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中日韩或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中评社北京12月29电(评论员 乔新生)中日韩领导人成都会议结束,三国领导人在共同努力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方面达成共识。中日韩领导人表示在“曼谷共识”基础上将一鼓作气,乘势而上,争取2020年签署正式协议。

  中日韩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来之不易,这是因为在某些外部势力影响下,日本、韩国对与中国合作始终抱有疑虑,中日韩之间的合作阻力主要来自于外部而不是内部。

  日本和韩国是世界性的外向型国家。两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和美国。如果离开中国和美国的市场,日本和韩国经济难以为继。正因为如此,日本和韩国致力与中国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以便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统一大市场,促进中日韩经济的发展。可是,美国却不这样认为。美国认为日本和韩国是自己的同盟国,中国是自己的战略对手,如果日本和韩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那么,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方面,日本和韩国将会左右为难。正因为如此,美国对日本、韩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始终持反对态度。美国不仅反对日本加入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且反对日本加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反对韩国与中国签订实质性的自由贸易区协定。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迟迟无法签署,不是因为日本和韩国没有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内在需求,而是因为日本和韩国迫于美国的压力,在与中国合作方面不得不有所忌惮。

  日本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在军事安全方面依靠美国,并且在美国的默许下争取实现军队正常化。韩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希望美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以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日本和韩国离不开美国,但是,日本和韩国同样离不开中国。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电子工业异军突起,日本企业向美国大量出口电子产品,引起美国高度警觉。美国不仅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而且通过对日本出口美国电子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日本减少对美国电子产品的出口,美国转而支持韩国生产电子产品,从而使韩国成为日本在电子产品领域重要竞争对手。   日本卧薪尝胆,一方面减少对美国电子产品出口的数量,可是另一方面依靠科技创新,加大在电子产品零部件生产中原材料研发投入,并且在重要原材料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日本之所以对生产电子产品零部件原材料实施出口限制,目的就是要打击韩国的电子产业。果不其然,在日本精准打击下,韩国电子产品生产企业步履维艰,韩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外交渠道寻求日本解除对韩国的制裁。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愿意和韩国保持贸易关系,但是,为了在电子产品生产领域迎头赶上,日本一定会对韩国采取制裁性措施。为了确保电子工业不会全军覆没,韩国已经转而求助于中国,希望与中国合作,以便确保韩国生产电子产品的原材料不会彻底断供。

  中日韩这种复杂的竞争合作关系一方面说明三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外交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如果美国从中作梗,那么,中日韩之间合作一定会遭遇挫折。事实上,每当中日韩之间寻求合作的时候,东北亚地区就一定会出现冲突,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就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领导人登高望远,希望韩国、日本领导人从大局出发,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与中国携手共同面对挑战。如果中日韩在合作过程中不断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那么,三国之间的合作就难以持续下去。如果中日韩能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且共同采取行动,那么,即使外部势力企图阻挠中日韩之间的合作,也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日韩之间在下列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共识:首先,中日韩三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具有强烈的愿望。韩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国家,迫切需要国际贸易。如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韩国和日本将深受其害。中国虽然不断降低外贸依存度,但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中国愿意和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共同促进世界贸易增长。

  中日韩三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有共同的理念。虽然日本和韩国不敢在美国面前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日本和韩国出于自身利益发展需要,希望贸易保护主义不要抬头,美国单边主义不会损害本国的利益。

  中日韩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有强烈的共识,因此,中日韩在促进地区和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可以共同采取行动。中日韩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中日韩参加东盟主导的,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亚太地区贸易的发展。中日韩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发动机,已经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助推器。中日韩三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促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面,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如果中日韩都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世界贸易发展,那么,中日韩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面协调彼此的立场,共同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建议。   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日韩在促进地区和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并非铁板一块。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关键时刻,印度决定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这是因为印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愿意开放本国市场,如果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印度经济体系有可能会遭受冲击。正因为如此,“曼谷声明”虽然仍然向印度敞开大门,随时欢迎印度加入谈判,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不会为了加入该协定而放弃本国的市场保护政策。日本希望印度重新加入协定谈判对中国产生制衡的作用。这充分说明日本并不甘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仍然希望在亚洲地区建立遏制中国或者制衡中国的包围圈。中国对日本战略企图非常清楚,但是,中国希望日本乃至其他国家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不要有小动作,如果在地区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过程中节外生枝,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其他国家,日本也将深受其害。

  其次,在产业升级和技术革命方面中日韩可以开展深度合作。中日韩都是工业化国家,但是,中日韩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初期阶段,韩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日本处于工业化成熟阶段。因此,中日韩在工业化发展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进行必要的产业分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中日韩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日本在工业化高精尖设备制造和原材料供应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韩国在电子产品生产领域拥有大量知识产权,而中国奋起直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虽然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由于中国基础雄厚,发展潜力无限。日本虽然拥有高精尖技术,但是,日本市场狭小,要想推广技术或者批量生产产品,必须与中国开展合作。韩国在电子产品生产领域拥有知识产权储备,但是,韩国在原材料领域存在明显的短板,如果没有日本和中国的支持,韩国电子工业难持续发展。中日韩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在新技术革命领域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中国愿意学习日本的科技创新经验,学习韩国的管理经验,中国愿意向日本和韩国打开大门,欢迎日本和韩国在中国设立更多的企业。

  但是,由于韩国、日本在与中国合作过程中缺乏系统性战略考虑,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只是希望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随着中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韩国、日本企业在中国境内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一些韩国企业不得不关闭在中国的工厂,收缩在中国的市场销售网络。日本企业通过与中国合作已经获得丰厚的利润,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制造合作,到如今的汽车产业合作,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已经获得了巨大份额。但是,中日韩三国都面临新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迫切要求中日韩改变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确立新的工业发展路线。如果中日韩各自为政或者相互竞争、互相摩擦,那么,中日韩在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就会失去优势。中日韩必须携起手来,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应对已经到来的技术革命挑战,为本国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中日韩一定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只要日本和韩国摆脱外部势力的干扰,真正从本国利益出发,真诚与中国合作,早日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那么,中日韩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点,中日韩一定会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评社北京12月29电(评论员 乔新生)中日韩领导人成都会议结束,三国领导人在共同努力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方面达成共识。中日韩领导人表示在“曼谷共识”基础上将一鼓作气,乘势而上,争取2020年签署正式协议。

  中日韩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来之不易,这是因为在某些外部势力影响下,日本、韩国对与中国合作始终抱有疑虑,中日韩之间的合作阻力主要来自于外部而不是内部。

  日本和韩国是世界性的外向型国家。两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和美国。如果离开中国和美国的市场,日本和韩国经济难以为继。正因为如此,日本和韩国致力与中国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以便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统一大市场,促进中日韩经济的发展。可是,美国却不这样认为。美国认为日本和韩国是自己的同盟国,中国是自己的战略对手,如果日本和韩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那么,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方面,日本和韩国将会左右为难。正因为如此,美国对日本、韩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始终持反对态度。美国不仅反对日本加入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且反对日本加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反对韩国与中国签订实质性的自由贸易区协定。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迟迟无法签署,不是因为日本和韩国没有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内在需求,而是因为日本和韩国迫于美国的压力,在与中国合作方面不得不有所忌惮。

  日本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在军事安全方面依靠美国,并且在美国的默许下争取实现军队正常化。韩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希望美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以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日本和韩国离不开美国,但是,日本和韩国同样离不开中国。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电子工业异军突起,日本企业向美国大量出口电子产品,引起美国高度警觉。美国不仅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而且通过对日本出口美国电子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日本减少对美国电子产品的出口,美国转而支持韩国生产电子产品,从而使韩国成为日本在电子产品领域重要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