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专家答中评:拜登政府可预测性高

图片来源:RUTH FREMSON/THE NEW YORK TIMES

  中评社首尔1月15日电(记者 崔银珍)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还有几天就将正式成为新一任总统,与特朗普风格截然不同的老牌政治人拜登的亚太政策究竟如何?韩国世宗研究所美国研究CENTER长禹政烨博士日前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专访,就其上台之后的美韩关系、中美关系以及朝鲜无核化上美国是否会有什么变化做出了预判。

  禹政烨表示,所谓“变化”,相较以前,可预测性变高。相比于特朗普执政时期,拜登政府会在官方的层面进行同盟国之间的意见协调,从这一点来看,可以预想防卫费等问题会在官方协商的层面得到解决。拜登政府外交的指向点是“修复特朗普政府放弃的美国的世界性作用,以及在多方主义舞台下的美国的力量。”,从这一层面来看,美国可能将外交政策的根本方向转向国际主义规范,以及扩大多方主义。

  由此,拜登政府会实质性地再建韩美日安保同盟,为此,对韩国施加的压力会更大,也就是说,美国虽然不会出面仲裁对韩日两国间的问题,特别是历史问题,但与此无关,它会要求两国积极参加韩美日安保同盟。最近在与拜登私交比较好的亚洲问题专家之间有着这样的共识:韩日之间的矛盾,与其将它成人权问题,倒不如看成国家间协议的问题,而韩国具有更大的责任。这种认识叫人担忧。所以,韩国现在当面的问题不是对朝政策,而是如何应对对于美方对于韩美日安保同盟的要求。

  美国也会将韩美日同盟视为连接的一环。拜登重视与同盟国间的纽带关系,也意味着期待同盟国能够紧随美国的政策。特朗普“打压中国”的政策取得了部分的“集结效果”。实际上美国对于中国负面的认识是超党派的早就浮出舆论水面,而这样的症候也是美国觉察来自中国威胁的一种旁证。所以,针对美中之间的矛盾,相较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只是特朗普执政时期认为,只要解决贸易问题,那么在政治,政权层面,中国的影响力会有削弱的可能。相较于特朗普,拜登政府不仅仅局限在贸易这一层面来考虑中国问题,而是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国际规范以及人权问题)主动出击,与中国对立的可能性比较高

  基本的方向不会有变化,但局部,例如政策领域,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美国想要与中国寻找协作的空间,这一点是分明存在的,除此之外,两国共同合作的空间不大。美国认为美中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以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在消费品关税问题上,禹政烨认为,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可能是与其相同还是有所减缓,但在高尖端技术产业上,问题的根源得到缓解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至于美国在对朝政策基调上的变化以及对于无核化协商的展望,禹政烨表示,拜登与民主党宣称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但所谓外交手段并不是单指对话,而包含外交手段以及制裁。可能会与奥巴马政府执政第二期相似,也就是说,通过制裁来逐渐施压,使得朝鲜能够以更加诚挚的态度坐到谈判桌上。短时期内,美国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维持制裁上,如果中国协助的可能性如果不大的话,反而美国很大可能也会向中国更加施压,以此来维持制裁。

  对于无核化的进展,禹政烨认为,现在将无核化的政策综合来看的话,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美朝首脑之间的直接协商相较于拜登所提及的实务协商为主的接近会带来更为好的结果;其次,拜登对于金正恩的负面认识会使美朝关系变得复杂;再次,拜登政府在构成朝鲜半岛协商团队以及政策检讨上需要时间,所以美朝会谈只得迟延。我们来逐一分析。

  首先,针对拜登曲线方式的批判意见源自特朗普直接与金正恩会面导出实质性的结果。但是,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间,无核化进展可能性显现的时间段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到2019年河内会谈决裂的这接近一年时间。就此来看,美国的对朝政策,特别是特朗普top-down style的接近法与其说牵引了与朝鲜的协商以及关系,倒不如说促使朝鲜“做到了谈判桌”,而这也是美朝协商开展的的主要原因。特朗普也是自2019年2月河内会谈以来认识到无条件地与金正恩的见面对本人的政治生涯毫无帮助,因此强调要继续进行实务会谈。2019年6月在板门店与金正恩相见的时候也提及实务协商,并未说要进行首脑会谈。也就是说,2019年以后,美朝协商已经退回到了‘bottom up’,更准确地说,自2019年2月以后,美国在维持战略制裁的基础上,等待朝鲜自己坐到谈判桌上。与称谓无关,美国的对朝政策已经转变为战略性忍耐阶段,而这与我们未来将要看到的拜登政府的接近法并无两样。   其次,拜登在大选讨论会上对金正恩以及朝鲜政权持负面认识,所以对北政策将会比较苛刻,这也是矛盾的。我们回顾2017年,特朗普曾称金正恩为“生病的小狗”,对此,朝鲜予以强烈的谴责,而这丝毫没有影响到2018年美朝首脑会谈的举行,同理,朝鲜如果以真挚的态度坐到谈判桌上,局面有所进展,那么拜登政府也会认识到首脑会谈的必要性。

  再次,不能视2018年美朝首脑会谈举行的那个时间,认为美国拥有了对朝的路线。当时,担任对朝政策代表的约瑟夫尹次官(Assistant Secretary Joseph Yun)已经辞任,而在那之后,朝鲜的协商意向也通过韩国政府传到了美国。所以,在新加坡会谈以前,将美国的兰迪∙薛瑞福国防部次官、白宫韩国负责人艾莉森∙胡克等人任命为协商的代表与朝鲜展开了商谈,到了2018年秋才任命史蒂芬∙维根为对北政策特别代表。由此可见,美国并不是组建某个组织以后才与朝鲜协商。

  也就是说,拜登政府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完全取决去朝鲜如何应对无核化协商。朝鲜如果想协商,那么无论拜登对金正恩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无论是否持有对朝路线,美国总会派出牵引协商的组织,而拜登可以派上用场的智库相较于特朗普要多得多。

  而且,像2018年初一样,朝鲜是否直接与韩国沟通,而且韩国政府是否有能力,能够将朝鲜政府的立场传递给美国,这将影响到拜登政府今后与朝鲜之间关系的某种基本的方向性设置。也就是说,在那个节点将作为韩国政府是否能对美国的对北政策产生影响的一个试金石。中国的影响取决于美中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设定,我们可以参考奥巴马执政的最后时期,类似六方会谈。

  (后方支援记者 郭至君)

图片来源:RUTH FREMSON/THE NEW YORK TIMES

  中评社首尔1月15日电(记者 崔银珍)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还有几天就将正式成为新一任总统,与特朗普风格截然不同的老牌政治人拜登的亚太政策究竟如何?韩国世宗研究所美国研究CENTER长禹政烨博士日前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专访,就其上台之后的美韩关系、中美关系以及朝鲜无核化上美国是否会有什么变化做出了预判。

  禹政烨表示,所谓“变化”,相较以前,可预测性变高。相比于特朗普执政时期,拜登政府会在官方的层面进行同盟国之间的意见协调,从这一点来看,可以预想防卫费等问题会在官方协商的层面得到解决。拜登政府外交的指向点是“修复特朗普政府放弃的美国的世界性作用,以及在多方主义舞台下的美国的力量。”,从这一层面来看,美国可能将外交政策的根本方向转向国际主义规范,以及扩大多方主义。

  由此,拜登政府会实质性地再建韩美日安保同盟,为此,对韩国施加的压力会更大,也就是说,美国虽然不会出面仲裁对韩日两国间的问题,特别是历史问题,但与此无关,它会要求两国积极参加韩美日安保同盟。最近在与拜登私交比较好的亚洲问题专家之间有着这样的共识:韩日之间的矛盾,与其将它成人权问题,倒不如看成国家间协议的问题,而韩国具有更大的责任。这种认识叫人担忧。所以,韩国现在当面的问题不是对朝政策,而是如何应对对于美方对于韩美日安保同盟的要求。

  美国也会将韩美日同盟视为连接的一环。拜登重视与同盟国间的纽带关系,也意味着期待同盟国能够紧随美国的政策。特朗普“打压中国”的政策取得了部分的“集结效果”。实际上美国对于中国负面的认识是超党派的早就浮出舆论水面,而这样的症候也是美国觉察来自中国威胁的一种旁证。所以,针对美中之间的矛盾,相较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只是特朗普执政时期认为,只要解决贸易问题,那么在政治,政权层面,中国的影响力会有削弱的可能。相较于特朗普,拜登政府不仅仅局限在贸易这一层面来考虑中国问题,而是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国际规范以及人权问题)主动出击,与中国对立的可能性比较高

  基本的方向不会有变化,但局部,例如政策领域,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美国想要与中国寻找协作的空间,这一点是分明存在的,除此之外,两国共同合作的空间不大。美国认为美中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以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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