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权：游锡堃要当“修宪”的急先锋和推动者？

　　中评社香港5月7日电／澳门新华澳报今天发表富权的文章说，台湾“独派”组织“台湾制宪基金会”提出两道“制宪公投”题，并于四月三十日向“中选会”送交各超过三千份的提案书，履行“公投案”的第一阶段手续后，让在十二年前出任民进党主席时，主持制定《正常国家决议文》的“立法院长”游锡堃颇为兴奋，感到制定“正常国家”的“新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他向“立法院”送交民进党的“修宪”时程”两个版本（方案一与方案二）；方案一是民进党认定的可行版本，若未来成局，将是台湾政治史上第一个“修宪”绑大选”大版本。而台湾民众党党团也已提案，标的是在本会期内完成“修宪”委员会”组成的“公决案”，并在四月二十八日亦即“台湾制宪基金会”对外宣布将会策动“制宪公投”的翌日，由朝野政党同意径付二读，并由游锡堃召集朝野党团协商。

　　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公投”。“制宪公投”是“直接民主”之举，也是“直接民意”的表达。“公投”所具有的创制权与复决权，是人民“直接立法”的方式。其中创制权属“积极的直接立法权”，由人民取代议会制定法规，透过投票方式创设中央或地方的法规；而复决权则是属于“消极的直接立法”，当人民反对立法机关或制宪机关通过的法律案时，以投票方式决定该法案是否作为法律或“宪法”。

　　而游锡堃在“立法院”推动的“修宪公投复决绑大选”，在“公投复决”部分是属于“宪法”规定的“修宪”必须经过的程序。实际上，二零零五年的第七次“修宪”，将“修宪权”由“国民大会”（第六次“修宪”已经巨人的废除，因而此次“修宪”由“任务型国大”执行）改为分两阶段执行，首先是由“立法院”提案，必须由四分之一“立委”（二十八人）提议，四分之三（八十五人）出席，出席“立委”四分之三（最少六十四人）决议。第二阶段是“立法院”通过“修宪”案”后，进行为期半年的“公告”，然后择期由选民进行“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的半数（约九百六十六万），即获通过。

　　因此，“台湾制宪基金会”提出的“制宪公投案”，在完成所有前期程序，正式付诸“公投”之前，只能算是民间活动，任何人有兴趣也自认为有能力，都可以“玩一铺”。如果“统派”认为具有足够的实力，同样也可以发动“统一公投”。不过，在台湾地区现时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显然是并不现实。但有时也确实是令人感到“统派”不争气，因为“统派”太严肃正派，什么都是“按规矩来做”，而不像“独派”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明知要真正推动“台独”不行，连陈水扁也说了大白话：“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也要嘻皮笑脸地进行这种那种的“台独”宣传活动，以赚取声量。如果“统派”也像这样行事的话，不至于声音会越来越小。 　　与“制宪公投”是属于人民行使“直接立法权”的创制权相比，“修宪”复决公投”则是属于复决权，是法定的“修宪”重要程序，因而也是公权力行为，而且其前提是必须由“立法院”经过严格的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而不像“公投”那样，普通选民也可发动。而且，倘“立法院”有“立委”或党团提交已经获得所有“立委”四分之一连署支持的“修宪提案”，必须先行透过程序委员会列入院会报告事项处理，然后由朝野共同协商人数比例组成的“修宪”委员会”负责审查“修宪案”。“修宪”委员会”的名额为“立委”总额三分之一加一人（三十九人），由各政党（政团）依其院会席次比例分配，并依保障少数参与原则组成之。会议须有委员三分之一出席，议决须有出席委员二分之一同意。“修宪”委员会”讨论并同意后，才算完成初审，并送交院会进行二、三读程序。全案在进入二、三读程序后，全体“立委”四分之三出席讨论，出席“立委”中的四分之三同意，才能送出“立法院”，交由“公民投票复决”。因此，整个过程就是公权力行为，而且“门槛”极高。

　　曾经当过“行政院长”和民进党主席的游锡堃，现在虽然是民进党的“普通党员”，但却是“立法院长”。而从上述“修宪”的第一阶段看，就是“立法院”在行使提案权。因此，他以此身份提出“修宪”绑大选”，可能说得过去。

　　不过，严格来说，“院长”虽然在“立法院”内的权力极大，但在整体政治体制上，却并非很大。除了是出任“国家大典”的主席，及“总统”就职交接的主持，以及参与由“总统”主持的“院际”协调会之外，就没有什么权力。而决定“公投”日期的权力，在“中选会”及其背后的“行政院长”以至“总统”，并非是游锡堃可以“话事”。

　　诚然，“公投绑大选”本来就是民进党的“看家本领”。二零零三年通过的《公民投票法》，是没有“公投绑大选”的硬性规定的。但争取连任的陈水扁在面对“连宋配”的强大威胁压力下，决定利用《公投法》第十七条的“窍门”，由“行政院”发动“防御性公投”，意图以“公投票”来带动他的“总统”票”当然也是以他的“总统”票”来拉动“公投票”。在此后两次公职选举，也实行“公投绑大选”，而且连国民党也提出“公投案”，以反制民进党的“公投案”。但由于当时的“门槛”很高，三次六道“公投题”都铩羽而归。 　　后来在民进党等等推动下，修改《公投法》，降低了“门槛”。民进党再次玩弄“公投绑大选”，在二零一八年的“九合一”选举中，抛出几道“公投”题，希望能有助于民进党候选人的得票率。岂知适得其反，此时民进党的选情本来就很，再加上民进党提出的几道“公投”题，虽然得到部分人的支持，但却惹来更多选民的反感，因而这些“公投”题不但帮助不了民进党，反而还以为是令民进党输得更惨。因而民进党又利用在“立法院”的多数议席，再次修改《公投法》，明定“公投”不得“绑大选”，而且为了带动社会成本，也不能随时进行“公投”，而是规定自二零二一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公投”日为八月第四个星期六，因此第一个“公投日”将在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举行。

　　倘若经过修订的《公投法》有关“公投”与大选“脱钩”的规定，同样也适用于“宪法”修正案”的“公投复决”的话，“修宪”复决公投”就是一句废话，受到法律禁制。而是必须像其他“公投案”那样，被安排在每两年一次的“公投日”付诸“公投”。但考虑到“修宪”案”在“立法院”审议讨论需要较多时间，再加上要“公告”半年，因而即使是“宪法”修正案”能够出得了“立法院”的大门，也赶不上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的第一个“公投”日，而是必须等到二零二三年八月，才能实行“公投复决”。

　　当然，如果“修宪”复决公投”不受“公投与大选脱钩”规定的限制，要赶在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举行的“九合一”选举时，实施“公投绑大选”，可能也将会遇到不少困难。首先就是倘“修宪”案”的内容涉及到敏感的“统独”问题，必定会在“立法院”内外以至两岸间掀起政治巨浪，窒碍难行。而仅是进行技术性修订，如将选民年龄降到十八岁等，却又显得“大炮打蚊仔”，动用那么多政治资源，得益那么小，不成正比。 　　中评社香港5月7日电／澳门新华澳报今天发表富权的文章说，台湾“独派”组织“台湾制宪基金会”提出两道“制宪公投”题，并于四月三十日向“中选会”送交各超过三千份的提案书，履行“公投案”的第一阶段手续后，让在十二年前出任民进党主席时，主持制定《正常国家决议文》的“立法院长”游锡堃颇为兴奋，感到制定“正常国家”的“新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他向“立法院”送交民进党的“修宪”时程”两个版本（方案一与方案二）；方案一是民进党认定的可行版本，若未来成局，将是台湾政治史上第一个“修宪”绑大选”大版本。而台湾民众党党团也已提案，标的是在本会期内完成“修宪”委员会”组成的“公决案”，并在四月二十八日亦即“台湾制宪基金会”对外宣布将会策动“制宪公投”的翌日，由朝野政党同意径付二读，并由游锡堃召集朝野党团协商。

　　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公投”。“制宪公投”是“直接民主”之举，也是“直接民意”的表达。“公投”所具有的创制权与复决权，是人民“直接立法”的方式。其中创制权属“积极的直接立法权”，由人民取代议会制定法规，透过投票方式创设中央或地方的法规；而复决权则是属于“消极的直接立法”，当人民反对立法机关或制宪机关通过的法律案时，以投票方式决定该法案是否作为法律或“宪法”。

　　而游锡堃在“立法院”推动的“修宪公投复决绑大选”，在“公投复决”部分是属于“宪法”规定的“修宪”必须经过的程序。实际上，二零零五年的第七次“修宪”，将“修宪权”由“国民大会”（第六次“修宪”已经巨人的废除，因而此次“修宪”由“任务型国大”执行）改为分两阶段执行，首先是由“立法院”提案，必须由四分之一“立委”（二十八人）提议，四分之三（八十五人）出席，出席“立委”四分之三（最少六十四人）决议。第二阶段是“立法院”通过“修宪”案”后，进行为期半年的“公告”，然后择期由选民进行“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的半数（约九百六十六万），即获通过。

　　因此，“台湾制宪基金会”提出的“制宪公投案”，在完成所有前期程序，正式付诸“公投”之前，只能算是民间活动，任何人有兴趣也自认为有能力，都可以“玩一铺”。如果“统派”认为具有足够的实力，同样也可以发动“统一公投”。不过，在台湾地区现时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显然是并不现实。但有时也确实是令人感到“统派”不争气，因为“统派”太严肃正派，什么都是“按规矩来做”，而不像“独派”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明知要真正推动“台独”不行，连陈水扁也说了大白话：“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也要嘻皮笑脸地进行这种那种的“台独”宣传活动，以赚取声量。如果“统派”也像这样行事的话，不至于声音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