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D探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与合作
中评社北京9月3日电（郭至君 徐梦溪）第九届首尔防务对话（SDD）1日开幕，邀请多国专家在大会第一环节讨论疫情后的国际秩序与国际合作。
韩国世宗研究所所长Paik Haksoon表示，目前全球化趋势迅速萎缩，各国普遍存在保护主义。地缘政治、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对糟糕的公共全球领导力的失望都在增长。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挑战是什么? 首先，为什么在抗击大流行病方面缺乏或丧失了全球合作的领导作用？众所周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激烈竞争，本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可以合作，抗击疾病，但是美国和中国已经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或困扰。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等中等实力国家在抗击这一致命疾病的过程中也发出了吼声，并大力推动了这一进程。
那么，在应对各种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时，如何加强地区和全球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和危机？首先，我们需要单独对待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决策者在处理所有这些新的危机时，需要摆脱传统安全思维和策略。第二，加强了军事经济实力将最有效地处理所有这些新兴安全问题。第三，促进务实、非意识形态、分析性、逻辑性评价的来解决问题。最后,我们需要促进团结合作,跨区域的全球信息交换平台维护,这样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社会适应力，世界各国也可以通过不反弹，走出这个大流行病。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Yoon Young-kwan说，我认为自由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强权和美国领导的基础上的。以民主治理、开放市场或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被严重削弱，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秩序正被三种无序或单一的民族主义所取代。这些天来，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面对大流行病的挑战时的种种行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化和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削弱有两个根本原因。一种是国内因素，一种是国际因素。国内层面是说美国选民越来越不愿承担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平的给增加了相应的政治不满。例如，美国的民主不能有效地让那些在铁锈地带的失业工人摆脱全球化时代的困境，你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就业再培训或教育，让他们能够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从而生存下去。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也与社会上的不平等有关，两者都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权力和能力的差距在缩小，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力量。由于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变得相当自信，并开始扩大其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特别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因此，新兴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这种紧张关系演变成了公开的、广泛的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们试图将他们的经济政策转向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我认为可以从这些原因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米尔斯海默指出，我的基本观点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如今深陷困境，支撑它的地方正在发生变化，它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它没有真正的未来。现在在美国，当很多人听到这种说法时，他们往往会把发生的事情归咎于特朗普总统。但我不认为特朗普对当地的国际秩序负有主要责任。他当然要承担一些责任，但这种秩序还有更根本的问题。今天我将提出三个基本论点。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有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而你所得到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上存在的力量平衡。我的特别主张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必须有一个单极体系，其中只有一个大国，或者说唯一的大国必须是自由的国家，这正是冷战结束时的情况，之所以需要一个单极体系来拥有自由的国际资源是因为在统一的资源中，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不必担心安全竞争，它可以奉行意识形态外交政策，这就是美国所做的。
他的第二个观点是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是在二战后建立的，而他认为这是错误的。“我认为它是在冷战后建立的。我认为在冷战期间，我们有一个非常薄弱的国际秩序，它不是自由的。但世界上存在的两种主要秩序是有界秩序。更精致说法是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秩序，另一种是西方主导的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主导的。当冷战结束时，西方秩序占据了上风，西方秩序演变成一场自由主义的国际战争。”米尔斯海默说。
他的第三个论点是，这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出现的自由主义的国际资源，蕴藏着自身毁灭的种子。在这个秩序中嵌入的一些政策注定会失败，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破坏这个秩序。例如，其中一项主要政策就是在全世界传播民主。有时这涉及战争和像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的地方，有时则涉及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陷入了灾难性的战争，还破坏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美国推行的另一项政策是促进开放或多国边界，以促进几乎没有边界的移民，这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各州在允许移民入境方面非常谨慎，除非他们得到了真正的控制，这涉及到民族主义问题。因此，强调开放、漏洞百出的边界会带来大麻烦。
米尔斯海默强调，所以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说我们已经从单极走向了多级。但正如我之前在演讲中所说的，一旦你脱离单极，进入双极体系或多级体系，你就不能再拥有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现在是2020年。当你比较一下冷战后一年的1990年的情况，你会发现人们对我们的未来比互联网刚兴起时要悲观得多。因为这个秩序已经失败了，因为它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Kishore Mahbubani表示，全球现在有三大矛盾。第一个是全球性矛盾，全球需要合作，特别是对抗贪婪。我很高兴前面的演讲者都提到了新冠病毒，这是全球合作的需要。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了最大的政治竞争，这是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促进更强的多边合作，然后是西方国家维护自己权力的欲望，但即使是促进多边合作，也要约束自己的力量。第三个矛盾存在于巨大的机遇之间。今天，亚洲国家必须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和尝试。正如我常说的，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但正当我们在亚洲迎来一个重大机遇的时刻之际，我们看到亚洲国家之间政治军事紧张日益加剧，这是一股相互矛盾的力量。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全球三大矛盾。设想一下，如果人们住在同一条船上，结果船着火了，你能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争论是谁放的火，应该是一起把火扑灭了先，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正相反，这是矛盾。丘吉尔和罗斯福如果今天还在，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也正在提醒我们，当有共同的敌人时，美国可以和共产主义国家合作。所以从逻辑上讲，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但遗憾的是，它不可能发生，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深层的结构性力量导致了今天巨大的全球动荡。如果你想创造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我们就必须解决这些全球性的矛盾。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表示，全球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民粹主义，比如美国一样，民粹主义被民族主义的形式强化，这种民族主义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其他国家。民粹民族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特性，在世界政治导致分歧以及国家内部或之间的紧张关系。
技术进步是一个双刃见，一方面，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更好的质量。另一方面，新技术容易被政府、政治组织用来充当洗脑及其，煽动激进和民族主义情绪，限制个人自由。新技术还会扩大贫富差距，在不同身份群体之间建立社会和心理战争。在国际政治中，网络战、太空战、网络战、生物战等技术战的发生几率在现在和将来都更大。
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将被一分为二。中美战略竞争有可能迫使其他国家在规模上进行选择，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可能是西方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分歧。无论谁赢得2020年11月的美国大选，都决心在长期战略竞争中调动各自的全球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分岔时期，这在许多方面使我们想起冷战。上述特征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安全与国际关系有着重要影响。
冷战给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总体和平与稳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挑衅性。此外，南海的海上争端可能引发中美两国军事力量之间的意外，因此我提出加强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以缓解紧张局势的四点思路。第一，中国、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国际社会，永远不要放弃建设一个长期稳定的半岛的努力。第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平壤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放弃核武器的事实，制裁可能无助于迫使它改变这种核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必须采取措施鼓励朝鲜开放并进行国内改革。一年前，也就是2019年8月，我对平壤进行了短暂的个人访问，我看到了这个城市更乾净、更有秩序。那里的人们告诉我，自从2012年金正恩接任最高领导人以来，他们的生活已经改善了，这对我来说是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朝鲜人民勤劳勤劳，如果给予适当的机会，他们将建设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第三，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建立中、韩、日自由贸易区。此外，三国加强区域合作，以发现冲突和流公共卫生挑战，并应对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
最后，区域行为者要对某些危机管理机制和危机进行处理。这不仅关系到中美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关系，也包括俄罗斯、日本在内的其他地区行为体。
中评社北京9月3日电（郭至君 徐梦溪）第九届首尔防务对话（SDD）1日开幕，邀请多国专家在大会第一环节讨论疫情后的国际秩序与国际合作。
韩国世宗研究所所长Paik Haksoon表示，目前全球化趋势迅速萎缩，各国普遍存在保护主义。地缘政治、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对糟糕的公共全球领导力的失望都在增长。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挑战是什么? 首先，为什么在抗击大流行病方面缺乏或丧失了全球合作的领导作用？众所周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激烈竞争，本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可以合作，抗击疾病，但是美国和中国已经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或困扰。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等中等实力国家在抗击这一致命疾病的过程中也发出了吼声，并大力推动了这一进程。
那么，在应对各种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时，如何加强地区和全球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和危机？首先，我们需要单独对待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决策者在处理所有这些新的危机时，需要摆脱传统安全思维和策略。第二，加强了军事经济实力将最有效地处理所有这些新兴安全问题。第三，促进务实、非意识形态、分析性、逻辑性评价的来解决问题。最后,我们需要促进团结合作,跨区域的全球信息交换平台维护,这样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社会适应力，世界各国也可以通过不反弹，走出这个大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