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观察：从中医抗疫谈到香港问题
中评社北京5月26日电（记者 秦正阳）在美国等支持香港对抗北京的西方国家仍遭新冠疫情肆虐的同时，中国已率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有人说，在原有国际秩序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推出“港版国安法”，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时机，而抗疫取得重大成效也为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增添了底气。这话不无道理。
中国何以能够短时间内，以比较低的死亡率和重病率控制了疫情？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给出了答案。除了中国的党和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及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制度优势外，他强调了文化自信。
“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和亮点。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药发挥治未病、辨证论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西医还在找特效药，还在艰苦攀登的时候，中医已经取得了胜利。”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就坚持中西医结合。
《黄帝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防治瘟疫注重“扶正与祛邪”。张伯礼介绍说：“中医主要是针对病人的病情症状进行对症治疗，其实质上是通过调节病人自身的身体机能，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再跟病毒进行斗争。”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也曾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西医思想着重于寻找对症药物，而中医防疫思维注重将患者病情控制在早期阶段，阻止轻症病人向重症转化。
古人讲：“上医治国。”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治国与治病有共通之处。其实治港也如同治病，有其“中医防治的思路”，亦有“中西医结合之道”。
如果说“港版国安法”就如同是西医研制的疫苗、特效药，通过法律来精准打击，填补香港国安漏洞，维护香港长治久安。
那么也应思考如何以中医思维“扶正以祛邪”，通过提升自身免疫力，与“乱港、祸港”的“病毒”作斗争。当然推动“港版国安法”也是为了更好地“祛邪以扶正”。
就在全国两会推出“港版国安法”的同时，香港再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看来让不少港人理解、认可中央立法还需时日。而要让港人理解、认可，根本上是要提升港人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对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人心回归就是维护香港长期稳定的中医思维。
今日香港人口主要构成来源于历史上数次大规模逃港浪潮。1949年前后为躲避国共内战，以及建国后为躲避政治运动的内地移民，是今日的香港人口的主要来源。时至今日香港街头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仔细问来不少都是当年为避难来港，甚至不少是在特殊年代，冒着被边防军击毙和被海水吞没的危险，抱着篮球内胆游水而来。
身世决定了香港人天生有恐共基因。如果说老一辈出生于内地的香港人，即便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遭遇而反共、恐共，但他们仍与内地有着切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以及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而在本土出世、长大的新世代，则较难对内地仍含有一份脉脉温情，甚至从上一辈恐共、反共的基因中变异出“极端本土”，乃至“港独”的新型病毒。
被毛泽东在著名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名批评的钱穆，在1949年鼎革之际选择南渡香港，他在风雨飘零的年代，“手空空、无一物”创办新亚书院，以期在香港这个殖民地里为中华文化保留血脉。
“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和商业化的都市，我们所以要来讲中国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的前途，就是认为我们的前途寄托在国家民族的前途上。假若国家民族没有前途，请问我们做人的理想、事业、希望与意义价值，又将在哪里？我们坚定信仰中国文化有价值，它决不会使我们无价值。”钱穆于1962年在《我和新亚书院》一文中这样写到。
而今日走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公告板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恐怕并不乏“极端本土”，乃至“港独”文宣。曾以“支那人”辱骂内地同学的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周竖峰，正是新亚毕业生，他甚至大言不惭自称继承了钱穆和唐君毅的先师遗志，立命文化抗共。哀哉！名为抗共，实为反中。竟丝毫不见其作为中国人的同胞物与之心。
钱穆一生提倡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礼乐人生”，若泉下有知，见今日新亚学子之言行该作何想？只记得1986年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他的最后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更何况反共并非一直都是中大和香港青年运动的颜色。1973年，受到内地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大崇基书院毕业生修建露天舞台作为献给学校的礼物，并立起一块“劳动光荣”石碑。如今舞台和石碑仍矗立在崇基书院众志堂背后的草坪上，而今日一些崇基学子又对国家和执政党抱有怎样的态度，恐怕就不必说了。
今日蔓延在香港年轻群体中的“极端本土”和“港独”思潮，与老一辈香港人的恐共、反共并不能割裂其联系。今日年轻人“反中”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上一辈人“反共”所产生的流弊。
但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今日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今日的世界也不再是那个的世界。一切都变了，但一些香港人对于执政党的恐惧与厌恶却代代相传，甚至在回归20多年之后结出了黑暴的恶果。
1997年中英两国对香港主权的交接是香港在政治上的回归，但并不等于人心的回归。人心回归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香港公民党创始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创系教授关信基说：“1997年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态。”
“九七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问号：一国两制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千秋万世？在这个‘计’中间，香港又到底是什么角色？广义的九七问题一直存在。九七之前不确定，九七之后‘五十年不变’，又延续了这种不确定性。人在不确定下生活、思想、行为都会变化，会得过且过、赚快钱、冒险、移民。”
关信基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其实他所说的不确定，说到底根源于回归后港人对于执政党的不信任，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内地的疏离感。
关信基等老一辈香港人不论其政治理念，仍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仍抱有认同。对于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的年轻世代来说，港岛、九龙、新界和离岛加起来就是全部世界，深圳河往北陌生得就像未知星球一般。就算曾经去过内地，但想要对国家产生认同，对执政党有新认识，恐怕是难上加难。
尤其在铺天盖地的黄色教育和黄色媒体的浸染下，对同胞喊出“支那人”，政见不合就杀人放火。乃至于到国外请愿，企图让其他国家来制裁自己的祖国，这样的言行就不足为怪了。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思考如何真正让人心回归，让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认同国家和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有一份温情，如何重新认识执政党，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中医思路。内有人心认同，外有国安立法保障，才是保证“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的中西医结合之道。
钱穆那句话说得好！值得涵泳玩味。“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我们的前途寄托在国家民族的前途上。假若国家民族没有前途，请问我们做人的理想、事业、希望与意义价值，又将在哪里？”
若不能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对今日中国这个国家，以及对于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有重新且正确的认识。恐怕香港社会难以找到出路，香港年轻人更难有前途。
中评社北京5月26日电（记者 秦正阳）在美国等支持香港对抗北京的西方国家仍遭新冠疫情肆虐的同时，中国已率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有人说，在原有国际秩序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推出“港版国安法”，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时机，而抗疫取得重大成效也为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增添了底气。这话不无道理。
中国何以能够短时间内，以比较低的死亡率和重病率控制了疫情？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给出了答案。除了中国的党和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及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制度优势外，他强调了文化自信。
“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和亮点。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药发挥治未病、辨证论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西医还在找特效药，还在艰苦攀登的时候，中医已经取得了胜利。”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就坚持中西医结合。
《黄帝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防治瘟疫注重“扶正与祛邪”。张伯礼介绍说：“中医主要是针对病人的病情症状进行对症治疗，其实质上是通过调节病人自身的身体机能，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再跟病毒进行斗争。”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也曾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西医思想着重于寻找对症药物，而中医防疫思维注重将患者病情控制在早期阶段，阻止轻症病人向重症转化。
古人讲：“上医治国。”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治国与治病有共通之处。其实治港也如同治病，有其“中医防治的思路”，亦有“中西医结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