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抗中的文化战略
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在我看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控制只是一时之事，将来必然很快可以获得解决，但中、美文明冲突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才是长久的根本之计。
这次台湾总统大选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投票之前上百万“韩粉”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造势大会的场面，使得韩国瑜获得了552万张选票；不料“韩粉”声势浩大的造势，却激起年轻世代“英粉”的危机感，他们低调地返乡投票，却使蔡英文获得817万张票，而赢得这次大选！
这是有史以来，台湾地区历届总统大选中，最为明显的一次“民粹对决”。就选举的结果来看，这是一次“讨厌民进党”和“讨厌国瑜党”的对决；就选举时的社会氛围来看，却是“选美国”和“选中国”的对决。更清楚地说，这次大选根本就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为什么呢？
一、代理人的战争
去年四月，美国国务卿龎培欧已经很淸楚地表明：中美双方的贸易战争，在本质上是“文明冲突”。美国政府已经拟好了类似二战后冷战的“X计划”，准备全面围堵中国。这次台湾大选，其实是一场围堵中国的“网络战争”。
再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选举结果可以追溯到1994年李登辉全力推动的“教改”。所谓的“自由派”不惜以牺牲整个教育体制作为代价，逐步推动“去中国化”的教育改革，很成功地培养出“媚日、亲美、反中”的“天然独”世代，也不知不觉地使台湾在中西文明的夹缝中，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
选举过后，蔡英文接受BBC专访，被问到两岸面临战争风险时，她的回答是：“不能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但除了军事准备外，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得到国际的支持……我们有相当不错的能力，对中国来说，入侵台湾的代价将非常巨大。”她在接受亲绿媒体专访时，有人提到：有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次选举是美国代理人与中国代理人的战争，“也有点过头了”，台湾人在这次选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蔡英文本人并不否认：这次选举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而且她自己也准备好要继续打这场“代理人战争”。我们不妨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回顾中、美之间的国际关系，来思考所谓“代理人战争”的现代意义。
二、日本侵华的影武者
美国原本是英国殖民地，从1775年发动独立战争成功之后，便采取“扩张主义”（Expansionism）的政策，从原本的北美十三州，逐步往西扩张，在美墨战争中，打败墨西哥，使其承认德克萨斯为美国领土，并割让加利福尼亚。南北战争后，从沙俄购买阿拉斯加（1867），而开始往太平洋发展。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领所谓“黑船”的“密西西比号”等三艘军舰绕过好望角东来，7月8日出现在日本伊豆半岛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强迫当时执政的幕府开港，放弃锁国政策。
随后，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领小笠原群岛，并和琉球国王缔结条约，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权利。他路经台湾的时候，发现台湾非常适合作为美国向东方发展的根据地。台湾岛上丰富的煤矿，可以供应商物轮船与海军船舰往来补给燃煤。由于中国海上海盗出没频繁，培里更建议在台湾建立美国的海军基地。企图将太平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影武者”。
在鸦片战争后，美国援《南京条约》之例，与清廷订立《天津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当时美国驻厦门领事，是南北战争中曾建立军功的李仙得（C.W.Le Gendre）。他获知此事，立刻向北京美国使馆及美国政府请示对策；同时赶到福州，与闽浙总督交涉，要求按照中美《天津条约》，严令台湾地方官员救出遇害人员，并严惩原住民。
不料刘明灯等人竟然告诉他：原住民是“琅峤生番”，其居住地不归中国官府管辖。李仙得因而对台湾原住民土地的所属及管辖产生质疑，号称“中国通”及“台湾通”的李仙得在处理罗发号事件的过程中，发现台湾岛上有两个政权，一是代表汉人的清朝廷，另一是代表原住民的头目。清朝统治台湾以来，采取分疆划界的策略，对于原住民活动地区设“土牛”，以封山禁绝的方式，将原住民居住地视为“化外之地”，是清廷统治权所不能及的地方。国际船难事件发生时，受难者找管辖国理论，清廷总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为由，推诿责任。
李仙得因此提出“番地无主论”（non-territory），认为当时清廷在台湾设立的官方机构最南只管辖到枋寮。枋寮以南，甚至东岸宜兰以南的后山，都是“无主地”，原住民的活动空间不隶属于任何政权。他还出版了《台湾番地所属论》，质疑清廷对台湾的主权。
李仙得跟各方面交涉的心得是：跟清朝官吏谈判，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原住民虽然有“出草”的习俗，反倒可以和平交往的方式，跟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但十八番社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跟一社订立协议，救护失事船员，并无法约束其他社的行动。而且在枋寮以南，清廷并没有委派救难人员。原住民碰到遇难人员，无法送到远方，干脆“杀掉了事”。
他主张：对船难漂流者惩凶的原住民，清廷既然不愿处理，最好由日本来承担。因为台湾位于宫古岛附近，地理位置相当靠近日本。如果日本占领台湾，对其他强权不会造成威胁。若是日本不愿意，假以时日，英、美强权也会占领台湾。
1874年，两艘石恒岛与宫古岛船对琉球国年度进贡之后，返航途中，遭遇暴风雨，漂流到恒春南端，幸存上岸的六十六个琉球民，有五十四人被排湾族的高士佛社原住民杀害，生还的十二人被保力庄主杨友旺营救，获送由凤山县衙，转送到福州琉球会馆。
当时日本外大臣副岛种臣知道美国海军曾经与台湾原住民作战，向美国驻日公使德隆（C.E.DeLong）商借台湾地图，想瞭解台湾南部沿海地区的地形地势，德隆将李仙得介绍给副岛，担任日本外务省外籍顾问，两人都力劝日本藉机攻占台湾。
李仙得与副岛种臣经过几次沙盘推演，完成了一份《李仙得备忘录》，其中强调：“善用琉球人遇难事件，并趁清朝内政混乱……是将台湾、澎湖一举据为已有的重要时机。”后来日本决定是否对台湾出兵，始终遵循这份备忘录的指示，它变成明治政府对华政策指导原则。
在牡丹社事件发生前一年，日本想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德隆即说服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副岛种臣也表示愿意继承《美琉条约》，让美国可在琉球岛上建立加煤站。既然获得了美国承认，副岛种臣因为牡丹社事件与清廷谈判琉球归属问题时，又迫使清廷承认遭难的琉球民是日本人。1879年4月4日，日本终于派兵并吞琉球，顺理成章地把琉球转化成为“冲绳县”。
牡丹社事件发生四年后，李仙得同时在纽约及横滨出版《进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认写书的动机，一部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全盘接受欧美文化，是亚洲国家的“模范”；在地理上，日本又是较邻近美国的东方国家，两国应建立密切的关系，共存共荣，互惠互利。
什么叫做亚洲国家的“模范”呢？在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知识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开始发展军国主义，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一跃而成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张日本应当全盘学习西方，包括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开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体《时事新报》上发表言论，为这场战争“定性”并“定位”：
这次战争虽说是日清两国之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斗，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他看来，已经“近代化”的日本，无疑是代表“文明”与“光明”的一方，而当时的中国，则是代表了“野蛮”与“落后”。“落后就该挨打”，作为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美国，当然十分欣赏这位“后起之秀”，认为日本是亚洲现代化的“模范”。
在牡丹社事件后的第二年，日本藉口军舰“路过”朝鲜江华岛时，被朝鲜士兵炮击，而爆发连续三天的武装冲突。“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允许日本在釜山通商，派驻使臣；日本并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以分化清朝廷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此后，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力不断增长，朝鲜的统治阶层也开始出现亲日的“开化党”。
1894年的1月，朝鲜又发生东学党之乱。6月1日，朝鲜向清廷求救，清廷决定出兵，内阁总理李鸿章依约知会日本，日本也派兵到朝鲜，但乱事平定后，日本却不撤兵。7月9日，美国受朝鲜之托，请协助劝清、日两方撤兵，当日本拒绝时，美国仅在形式上表示遗憾，实际上美国军火商却大卖武器弹药给日本，为其军事行动加柴添火。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终于正式爆发。
战局的发展对清廷愈来愈不利，清廷决定依照日本的要求，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代表，赴日本谈判。张荫桓建议：聘曾任清朝驻美使馆法律顾问的福士达（John W.Foster）担任使团顾问。
随着威海卫、刘公岛相继陷落，2月13日，清廷改命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商定和约。出发前，李鸿章知道，慈禧太后坚持不可割地。当他拜会各国公使，商请各国出面制止日本割取清朝领土的野心，田贝反倒力劝各国公使，不要过问此事。
从东、西文明交会的历史经验来看，日本这个美国人心目中“文明开化”的“模范”，是在美国“先辈”的“循循善诱”之下，才学会如何实践其殖民帝国主义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菲律宾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美国公使田贝教李鸿章“以散地为要地”，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开始扶持菲律宾境内的反西班牙游击队，西班牙战败后，立即改变态度，以武力强制将菲律宾纳为殖民地，菲律宾才发现美国原来是“装成朋友的敌人”！
夏威夷原本是一个独立王国。其后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和商业不断进入。南北战争后，美国逐渐加强对夏威夷的控制，夏威夷王室准备与日本合作，抗衡美国，两国展开争夺。1893年，美军登陆夏威夷，发动政变，废黜女王，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国”。1898年，美国战胜西班牙之后，顺势将夏威夷吞并，成为美国的一州，“以身作则”，教导日本人怎么搞殖民帝国主义。
三、资本主义的商业性格与美国永久的利益
美国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始终未曾改变。全面抗战爆发后，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拜访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恳求美国当局尽快借款，为即将崩溃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但这时候美国的钢铁、石油及其他战略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
1939年7月，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在欧洲爆发，纳粹势力席卷欧洲，罗斯福总统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后，美国才在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支援它的盟友。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以六艘航空母舰装载四百余架飞机，配合其他各型船舰，组成庞大舰队，在南云忠一中将的指挥下，偷袭珍珠港，炸沉、炸伤美国各型船舰40余艘，炸毁、炸坏飞机450架，造成美军4500余名伤亡，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翌日，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国会对日宣战，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纽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也相继对德、意、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宣告全面爆发。
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下，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编组成中国远征军，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反守为攻，走出国门，与同盟军队一起夹击日军。
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对太平洋战局发表演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权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
蒋委员长这一席话，听得中方人员百感交集：当时最有实力制衡日本的美国，不但隔岸观火，而且暗示日军把战火烧向积弱的中国，以保存他们在东南亚利益。在日寇步步进逼之下，中国军民已经孤军苦战长达四年半矣！
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美国始终未变的是奉行资本主义的商人性格。对于美国而言，它在国际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而只有永久的“利益”。在二次战后的冷战末期，他认为跟中国全面交往，可以“转化”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所以决定跟中共建交。可是，当中国GDP在二○一○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中美已经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将无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展开斗争。川普上台后，中美在经贸、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搏斗，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国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连续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北极地区的发展、南海能源开发、华为的安全及太空领域威胁提出了严厉批评。
四、修昔底德陷阱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指出，庞培欧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之理念”的战略，这里所谓“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国。斯金纳说，“这是一场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她又说，“上世纪与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而现在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的竞争对手。”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描述并分析古雅典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基于恐惧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双方无可避免要发生战争，最后是玉石俱焚，双方一起毁灭。
在中、美双方都已经发展出“保证可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之后，中美之间的“文明对抗”很少可能发展成为双方的武力冲突。美国的战略，是援用二战前鼓动日本削弱中国的手法，俟接受西方价值观程度最深的台湾和香港作为代理人，帮他打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川普政府一上台就开始打“台湾牌”，为了支持蔡英文政府的联美反中，美国国会陆续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加强法”，最近还有议员提出“台湾保证法”，近日更针对香港与新疆拟议相关法案。香港“反送中”运动延烧七个月后，今年元月中，更有“民间集会团队”以“立即民主政改，否则天下制裁”作为主题发起游行，呼吁各国实施制裁法案。
用一个比喻来说，在这场“文明对抗”的较劲中，美国政府像是在下“西洋棋”，他一定会设法鼓动“自我殖民”程度最深的年轻世代，当他们的“卒子”，挥舞“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步步进逼。
2020年元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开会。此前一天，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表报告指出：全球贫富不均的状况已经“失控”。偏差的经济体制排挤了众多的弱势群体，却放任极少数亿万富豪聚敛巨额财富。去年全球最富裕的2153人，总资产比最贫困的46亿人财产总和还多。
同时，美国公关公司艾德曼发布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虽然最近一年，许多已开发国家经济强劲成长，而且将近完全就业，但有五成六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坏处比好处多。“去年有30多个国家的人民上街抗议，大多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种不平等状况。”
“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原本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产生出来，目的在于争取平等。如今港台地区的“反华”势力，反倒利用教育洗脑和媒体操控的手段，将年轻世代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满，转化成为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盲目支持，鼓动一波又一波的“反中”风潮，所以说这根本是一种“自我殖民”式的“代理人战争”。
五、“四个自信”与两岸共构文化中国
值得强调的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校所传授的社会科学理论，绝大多数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们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也都蕴含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港台年轻世代的“反华”风潮，固然是“自我殖民”的结果，大陆高校盲目移植西方理论，又何尝不是在进行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殖民”？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只会套用西方理论，而不懂得如何建构理论来说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所以习近平主席才会在2016年5月发表谈话，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他在讲话中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他认为：“在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上，我们应当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这种现象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之耻。大陆虽然已经觉察到“推动儒学融合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这样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学界，还没有普及到社会科学界。所以习近平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中共十九大中，总书记习近平又提出了“四个自信”的说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陆社会科学界要如何落实习主席一再的呼吁，仍然有待观察。作为本文的总结，在此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其哲学基础，就等于是找到自己的“道”，这个运动便已经宣告成熟。台湾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经过四十年的论辩与积淀，最近我撰成《含摄文化的理论：一种知识论的策略》（Hwang,2019），已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在我看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控制只是一时之事，将来必然很快可以获得解决，但中、美文明冲突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才是长久的根本之计。有识之士宜三思！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3月号，总第267期）
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在我看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控制只是一时之事，将来必然很快可以获得解决，但中、美文明冲突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才是长久的根本之计。
这次台湾总统大选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投票之前上百万“韩粉”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造势大会的场面，使得韩国瑜获得了552万张选票；不料“韩粉”声势浩大的造势，却激起年轻世代“英粉”的危机感，他们低调地返乡投票，却使蔡英文获得817万张票，而赢得这次大选！
这是有史以来，台湾地区历届总统大选中，最为明显的一次“民粹对决”。就选举的结果来看，这是一次“讨厌民进党”和“讨厌国瑜党”的对决；就选举时的社会氛围来看，却是“选美国”和“选中国”的对决。更清楚地说，这次大选根本就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为什么呢？
一、代理人的战争
去年四月，美国国务卿龎培欧已经很淸楚地表明：中美双方的贸易战争，在本质上是“文明冲突”。美国政府已经拟好了类似二战后冷战的“X计划”，准备全面围堵中国。这次台湾大选，其实是一场围堵中国的“网络战争”。
再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选举结果可以追溯到1994年李登辉全力推动的“教改”。所谓的“自由派”不惜以牺牲整个教育体制作为代价，逐步推动“去中国化”的教育改革，很成功地培养出“媚日、亲美、反中”的“天然独”世代，也不知不觉地使台湾在中西文明的夹缝中，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
选举过后，蔡英文接受BBC专访，被问到两岸面临战争风险时，她的回答是：“不能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但除了军事准备外，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得到国际的支持……我们有相当不错的能力，对中国来说，入侵台湾的代价将非常巨大。”她在接受亲绿媒体专访时，有人提到：有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次选举是美国代理人与中国代理人的战争，“也有点过头了”，台湾人在这次选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蔡英文本人并不否认：这次选举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而且她自己也准备好要继续打这场“代理人战争”。我们不妨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回顾中、美之间的国际关系，来思考所谓“代理人战争”的现代意义。
二、日本侵华的影武者
美国原本是英国殖民地，从1775年发动独立战争成功之后，便采取“扩张主义”（Expansionism）的政策，从原本的北美十三州，逐步往西扩张，在美墨战争中，打败墨西哥，使其承认德克萨斯为美国领土，并割让加利福尼亚。南北战争后，从沙俄购买阿拉斯加（1867），而开始往太平洋发展。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领所谓“黑船”的“密西西比号”等三艘军舰绕过好望角东来，7月8日出现在日本伊豆半岛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强迫当时执政的幕府开港，放弃锁国政策。
随后，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领小笠原群岛，并和琉球国王缔结条约，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权利。他路经台湾的时候，发现台湾非常适合作为美国向东方发展的根据地。台湾岛上丰富的煤矿，可以供应商物轮船与海军船舰往来补给燃煤。由于中国海上海盗出没频繁，培里更建议在台湾建立美国的海军基地。企图将太平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影武者”。
在鸦片战争后，美国援《南京条约》之例，与清廷订立《天津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当时美国驻厦门领事，是南北战争中曾建立军功的李仙得（C.W.Le Gendre）。他获知此事，立刻向北京美国使馆及美国政府请示对策；同时赶到福州，与闽浙总督交涉，要求按照中美《天津条约》，严令台湾地方官员救出遇害人员，并严惩原住民。
不料刘明灯等人竟然告诉他：原住民是“琅峤生番”，其居住地不归中国官府管辖。李仙得因而对台湾原住民土地的所属及管辖产生质疑，号称“中国通”及“台湾通”的李仙得在处理罗发号事件的过程中，发现台湾岛上有两个政权，一是代表汉人的清朝廷，另一是代表原住民的头目。清朝统治台湾以来，采取分疆划界的策略，对于原住民活动地区设“土牛”，以封山禁绝的方式，将原住民居住地视为“化外之地”，是清廷统治权所不能及的地方。国际船难事件发生时，受难者找管辖国理论，清廷总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为由，推诿责任。
李仙得因此提出“番地无主论”（non-territory），认为当时清廷在台湾设立的官方机构最南只管辖到枋寮。枋寮以南，甚至东岸宜兰以南的后山，都是“无主地”，原住民的活动空间不隶属于任何政权。他还出版了《台湾番地所属论》，质疑清廷对台湾的主权。
李仙得跟各方面交涉的心得是：跟清朝官吏谈判，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原住民虽然有“出草”的习俗，反倒可以和平交往的方式，跟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但十八番社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跟一社订立协议，救护失事船员，并无法约束其他社的行动。而且在枋寮以南，清廷并没有委派救难人员。原住民碰到遇难人员，无法送到远方，干脆“杀掉了事”。
他主张：对船难漂流者惩凶的原住民，清廷既然不愿处理，最好由日本来承担。因为台湾位于宫古岛附近，地理位置相当靠近日本。如果日本占领台湾，对其他强权不会造成威胁。若是日本不愿意，假以时日，英、美强权也会占领台湾。
1874年，两艘石恒岛与宫古岛船对琉球国年度进贡之后，返航途中，遭遇暴风雨，漂流到恒春南端，幸存上岸的六十六个琉球民，有五十四人被排湾族的高士佛社原住民杀害，生还的十二人被保力庄主杨友旺营救，获送由凤山县衙，转送到福州琉球会馆。
当时日本外大臣副岛种臣知道美国海军曾经与台湾原住民作战，向美国驻日公使德隆（C.E.DeLong）商借台湾地图，想瞭解台湾南部沿海地区的地形地势，德隆将李仙得介绍给副岛，担任日本外务省外籍顾问，两人都力劝日本藉机攻占台湾。
李仙得与副岛种臣经过几次沙盘推演，完成了一份《李仙得备忘录》，其中强调：“善用琉球人遇难事件，并趁清朝内政混乱……是将台湾、澎湖一举据为已有的重要时机。”后来日本决定是否对台湾出兵，始终遵循这份备忘录的指示，它变成明治政府对华政策指导原则。
在牡丹社事件发生前一年，日本想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德隆即说服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副岛种臣也表示愿意继承《美琉条约》，让美国可在琉球岛上建立加煤站。既然获得了美国承认，副岛种臣因为牡丹社事件与清廷谈判琉球归属问题时，又迫使清廷承认遭难的琉球民是日本人。1879年4月4日，日本终于派兵并吞琉球，顺理成章地把琉球转化成为“冲绳县”。
牡丹社事件发生四年后，李仙得同时在纽约及横滨出版《进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认写书的动机，一部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全盘接受欧美文化，是亚洲国家的“模范”；在地理上，日本又是较邻近美国的东方国家，两国应建立密切的关系，共存共荣，互惠互利。
什么叫做亚洲国家的“模范”呢？在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知识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开始发展军国主义，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一跃而成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张日本应当全盘学习西方，包括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开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体《时事新报》上发表言论，为这场战争“定性”并“定位”：
这次战争虽说是日清两国之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斗，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他看来，已经“近代化”的日本，无疑是代表“文明”与“光明”的一方，而当时的中国，则是代表了“野蛮”与“落后”。“落后就该挨打”，作为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美国，当然十分欣赏这位“后起之秀”，认为日本是亚洲现代化的“模范”。
在牡丹社事件后的第二年，日本藉口军舰“路过”朝鲜江华岛时，被朝鲜士兵炮击，而爆发连续三天的武装冲突。“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允许日本在釜山通商，派驻使臣；日本并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以分化清朝廷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此后，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力不断增长，朝鲜的统治阶层也开始出现亲日的“开化党”。
1894年的1月，朝鲜又发生东学党之乱。6月1日，朝鲜向清廷求救，清廷决定出兵，内阁总理李鸿章依约知会日本，日本也派兵到朝鲜，但乱事平定后，日本却不撤兵。7月9日，美国受朝鲜之托，请协助劝清、日两方撤兵，当日本拒绝时，美国仅在形式上表示遗憾，实际上美国军火商却大卖武器弹药给日本，为其军事行动加柴添火。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终于正式爆发。
战局的发展对清廷愈来愈不利，清廷决定依照日本的要求，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代表，赴日本谈判。张荫桓建议：聘曾任清朝驻美使馆法律顾问的福士达（John W.Foster）担任使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