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答中评：美欧联合对待中国不符实际
中评社香港3月8日电（记者 郭至君）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日前在两会上就中欧关系以及香港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问题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采访。黄平表示，目前中欧都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中欧之间包括过去这一年来连正常的原有计划当中交往都被迫暂时搁置或推后。从百年大变局来看，当然就是更深更长的影响，从100年前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我们做这个判断正好100年，这100年来，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包括风险危机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也增多了，东西关系或者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还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越来越多，比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甚至粮食问题、水的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所以是世界层面的百年未见大变局。
黄平指出，在人类历史过去的100年甚至300年中，美欧都是主角，甚至是主导。但现在整个非西方世界的人口规模发展速度还有在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分量和影响力都在增加，可以说，各国都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都面临着怎么应对风险危机的问题。疫情是其中最眼前的的挑战，中欧也共同面临着气候变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怎么汇集更多的人共同富裕等问题，这些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果携起手来，面对挑战，朝着共商、共建、共享、共赢这么来走，就会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是携手合作，还是仍然遵从丛林法则进行零和游戏，赢者通吃？现在，新的格局虽然还在变化之中，但核心问题就在于中欧是携手合作、互利共赢还是互相争抢，走向恶性竞争？
黄平对中评社记者表示，中欧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是最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同时我们还是整个世界最大的文明体。所以中欧关系其实不只是经贸关系，维护和平也是两国的最大利益。同时，我们可以进行文明互鉴，也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双方四十多年的经贸关系中一直是合作为主基调。疫情期间，尽管客观上有中美贸易战等原因，欧洲仍为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具体而言，在疫情期间，中欧班列运行正常，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较小，绝对量增加。在中欧贸易领域里面的经济和贸易，包括双向的投资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开放的程度以及法制化的程度，服务于经济贸易投资和整个的法制化程度，都是在提升的阶段，所以中欧关系在下一阶段实际上是怎么上台阶，提高质量的问题，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在G7峰会上提出的美欧盟友联合与中国竞争的表述，黄平说，第一，拜登讲这个是在预料之中，我们不觉得奇怪，更不觉得吃惊。第二他要做调整实际上针对的是过去四年特朗普“退群”、“脱钩”和美国优先的主张，来巩固盟友关系。现在他提出要重建盟友，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也是所谓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一定要联合先重建被特朗普损害了的跨大西洋关系，以便共同来处理对华关系。但是研究美国也好，研究欧洲也好，研究任何的国际关系，我们不但要看他的领导人怎么讲，也要看他怎么做，不但要看他怎么做，也要看他怎么做不做得到。
至于对香港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什么应该做的方面，黄平表示，有三点香港是有条件也应该做的。第一就是在现有基础上，解决好就业、民生和保护住自己在自由港、金融中心、航运、物业、物流等领域原有的优势，同时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自由港之一，一定要解决好就业民生，让更多的人在香港这一个相对的小经济体里可以受益。第二就是要看到大势，以合作的姿态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中，虽然香港是个特区，有专门的货币甚至法律，但整体看，如果合作起来就是1+1+1>3，包括解决香港的就业、民生问题，都要利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机遇。第三就是融入中国发展大局。中国的发展在过去40年里一直是一个高速或者中高速的势头，在今后我们看得见的5年、10年、20年里，中国的势头仍然将是最好的，潜力仍然是最大的，空间仍然是最多的。
在这个情况下，香港一方面要保持住作为世界性、国际性、高度自由化城市的优势，另一方面要融入大局，融入到祖国大发展，为大发展做贡献。首先要完整、准确和全面地理解好“一国两制”，怎样全面行使管制权，恪守主导权，以及“爱国者治港”和国家安全、主权、发展的底线，在法律框架下发展经济，解决民生。其中，黄平特别强调，就是在原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基础上，做香港的科技创新。如果香港的科创也能够在今后5年至10年间成为国际的中心，它特有的贡献和作用对香港本身，对粤港澳大湾区和对融入祖国发展的大局就会彰显。
中评社香港3月8日电（记者 郭至君）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日前在两会上就中欧关系以及香港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问题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采访。黄平表示，目前中欧都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中欧之间包括过去这一年来连正常的原有计划当中交往都被迫暂时搁置或推后。从百年大变局来看，当然就是更深更长的影响，从100年前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我们做这个判断正好100年，这100年来，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包括风险危机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也增多了，东西关系或者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还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越来越多，比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甚至粮食问题、水的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所以是世界层面的百年未见大变局。
黄平指出，在人类历史过去的100年甚至300年中，美欧都是主角，甚至是主导。但现在整个非西方世界的人口规模发展速度还有在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分量和影响力都在增加，可以说，各国都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都面临着怎么应对风险危机的问题。疫情是其中最眼前的的挑战，中欧也共同面临着气候变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怎么汇集更多的人共同富裕等问题，这些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果携起手来，面对挑战，朝着共商、共建、共享、共赢这么来走，就会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是携手合作，还是仍然遵从丛林法则进行零和游戏，赢者通吃？现在，新的格局虽然还在变化之中，但核心问题就在于中欧是携手合作、互利共赢还是互相争抢，走向恶性竞争？
黄平对中评社记者表示，中欧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是最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同时我们还是整个世界最大的文明体。所以中欧关系其实不只是经贸关系，维护和平也是两国的最大利益。同时，我们可以进行文明互鉴，也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双方四十多年的经贸关系中一直是合作为主基调。疫情期间，尽管客观上有中美贸易战等原因，欧洲仍为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具体而言，在疫情期间，中欧班列运行正常，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较小，绝对量增加。在中欧贸易领域里面的经济和贸易，包括双向的投资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开放的程度以及法制化的程度，服务于经济贸易投资和整个的法制化程度，都是在提升的阶段，所以中欧关系在下一阶段实际上是怎么上台阶，提高质量的问题，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在G7峰会上提出的美欧盟友联合与中国竞争的表述，黄平说，第一，拜登讲这个是在预料之中，我们不觉得奇怪，更不觉得吃惊。第二他要做调整实际上针对的是过去四年特朗普“退群”、“脱钩”和美国优先的主张，来巩固盟友关系。现在他提出要重建盟友，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也是所谓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一定要联合先重建被特朗普损害了的跨大西洋关系，以便共同来处理对华关系。但是研究美国也好，研究欧洲也好，研究任何的国际关系，我们不但要看他的领导人怎么讲，也要看他怎么做，不但要看他怎么做，也要看他怎么做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