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从英国卡车惨案看西方媒体选择性失明
10月24日到25日,事件发生后两天,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带节奏”,将还没有核实的39位死亡者的个人身份全部定性为中国人,翻开那两天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的标题,入眼的净是:“中国岁月真静好? 集装箱命案震惊全英”、“英国集装箱惨案:39名死者均为中国公民”、“39人葬身集装箱揭秘中国偷渡客的死亡之旅”、“英国卡车39中国人尸惨案司机苦说只知拉的是蘑菇与饼乾”这样的标题。10月25日,美国新闻媒体CNN的一名驻华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件向华春莹提问称,“为何中国公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这种极端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这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烈暗示性质的问题,而作为专业记者来讲,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及格的提问。
这样的提问,已经明显带上了“先入为主”的设定,在事件发生之时,这些媒体没有第一时间向英国警方跟进核实到底是不是中国人,而是越过事实,直接将“偷渡”和中国甚至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系起来,若是分析其问题之间潜藏的台词便是:中国的体制有问题,所以有公民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逃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听了问题也当即反问道,“你刚才先入为主,设定遇难者就是中国人,而且把这个案件和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系在一起,这个出发点是很有问题的,反映出你思想深处或者说你代表的美国一些媒体的问题。你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其实,一些西方媒体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就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国家体制,抨击中国所谓的非民主和不自由,将偷渡者的冒险塑造成逃离国家体制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惜,这个算盘打错了。每一个偷渡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冒险的理由,也并不一定经济发展了,就没有偷渡的人群存在。这也正说明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这样的社会问题,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
李普曼曾经提出“拟态环境”这一概念。在传播学中,拟态环境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资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客观真实的世界,而是对媒介提供的资讯对传媒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就本事件来看,有一部分西方媒体肆意曲解、罔顾事实,至公正和客观的媒体信条于不顾,更可悲的是,正是这些每天都“选择性失明”的媒体,掌握着世界媒介的绝大多数话语权。可融入情绪和负面导向性的报道又何止这一个事件?
在资讯爆炸的年代,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管道获得资讯,我们认为,作为传播大门的守门人,媒体记者更应该在报道事件时专业、准确、客观。无论肤色、国籍、种族、信仰,发生39人以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殒命的事件本身就是极度悲惨的,媒体作为有公信力的机构,应该引导大众去反思国际社会上现存的严重的跨国偷渡问题,进而促使各国合作打击有组织的偷渡犯罪,而不是变成别有用心者“跳梁”的舞台,在罹难者的家人和同胞的伤口上撒盐,以意识形态来利用偷渡中产生的悲剧宣扬“中国威胁论”。
10月24日到25日,事件发生后两天,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带节奏”,将还没有核实的39位死亡者的个人身份全部定性为中国人,翻开那两天一些西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的标题,入眼的净是:“中国岁月真静好? 集装箱命案震惊全英”、“英国集装箱惨案:39名死者均为中国公民”、“39人葬身集装箱揭秘中国偷渡客的死亡之旅”、“英国卡车39中国人尸惨案司机苦说只知拉的是蘑菇与饼乾”这样的标题。10月25日,美国新闻媒体CNN的一名驻华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件向华春莹提问称,“为何中国公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这种极端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这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烈暗示性质的问题,而作为专业记者来讲,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及格的提问。
这样的提问,已经明显带上了“先入为主”的设定,在事件发生之时,这些媒体没有第一时间向英国警方跟进核实到底是不是中国人,而是越过事实,直接将“偷渡”和中国甚至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系起来,若是分析其问题之间潜藏的台词便是:中国的体制有问题,所以有公民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逃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听了问题也当即反问道,“你刚才先入为主,设定遇难者就是中国人,而且把这个案件和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系在一起,这个出发点是很有问题的,反映出你思想深处或者说你代表的美国一些媒体的问题。你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其实,一些西方媒体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就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国家体制,抨击中国所谓的非民主和不自由,将偷渡者的冒险塑造成逃离国家体制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惜,这个算盘打错了。每一个偷渡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冒险的理由,也并不一定经济发展了,就没有偷渡的人群存在。这也正说明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这样的社会问题,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