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力挽狂澜必须敢于碰硬

　　中评社北京4月13日电／大公报13日评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持续恶化，香港防控疫情工作十分艰苦。与时同时，全球经济衰退征兆愈益明显，甚至可能演变为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香港从去年第二季开始的经济衰退，肯定将贯穿今年。如果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那么，明年香港经济很可能继续衰退。当然，迫在眉睫的是尽快控制疫情，还有，便是日益逼近的今年9月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已亮明目标──第七届立法会过半数议席是志在必得，这是他们夺取香港特区管治权的关键中间台阶，如果得逞，他们就能立即逼现任行政长官下台，就有希望在没有达至所谓“真普选”的背景下，把他们的代理人推上行政长官位置。一旦香港为“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所把控，防控疫情和应对经济衰退甚至萧条都将陷入混乱。在这样的意义上，不让第七届立法会控制权落入“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之手，是香港最迫切的大事。

　　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第一责任人。面对空前艰难复杂的局面，她和管治班子需要展示无畏气概和超卓胆识。

　　换一个角度。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并颁布30周年文章中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实践已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步显现，尤其去年“修例风波”发生大量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而许多深层次问题都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时期。我理解，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也需要特区政府展示无畏气概和超卓胆识。

　　然而，不能不指出，多年来特区历届政府都表现一个相同弱点，即欠缺向“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示硬的魄力，尤其，遇到立法会选举，动机是冠冕堂皇的──为了不影响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的选情。而且，由于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均为建制派占大多数议席，上述不示硬的举措，似乎没有错。

　　其实，这样的取态，出于两类人的两种不相同的立场。一类人是隐性的“拒中抗共”分子或者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的同情者，他们根本抵触甚至反对实施被视为偏向“一国”的政策措施以及任用被标签“红色”的人士。另一类人，政治立场与前一类人迥异，但是，顾虑香港政局稳定，面对“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得到传统既得利益集团和传统核心价值持有者的支持或同情，选择“投鼠忌器”。政治立场不同，表面看相似的态度其实是有区别的，前一类人对“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是姑息，后一类人则是容忍。

　　政府须展示气概和胆识

　　然而，不能不指出，如今香港许多深层次问题都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地步，在颇大程度上，与这两类人出于不同政治立场却对“拒中抗共”政治势力采取姑息或容忍态度有关。由于姑息或容忍的态度对香港政治的负面影响需要时间来形成，在时间上也就表现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实践已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

　　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眼下，特区政府是否具备了敢于向“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示硬的气概和胆识了呢？

　　最近一件事，值得深思。今年清明节全国举行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哀悼活动。澳门特区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在4月4日全国哀悼活动期间，澳门所有政府机关、立法和司法机关、驻外办事处、学校、公共地点下半旗志哀，并且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以及所有具庆祝或喜庆性质的活动；从4月4日上午10时开始，全体澳门居民默哀3分钟以表达澳门特区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相比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安排是，4月4日悬挂国旗及区旗的政府机构下半旗（包含国旗和区旗），上午10时开始，行政长官与立法会主席、行政会议成员以及司局长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默哀3分钟。

　　我无意批评香港特区的安排。但是，香港与澳门安排不一样引起我思考。首先，两个特区安排的差别，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无关。

　　换言之，在“一国两制”下，特区可以与内地一样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哀悼活动表示哀悼。香港相对于澳门的“缩水”，是香港删了政府驻外机构和民间的哀悼活动。

　　我的猜测是，香港特区政府也许是顾虑民间未必遵循，甚至顾虑一些人可能反感而影响政府管治威信以及即将来临的立法会选情。这样的顾虑如果真有，大可不必。死者为大，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清明节又是中国悼念亲人的传统节日。何况，在当前疫情中也有香港的同胞去世。至于不要求香港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令人费解。君不见欧盟和英国驻华官方机构在4月4日都下了半旗？ 　　中评社北京4月13日电／大公报13日评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持续恶化，香港防控疫情工作十分艰苦。与时同时，全球经济衰退征兆愈益明显，甚至可能演变为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香港从去年第二季开始的经济衰退，肯定将贯穿今年。如果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那么，明年香港经济很可能继续衰退。当然，迫在眉睫的是尽快控制疫情，还有，便是日益逼近的今年9月举行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已亮明目标──第七届立法会过半数议席是志在必得，这是他们夺取香港特区管治权的关键中间台阶，如果得逞，他们就能立即逼现任行政长官下台，就有希望在没有达至所谓“真普选”的背景下，把他们的代理人推上行政长官位置。一旦香港为“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所把控，防控疫情和应对经济衰退甚至萧条都将陷入混乱。在这样的意义上，不让第七届立法会控制权落入“拒中抗共”政治势力之手，是香港最迫切的大事。

　　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第一责任人。面对空前艰难复杂的局面，她和管治班子需要展示无畏气概和超卓胆识。

　　换一个角度。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并颁布30周年文章中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实践已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步显现，尤其去年“修例风波”发生大量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而许多深层次问题都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时期。我理解，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也需要特区政府展示无畏气概和超卓胆识。

　　然而，不能不指出，多年来特区历届政府都表现一个相同弱点，即欠缺向“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示硬的魄力，尤其，遇到立法会选举，动机是冠冕堂皇的──为了不影响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的选情。而且，由于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均为建制派占大多数议席，上述不示硬的举措，似乎没有错。

　　其实，这样的取态，出于两类人的两种不相同的立场。一类人是隐性的“拒中抗共”分子或者是“拒中抗共”政治势力的同情者，他们根本抵触甚至反对实施被视为偏向“一国”的政策措施以及任用被标签“红色”的人士。另一类人，政治立场与前一类人迥异，但是，顾虑香港政局稳定，面对“拒中抗共”政治势力得到传统既得利益集团和传统核心价值持有者的支持或同情，选择“投鼠忌器”。政治立场不同，表面看相似的态度其实是有区别的，前一类人对“拒中抗共”政治势力是姑息，后一类人则是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