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中评社北京6月1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5月30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江永教授在世界和平论坛第五期“启航讲堂”上进行线上讲座，对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的战略选择进行解读。他表示，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国际油价走低，各国实体经济、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均遭重创，防止疫情传播成为各国政府的第一要务。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美国、中国、日本面临着新的战略选择。就中美关系而言，他认为未来国际格局的战略选择首先应是努力避免中美两国全面对决的“两极对抗”国际格局，其次是争取实现中美“两超”竞争合作的“两超多元”格局，最后的理想目标是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中日关系而言，他认为在美国暴力多边主义之下，中日两国的选择应是“王道”而非“霸道”。
一、2020年：全球防疫与与百年未遇大变局
刘江永教授认为，2020年全球最重大的事件是新型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大流行和全球防疫。自1918年西班牙爆发大流感以来，这场百年未遇的全球传染病蔓延至210多个国家（地区），被一些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它与前两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它不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全人类与前所未遇的病毒之间的殊死之战。这既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大危机，也是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一次全球性挑战。
刘江永教授在2011年曾提出“非传统国际格局”的概念，最初是指在以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等行为主体构成的传统国际关系框架之外，出现了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与特定国家形成对抗并对传统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全新的国际格局。例如，国际反恐、气候变化、打击走私贩毒、反海盗以及防止大规模跨国传染病流行等，这都需要跨国合作。结合当前，全球疫情下产生的非传统国际格局是指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形成“隐形一极”，与世界各国防疫形成两极对抗，而面对新冠病毒的蔓延，全人类理应团结一致，协同应对，最大限度减少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威胁。
二、传统国际格局演变：“世界老二”易位
刘江永教授认为，一些人对国际关系大变局预测不准，是因为在观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时习惯于关注和谈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他表示，实际上，二战后70多年来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表明，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世界第二大国的跌落或易位。
刘江永教授指出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决策者一贯把有可能对美国世界主宰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往往联合各种可以联合的力量、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持续集中打压“世界老二”，无论其是敌手还是盟友。曾经作为“世界老二”的苏联、日本、欧盟的衰落虽主要受内因主导，但美国作为外因起到重要作用。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跌入美国设下的不同战略陷阱，导致战略透支。
刘江永教授认为，美国与苏联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地缘战略对抗，政治外交较量，科技竞争以及意识形态较量。美国对付作为敌人的苏联，采取军备竞赛、思想渗透、国际之才、地缘围堵、代理战争等手段，使得苏联和平解体，制度变更。美国与日本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贸竞争和科技竞争，美国对付作为盟友的日本，采取贸易摩擦、汇率变动、增加军费、控制政界等手段，使得日本和平衰落，更加依附于美国。美国与欧盟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贸竞争、金融竞争和科技竞争。美国对付同样作为盟友的欧盟，采取以暴力多边主义、诱导北约发动参与六场局部战争等手段，促使了欧债危机、恐怖袭击、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的发生。在美国眼中，中国是最可能全面取代美国霸权的国家，这是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一大背景，这也决定了美国将以对付苏、日、欧的所有手段对付中国。未来10年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走向。
三、世界格局的前景与中美战略选择
未来是否会出现中美两极对抗格局？
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中国的GDP将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未来10至20年，中国经济规模和软国力可能超过美国，但在综合国力中硬国力的某些方面仍可能与美国存在差距。刘江永教授在2009年提出了根据各国政府资料形成的预测结果。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主要是指美国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国际吸引力、诱惑力，“诸如民主、人权、个人机遇等价值观念，都具有很强的诱惑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缺乏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其防疫表现已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严重受损。
刘江永教授提出“软国力”（National Softpower）这一概念，其核心是国家正确的政治决策力与贯彻执行力，即在及时、全面、客观、准确获取信息情报基础上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以及国内协同动员能力、基层单位贯彻执行能力、国际社会影响力与政策纠偏能力。“软国力”与“软实力”的不同在于其更加强调国家决策的重要性，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发展模式等战略决策的重要意义，研究如何实现正确的国家决策、战略决策；与文化相比，其更加重视政治。这是因为，正确的政治决策、战略决策将决定国家发展模式的成败，而成功的国家模式才最具有吸引力，最有助于增强与合理运用硬国力。衡量国家模式成败的标准一是可持续发展，二是可持续安全。目前美国还没有可持续安全概念。
刘江永教授认为，在美国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决策逻辑不变的情况下，一旦中美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便有中美两极对立格局出现的可能性。但以下因素不容忽视：
1、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根本不同。中国既不称霸也不结盟。
2、中美经贸关系与美苏经贸联系不同。中国对外开放40多年，美国有1000亿美元以上对华直接投资，中国是美国最大或第二大债权国。苏联则搞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与美脱钩竞争。
3、俄罗斯军事实力及美俄战略对抗因素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4、大多数国家不希望看到出现所谓中美两极格局迫使它们“选边站”。
中国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
刘江永教授认为，展望和认识中美关系未来前景，是为了选择正确的战略，塑造多元共存、多元一体的国际格局，而非任其走向两极对抗。他提出，美国针对中国可能有多种打压的选项：
1、同巾国在经贸、金融、科技、人文交流等各方面“脱钩”？
2、对中国搞冷战和军事战略包围？
3、经贸制裁大陆，取消对香港1997年以前的待遇？
4、在南海军事、东海军事挑衅？
5、冻结中国海外资产？
6、支持“台独”“藏独”“疆独”“反体制势力”？
刘江永教授认为，对中美关乎未来国际格局的战略选择，首先是努力避免中美两国全面对决的“两极对抗”国际格局，其二是争取实现中美“两超”竞争合作的“两超多元”格局，最后的理想目标是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需要全球协同主义
刘江永教授提出人类需要“全球协同主义”。这是指在全人类这一大系统中，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领域、各行业、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等，谋求和谐共生的理念、实践、路径、方式的总和。它不是以某个国家具有控制全球的权力和为战略日标，不是以资本和利润为最高价值，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鼓励人心向善，扶弱济贫，引导人类善于发现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价值而相互合作的思想体系。
刘江永教授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观是谋求共同安全，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安全合作，争取可持续安全。在新冠疫情下，从可持续安全到可持续防疫的全球协同主义，形成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防疫观，包括促进共同防疫，开展综合防疫，加强合作防疫，实现可持续防疫。
五、世界潮流与中日两国的战略选择
世界上早已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多边主义：一种是和平多边主义，另一种是暴力多边主义。2003年，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恩发表的《美国式的多边主义》一文称，美国的多边主义就是“在单边主义的铁拳外，套上一层多边主义的丝绒手套”。
2019年12月4日，在伦教举行的北约组织成立70周年峰会发表的《伦敦宣言》称，“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威胁；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仍然是对我们大家的持续威胁。……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作为一个联盟共同应对。”日本“冈崎研究所”报告称，这次北约峰会首次从正面提及中国崛起的威胁问题，认为有必要作为北约的问题加以应对。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值得欢迎的进展。
刘江永教授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后绝不搞霸道，而要行新时代的王道。
中国王道思想体系产生于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仲（约公元前723－645年）。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史学家周兴嗣撰写的《千字文》中记载了“桓公匡合，济弱扶倾”，其大意为，齐桓公在宰相管仲辅佐下，不以武力便赢得其他诸侯国敬重，靠的是扶助弱小和处境困难的小国。这就是行王道。
孙中山继承了中国古代圣贤的上道思想，于1924年提出，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后要奉行王道，反对霸道，“济弱扶倾”，这是我们民族的天职。孙中山认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道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上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
刘江永教授表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孙中山的上述理想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付诸实践。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领导中国人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从“一带一路”共建到当前的全球防疫合作，中国是世界繁荣的建设者、共同安全的保护者。截至2020年5月，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提供防疫物资，其中包括向世界各国出口了568亿只口罩（全球平均每人7个口罩）、2.5亿件防护服。中国向美国出口了120多亿个口罩，相当于为每个美国人提供了将近40只口罩。中国还为170多个国家举办了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毫无保留地分享成熟的诊疗经验和防控方案；向24个有紧急需求的国家派遣了26支医疗专家组；目前常驻非洲开展防疫的中国医疗队就有46支。
第一，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和平的多边主义，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西方“能战国家”的一员，再度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
第二，是坚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
第三，是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第四，是从中日两国关系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妥善处理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或与反对中国大陆的“台独”势力为伍？
第五，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合作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安全关系？
刘江永教授引用1924年孙中山曾对日本发出的肺腑之言：“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他认为，为避免重犯时代错误，这些话放到今天的日本同样适用。日本的上述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中评社北京6月1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5月30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江永教授在世界和平论坛第五期“启航讲堂”上进行线上讲座，对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的战略选择进行解读。他表示，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下行，国际油价走低，各国实体经济、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均遭重创，防止疫情传播成为各国政府的第一要务。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美国、中国、日本面临着新的战略选择。就中美关系而言，他认为未来国际格局的战略选择首先应是努力避免中美两国全面对决的“两极对抗”国际格局，其次是争取实现中美“两超”竞争合作的“两超多元”格局，最后的理想目标是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中日关系而言，他认为在美国暴力多边主义之下，中日两国的选择应是“王道”而非“霸道”。
一、2020年：全球防疫与与百年未遇大变局
刘江永教授认为，2020年全球最重大的事件是新型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大流行和全球防疫。自1918年西班牙爆发大流感以来，这场百年未遇的全球传染病蔓延至210多个国家（地区），被一些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它与前两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它不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全人类与前所未遇的病毒之间的殊死之战。这既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大危机，也是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一次全球性挑战。
刘江永教授在2011年曾提出“非传统国际格局”的概念，最初是指在以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等行为主体构成的传统国际关系框架之外，出现了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与特定国家形成对抗并对传统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全新的国际格局。例如，国际反恐、气候变化、打击走私贩毒、反海盗以及防止大规模跨国传染病流行等，这都需要跨国合作。结合当前，全球疫情下产生的非传统国际格局是指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形成“隐形一极”，与世界各国防疫形成两极对抗，而面对新冠病毒的蔓延，全人类理应团结一致，协同应对，最大限度减少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威胁。
二、传统国际格局演变：“世界老二”易位
刘江永教授认为，一些人对国际关系大变局预测不准，是因为在观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时习惯于关注和谈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他表示，实际上，二战后70多年来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表明，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世界第二大国的跌落或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