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对话新闻人：疫情报道真实吗？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举办的“后疫情”论坛第六期，邀请资深媒体人探讨疫情之下的新闻报道。（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5月13日电（实习记者　李舒展）由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举办的“后疫情”论坛第六期于5月11日采用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论坛邀请了四位资深新闻媒体人带领我们透视这场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的中国舆论场和此次疫情报道中新闻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论坛由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校友魏畅主持。

　　论坛中，曾任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评社编委、国际部主任郭至君首先针对疫情对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冲击以及后续会带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享。“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仅停留在医疗与公共健康领域，也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认知、心理等多个方面。使得“魔幻开年”的2020载入了人类史册。作为媒体人，这几个月我每天都在接触大量的有关新冠病毒的国内外报道，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舆论场和西方舆论场的不同，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大众传媒对公众强大的引导能力。为这次疫情中出现的政治化操作和民粹主义颇为担忧。究竟为什么这次的疫情如此迅速地和政治、民粹挂上了钩？以及在面对巨大的信息量和信息流时，媒体应当如何引导公众做出理性判断？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郭至君说。

　　郭至君表示，纵观大量西方国家有关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从时间上我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1月23日武汉封城——2月中旬。中国深陷疫情漩涡，中国以外的地区得以幸免。当时，西方舆论心态多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西方国家政府并没有批评中国应对迟缓或不透明，相反，他们高度赞扬中国的抗疫举措。第二阶段，2月下旬——3月上旬。欧美成了疫情中心，自顾不暇，仓促应战，舆论聚焦本国抗疫防疫，涉华舆论相对平静。第三阶段，3月中旬后。欧美国家疫情失控爆发，西方国家舆论把矛头重新转向中国，掀起一波攻讦、指责、谩骂、污名化中国的浪潮。

　　关于疫情政治化方面，郭至君表示，真相往往被偏见掩盖，中国国内抗疫的舆论场和西方针对新冠疫情的舆论场“互不对付”，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不同意识形态的网民的针锋相对，从而激起了民粹主义的上升，进而负面地影响到了国际关系。不可否认，疫情政治化带来极端民粹思潮，一些民粹主义者利用病毒这个新的“敌人”来捞取政治资本。随着这次疫情的影响逐步扩大，西方一些人对疫情的恐慌和愤怒，逐渐在被“带节奏”之下转变为对中国的怨愤和指责，乃至出现种族歧视和暴力犯罪。 　　“大众传媒特别是具有广泛受众的主流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在很多受众眼里就是真相，新闻学里面有一个“守门人”理论，而作为守门人，我们更要把好这道关。”郭至君指出。她表示，科学的事情要由科学家来断定。政治凌驾于专业，政治活动分子凌驾于专业人士是极为让人担忧的现象。我们要明白，新冠疫情首先是一场事关人类生死的全球危机。在病毒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们高度相互依存，“政治至上”应该让位于“相信科学”和“以人为本”。在大流行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不实信息的危险的暴发，从有害的健康建议到仇恨言论，再到疯狂的阴谋论。谎言公然在网络上以令人恐惧的速率传播。但阴谋论只会挑起一时意气和少数人的盲目，时间会恢复大众以理性，问题也终将被理性解决。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资深出镜记者唐博分享了他在武汉一线的90天是怎么度过的。他介绍了前线的危险的不可预测和困难，以及护士们的忐忑心情，同时也向大家分享了疫情之下的国际合作。唐博表示，一开始对于新冠病毒，国外很多医生没有充足的经验，因此中外医生们线上经验的分享活动和其他类型的国际合作受到了国外医护工作者和政府的欢迎，反响强烈。

　　人民日报海外网新闻中心总监高望发表了题为　《我们眼中的‘真实’是否是真实的》的主题分享。他向在场的大家提出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疫情，采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观察？信息偏好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情绪被谁左右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在疫情这一特殊时期追求真理和明确真相。”高望说。

　　高望表示，真实的纬度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在一线的记者会接触到通过亲身的采访、少量线人提供一手信息和大量的UGC所提供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找到真相，理性客观的讲信息传递给受众是一线记者的职责，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爆发的现在一线记者充当了信息传输的中介。同时，高望表示，大数据信息的掌握对于我们对于事件的真实性考量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从一线真实上升到中观层面的真实的过程，技术、大数据的真实可以对一线真实做一定幅度的重新确认与纠偏。 　　针对如何进行全面的、真实的新闻报道这一问题，嘉宾们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唐博表示，作为在武汉经历疫情全过程的一线记者，为了全面、客观、真实的报道疫情的情况，在疫情的各个时期，报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疫情初期记者主要关注了医疗物资供给、床位问题的解决等方面。在疫情中期记者们主要关注病患的救治及后续动态的跟进。在疫情的后期记者的主要工作是查漏补缺，尽量保证了在有限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全面真实的报道疫情的最新近况。

　　在自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如何保持公信力？针对这一问题，高望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表示，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确实导致了传统媒体不断衰落，但是传统媒体有着他们自身的优势——采写编能力一流。所以转战新媒体过程中影响力不断增加，有了新媒体多种多样的新闻呈现方式，势必会让受众大开眼界。

　　唐博表示，传统媒体要成为自媒体的消息来源，传统媒体的新闻要从高大上变得接地气贴近受众生活，系统化制作是传统媒体的优势，但是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之间要秉承着相互学习的态度，共同进步。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举办的“后疫情”论坛第六期，邀请资深媒体人探讨疫情之下的新闻报道。（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5月13日电（实习记者　李舒展）由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举办的“后疫情”论坛第六期于5月11日采用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论坛邀请了四位资深新闻媒体人带领我们透视这场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的中国舆论场和此次疫情报道中新闻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论坛由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校友魏畅主持。

　　论坛中，曾任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评社编委、国际部主任郭至君首先针对疫情对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冲击以及后续会带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享。“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仅停留在医疗与公共健康领域，也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认知、心理等多个方面。使得“魔幻开年”的2020载入了人类史册。作为媒体人，这几个月我每天都在接触大量的有关新冠病毒的国内外报道，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舆论场和西方舆论场的不同，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大众传媒对公众强大的引导能力。为这次疫情中出现的政治化操作和民粹主义颇为担忧。究竟为什么这次的疫情如此迅速地和政治、民粹挂上了钩？以及在面对巨大的信息量和信息流时，媒体应当如何引导公众做出理性判断？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郭至君说。

　　郭至君表示，纵观大量西方国家有关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从时间上我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1月23日武汉封城——2月中旬。中国深陷疫情漩涡，中国以外的地区得以幸免。当时，西方舆论心态多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西方国家政府并没有批评中国应对迟缓或不透明，相反，他们高度赞扬中国的抗疫举措。第二阶段，2月下旬——3月上旬。欧美成了疫情中心，自顾不暇，仓促应战，舆论聚焦本国抗疫防疫，涉华舆论相对平静。第三阶段，3月中旬后。欧美国家疫情失控爆发，西方国家舆论把矛头重新转向中国，掀起一波攻讦、指责、谩骂、污名化中国的浪潮。

　　关于疫情政治化方面，郭至君表示，真相往往被偏见掩盖，中国国内抗疫的舆论场和西方针对新冠疫情的舆论场“互不对付”，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不同意识形态的网民的针锋相对，从而激起了民粹主义的上升，进而负面地影响到了国际关系。不可否认，疫情政治化带来极端民粹思潮，一些民粹主义者利用病毒这个新的“敌人”来捞取政治资本。随着这次疫情的影响逐步扩大，西方一些人对疫情的恐慌和愤怒，逐渐在被“带节奏”之下转变为对中国的怨愤和指责，乃至出现种族歧视和暴力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