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欧关系展望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发言。(中评社 陈思远摄)

  中评社北京5月1日电(记者 郭至君)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日前在北京记者站召开了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策分析与展望”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多位美国问题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内政外交诸多方面进行了评析与展望。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从当前美欧关系进行了评析与展望。他说,从目前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原则依然围绕“美国优先”、反建制、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展开。其主要政策特征体现在经济领域的大规模关税、减税和放松监管,外交领域的单边主义和对国际组织的重新评估,以及国内事务上对移民的强硬立场和对社会文化议题的积极介入。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似乎以更具雄心和可能更具颠覆性的议程为特征,更强调激进的政策转变,并以更自信方式实施长期以来的保守派目标,这对其外交政策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孙成昊表示,其延续性和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一是“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始终将“美国优先”置于其政策核心,但不同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优先”原则的实施似乎更明确和积极,从口号走向具体政策行动。这尤其体现在经济民族主义在本届政府中依然占据中心地位,并且似乎更广泛、更强硬地运用了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在第二任期初期,美国就迅速提高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表明政府坚定地将贸易作为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手段,可能较少顾及传统外交规范或潜在报复行动。

  二是反建制和“清除深层政府”。特朗普政府在瓦解其认定的“行政国家”方面展现出更具体的行动,政府效率部(DOGE)的成立以及推动类似“F计划”(Schedule F)的公务员制度改革都指向这一目标。任命像埃隆·马斯克这样非传统政治圈人士领导DOGE,表明政府有意打破既有官僚体系,这也与此前“2025计划”将整个行政部门置于总统直接控制之下的目标相一致。

  三是社会保守主义和文化议题。特朗普政府通过多项行政命令积极推行社会保守主义议程,包括针对多元、平等和包容(DEI)项目的行政命令。社会保守主义似乎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更突出和积极推行的方面,通过具体的行政行动旨在扭转之前的政策并实施社会保守主义原则。这一系列动作表明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解决文化诉求,并在执政初期就尝试兑现对保守派选民承诺。   在外交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更有愿意挑战国际上的既有规范和制度,并在初期执政重点上聚焦其周边和俄乌。其中,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因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调整遭遇重创,尤以特朗普政府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为代表。

  整体上看,跨大西洋同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在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挑衅性发言无情展示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全面冲击。欧洲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虽然迫切呼吁实现战略自主,但现实却让其无法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未来,美欧关系走向将不再是同盟关系的简单调整,而是一场涉及贸易、技术、全球治理等多层面、多领域的复杂博弈。

  孙成昊说,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注定成为跨大西洋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我也因为入选“慕尼黑青年领袖”而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场会议。我去现场听了万斯的演讲,他以“民主价值观捍卫者”的姿态,对欧洲展开全方位敲打,指责欧洲内部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出现“倒退”,对一些欧洲国家取消选举、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大加抨击。这场充满意识形态张力的外交攻势,不仅折射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2.0版的战略逻辑,更将欧洲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美国坚持将自身狭隘利益置于盟友之上。无论在经贸还是安全决策上,特朗普政府都强调必须首先保障美国的利益,任何合作都必须基于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万斯的讲话中,多次流露出对欧洲现有做法的不满,认为欧洲在诸多领域“对美不公”,这种立场是对欧洲传统盟友关系的一种挑战。

  其次,美方对盟友关系采取极其现实主义的态度。长期以来,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支持,但在特朗普看来,这种依赖关系已经失去对等性,美国不愿再为盟友承担过多责任。万斯不仅批评欧洲在内部治理上的种种失误,更暗示欧洲应为自身安全和发展承担更多责任。

  最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充满了交易性思维。万斯在讲话中多次提及“交易”概念,似乎认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不断施压,试图以经济、贸易甚至技术等领域的施压换取欧洲在安全和政治上的妥协。这种交易性外交不仅削弱传统的同盟情谊,更在意识形态上激化双方对立。   从会议现场反馈看,万斯讲话应者寥寥,并未引发热烈掌声,偶尔出现的掌声稀稀拉拉,让人怀疑是美国代表团的“孤掌难鸣”。有欧洲学者私下表示,万斯发言意在为德国大选前其国内右翼助力,试图掀起跨大西洋两岸右翼力量共振。还有欧洲参会学者愤怒地表示,万斯演讲已不止是对欧洲的“叫醒电话”(wake-up call),而是“当面掌掴”(slap on the face)。因此,当闭幕最后一节慕安会主席霍伊斯根讲话时,我坐在第二排清楚看到,当他讲到这五年“太难了”时不禁啜泣,既是对他即将“交棒”主席职位的不舍,也是对欧美关系走到如今的痛心。

  面对新一轮“特朗普冲击波”,欧洲对于如何应对华盛顿新策略充满焦虑与分歧。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内部对特朗普及其政策调整的看法逐渐分化为三大阵营——务实派、规范派和特朗普拥护派。这三大阵营构成一张流动的战略地图,反映出欧洲在短期内既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又迫切希望推动自身战略自主的矛盾心态。

  务实派认为,尽管特朗普的激进言辞和单边行动令人担忧,但在当下多重外部威胁面前,美国仍是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因此,这一派主张在保持必要合作的前提下,通过增强防务投入和经济多元化,逐步实现战略转型。务实派强调,应确保特朗普推动的“和平方案”不会使乌克兰陷入更大风险,同时避免引发跨大西洋贸易战。这一派坚信,只有在共同利益框架下,才能挽救现有同盟关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规范派。他们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及其交易性外交持质疑态度,认为这种模式对欧洲是结构性挑战,不仅违背欧洲长期以来基于“自由民主”和多边合作构建的价值观,还可能以安全保障为筹码,迫使欧洲在贸易、技术和数字监管等领域做出巨大牺牲,从而侵蚀欧洲核心利益与自主能力。规范派担心,倘若美国利用安全承诺换取政策让步,欧洲不仅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主性将受严重削弱,其内部民主制度和社会整合也可能面临深刻冲击。

  同时,特朗普拥护者主要集中在部分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中,其赞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认为只有通过强化国家主权,才能打破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束缚,从而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尽管这一阵营在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有较高契合度,但在如何平衡对美经济合作上也存在分歧。部分人愿意接受高成本的合作以维持美国安全承诺,而另一些则主张彻底摆脱依赖,走向更激进的自主路径。   展望未来,美欧关系正站在极其关键的十字路口。特朗普政府以其鲜明的“美国优先”政策和交易性外交,不断向欧洲传递一个信息:欧洲的重要性正不断下降,而美国正谋求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重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

  在安全领域,美国试图通过大幅削减在欧军事投入和改变北约责任机制,从分担责任变为转移责任,迫使欧洲承担更多安全义务。特朗普政府不仅公开要求欧洲各国提高防务开支,甚至提出将防务支出提高至GDP的5%,这种要求不仅难实现,更为美国未来可能的安全“抽身”以及北约“休眠”制造条件。如果美国大幅缩减在欧军事存在,欧洲必然面临安全空白和战略真空的挑战,这种局面将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内部防务改革和军力建设。

  而如何解决俄乌冲突是目前摆在美欧之前的巨大难题。美、俄、乌、欧四方各有不同考虑和战略目标。美国希望推动俄乌和谈,减少援乌负担,并试图借此让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俄罗斯则致力于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保障其在抵御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利益,并期待美欧取消部分制裁。乌克兰的主要目标是收复失地并保障国家安全,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乌克兰可能将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而欧洲内部对俄乌冲突立场存在一定分歧,欧洲则担心美俄谈判将损害或牺牲其利益。

  谈判进程持续多久、各方利益诉求能否达成,仍难预判。原因有五:第一,俄针对乌克兰“非北约化”并放弃部分领土的要求过于苛刻,即使美从中迫使乌接受,但也只能接受俄实际控制而非对被占领土主权,这一利益分歧能否调和未可知。第二,虽然美以强硬姿态要求欧洲接受美国的和平方案,但欧洲国家是否会完全追随美国也未可知。第三,俄诉求之一是美欧取消制裁,实现难度较大。第四,俄提出的乌克兰“去军事化”最终是要求乌永久中立,还是乌阶段性不加入北约难以判断,美欧可能不会同意乌永久中立。第五,特朗普偏好元首外交和依靠直觉的“交易式”谈判,这意味着在和谈过程中,美自身可能出现变数。   在经贸领域,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战威胁,通过高额关税、技术限制等手段,迫使欧洲做出重大让步。特朗普政府曾多次以“重新平衡”贸易为由,威胁对欧盟出口产品征收高关税,而欧洲则在不断寻求通过内部“去风险”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尽管欧盟拥有强大的集体谈判能力和反制工具,但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双方摩擦短期之内难以彻底解决。

  在技术与监管领域,美欧分歧同样日益凸显。美国科技巨头长期对欧盟严苛的反垄断和数据保护规定颇有微词,特朗普政府也借此大举施压,试图迫使欧洲放宽监管。而欧盟则坚决维护其“数字主权”,通过严格的法规来保护本土产业和公民隐私。

  更让欧洲感到惊恐的是,其过去依赖美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欧洲未来必须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寻求更独立、更自主的国际角色。要实现这一点,欧洲不仅要在防务和经济上实现突破,还需在全球治理等领域展现出更强的话语权,摆脱单一依靠美国的困境。

  因此,站在十字路口的跨大西洋关系,正处于由合作走向博弈的转型期。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不断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与经济支持;而欧洲则在经历内外压力后,既不愿彻底割裂与美国的纽带,又迫切需要在多极世界中找到自身位置。这种“既分又合”的复杂态势,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左右美欧关系走向,也将对全球安全和国际秩序构成深远影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发言。(中评社 陈思远摄)

  中评社北京5月1日电(记者 郭至君)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日前在北京记者站召开了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策分析与展望”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多位美国问题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内政外交诸多方面进行了评析与展望。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从当前美欧关系进行了评析与展望。他说,从目前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原则依然围绕“美国优先”、反建制、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展开。其主要政策特征体现在经济领域的大规模关税、减税和放松监管,外交领域的单边主义和对国际组织的重新评估,以及国内事务上对移民的强硬立场和对社会文化议题的积极介入。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似乎以更具雄心和可能更具颠覆性的议程为特征,更强调激进的政策转变,并以更自信方式实施长期以来的保守派目标,这对其外交政策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孙成昊表示,其延续性和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一是“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始终将“美国优先”置于其政策核心,但不同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优先”原则的实施似乎更明确和积极,从口号走向具体政策行动。这尤其体现在经济民族主义在本届政府中依然占据中心地位,并且似乎更广泛、更强硬地运用了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在第二任期初期,美国就迅速提高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表明政府坚定地将贸易作为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手段,可能较少顾及传统外交规范或潜在报复行动。

  二是反建制和“清除深层政府”。特朗普政府在瓦解其认定的“行政国家”方面展现出更具体的行动,政府效率部(DOGE)的成立以及推动类似“F计划”(Schedule F)的公务员制度改革都指向这一目标。任命像埃隆·马斯克这样非传统政治圈人士领导DOGE,表明政府有意打破既有官僚体系,这也与此前“2025计划”将整个行政部门置于总统直接控制之下的目标相一致。

  三是社会保守主义和文化议题。特朗普政府通过多项行政命令积极推行社会保守主义议程,包括针对多元、平等和包容(DEI)项目的行政命令。社会保守主义似乎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更突出和积极推行的方面,通过具体的行政行动旨在扭转之前的政策并实施社会保守主义原则。这一系列动作表明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解决文化诉求,并在执政初期就尝试兑现对保守派选民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