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疫情下中国对外关系的三重角力
中评社北京4月8日电（评论员 林艶）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7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已超百万，势头至今未见衰减。很多人将此次疫情与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公元541年查士丁尼瘟疫、中世纪欧洲黑死病、16世纪美洲大瘟疫和一战时期的西班牙流感等相提并论，并认为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染病人口之多，有过之而无不及。历次大瘟疫，使雅典由盛转衰，东罗马帝国一蹶不振，欧洲文明进程被彻底改写，美洲加速进入殖民时代，一战被迫提前结束，不断展现出影响大国国运、重塑世界格局的历史之力。可以想见，多少年后，当人们回顾21世纪20年代初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同样会看到，人类社会即将因这一重大疫情而走入新的重大变局。
作为疫情的首先发现地，以及唯一在疫情应对上已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大国，中国，无疑正处于这场大变局的中心。疫情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将绝不止于公共安全卫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层面，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应当看到，面对疫情搅动下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在“上半场”迫于防疫压力，处理上偏重防御和适应，重在化解西方的指责攻击和一些国家地区的排华情绪；而随着本土疫情基本得到遏制和各国疫情的井喷式爆发，“下半场”的中国，在疫情外交方面逐渐具备了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作为的有利条件，但也不可避免遭到了世界旧秩序旧格局的强大反扑和阻力。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对外关系面临三重角力，能否在此过程中兴利除弊，化危为机，将从根本上决定着后疫情时代中国面临着怎样的国际新格局。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逆全球化”思潮之间的角力。近年来，美欧主要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受其影响，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各扫门前雪的心态十分突出，使此次疫情防控成为自冷战以来人类在重大危机面前最为涣散的一次国际合作。不仅如此，病毒的跨国传播加剧了部分人对全球化的批判，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因中国前期停工停产提出要反思对中国的过分依赖，“逆全球化”借疫情进一步蔓延的风险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从最初的隔岸观火到后来深陷其中，疫情的发展也让西方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人类文明已经回不到以邻为壑就可独善其身的时代，各国唯有顺应潮流、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应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在两种对立思潮被同时催谷的关键时刻，中国能否围绕疫情开展有效的话语构建和行动示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思潮博弈中占优乃至胜出，营造出于己有利的国际潮流，势将成为摆在中国对外关系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
第三，中国制度话语权与意识形态包围圈之间的角力。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不断对中国制度提出批评和质疑，宣扬中国扼杀自由、没有人权、不够民主等，构建起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包围圈。为争取突围，近年来中国也在加强话语体系构建，而此次疫情，则给中国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最为生动的注解。比如，4万多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9天建成全球最快口罩生产线、10天建成一座火神山医院，深刻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比如，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和西方民众的自由主义倾向在疫情防控中形成鲜明对比，证明了中国制度有其自身社会土壤，适合本国国情；比如，在人权方面，中国反覆强调的生存权、发展权在疫情背景下更显珍贵，西方抗疫实践也体现出这些权利有比其他权利更高的价值位阶；比如，从中央到基层，各行各业的党员奋战在抗疫一线，表明对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简单按照西方传统政党学来理解，等等。在意识形态总体西强我弱的今天，能否通过把这些抗疫故事挖深讲好，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正本清源，打破围堵、争取话语权，是疫情下中国与世界互动另一条值得观察的重要主线。
当然，中国对外关系的三重角力每一重都不轻松，我们不能过高自我估计，做超越阶段的事，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更不能觉察不到变局中的危与机，坐等疫情搅动后新的世界潮流向于我不利的方向涌去。我们认为，因应复杂局面，各部门可以协作形成疫情下的“大外交”格局。中方可以根据疫情公共议题胜于政治议题的特点，加强民间外交和互联网宣传力度，提升对各国民众的直接传播。若能加强对外援助的顶层设计，明确重点援助领域，树立合适受援国典型，让疫情援助与“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形成政治合力，中国则更加可能在纷繁复杂的多重角力中破题。
我们相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不仅能够持续控制好国内疫情，也一定有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疫情下的对外关系，交出一份无愧后人的高分答卷。
中评社北京4月8日电（评论员 林艶）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7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已超百万，势头至今未见衰减。很多人将此次疫情与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公元541年查士丁尼瘟疫、中世纪欧洲黑死病、16世纪美洲大瘟疫和一战时期的西班牙流感等相提并论，并认为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染病人口之多，有过之而无不及。历次大瘟疫，使雅典由盛转衰，东罗马帝国一蹶不振，欧洲文明进程被彻底改写，美洲加速进入殖民时代，一战被迫提前结束，不断展现出影响大国国运、重塑世界格局的历史之力。可以想见，多少年后，当人们回顾21世纪20年代初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同样会看到，人类社会即将因这一重大疫情而走入新的重大变局。
作为疫情的首先发现地，以及唯一在疫情应对上已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大国，中国，无疑正处于这场大变局的中心。疫情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将绝不止于公共安全卫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层面，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应当看到，面对疫情搅动下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在“上半场”迫于防疫压力，处理上偏重防御和适应，重在化解西方的指责攻击和一些国家地区的排华情绪；而随着本土疫情基本得到遏制和各国疫情的井喷式爆发，“下半场”的中国，在疫情外交方面逐渐具备了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作为的有利条件，但也不可避免遭到了世界旧秩序旧格局的强大反扑和阻力。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对外关系面临三重角力，能否在此过程中兴利除弊，化危为机，将从根本上决定着后疫情时代中国面临着怎样的国际新格局。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逆全球化”思潮之间的角力。近年来，美欧主要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受其影响，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各扫门前雪的心态十分突出，使此次疫情防控成为自冷战以来人类在重大危机面前最为涣散的一次国际合作。不仅如此，病毒的跨国传播加剧了部分人对全球化的批判，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因中国前期停工停产提出要反思对中国的过分依赖，“逆全球化”借疫情进一步蔓延的风险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从最初的隔岸观火到后来深陷其中，疫情的发展也让西方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人类文明已经回不到以邻为壑就可独善其身的时代，各国唯有顺应潮流、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应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在两种对立思潮被同时催谷的关键时刻，中国能否围绕疫情开展有效的话语构建和行动示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思潮博弈中占优乃至胜出，营造出于己有利的国际潮流，势将成为摆在中国对外关系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