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民主联盟”的构建及其影响
中评社╱题：美国“全球民主联盟”的构建及其影响 作者：袁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随着拜登上台执政，美欧联手构建“全球民主联盟”成功的几率明显上升。尽管内部成员未必能够在所有问题上步调一致，但在一些涉华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人权、贸易、WTO改革等议题上。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一旦成为现实，美国势必要加大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力度，在知识产权、科技封锁等议题上采取对华统一立场，从而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压力。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一直酝酿的“全球民主联盟”构想将进入具体操作阶段。欧洲方面也有了动静，一些政客开始应和这一动议。由于矛头直指中国，我们有必要对拜登“全球民主联盟”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一、“全球民主联盟”不是新鲜事
“全球民主联盟”的概念和倡议在西方国家已经流传了十余年时间。早在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名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又称“普林斯顿文件”）的报告，着眼于塑造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民主国家联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发动全球民主国家组成“民主联盟”，推动联合国改革，建立新世界的主导机构。①之后美国在北约峰会上提出“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建议北约同日、韩、澳、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民主国家”加强合作。应该说，“民主联盟”战略符合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推进民主战略也一脉相承，还有助于增强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凝聚力。
由“全球民主联盟”演绎而来的“民主十国”也不是什么新概念。“民主十国”指的是G7集团成员国，再加上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三国。2008年，当时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小组工作的阿什·贾因（Ash Jain）及同事戴维·戈登（David Gordon）首次提出建立民主国家集团的想法，就是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盟友的政策规划主任召集在一起就全球挑战展开战略对话。正如贾因在受访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自由民主国家几乎不占上风的时代，这些国家需要更好地协调各自战略。
2013年，已是欧亚集团研究部主任的戴维·戈登和美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阿什·贾因就主张用“民主十国”取代八国集团。他们建议，美国应召集九个国家的外长开会，以批准幷强化这一国家集团的架构。②2014年，正是在阿什·贾因和戴维·戈登的建议下，大西洋理事会发起了“民主十国战略论坛”，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英国、美国，再加上欧盟，一共是10个参与方。印度、印尼、波兰和西班牙则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讨论。这个论坛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共同的价值和利益，掌握所需要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幷在全球范围采取一致行动。“民主十国战略论坛”会议曾先后在渥太华、罗马、布鲁塞尔、东京、伦敦、首尔、柏林召开会议，2020年则是线上会议。阿什·贾因目前是“D-10战略论坛”的负责人，定期邀请这些“民主国家”的高层政策规划官员和战略专家集思广益，共同为抗衡中国出谋划策。而近期阿什·贾因和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马修·克罗尼希（Matthew Kroenig）建议G7应当扩大，将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纳入，以推进“基于规则的秩序”。③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华推行全面极限施压政策，使得中美关系跌至历史谷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出于国内选举政治的诉求，特朗普政府极力将中美推向新冷战的边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竭力挑起意识形态之争。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一直在试图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国家联盟”，要求欧亚盟友跟随特朗普政府一起对抗中国。2020年7月24日，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鼓动组建“民主联盟”，以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他呼吁，“应当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的新联盟，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联盟。”蓬佩奥否认美方建立“民主国家的新联盟”对抗中国的提议不可行，“这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这是在自由和民主，以及暴政和独裁政权之间做选择，我相信民主国家、我们在大西洋两岸的盟友……清楚地知道自己希望站在这场辩论的哪一边。”④9月27日，蓬佩奥渲染“中共威胁论”，表示特朗普政府在战略上终止对华“绥靖政策”，美方正构建全球联盟来对冲中国影响。
在营造“中国威胁论”、抨击中共的噪声中，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颇为歇斯底里的反华行为。在具体政策上，试图将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离开来，区别待之。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四处游说和施压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要求他们做出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特朗普政府游说和施压的国家首先是“五眼联盟”，力求在对华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其次是其他的西方盟国，比如G7成员国和北约盟国。第三个层次则是拉拢类似印度和其他游走在中美之间比较中立的国家。
然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第一”政策和善变不定的风格让许多国家存有疑虑。不少国家在中美争端中谨慎行事，避免选边站队。比如，东亚的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而在军费分摊问题上的分歧也使得韩国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有所保留。而法德对于特朗普秉承“美国优先”，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单边主义行为深感不满，认为美国背弃了对国际义务的承诺，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利益。特朗普政府2020年曾试图在华盛顿召开“民主十国”会议，但被默克尔为首的多国元首以疫情原因推掉，最后不了了之。其原因就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单边主义行为直接搞砸了美欧关系，大西洋两岸因为“防务分担”和“公平贸易”等问题争吵不休，内部矛盾公开化。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公开表示，北约内部缺乏战略协调，正在经历“脑死亡”。与此同时，中国则悄然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不仅如此，中欧还于2020年年底完成了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
当然，特朗普政府也不是毫无进展，至少在所谓的“净网行动”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已声明在5G网络建设中只会选择“可信任的”供应商；有法国、印度、奥地利、韩国、日本及英国等国家的主要电信运营商拒绝使用华为等“中共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加拿大三大电信运营商已选择华为之外的合作方打造自身5G网络。
二、拜登团队关于“全球民主联盟”的构想
早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就公开宣传对华强硬的政策倾向，认为有必要加强美国领导的西方传统联盟，在全世界强化自由民主国家战线。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和盟友、伙伴国家的领导人展开讨论，幷明确提出，美国需要与其他民主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可以制定规则，避免给中国和其他国家指示(如何行动)的机会”。2020年12月28日，拜登在讲话中更是强调了一件事，那便是美国应当联合其他的盟友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施压。他主张，贸易和经济方面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盟来围堵中国，“我们与中国竞争幷追究中国在贸易、技术、人权和其他方面的行为时，当我们建立由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盟友组成的联盟时，我们的立场将更加坚定。”⑤
根据拜登2020年春季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和数次相关表态可以发现，拜登将采取下列步骤来搭建“全球民主联盟”：
其一，首先在美国国内“复兴民主”。拜登认为，“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改造我们的教育系统、改革刑事司法体系、消除不平等和结束大规模的监禁，恢复《选举权法》以确保每个人的诉求都能被听到，幷且重拾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⑥美国社会撕裂严重，族裔矛盾尖锐，党派之争激烈，社会极化现象凸显，2020年大选乱象丛生，美国人所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蒙羞，美国国际形象受损。拜登有意先从国内着手，来扭转美国不利的国际形象。
其二，采取措施缓和与改善同盟友的关系。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大大恶化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嫌隙。拜登上台后，将会作出适当调整。按照拜登自己的说法，第一步就是强化北约。对于防务分担和贸易争端，则会采取磋商和妥协的缓和方式推进，更加讲究策略和手法。与此同时，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听取盟友的意见，瞭解对方的关切，在诸多问题上尽可能达成妥协。
其三，在执政的第一年，美国将组织和主办全球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以重振自由世界里各国的精神和共同目标。拜登“将邀请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把加强民主重新列入全球议程”；“将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团结起来以巩固我们的民主制度，幷制定一个共同的议程”；激励各国在三个领域做出新的重大承诺：打击腐败、反对威权主义、促进人权。民主峰会还将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站在捍卫民主前线的公民社会组织。⑦
其四，应对中国这一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美国盟友及合作伙伴的统一战线，哪怕在诸如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趋同的议题上我们将寻求与中国合作”。“当与其他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时，我们的力量将翻倍。中国无法忽略超过一半的全球经济体。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影响力来制定从环境到劳工、贸易、技术和透明度等各个方面的规则，所以这些规则将继续反映民主的利益和价值观。”⑧
2020年总统大选中，拜登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一旦上台执政，将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加强与盟友伙伴的协调，推广西方的价值理念，以此应对中俄等“威权主义国家”的挑战。不少美国精英人士认为，过去四年，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嘲弄了民主的准则和规范，加速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败。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拜登提议召开“全球民主峰会”（Global Summit for Democracy），以便“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精神信仰和共同目标”。拜登团队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年“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强化民主制度，坦诚面对那些民主倒退国家的挑战，幷且制定共同议程来应对对我们共同价值观的威胁”。现在拜登政府已然上台执政，“全球民主峰会”也在筹备之中，年内大概率会召开。
作为一个自由国际主义者，拜登多次表态要加强同盟关系，弥合分歧，奉行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合作。欧洲国家熟悉这位政坛老手，对于性情温和、政策预期性强的拜登给予期望。双方都有期待，因此在“全球民主联盟”的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2020年12月15日，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向全球民主国家发出呼吁，号召他们重新回到美国身边，围堵中国。拉斯穆森认为，2021年，美国及其盟友将迎来扭转全球民主倒退、击败中俄等国的绝佳机会，应该组建一个奉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联盟。拉斯穆森认为只有美国拥有担当围堵中国这一重任的能力和影响力，因此其他民主国家必须以美国为核心。不仅如此，拉斯穆森还对拜登给予了很大期望，认为拜登是一位坚定的领导人，同时也能抓住机会带领美国重新占据领导地位。⑨
2021年6月，英国准备将邀请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领导人参加在英国举办的七国集团峰会。“民主十国”计划主要是就全球贸易改革、技术进步等领域达成共识，以此来围堵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除了有意提升英国脱欧后的国际地位外，就是应和美国的动议。这次会议很可能成为美国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的重要铺垫。换句话说，拜登政府有可能在伦敦G7峰会后才会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其一是拜登政府国内事务繁忙，主要忙于国内防疫、移民和种族等问题。其二是需要时间和其盟友伙伴进行沟通和磋商。其三是客观存在的新冠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国内有人认为，召开视频峰会，要比各国元首齐聚美国的效果要差许多，因此要尽量在美国召开线下峰会。
欧洲立场出现这样的变化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大西洋两岸是打断腿还连着筋的盟友关系。
其一，美国投入了财力，提供了安全保障及相关优待安排，大西洋两岸的盟友关系是其他普通国家关系所难以比拟的。
其二，美国与盟友之间尽管也有分歧和矛盾，但曾经携手度过了艰难岁月，甚至经历过“鲜血凝成的友谊”。战后很多盟国的政府甚至就是美国所扶植起来的。这种历史的惯性所带来的趋势不容忽视。
其三，美欧具有相同的价值理念。美国和绝大多数盟国的价值理念是相同或类似的，推崇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乃至生活方式都比较相近，相互认可度高。这有助于强化美国的同盟体系。
其四，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头羊效应”显而易见。正是基于上述三项因素，美国才建立起强大的同盟体系，成为其霸权的主要支柱。反过来，美国的综合国力至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匹敌。即便个别盟友或伙伴有不满情绪，但也不会轻易带头去挑战美国，因为那样风险性很大。美国可以凭藉强大的实力，可以软硬兼施，稳住队伍。
其五，西方国家有了危机感，因此有意“抱团取暖”。现有的国际秩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建立起来的。面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共产主义大国的快速崛起，西方国家内心深处还是有排斥的。毫无疑问，这种“全球民主联盟”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是以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为取向的新联盟，意在维护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一种霸权心态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也会时不时出现矛盾，发生争吵，但至今幷不足以让美国的同盟体系分崩离析。随着综合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越来越要求盟友和伙伴承担更多的安全防务。与此相对应，美国的盟国们也变得越来越自主独立，因此也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评估来做出政策抉择。比如，欧盟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也要与中国达成投资协定，就是经过了七年的反复观望琢磨和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断。这是一种务实的利益选择，但这幷不意味着价值理念上对中国的认可。
就“全球民主峰会”参会范围而言，民主十国（D10）参会是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欧盟国家或整体吸纳欧盟，兼顾美国在各个地区如中东、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的伙伴参加这个峰会。如果参会国家太少，既缺乏代表性，也很难发挥影响力。
受邀国家名单将被认作是拜登政府决定要亲近或疏离哪些国家的重要标准。无论峰会在何时举行，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受邀。相反，这次峰会将可能讨论如何在网络和科技领域反制中国和俄罗斯。不仅如此，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共和研究所”）和政客呼吁拜登政府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
拜登将这场峰会称作“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而非“民主国家峰会”（Summit of Democracies），目的就是保留邀请空间，淡化对抗性。即便一国幷非美国认可的民主国家，但如果该国政府声称支持民主，那么也有可能会应邀参会。不仅如此，拜登将会邀请公民社会组织、商业团体、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高科技公司等参加峰会。拜登团队曾表示，将呼吁包括科技公司和社交媒体巨头在内的私营部门采取行动，做出自己的承诺，认识到肩负的责任，以及他们在维护开放、民主社会和保护言论自由方面的巨大利益。
就目标而言，“全球民主峰会”的目标是搭建一个“全球民主联盟”，以便“民主国家协调立场”。维护和推广西方民主价值理念，提升西方国家的话语权，增强西方国家的内部凝聚力。
就次序而言，拜登政府推动应当是先内后外，先易后难。所谓先内后外，就是拜登政府首先在美国国内推出一些改革措施，扭转特朗普政府破坏美国民主的做法，先行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1月29日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但应对中国及美国所面临的其他各种挑战，美国必须“先整理好自家屋子”，恢复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国内秩序。⑩
所谓先易后难，就是不寻求全面铺开、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进，渐进式推动西方国家在经济、外交、政治、安全等领域立场和主张的协调一致。
首先是形成一个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磋商协调机制，以便在国际规则制定和改革方案推出方面占据主导优势。
中短期目标是形成一个民主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即民主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合作，加强科技研发和应用的规范。
长期目标是推动基于民主和人权的全球政治体制，维护和巩固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理念和规则在全球政治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压制非西方民主力量的上升。
当然，仅仅一次“全球民主峰会”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后将会有一系列动作跟进，甚至会衍生出新的专门机制。“全球民主峰会”很有可能成为一年一度的论坛，美国将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这其中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牵涉到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包括跨大西洋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全球民主联盟”能否形成立场高度一致的对华立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的回应。有美国学者认为，在目标的确定上，拜登政府也不能期望过高，更多是一个磋商和协调机制。
四、“全球民主联盟”带来的风险挑战
美国有意通过“全球民主峰会”搭建“全球民主联盟”，本质上就是基于共同价值理念的拉帮结派，抱团取暖，继续维持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发展的结果，可能人为地分割世界，形成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统一战线，而这无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具体到对华方面强化和巩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国际经济、技术创新和地缘战略方面结成对华统一战线，对华施加更大压力，阻遏中国发展步伐，保持其领先优势，防止中国崛起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压制“北京模式”而倡导“华盛顿模式”，维护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
其一，凸显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增强西方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将中俄视为异类进行打压。除了官方达成共识外，西方国家还会鼓动公民团队和科技公司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依照拜登团队的逻辑，美国在相关国家推动“颜色革命”或实现美国想要的政经变化就是必然无疑的了。
其二，确立修订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旨在占据压倒性优势，从国际经济层面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通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认可或主导制定的规则来规索中国的经济行为。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问题上，美国所认可的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抱团，相互协调立场，联手提出改革方案，进而强加给中国等其他国家。拜登政府意识到，强大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支持对于“确保中国遵守规则”至关重要。此外，还会以打击腐败为名，行“长臂管辖”之实，继续打压中俄等国企业。
其三，构成技术同盟，加大对华技术封锁力度。防止中国的技术创新超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知识产权保护和国家安全为由加大对华技术封锁力度，强化出口管制机制，防止中方“弯道超车”。西方一批人士认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须保持对中国的技术领先，这样才能确保西方民主体制对中国威权体制的优越性。实际上，D10的起始出发点就是“作为民主国家对抗中国在5G技术（以及电信间谍）方面优势的一种方式”，具体目标就是以华为所代表的信息通讯科技企业。阻止中国5G技术的广泛运用。
其四，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和其盟友联手来遏制和制衡中国的崛起，甚至在香港、新疆、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有可能提升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实体”的地位。即便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尽管美国与盟友关系紧张，但在对华问题上形成联动机制已然有所表现。
可以说，随着拜登上台执政，美欧联手构建“全球民主联盟”成功的几率明显上升。尽管内部成员未必能够在所有问题上步调一致，但在一些涉华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人权、贸易、WTO改革等议题上。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一旦成为现实，美国势必要加大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力度，在知识产权、科技封锁等议题上采取对华统一立场，从而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压力。
当然，中国同样可以通过塑造内外环境来化解外部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相较于过去，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国的塑造能力也大幅提升。和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中国已然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幷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各国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人员往来，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幷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更愿意以务实的态度来加以处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的表态颇具代表性：“我想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一个会排除其他国家的联盟，尤其是一个没有中国的联盟。我想这不仅是新加坡和亚洲国家，即使在欧洲，也有一些国家希望与中国做生意。例如，欧盟正尝试与中国签订投资协议。”他进而表示，“希望大家参与对话，致力于做出调整，适应世界秩序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会结成联盟，实现合作共赢。但如果是冷战式的联盟，我认为各国幷不打算这么做。”⑪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团队更加理性务实，面对一个和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全球化时代，美国想要针对中国打造一个类似冷战式的联盟，可能性幷不大。无论是之前的特朗普团队，还是现在的拜登政府，都不可能使得两国完全脱钩。相反，在诸如全球治理和地区稳定的问题上，美国还需要中国的合作。
注释：
①G.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National Security in 21st Century,"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Princeton University,2006.
②Ishaan Tharoor,"An emerging new alliance of democracies,"Washington Post,Dec.18,2020,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12/18/an-emerging-new-alliance-democracies/.
③"D-10 Strategy Forum,"Atlantic Council，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programs/scowcroft-center-for-strategy-and-security/global-strategy-initiative/democratic-order-initiative/d-10-strategy-forum/
④Michael R.Pompeo,"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Yorba Linda,California,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July 23,2020.https://2017-2021.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2/index.html.
⑤Joe Biden Speech Transcript on "Roadblocks"Between His Transition Team &Trump’s Administration,Dec 28,2020.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joe-biden-speech-transcript-on-roadblocks-between-his-transition-team-trumps-administration.
⑥Joseph R.Biden,Jr.,"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20,Vol.99·No.2.
⑦Joseph R.Biden,Jr.,"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20,Vol.99·No.2.
⑧Joseph R.Biden,Jr.,"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20,Vol.99·No.2.
⑨Anders Fogh Rasmussen,"A New Way to Lead the Free World,"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15,2020.https://www.wsj.com/articles/a-new-way-to-lead-the-free-world-11608053780
⑩朱梦颖：“又提中国！美新任国安顾问：应对中国，美国必须先‘整理好自家屋子’”，环球网2021年1月30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1iwsqkS2i6。另见USIP Staff，"At a Time of Tests,Security Advisors Discuss Threats to U.S.and Global Security Biden,Trump aides underscore importance of bipartisan foreign policy,"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February 3,2021.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1/02/time-tests-security-advisors-discuss-threats-us-and-global-security.
⑪熊超然：“李显龙：没多少国家愿意加入具有排他性的联盟，尤其是没有中国的联盟”，观察者网，2020年11月17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11_17_571756.shtml。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3月号，总第279期）
中评社╱题：美国“全球民主联盟”的构建及其影响 作者：袁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随着拜登上台执政，美欧联手构建“全球民主联盟”成功的几率明显上升。尽管内部成员未必能够在所有问题上步调一致，但在一些涉华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是完全可能的，比如人权、贸易、WTO改革等议题上。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一旦成为现实，美国势必要加大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力度，在知识产权、科技封锁等议题上采取对华统一立场，从而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压力。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一直酝酿的“全球民主联盟”构想将进入具体操作阶段。欧洲方面也有了动静，一些政客开始应和这一动议。由于矛头直指中国，我们有必要对拜登“全球民主联盟”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一、“全球民主联盟”不是新鲜事
“全球民主联盟”的概念和倡议在西方国家已经流传了十余年时间。早在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名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又称“普林斯顿文件”）的报告，着眼于塑造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民主国家联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发动全球民主国家组成“民主联盟”，推动联合国改革，建立新世界的主导机构。①之后美国在北约峰会上提出“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建议北约同日、韩、澳、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民主国家”加强合作。应该说，“民主联盟”战略符合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推进民主战略也一脉相承，还有助于增强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凝聚力。
由“全球民主联盟”演绎而来的“民主十国”也不是什么新概念。“民主十国”指的是G7集团成员国，再加上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三国。2008年，当时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小组工作的阿什·贾因（Ash Jain）及同事戴维·戈登（David Gordon）首次提出建立民主国家集团的想法，就是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盟友的政策规划主任召集在一起就全球挑战展开战略对话。正如贾因在受访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自由民主国家几乎不占上风的时代，这些国家需要更好地协调各自战略。
2013年，已是欧亚集团研究部主任的戴维·戈登和美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阿什·贾因就主张用“民主十国”取代八国集团。他们建议，美国应召集九个国家的外长开会，以批准幷强化这一国家集团的架构。②2014年，正是在阿什·贾因和戴维·戈登的建议下，大西洋理事会发起了“民主十国战略论坛”，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英国、美国，再加上欧盟，一共是10个参与方。印度、印尼、波兰和西班牙则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讨论。这个论坛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共同的价值和利益，掌握所需要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幷在全球范围采取一致行动。“民主十国战略论坛”会议曾先后在渥太华、罗马、布鲁塞尔、东京、伦敦、首尔、柏林召开会议，2020年则是线上会议。阿什·贾因目前是“D-10战略论坛”的负责人，定期邀请这些“民主国家”的高层政策规划官员和战略专家集思广益，共同为抗衡中国出谋划策。而近期阿什·贾因和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马修·克罗尼希（Matthew Kroenig）建议G7应当扩大，将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纳入，以推进“基于规则的秩序”。③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华推行全面极限施压政策，使得中美关系跌至历史谷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出于国内选举政治的诉求，特朗普政府极力将中美推向新冷战的边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竭力挑起意识形态之争。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一直在试图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国家联盟”，要求欧亚盟友跟随特朗普政府一起对抗中国。2020年7月24日，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鼓动组建“民主联盟”，以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他呼吁，“应当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的新联盟，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联盟。”蓬佩奥否认美方建立“民主国家的新联盟”对抗中国的提议不可行，“这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这是在自由和民主，以及暴政和独裁政权之间做选择，我相信民主国家、我们在大西洋两岸的盟友……清楚地知道自己希望站在这场辩论的哪一边。”④9月27日，蓬佩奥渲染“中共威胁论”，表示特朗普政府在战略上终止对华“绥靖政策”，美方正构建全球联盟来对冲中国影响。
在营造“中国威胁论”、抨击中共的噪声中，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颇为歇斯底里的反华行为。在具体政策上，试图将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离开来，区别待之。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四处游说和施压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要求他们做出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特朗普政府游说和施压的国家首先是“五眼联盟”，力求在对华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其次是其他的西方盟国，比如G7成员国和北约盟国。第三个层次则是拉拢类似印度和其他游走在中美之间比较中立的国家。
然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第一”政策和善变不定的风格让许多国家存有疑虑。不少国家在中美争端中谨慎行事，避免选边站队。比如，东亚的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而在军费分摊问题上的分歧也使得韩国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有所保留。而法德对于特朗普秉承“美国优先”，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单边主义行为深感不满，认为美国背弃了对国际义务的承诺，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利益。特朗普政府2020年曾试图在华盛顿召开“民主十国”会议，但被默克尔为首的多国元首以疫情原因推掉，最后不了了之。其原因就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单边主义行为直接搞砸了美欧关系，大西洋两岸因为“防务分担”和“公平贸易”等问题争吵不休，内部矛盾公开化。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公开表示，北约内部缺乏战略协调，正在经历“脑死亡”。与此同时，中国则悄然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不仅如此，中欧还于2020年年底完成了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
当然，特朗普政府也不是毫无进展，至少在所谓的“净网行动”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已声明在5G网络建设中只会选择“可信任的”供应商；有法国、印度、奥地利、韩国、日本及英国等国家的主要电信运营商拒绝使用华为等“中共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加拿大三大电信运营商已选择华为之外的合作方打造自身5G网络。
二、拜登团队关于“全球民主联盟”的构想
早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就公开宣传对华强硬的政策倾向，认为有必要加强美国领导的西方传统联盟，在全世界强化自由民主国家战线。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和盟友、伙伴国家的领导人展开讨论，幷明确提出，美国需要与其他民主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可以制定规则，避免给中国和其他国家指示(如何行动)的机会”。2020年12月28日，拜登在讲话中更是强调了一件事，那便是美国应当联合其他的盟友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施压。他主张，贸易和经济方面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盟来围堵中国，“我们与中国竞争幷追究中国在贸易、技术、人权和其他方面的行为时，当我们建立由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盟友组成的联盟时，我们的立场将更加坚定。”⑤
根据拜登2020年春季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和数次相关表态可以发现，拜登将采取下列步骤来搭建“全球民主联盟”：
其一，首先在美国国内“复兴民主”。拜登认为，“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改造我们的教育系统、改革刑事司法体系、消除不平等和结束大规模的监禁，恢复《选举权法》以确保每个人的诉求都能被听到，幷且重拾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⑥美国社会撕裂严重，族裔矛盾尖锐，党派之争激烈，社会极化现象凸显，2020年大选乱象丛生，美国人所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蒙羞，美国国际形象受损。拜登有意先从国内着手，来扭转美国不利的国际形象。
其二，采取措施缓和与改善同盟友的关系。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大大恶化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嫌隙。拜登上台后，将会作出适当调整。按照拜登自己的说法，第一步就是强化北约。对于防务分担和贸易争端，则会采取磋商和妥协的缓和方式推进，更加讲究策略和手法。与此同时，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听取盟友的意见，瞭解对方的关切，在诸多问题上尽可能达成妥协。
其三，在执政的第一年，美国将组织和主办全球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以重振自由世界里各国的精神和共同目标。拜登“将邀请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把加强民主重新列入全球议程”；“将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团结起来以巩固我们的民主制度，幷制定一个共同的议程”；激励各国在三个领域做出新的重大承诺：打击腐败、反对威权主义、促进人权。民主峰会还将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站在捍卫民主前线的公民社会组织。⑦
其四，应对中国这一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美国盟友及合作伙伴的统一战线，哪怕在诸如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趋同的议题上我们将寻求与中国合作”。“当与其他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时，我们的力量将翻倍。中国无法忽略超过一半的全球经济体。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影响力来制定从环境到劳工、贸易、技术和透明度等各个方面的规则，所以这些规则将继续反映民主的利益和价值观。”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