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沉没乃历史必然”：危言耸听乎？醒世良言乎？
中评社╱题：“香港沉没乃历史必然”：危言耸听乎？醒世良言乎？ 作者：熊玠（美国），著名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在职终身教授
有这么多港人因不同的主观原因心怀不满，本来就蠢蠢欲动。而正好外界有国际势力蓄意要培训香港的职业动乱家，那就一拍即合；也一发不可收拾。那是因为唯一能团结这些不同组群的号召，就是反对现状。在香港人口的六个分组之间，毫无一个堪能凝固彼此的共同政治信念。他们唯一能同意的就是对现状不满。因此，群起示威抗议现状，成了他们唯一共识与愤感的表现。
一、导言
香港此次示威抗议活动从六月开始，已持续五个多月。其时期之悠长与牵涉人数之众多，历史上似乎甚难找到先例。其间，各界对香港表示关切的言论已如雨后春笋，更有展望香港未来之各种预测。在对香港“民主”问题的辩论中，除了两极分歧以外，竟然出现了若干老外（包括英美籍），根据他们自身久居香港的经历与观察——有的从港英时代即已开始——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直率心声。甚至认为回归后的香港，比以前英人统治下一百五十年来更为民主。譬如他们指出港英时代的港督全是伦敦指派而来；当时的“立法局”都是由港督圈点指派，亦非民选出来。而回归以后香港特区的特首与“立法会”都是由选举产生。尽管有人不同意它们选出的方式，但这个争论不是“民主”与“无民主”之争；而是何等“民主”方式才能令人满意之争。关于此点，西方媒体（连美国国会），不幸均未能辨别，而悉皆听取动乱者的偏激口号，而信以为真。
另外，还有美国人丹·科恩（Dan Cohen）制作了一个视频，其中针对香港示威游行者竟然挥舞美国国旗一事，提出一个绝妙问题：说假如在美国占华尔街游行中出现美国人挥舞中国国旗的话，是否会令人笑掉大牙？他的视频也用了大量事实揭露了香港骚乱与美国反华势力推动和平演变有直接关系。
对于此次示威活动的原始动机，也有人指出绝不能被动乱者“反送中”的不实口号所蒙蔽或愚弄。因为原先特首提交立法会讨论的“逃犯条例”，是针对如何解决在香港与台湾之间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能将在台湾杀死同是港人女友的陈同佳以合法途径遣返台湾受审。所以是“送台”而非“送中”的用意。奇怪的是，竟然有那么多香港人担心如果该条例通过之后，自己会有被送返中国大陆（故曰“送中”）的危险。难道是自己犯了见不得人的罪行、或暗藏有滔天犯罪的动机不成？
由于很多街道被示威者封闭，无辜行人也因遭受无情攻击而失去安全感，香港日常营业普遍衰落，所以很多评论者，对香港经济之未来也深表关切；唯持悲观者居多。但从香港回归后纵观来推断特区的“沉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据我所知，仅有一位作出如此大胆而坚定的悲观结论。值得我们注意与警惕。
二、香港“沉没”有其历史必然性（？）！
作出如此大胆而坚定悲观结论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的一位颇享盛名的张大春教授。他的言论经过网上发表；题目就是：《香港沉没是历史必然》（以下简称“张文”）。他的开场白两句话——“不是香港不行，而是大陆变得太行”以及“香港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错过了太多机会”——可说刻画了他整篇论文的慎密思路与分辨逻辑。言简意赅，当之无愧。以下，我们且将这两大提纲分别加以简介，以飨读者。
对于香港错过的机会，张文举例指出了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三次努力。第一次，董建华拟定“数码港”计划，要发展互联网科技。其时机正好是“谷歌也就刚在加州的私家车库诞生；脸书、维特连影子在哪儿都不知道”。论理当时的香港，无论在软件、技术、人才、资本，都是“秒杀大陆”。可是结果呢? 数码港被搞成了“房地产开发”。
第二次，董建华又提出“硅港”计划。引来台积电出身的张汝京想在香港搞晶片制造。没想到香港人“以‘炒地皮、炒楼价’理由，上街游行、坚决反对”。结果，张汝京被上海邀请，在上海成立了个“中芯国际”。现在“是中国最大、世界第四大的晶片制造商”。
第三次，董特首提出了“中药港”的计划。可是虽然香港有很好的条件，包括深厚科研体系与庞大的生物科研人员，但竟然因资金短缺，导至无疾而终。
张文对此一切发出肺腑感言。略谓：在1999至2005年间，“如果香港抓住了这三次机会，香港就已是“亚洲互联网中心、晶片制造中心、生物科研中心”。闻此不禁令人感慨疾首，呜呼吁嘘不已。
相反的，张文指出回归后的香港，“经济脱实向虚，掉头转向‘金融业、地产业、服务业’……所谓的金融贸易港，带来了大量的热钱过境……把经济炒成了虚胖。”因此，“‘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惯坏了香港。”这样在政治上的后果，是产生了“社会僵化”。造成“年轻人没有出路，充满戾气……年轻人就一股脑跑到大街上，把戾气宣泄给曾经的‘穷亲戚’中国大陆”。
张文的第二大提纲，认为“不是香港不行，而是大陆变得太行”。以仅隔一河的深圳为例，张文指出：“80年代，以深圳为首的广东沿海，承受了大量转移自香港的制造业。很快，深圳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虽然2000年之后制造业很快找到东南亚（包括越南）的转移地，但深圳很快“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科研创新、产业升级、中国硅谷’”。而讽刺的是，昔日仅是一个隔河对岸的小渔村竟然变成了拥有一批群星璀璨企业的世界级工业城。这是香港无法相比亦无法取代的。而香港祇剩下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有被深圳或上海取代的可能。
无可否认的，围绕“民主”斗争不休的香港把自己塑造成张文称之为“孤立的金钟罩”。“望着日渐崛起的河对岸那个小渔村，开始惊恐。之后愚蠢、怪特首、怪李家、怪回归、觉得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相比之下，“昔日封闭愚昧的大陆，变得开放、包容。昔日开放自由的香港变得愚昧封闭”。
张文的结论，巧妙地将香港的遭遇，作为台湾前车之鉴。故曰：
短短几十年，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
香港人啊？醒了没有？八字还没有一撇的“台湾人”是否也该醒了？
张文祇谈了香港的不归路，极为透彻与深入；但是，至于香港为何会走向它的不归路，并无暇兼顾。所以我们须要开辟新战场，谈谈其中的道理。简单的说，导致香港不归路的困境有两大缘由：一是内在的，另一是来自外来黑手干预。兹分述如下。
三、香港人口组成复杂、对中国之认同与政治倾向大有差异
一般人（包括人口学专家）提起人口组成（demographics），能想到的多半是人口密度、种族构成、生育率多少、人均寿命长短与移民结构等项目。但我所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考虑到香港人口（包括不同辈份）来自不同的政治环境与遭遇、甚或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由于各种异样出身来源，因而对于中国的认同或意识形态的选择，彼此大有差异，错综复杂。故港人之间，甚难凝聚。而如果我们企图以这个角度来划分香港人口的组成，似乎无法寻找到可靠的统计资料来作科学的界定。因此我们祇能靠大胆的假定来做揣摸的分类，企图给香港人口组成划出一个模拟的图案。
因而想起最近一次讨论香港的论坛上，某老先生以自己是数代港人背景作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分析与推断。据某老的估计，香港的人口，如以政治取向来区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组别：
第一组，是当初（英人刚来时代）香港渔村本地早先祖辈所遗留下来的后代。到现今这一辈港人的政治信念是：心有中国（“偏中”），但不一定对目前共产中国友善（“非友共”）；如果要他们在香港与中国间拣选其一，他们选择香港的倾向会很高（偏港甚于偏中）。
第二组，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离大陆但滞留港岛而未移居台湾的一代（与他们的后代）；这些人的政治倾向，主要是反共。
第四组，是越战完毕以后由东南亚人群（多数是越南华侨）迁来香港求生的移民；他们没有对中国的认同，但却下意识地反共。
第五组，则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富族（与富二代）。他们中间很多都有将新获得的财富挪到香港作保存之用心。所以他们的心态也可说是：偏港甚于偏中；而且也不一定友共。
第六组，是其他“杂牌部队”，来自不同地方与背景；也有各自移居香港的不同动机与理由。他们之间，很多人的政治倾向，极难揣测。但可以用既不偏中又不一定友共、也不一定友港来形容；但他们很可能凭直觉感受行事。如果出现有大伙发起反抗政府的群众，他们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投入搅浑。孟子所谓“无恒产，则无恒心”，大致可以形容这些人的心态。
如果我们能估计以上六组中的人数，第一组应该是最多。姑且以250万计算。那么第二、第三至第四组，平均以每组100万计算；四者加起来，当有550万之数。如第五与第六组人数以每组50万计算，则总共六组人数当在650万左右。正好与香港680万的人口相去不远。如果我们再将那些不认同中国，以及反共、不友共、甚至“友港甚于友中”的人数笼统加在一道，我们就能发现：原来潜在的对于香港特区政府与一国两制不友善的人，竟然有那么多的总数。所以这次发起动乱的人们号称他们队伍有“一百二十万人”，甚至还有西洋媒体报导说是“两百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
有这么多港人因不同的主观原因心怀不满，本来就蠢蠢欲动。而正好外界有国际势力蓄意要培训香港的职业动乱家（见下），那就一拍即合；也一发不可收拾。那是因为唯一能团结这些不同组群的号召，就是反对现状。所以从1997回归之日起，就有所谓的“七一游行”，以后每年重复。后来2003年又出现所谓“反对基本法23条”的示威游行。在此之前，于1989年甚至还有响应天安门事件的游行。
这些都与最近二十年来港炒房产的大陆人无关。
四、外来势力挑拨与助长：真凭实据
所以，反对现状（甚至为反对而反对）是唯一能团结香港各个组群的号召。如果我们对此次动乱人员所作所为加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他们是一批极会高分贝喧嚷、不惮动用绝招及胆量超凡与铁面无情的群众。我所谓的“绝招”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包括不惜暴力与使用燃烧弹或毒针与长矛对付警察。他们超凡与无情的胆量，甚至不惜殃及无辜的老百姓(尤以对无辜市民攻击为甚)与阻扰街上商铺的正常作业。也表现在燃烧地铁、甚至封锁街道与用燃烧弹袭击“中国银行”驻港分行之各种举动之上。这些都已由当地报纸（譬如英文《南华早报》）与美联社、路透社与BBC等通讯社，连续大幅报导。而且若干点，亦可在维基百科全书求证。奇怪的是，美国国会有数位议员号称曾去香港实地观察，可是他们回来对外均号称在香港并未看见暴力举动。是视而不见，还是指鹿为马，不得而知。
另外，《大公网》于10月13日还报导了示威者“夜毁红隧设施”的消息。该报导的大标题是“香港恐怖主义升温、暴民癫狂”。并透露：“晚上八时许，暴徒在众安街一带以长棍、铁通攻击一辆警方的冲锋车，车窗玻璃碎裂。车上数名持警棍及圆盾的军装警员下车驱散暴徒，却被从四面八方涌至的逾百名暴徒疯狂攻击，节节败退至沙咀道。其间有警员受伤倒地，身边同袍一度向天鸣枪示警，暴徒才稍稍后退”。我们须注意媒体已开始用了“恐怖主义”字眼论及此次动乱的发展。
一个骇人听闻而由外电发掘的细节是：香港动乱的带头者曾接受外界专门组织的暴动专业训练。这个组织名叫《奥斯陆自由论坛》（Oslo Freedom Forum），是一个半公开的神秘组织。虽然坐落于瑞典，但经费却来自其他各国的捐献与赞助。英国的BBC称它为“动乱者的训练所”。另《经济学人》杂志将它描写为“即将成为‘达沃斯Davos经济论坛’同等的‘人权论坛’”。
据BBC深入的瞭解，发觉这个《奥斯陆自由论坛》是一个为世界各地反政府分子培训示威者的组织基地。按照奥斯陆的培训导师说，经他们培训出来的人，已不是一群普通示威者，而是一支极为专业及有组织能力的示威者；他们不单可以反政府、更是一支拥有强大规模的破坏群。据BBC今年八月16日的报导，奥斯陆对香港示威者的训练并非始自今日，而可追溯至2014年，这证实了早先相关消息，即当年（占中事件）发动的前两年，已有约一千港人出外接受专业训练。他们回港后，精心策划以要求梁振英政府普选为藉口，开始初试牛刀来进行所谓“雨伞革命”。今年的示威游行者，也曾接受同样的对中国政权挑战的培训。奥斯陆组织用“领英”名义物色很多潜在人物，有友人透露他自己也曾受到该组织的物色（但没有应征）。不过他曾经与其他“群组”观看了一个视频短片。其中有美国专业情治单位（中央情报局）派来专人负责培训示威者如何克制以及还击警察的镜头。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今日香港的动乱者，已不再是一群一般的示威者，而是与职业“恐怖分子”头衔当之无愧的人物。
根据手头资料，“奥斯陆”有一位名为Jamila Raqib的头目，他的职责是主导培训示威者拥有以下的本领与机会:⑴如何有组织及用队伍来抵挡警察拘捕；⑵怎样向警察说话以及如何控制及阻碍警察行动；⑶使受训后的组织者(organizers）回到香港，再由他们向更多其他群组示威者给予类似的培训；⑷这些组织者更教导示威群众有效地调配物资、食物与食水等，以便让大规模的示威能延续更长时间；⑸这些组织者，更教导示威群体如何更详细部署帐篷以供示威时所需；好让能长久进行暴动对抗警察（这些也是BBC派人参加奥斯陆2017举行的集会中得悉的点子与启发）。
虽然这一切有待更确切的调查以求证实，但自今年6月9号开始的示威游行以来，一切的发展与示威者的表现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暴动与“恐怖分子”的手段，似乎已全盘印证了以上所透露奥斯陆对示威者相关的训练。如果说这种吻合祇是巧合，我想很难取信于人。
五、最新美国国会对港立法：另一类外来的干预
十月3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有三位参议员联名提出一个名为“如水法案”(Be Water Act)。这个是仿造美国国会于2012-16间对俄罗斯制立的“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而成。马格尼茨基是俄国一个税务会计师。他在调查俄国官员贪污过程时被抓，后来死在监狱中。美国国会订立了惩罚俄国官员的法律，特别命名为“马格尼茨基法案”。惩罚的办法是禁止俄国官员访美，以及限制他们利用诸如美国银行的专业服务等。在奥巴马总统时代，有很多俄国官员遭受其害。
“如水法案”的假设，如同“马格尼茨基法案”一样。即香港的暴乱是由于政府的错：特区政府不但不该动议制定“逃犯条例”，更不该的是：剥夺港人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因此，美国国会要惩罚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官员。“如水法案”中的“如水”，按照英文的用词，大概是指须“虚怀若谷”（与明确事实）的含义。究竟针对何方而言，极不清楚。但绝对不是指美方自己应该有此气度。该法一共可简化为三大点：
（1）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违反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特区的基本法；
（2）号召对香港与中官员施以“马格尼茨基”式的惩罚；
（3）中国国民以及国营企业，凡是有资助对港人自由剥夺者，其（在美）财产将受到冻结。
很怪异的是，提出此案的三位参议员中，有两位宣称他们最近刚去香港访问回来；并说在香港时并没有目睹任何暴行。此前另一参议员访港后亦有同样说法。这个问题应当正视。
六、结束语
以上张文认为香港的“没落”有其历史必然性，并列举实例显示回归后的香港坐失了多次良好机会；以及由于香港自己的蒙昧不但被对岸（当初的）小渔村深圳所掩盖，甚至自己的“虚胖”也走向沉沦之不归路。再经我们由于要寻找如此“没落”幕后的导因，所做的一番对香港人口复杂组合的检验分析，发现在香港人口的六个分组之间，毫无一个堪能凝固彼此的共同政治信念。他们唯一能同意的就是对现状不满。因此，群起示威抗议现状，却成了他们唯一共识与愤感的表现。尽管有老外凭自己久居香港的经历（有的始自港英时代），认为今日香港比以前港英时代均更“民主”；因此今日港人之争不是“民主与无民主”之争；而是对“民主”不同定义之争（已如上述）。而这些微妙的点子，似乎特区领导人并未吸取与妥善运用。因而他们对经历五个多月仍未终止的暴乱，所作出的反应并未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如果以上的分析有其可靠性的话，我们应有的对策，应该分成长期与短期两种：针对香港人口组成六大组群间对香港没有一个爱戴好感的共识，我们的长期推荐是，必须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对儿童灌输爱港爱国的思想。以后持续的教育也应该以教导中国文明（包括文化）以培养民族主义情怀为宗旨。
至于短期，我们应该针对外来教唆性的宣传与辅助培训港人经营动乱“本领”的机构加以喝止。至于针对美国国会“如水法案”的提出，我的建议是：我们要针对两点特别注意与反驳：（一）此法案是基于香港暴乱是“和平游行”的大前提；（二）最近两次美国参议员走访香港后均说没有看到暴行。我建议的办法是：中国可以邀请“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派专人来香港查对。他们除了访谈示威游行者与特区政府官员以外，还应明察暗访地探询一般老百姓（即无辜市民，特别是元朗区）。以便对此次悠长示威游行过程中是否有暴力行动（甚至恐怖主义破坏）之发生，取得详确公正的答案。“国际刑警组织”如此经过现场深入调查的结果，公诸于世，想必对有无暴力之争可以定案而画上休止符了。香港特区与中国官员被污蔑涂黑，亦可因此而得到恢复了。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2月号，总第264期）
中评社╱题：“香港沉没乃历史必然”：危言耸听乎？醒世良言乎？ 作者：熊玠（美国），著名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在职终身教授
有这么多港人因不同的主观原因心怀不满，本来就蠢蠢欲动。而正好外界有国际势力蓄意要培训香港的职业动乱家，那就一拍即合；也一发不可收拾。那是因为唯一能团结这些不同组群的号召，就是反对现状。在香港人口的六个分组之间，毫无一个堪能凝固彼此的共同政治信念。他们唯一能同意的就是对现状不满。因此，群起示威抗议现状，成了他们唯一共识与愤感的表现。
一、导言
香港此次示威抗议活动从六月开始，已持续五个多月。其时期之悠长与牵涉人数之众多，历史上似乎甚难找到先例。其间，各界对香港表示关切的言论已如雨后春笋，更有展望香港未来之各种预测。在对香港“民主”问题的辩论中，除了两极分歧以外，竟然出现了若干老外（包括英美籍），根据他们自身久居香港的经历与观察——有的从港英时代即已开始——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直率心声。甚至认为回归后的香港，比以前英人统治下一百五十年来更为民主。譬如他们指出港英时代的港督全是伦敦指派而来；当时的“立法局”都是由港督圈点指派，亦非民选出来。而回归以后香港特区的特首与“立法会”都是由选举产生。尽管有人不同意它们选出的方式，但这个争论不是“民主”与“无民主”之争；而是何等“民主”方式才能令人满意之争。关于此点，西方媒体（连美国国会），不幸均未能辨别，而悉皆听取动乱者的偏激口号，而信以为真。
另外，还有美国人丹·科恩（Dan Cohen）制作了一个视频，其中针对香港示威游行者竟然挥舞美国国旗一事，提出一个绝妙问题：说假如在美国占华尔街游行中出现美国人挥舞中国国旗的话，是否会令人笑掉大牙？他的视频也用了大量事实揭露了香港骚乱与美国反华势力推动和平演变有直接关系。
对于此次示威活动的原始动机，也有人指出绝不能被动乱者“反送中”的不实口号所蒙蔽或愚弄。因为原先特首提交立法会讨论的“逃犯条例”，是针对如何解决在香港与台湾之间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能将在台湾杀死同是港人女友的陈同佳以合法途径遣返台湾受审。所以是“送台”而非“送中”的用意。奇怪的是，竟然有那么多香港人担心如果该条例通过之后，自己会有被送返中国大陆（故曰“送中”）的危险。难道是自己犯了见不得人的罪行、或暗藏有滔天犯罪的动机不成？
由于很多街道被示威者封闭，无辜行人也因遭受无情攻击而失去安全感，香港日常营业普遍衰落，所以很多评论者，对香港经济之未来也深表关切；唯持悲观者居多。但从香港回归后纵观来推断特区的“沉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据我所知，仅有一位作出如此大胆而坚定的悲观结论。值得我们注意与警惕。
二、香港“沉没”有其历史必然性（？）！
作出如此大胆而坚定悲观结论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的一位颇享盛名的张大春教授。他的言论经过网上发表；题目就是：《香港沉没是历史必然》（以下简称“张文”）。他的开场白两句话——“不是香港不行，而是大陆变得太行”以及“香港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错过了太多机会”——可说刻画了他整篇论文的慎密思路与分辨逻辑。言简意赅，当之无愧。以下，我们且将这两大提纲分别加以简介，以飨读者。
对于香港错过的机会，张文举例指出了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三次努力。第一次，董建华拟定“数码港”计划，要发展互联网科技。其时机正好是“谷歌也就刚在加州的私家车库诞生；脸书、维特连影子在哪儿都不知道”。论理当时的香港，无论在软件、技术、人才、资本，都是“秒杀大陆”。可是结果呢? 数码港被搞成了“房地产开发”。
第二次，董建华又提出“硅港”计划。引来台积电出身的张汝京想在香港搞晶片制造。没想到香港人“以‘炒地皮、炒楼价’理由，上街游行、坚决反对”。结果，张汝京被上海邀请，在上海成立了个“中芯国际”。现在“是中国最大、世界第四大的晶片制造商”。
第三次，董特首提出了“中药港”的计划。可是虽然香港有很好的条件，包括深厚科研体系与庞大的生物科研人员，但竟然因资金短缺，导至无疾而终。
张文对此一切发出肺腑感言。略谓：在1999至2005年间，“如果香港抓住了这三次机会，香港就已是“亚洲互联网中心、晶片制造中心、生物科研中心”。闻此不禁令人感慨疾首，呜呼吁嘘不已。
相反的，张文指出回归后的香港，“经济脱实向虚，掉头转向‘金融业、地产业、服务业’……所谓的金融贸易港，带来了大量的热钱过境……把经济炒成了虚胖。”因此，“‘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惯坏了香港。”这样在政治上的后果，是产生了“社会僵化”。造成“年轻人没有出路，充满戾气……年轻人就一股脑跑到大街上，把戾气宣泄给曾经的‘穷亲戚’中国大陆”。
张文的第二大提纲，认为“不是香港不行，而是大陆变得太行”。以仅隔一河的深圳为例，张文指出：“80年代，以深圳为首的广东沿海，承受了大量转移自香港的制造业。很快，深圳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虽然2000年之后制造业很快找到东南亚（包括越南）的转移地，但深圳很快“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科研创新、产业升级、中国硅谷’”。而讽刺的是，昔日仅是一个隔河对岸的小渔村竟然变成了拥有一批群星璀璨企业的世界级工业城。这是香港无法相比亦无法取代的。而香港祇剩下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有被深圳或上海取代的可能。
无可否认的，围绕“民主”斗争不休的香港把自己塑造成张文称之为“孤立的金钟罩”。“望着日渐崛起的河对岸那个小渔村，开始惊恐。之后愚蠢、怪特首、怪李家、怪回归、觉得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相比之下，“昔日封闭愚昧的大陆，变得开放、包容。昔日开放自由的香港变得愚昧封闭”。
张文的结论，巧妙地将香港的遭遇，作为台湾前车之鉴。故曰：
短短几十年，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
香港人啊？醒了没有？八字还没有一撇的“台湾人”是否也该醒了？
张文祇谈了香港的不归路，极为透彻与深入；但是，至于香港为何会走向它的不归路，并无暇兼顾。所以我们须要开辟新战场，谈谈其中的道理。简单的说，导致香港不归路的困境有两大缘由：一是内在的，另一是来自外来黑手干预。兹分述如下。
三、香港人口组成复杂、对中国之认同与政治倾向大有差异
一般人（包括人口学专家）提起人口组成（demographics），能想到的多半是人口密度、种族构成、生育率多少、人均寿命长短与移民结构等项目。但我所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考虑到香港人口（包括不同辈份）来自不同的政治环境与遭遇、甚或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由于各种异样出身来源，因而对于中国的认同或意识形态的选择，彼此大有差异，错综复杂。故港人之间，甚难凝聚。而如果我们企图以这个角度来划分香港人口的组成，似乎无法寻找到可靠的统计资料来作科学的界定。因此我们祇能靠大胆的假定来做揣摸的分类，企图给香港人口组成划出一个模拟的图案。
因而想起最近一次讨论香港的论坛上，某老先生以自己是数代港人背景作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分析与推断。据某老的估计，香港的人口，如以政治取向来区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组别：
第一组，是当初（英人刚来时代）香港渔村本地早先祖辈所遗留下来的后代。到现今这一辈港人的政治信念是：心有中国（“偏中”），但不一定对目前共产中国友善（“非友共”）；如果要他们在香港与中国间拣选其一，他们选择香港的倾向会很高（偏港甚于偏中）。
第二组，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离大陆但滞留港岛而未移居台湾的一代（与他们的后代）；这些人的政治倾向，主要是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