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编译：中美两国为什么需要彼此？

　　中评社香港4月14日电（记者　郭至君编译）截至香港时间4月13日，美国已有超过55万例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确诊和死亡人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近1,700万美国人在过去三周内申请了失业救济，使美国的失业率几乎达到15%。中美关系也似乎在这场大流行病之下继续渐行渐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Ali Wyne撰文呼吁，美中两国之间必须进行合作，否则很难想象如何可以成功遏制这场全球大流行病。

　　文章指出，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会如何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早在第一例致命病毒被记录在案之前，美国就对中国的发展轨迹逐渐感到失望。“到2019年底，”《纽约客》的埃文•阿斯诺斯(Evan Osnos)今年年初评论道，“华盛顿当局几乎已经放弃了与中国的接触。”直觉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只会巩固这种态势。

　　全球大流行病实际上可能会使美国制定连贯的对华政策的努力复杂化，因为它生动而痛苦地展示了重新调整中美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所涉及的挑战。一方面，通过强调美国在医疗供应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可能会加大前者为脱钩两国经济所做努力的力度和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展示战略上的不信任甚至排除了最明显的必要合作，则可能会增加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必须确保持续的经济部分“脱钩”不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大规模的外交关系破裂。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8年华盛顿个人防护装备(PPE)进口中，48%来自北京。此外，美国商务部指出，在华盛顿进口的布洛芬(95%)、氢化可的松(91%)和对乙酰氨基酚(70%)中，中国也占了最大份额。中方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3月初新华社的一篇文章警告说，如果禁止中国这类药物出口到美国，“美国将陷入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地狱”。

　　为了加强美国的医疗自给自足，参议员乔希•霍利(共和党-密苏里州)于2月27日提出了《医疗供应链安全法案》。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于3月19日提出了《保护我国药品供应链不受中国影响法案》。同一天，《每日野兽》报道了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主任彼得•纳瓦罗正在起草的一项行政命令，题为“通过确保美国制造的基本药物和医疗对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加强国防”。 　　这些措施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不仅需要减少对中国医疗产品的依赖，而且更广泛地说，美国需要恢复本土的制造基地。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济规模超过7万亿美元，但在新冠病毒进入美国国境后，美国几乎立即就出现了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特朗普政府援引了《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这是一部朝鲜战争时期的国家安全动员法，目的是为私营部门生产通风设备提供便利，并正在争取来自中国、洪都拉斯、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台湾、泰国和越南的制造商，以确保个人防护装备的供应。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处于这种境地，是因为它在本世纪头十年实际上“出口”了自己的制造业基地到中国。

　　特朗普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削弱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技术依赖，包括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针对中国主要电信公司，以及限制新兴技术对中国的出口。虽然有些观察家猜测,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产生商业休战，但大流行病可能迫使上述措施的拥护者辩称，特朗普政府需要更积极地采取行动减少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美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而言，世界超级大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功能关系是多么不可或缺。尽管大流行病对全球健康造成的后果已经令人震惊，但随着冠状病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贫困、人口稠密的大片地区传播，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难以估量。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世界正走向比大萧条更严重的衰退，这场经济灾难正蓄势待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中两国之间的一点点合作，任何遏制大流行病的努力将如何取得成功。美中两国的合作影响世界生产总值的40%，并且他们共同拥有无与伦比的生物医学专业知识。

　　2009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升级了小布什政府2006年9月设立的中美两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主持对话的中美两国高官几乎都认为，“只有美国或中国能够独自解决全球问题。”没有美中两国的共同努力，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协调对于确保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会演变成一场1930年代规模的大萧条至关重要。此外，美中两国在抗击非典、甲型H1N1流感和埃博拉病毒方面进行了合作，从小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到奥巴马政府结束的这15年间，中美卫生保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卫生和经济紧急状况，反而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敌意。美国和中国在新冠病毒肆虐之时，并没有合作确定病毒的来源，也没有对其严重程度发出早期警报并共同开发潜在的治疗方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指责，并试图将对方框定为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人们只能希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通话会促使两国改变路线。

　　这场危机最终会过去，但我们将来还会面临其他危机，它们也会要求华盛顿和北京双方将战略竞争置于人类需求之后。虽然不太清楚这场大流行病将如何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到，尽管美国政府可能希望与中国展开更激烈的经济竞争，但它同样也必须与中国保持合作的底线。 　　中评社香港4月14日电（记者　郭至君编译）截至香港时间4月13日，美国已有超过55万例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确诊和死亡人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近1,700万美国人在过去三周内申请了失业救济，使美国的失业率几乎达到15%。中美关系也似乎在这场大流行病之下继续渐行渐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Ali Wyne撰文呼吁，美中两国之间必须进行合作，否则很难想象如何可以成功遏制这场全球大流行病。

　　文章指出，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会如何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早在第一例致命病毒被记录在案之前，美国就对中国的发展轨迹逐渐感到失望。“到2019年底，”《纽约客》的埃文•阿斯诺斯(Evan Osnos)今年年初评论道，“华盛顿当局几乎已经放弃了与中国的接触。”直觉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只会巩固这种态势。

　　全球大流行病实际上可能会使美国制定连贯的对华政策的努力复杂化，因为它生动而痛苦地展示了重新调整中美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所涉及的挑战。一方面，通过强调美国在医疗供应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可能会加大前者为脱钩两国经济所做努力的力度和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展示战略上的不信任甚至排除了最明显的必要合作，则可能会增加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必须确保持续的经济部分“脱钩”不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大规模的外交关系破裂。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8年华盛顿个人防护装备(PPE)进口中，48%来自北京。此外，美国商务部指出，在华盛顿进口的布洛芬(95%)、氢化可的松(91%)和对乙酰氨基酚(70%)中，中国也占了最大份额。中方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3月初新华社的一篇文章警告说，如果禁止中国这类药物出口到美国，“美国将陷入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地狱”。

　　为了加强美国的医疗自给自足，参议员乔希•霍利(共和党-密苏里州)于2月27日提出了《医疗供应链安全法案》。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于3月19日提出了《保护我国药品供应链不受中国影响法案》。同一天，《每日野兽》报道了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主任彼得•纳瓦罗正在起草的一项行政命令，题为“通过确保美国制造的基本药物和医疗对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加强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