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心院舍遇上疫情
邹铮自小住在母亲经营的安老院内，见过太多公公婆婆孤寂无奈的脸容与生老病死。“妈妈是在大陆读医科的，但来港后专业不被承认，要到工厂当女工，晚上在安老院做杂工，她看见安老院需求很大，两年后便自立门户开办了一间安老院；而我便住在安老院里，看尽生死。”
邹铮坦言，当时她并不喜欢和公公婆婆相处，“害怕和他们刚熟悉了，又要别离，感觉不好受。”但自从接手妈妈生意后，她转换心情把老人家拥于怀中。“每个人都会老，如果我入住安老院，希望生活是怎样的？想不想有人关心？只要设身处地想一下，便能与他们愉快相处了。”
邹铮是家中独女，早年嫁到外国生活，2011年因母亲年老退休，才回港接手妈妈苦心经营了一生的安老院。“接手初期，对香港安老服务很不满意，无论生活环境或照顾老人方面，我都想进行大革新，注入西方管理模式，改善环境，并加强照顾长者心灵上的需要。”结果在短时间里，邹铮把安老院由甲二质素提升到甲一级别，后更新增两间甲一级院舍。
“其实老人家很简单，只要你说声早晨、叫一声他们的名字，他们便满足了！”
为了让老人家过得充实一些，邹铮经常搞搞新意思，例如举办时装表演、化妆比赛，又找来宠物医生，让老人家打开心扉。“他们玩得开心，我们也看到老人家天真可爱的一面。平时很酷的公公，与小狗共处时，会慢慢摸牠，甚至主动哄牠玩；在化妆比赛中，发现很多婆婆其实很贪靓呢！”
“这段日子里，他们都不习惯突然没有亲人、义工来探访，有的会问为什么？”
新冠病毒对长者群体危害大，致死率高加上口罩紧绌，近月不少活动及兴趣小组都要取消，莫说义工，就算家属都谢绝探访，长者好像被隔离了。“前线职员会解释和安慰他们，又或者用视像帮他们和亲友联络见面。”邹铮说，长者就算明白，也难掩心中的孤寂、无奈，常常见到他们眼湿湿、情绪低落。有些长者更会发脾气、少了说话。前线的护理员这时便要充当辅导员，听他们倾诉，陪他们说笑。
“看见外国那种大爆发，怎敢松懈，我每天回到院舍，第一件事便是巡房，走到床边跟老人家打招呼。”邹铮比平时加倍关注长者的精神状态，“有位103岁的婆婆，日日都要见到女儿才肯吃饭，我们也明白实际需要，所以都会酌情处理，带婆婆出来特设的会客室，跟家人会面。”
与此同时，院舍也要兼顾家属的情绪。“有时家属不了解，争论为什么不准探访？我们尝试用家属的心情去想，看见他们的痛点，这也是我工作的一个使命。“早前有一位伯伯，住院舍两年来都只见其第三女来探他，有一天，伯伯在洗手间突然跌倒去世，他的三个女儿怪责院舍，一时说要报警、一时又说要翻看CCTV，我明白她们不能接受爸爸突然去世的悲痛心情，所以酌情让她们翻看伯伯跌倒前的CCTV，结果她们一看见影像中的老父，便忍不住放声大哭。”眼泪暗藏了多年来对老父的感情和内疚。邹铮之后与三姐妹分享了伯伯在院舍活动时的相片和生活点滴，她们释怀了。“这是个治疗的过程。多年来看到家属的痛苦，我明白服侍老人之外，家属也要适切关心的。”
疫情之下，邹铮明白到原来所谓革新，不仅是在硬件上或形式上，更要在心灵上触摸到长者和家属。
邹铮自小住在母亲经营的安老院内，见过太多公公婆婆孤寂无奈的脸容与生老病死。“妈妈是在大陆读医科的，但来港后专业不被承认，要到工厂当女工，晚上在安老院做杂工，她看见安老院需求很大，两年后便自立门户开办了一间安老院；而我便住在安老院里，看尽生死。”
邹铮坦言，当时她并不喜欢和公公婆婆相处，“害怕和他们刚熟悉了，又要别离，感觉不好受。”但自从接手妈妈生意后，她转换心情把老人家拥于怀中。“每个人都会老，如果我入住安老院，希望生活是怎样的？想不想有人关心？只要设身处地想一下，便能与他们愉快相处了。”
邹铮是家中独女，早年嫁到外国生活，2011年因母亲年老退休，才回港接手妈妈苦心经营了一生的安老院。“接手初期，对香港安老服务很不满意，无论生活环境或照顾老人方面，我都想进行大革新，注入西方管理模式，改善环境，并加强照顾长者心灵上的需要。”结果在短时间里，邹铮把安老院由甲二质素提升到甲一级别，后更新增两间甲一级院舍。
“其实老人家很简单，只要你说声早晨、叫一声他们的名字，他们便满足了！”
为了让老人家过得充实一些，邹铮经常搞搞新意思，例如举办时装表演、化妆比赛，又找来宠物医生，让老人家打开心扉。“他们玩得开心，我们也看到老人家天真可爱的一面。平时很酷的公公，与小狗共处时，会慢慢摸牠，甚至主动哄牠玩；在化妆比赛中，发现很多婆婆其实很贪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