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中：请让二二八事件走下神坛！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曾经写到：如果一些“谎言”是善意的，只是为了粉饰瑕疵，让社会更为和谐，我们或可以包容体谅的态度来面对，但是如果谎言反而成为“政治正确”，为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服务，造成社会的认同分歧或仇恨，那我们就应还原历史真正原貌，并让社会了解事实的真相，避免再遭利用。
铭刻于台北二二八纪念碑上的文字是如此记载：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径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碑文仅提军队屠杀，而且是“数月之间”，对整件事情轻轻带过，《二二八辞典》中公布通过二二八基金会补偿申请的所有受难者，其遭遇都是“无故”被捕杀，然后遭到“罗织”罪名。纪念碑这段文字将二二八事件政治正确地定位为“群众要求政治改革，无故遭到政府屠杀”，如果读者完整的读完本书，应可以自行判断，这个碑文是否公允。
面对二二八事件的不幸，写作《二二八事件基本读本》心情是沉重的，但是若能让读者理解二二八事件，仍是值得的。想透过几位在台湾生活了一辈子，对这块土地与人民有感情、有贡献的民间史学人士的话，做为本书的结语。他们对二二八的评价是那么的事实、客观，又带有情感，绝对比我个人写的还好。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在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武装暴动事件，本省籍民众发起武装暴动，外省籍军队展开镇暴。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前，还具有日本殖民地臣民身份的‘本省人’的民众，和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间，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主导的陈仪政府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事件，双方都互有死伤。”
“二二八事件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警民冲突事件，却发生在如火山爆发前的台湾岛社会，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恶性通货膨胀无法止息，外省籍首长与本省籍仕绅的矛盾已转化为普遍的省籍冲突，台湾光复减刑释放出来的（四千多名）罪犯扰乱治安，外省籍官员的贪污腐化，接收人员恶行恶状的贪渎与风纪，皇民化的本省人企图推动台湾岛独立，国共内战激化起台湾人的夺权行动，都提供二二八事件的点火条件。”
“有人不断控诉蒋介石、国民党、外省人、中国人是二二八事件本省人死难的‘刽子手’，这不是正确的说法。谁是‘刽子手’？正确答案是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有。但在恶劣政治操作下，二二八事件呈现出只有外省人是‘刽子手’，本省人是‘善良百姓’。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经过政治操作和编撰，已成台湾岛史上最大的谎言，这毕竟是说谎而不是历史真相！”
蔡正元在回顾二二八事件后，做了极为深刻的总评：
“二二八事件经过各方善意或恶意的操作，形成的政治气候和影响早已超过原貌。一个治理不良的政府、一个恶劣的内外政经背景、一场民怨由小事件做喷发口的暴动、一场规模有限的镇压行动，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发展，混淆了真实与谎言。但对台湾岛的政治影响，却产生族群冲突、政治矛盾、统独对立的深远后果。”
“首先，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刻意被扭曲。外省人在暴动中，被本省人残杀的死亡人数，因无清楚的户籍资料，刻意被忽略，甚至被隐藏。相反的，本省人在镇暴中被军警枪杀的暴民及无辜者的死亡人数，即使有准确的户口资料可一一查证：本省人死亡人数六八一人，失踪人数一七七人，仍然被刻意夸大，甚至胡言乱语到死亡人数上万人的地步。…但李登辉政权无视这些客观数字，却用‘统计推估’制造夸大的死亡人数，无非是想制造‘政治控诉情境’，歪曲事实，取得台独的政治利益。台独历史学者如张炎宪，面对台湾岛在日本殖民时期已很完整的户口资料，不去考究户口登记的死亡年龄、时间、月份和县市地点，反而引用美国间谍葛超智向国际媒体捏造散播的死亡数字，违背历史学者应有的求真态度。陈仪有机会‘屠杀’的时间只有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八日至四月七日，死亡时间不在这段时间，要归入跟二二八事件有关，实在很牵强。李登辉及台独人士对这么简单的分析工作，放着不做，却搞一些旁门走道的方术，夸大死亡人数，原因只有一个：‘怕说谎被揭穿’。更令人不解的是，马英九当政时也不深究厘清，只会配合二二八事件操弄者，定期穿黑西装、黑领带去向所谓二二八家属鞠躬作揖。”
“最后，二二八事件在政治操作下，已成台湾岛统独之争，往台湾独立倾斜的最佳意识形态工具。以马英九和汤德章作为个案讨论，可以看出这种倾斜。马英九从政后每年都会去参加二二八事件纪念日活动，而且每次都穿黑西装，戴黑领带，如丧考妣般的隆重。这一方面代表马英九要抚慰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社会裂痕，也代表着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所代表的政治符号屈服。汤德章成为台南市二二八事件的标志性人物，就是台湾岛独立意识刻意筛选下的结果。”
“汤德章现被台南的政治人物奉为罹难英雄，将汤德章被处决的空地改名汤德章纪念公园，而原地的孙中山铜像被彻底摧毁。反观那位汤德章父亲（汤的父亲是日本人，为担日据时期的警察派出所主管，在西来庵（噍吧年）抗日事件中被余清芳部队所杀）的敌人余清芳，却彻底从台南市区的街道上失去踪影，…汤德章与余清芳的对照，就很清楚可以观察到统独历史趋向的位移，二二八事件被重视，西来庵事件被抹煞。台湾岛的价值变化，反映出台独和新皇民化的走向。”
第二位是潘明先生，他曾任驻外公使，台南人，也曾经是我任职于“外交部”，在德国汉堡办事处的长官，为人公正亲切，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退休后，在经仔细阅读《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后，发现该书立论偏颇，可议之处不少，于是撰写《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评述》一书，约20多万字，自印出版。在该书的自序中称：
“个人是南部土生土长的台湾番薯仔，现今已是七老八十的老叟，大学就读外文，毕业后滥竽外交，算是历史学的门外汉，对《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之评述，全系出于辨正是非之初心，且纯属个人兴趣与见解，与他人完全毫无干系。研读该《研究报告》后的发现与结论，是‘不法暴民才是事件元凶，政治野心家则是祸首’”！
“国内外研究、探讨二二八事件之专书近百册，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行政院八十三年二月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赖泽涵教授等人八十四年一月著作的《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件》、张炎宪馆长等人九十五年二月执笔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黄彰健院士九十六年二月著作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但上列四本书就二二八事件所述，不乏与事实不符之处，而其他提及二二八事件之众多书籍、资料、与事实不符的同样不胜枚举。”
这位普通民众的一番话，对于政府或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个提醒。对二二八事件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还原其历史的真相。让人感动的，这一位平民百姓在他著作的结论中写下他的期望：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几乎已大白，已有了具体的答案，只欠缺公信力的政府，能本公正、客观、无政党色彩、无意识形态，有系统的整理后将二二八事件真相公诸于世。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抚平历史伤痛，促进族群融合，全民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同舟共济，迈向富强康乐的国家，这样更能安慰二二八事件死难者的在天之灵。”
这是一位小市民投入长期研究后写下他对于政府的忠告、对处理二二八事件态度的期许。以意识形态操作二二八的学者、政客，能不惭愧？
最后一位，是我近年认识的好友，武之璋先生，他是个外省人，从小与父母来到台湾，在瑞芳读小学。他在从商成功后，为了解二二八的历史，开始投入研究。依他所说，他愈了解真相，愈觉得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是个“官民联合大撒谎”的历史记述。他也感慨的说，他找寻真相的速度，永远比不上有心人创造谎言的速度。武之璋先生个性爽直，用字直白。在＜我为什么研究二二八＞一文中，他是这样说的：
“行政院通过二二八补偿条例，李登辉正式代表“国民政府”向二二八受难家属道歉以后，虽然我不以为然，但是我想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历史暂时被扭曲也无所谓，毕竟档案、证据都在，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何况台湾历史、社会结构特殊，如能平息本省受难家属的怨气，那就暂时忍住不说话算了。但是二二八被定调以后，被政客操弄以后，替他们争取到不少选票以后，在政治人物尝到甜头以后，他们更变本加厉，乐此不疲，怨气没有平息，族群也更对立。”
“我研究二二八的目的正如儒家‘刑期无刑’的理论一样，希望有一天除了在教室、在课堂上，台湾社会没有人再谈二二八。我们对二二八最健康的态度是—忘掉它！”
做为本书的作者，在研读二二八的历史资料后，可以理解武之璋先生的愤怒与情绪。我们在还原历史事件时，既要考虑到历史的真相，同时也需以客观与包容的态度来化解昔日的冲突与仇恨。无限上纲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正确性，并没有让台湾社会更融合，反而更撕裂。正如本书序言所述，利用历史的伤痛来为自己谋利是不道德的。
我同意以上几位研究者的看法，二二八事件被刻意的操作，被谎言所包装。二二八事件值得我们反思，但台湾史上其它许多更悲情、更波澜壮阔、更可歌可泣的事件，却被刻意遗忘。不是不可以反对国民党，不是不可以讨厌“中华民国”，不是不可以厌恶蒋介石，不是不可以主张台独，但是请不要以虚构与谎言的二二八事件为工具。台湾如果真的想和谐、真的想向前走，请停止再消费、利用二二八吧！再提醒一次，无论目的是什么、是多么的“政治正确”，但是这种消费利用二二八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做这种事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
一九八八年，李敖在其＜二二八的立碑问题＞一文中，请大家想想，谁是消费二二八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他写到：
“…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从正义立场上，我赞成为不幸冤死者立碑，不过主持它的人，必须反省他所做的，是不是那么纯，那么公道，是不是纯粹没有政治作用隐含其中？如果答案是犹豫的，该警觉警觉：立碑以后，最大的受益人是谁？”
“…日本每年都会在八月的大热天举办纪念广岛、长崎被炸的纪念性活动…但由于他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从思想层次上向个人和自己民族的内部进行深刻地检讨、反思与自我批判，因而无法产生具有智慧的历史洞察。他们纪念仪式也就日渐风化，徒留形式，不具史鉴意义了。因此，我们应当以日本为戒，不要使‘二二八’的纪念活动，流为只是喊口号，做表面文章。…我们应该力求使‘二二八’亡灵的牺牲，成为落实台湾民主政治的助力，…而不是任其沦为政治人物做政治秀的题材，让‘二二八’的历史意义风化，那就不单是‘二二八’亡灵的不幸，更是台湾住民的不幸，民族的遗憾。”
戴国辉先生的忠告并没有被接受，已经过世的他，没有看到“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已经成为绝对政治正确的议题，它不仅已风化，更已神格化。
二二八事件只是那个动乱不安年代的一个不幸事件，应该记入教科书，但它的故事不应因政治目的而久置神坛。让它走下神坛吧！期待我们停止造神塑魔，让二二八事件回归平淡、理性解读，并真诚对待处理，从中得到教训，以使这个历史伤痛能够真正愈合，台湾社会得以和谐迎向未来。
(作者张亚中，孙文学校总校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曾经写到：如果一些“谎言”是善意的，只是为了粉饰瑕疵，让社会更为和谐，我们或可以包容体谅的态度来面对，但是如果谎言反而成为“政治正确”，为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服务，造成社会的认同分歧或仇恨，那我们就应还原历史真正原貌，并让社会了解事实的真相，避免再遭利用。
铭刻于台北二二八纪念碑上的文字是如此记载：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径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碑文仅提军队屠杀，而且是“数月之间”，对整件事情轻轻带过，《二二八辞典》中公布通过二二八基金会补偿申请的所有受难者，其遭遇都是“无故”被捕杀，然后遭到“罗织”罪名。纪念碑这段文字将二二八事件政治正确地定位为“群众要求政治改革，无故遭到政府屠杀”，如果读者完整的读完本书，应可以自行判断，这个碑文是否公允。
面对二二八事件的不幸，写作《二二八事件基本读本》心情是沉重的，但是若能让读者理解二二八事件，仍是值得的。想透过几位在台湾生活了一辈子，对这块土地与人民有感情、有贡献的民间史学人士的话，做为本书的结语。他们对二二八的评价是那么的事实、客观，又带有情感，绝对比我个人写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