透过单纯的观察与明确政策目标成为普遍的分析工具，提供解释并支持预测国际事务。
三、新冠病毒大流行让跨大西洋关系更具毒性
在冷战期间，跨大西洋的关系为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基础。即使在后冷战时期、九一一事件与后九一一时期，欧洲曾经历过反美风波。但这些多是针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细节，而非美国的政策理念。但是历经新冠肺炎的扩散，欧洲越来越多的共识是，欧洲的美国梦崩解并且美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不再例外，华府不再强调道德的领导或强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甚至缺少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从特朗普就任后，双方在全球贸易、税收、气候变化与冠状肺炎的立场等方面存在分歧。在贸易谈判方面，美国陆续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达成一系列贸易协议，并于2018年开始进行美国与欧盟的贸易谈判，其中包括钢铁进口争端、政府补贴空中巴士（Airbus）及对Google和亚马逊公司（Amazon）等数位科技公司课税等争议。
而特朗普也对于法国葡萄酒等欧盟产品祭出惩罚性关税，并要求欧盟改变贸易政策，扬言对欧洲汽车也祭出惩罚性课税。在气候变化方面，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于2019年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国务卿蓬佩奥声明表示，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程序，法国则反对欧盟与美国所进行的贸易谈判。
同时，特朗普批评北约是“过时”(obsolete)，与欧洲盟邦接触时“缺乏礼节”，并将欧盟视为“敌人”(foe)，称欧洲国家为“犯罪分子”(crime-ridden)等多次批评欧洲的言语。随着新冠病毒的全球扩散，欧洲国家更不满美国未与欧洲国家协商即实施从欧洲到美国的旅行禁令。
特朗普也谴责欧盟没有跟随美国对中国与其他疫情严峻区域实施旅游禁令，导致疫情从欧洲扩散到美国。欧盟法律教授阿雷曼诺(Alberto Alemanno)指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由于该禁令涵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病例较少，使得该禁令本质上成为无效措施”。
在欧洲，特朗普的这一宣布在政府和航空公司中引起震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共同表示，“冠状病毒是全球性的危机，不仅限于任何大陆，而且需要合作而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此种未与欧盟国家进行协商即单方实施旅游限制，进一步增加美欧关系的压力，并且影响美欧间各项贸易行为。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欧洲对于美国的信任度急剧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表示，来自几个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德国)的公民中，有四分之三对特朗普的政府领导能力缺乏信心。美国与德国等主要盟国的外交关系处于混乱状态，许多欧洲外交官认为目前处于跨大西洋关系最糟糕状态。
华府与欧洲各国就关税、国防开支、外交政策与对于世卫组织政策问题发生冲突。但是，在这些政策分歧之外，最新一轮的跨大西洋歧见有所不同，其特征是欧洲对华盛顿的意图缺乏信任，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预测，缺乏美国外交礼仪以及意识形态。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并没有改变这种观点。
四、美欧对于WHO等国际组织的态度歧异
后冠时期全球的关闭国界正得到缓解，但是有关于新冠肺炎流行病的起源更出现紧张局势，欧洲与美国也因新冠肺炎再度出现立场不同状况。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指责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的武汉P4实验室，中国认为这些说法“毫无根据”，世卫组织突发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莱恩(Michael Ryan)亦表示，没有收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说法，欧盟认为可以对于病毒的来源进行独立调查，前欧盟对中国参赞(counsellor)彭朝思(Charles Parton)警告，“政客不需要过激的言论，而应进行长期思考”，并且，“我们将需要与中国合作，所以我们必须尝试建立信任关系。尽管必须抵销中国所提出的错误宣传，但不应太过刺激或强烈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