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中美关系走向与两岸关系
中评社香港5月20日电/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首席专家暨博士生导师王卫星少将、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院长陈士良研究员、中央党校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研究所所长张仕荣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谢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研究员、国台办海研中心副主任鞠海涛与会。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中美建交四十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以《中美建交暨两岸关系四十年》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此次研讨会的举行，旨在集思广益，梳理中美关系发展40年的经验与教训并分享推动两国合作交流的真知灼见，同时也回顾《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历史轨迹。
在40年前的冷战形势下，中美共同面临的安全利益超越了台湾等问题构成的障碍，促成了两国建交，而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拓展了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回顾中美建交40周年，国际形势沧桑巨变，中美关系也经历了跌宕起伏。中美关系有变化的部分亦有不变的部分，今天仍然能够找到中美关系发展动态中始终保持“不变”的若干“基本面”：第一，维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战略重要性没有变；第二，中美持续稳定的战略合作、互惠受益的基本事实没有变。
虽然中美面临结构性对冲，但在重塑中美互动模式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寻找共同利益、增强相互战略信赖；不仅扩大经济合作面、更要探索新的合作形式、创造更多的“稳定剂”和“压舱石”；双方应辩证看待差异与争衡、理性处理若干分歧，对接中美两国的发展战略，让良性竞争推动中美共同进步。
2019年也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对此，《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两岸关系好，台湾才有前途，广大台胞才有光明未来。同时也告诉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了五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主张，其核心就是统一。这五点主张，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为我们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
就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的重要精神，我有三点体会：其一，以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案例，深入研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在新时代条件下对台工作与统一大业的特定功能；其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未来我们开展对台工作、引领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建议对台部门结合国内外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颁布一份新时代条件下的《台湾问题白皮书》，把祖国对统一大业的呼唤与决心直接诉诸于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其三，建议设立国家统一委员会，统筹两岸统一事务。
陈士良：创造机会 营造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国际环境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接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这两个影响深远的大事在同一天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1月2日，党中央召开了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阐述我们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具有划时代意义。重温40年前的这两个历史大事，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美关系和和平统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为今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一些启迪。
这里，我想就此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第一，台湾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的东南边陲，在历史上，台湾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就经常随着中央政权的兴衰而发生变化。当中国强盛时，两岸就统一；而国家弱乱时，台湾被外国强权占领。这几乎是台湾的宿命。就近代而言，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开始衰落，台湾在1895年被日本割占。1945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国力仍比较弱，1950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再度被纳入西方势力范畴，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
第二，解决国家统一问题，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关键是靠中国自身的实力。只要中国不断发展进步，实现国家统一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外部势力干预是台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它至今迟迟无法解决，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外部势力的干预。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仍需要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两岸70年的发展历程看，当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之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就有很大的帮助。在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进入最紧张的时期，中苏交恶也开始公开化。中、美、苏的大国博弈出现了新的局面，美国和中国都需要与对方合作，共同抗衡苏联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与新中国接触。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这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历史机遇。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把握住了机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随后，中美在1982年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共识。这就是“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诺“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所以，从中美建交和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过程看，当国际格局、外部环境朝着有利于我的变化时，对于国家统一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日益消极
如果我们把中美建交以来40年的中美关系划分阶段的话，我这里借用陶文钊先生的观点，那么，这40年可以以冷战结束为分界线，分为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变化。
但中国没有崩溃，反而不断发展壮大。于是美国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到了新世纪之后，“中国威胁论”就变得比以往更加现实和突出。2010 至2011 年前后，美国战略界达成共识：今后数十年，中国将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美国一些右翼人士还把制约中国发展作为美国的首要任务。
所以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原有的战略基础没有了，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波动之中。1999 年发生了“炸馆”事件，2001 年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亚太地区的一些多边机制约束中国，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挑起争端，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又推出“印太战略”，挑起中美贸易战。
在这里，我们必须说，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定位非常的高瞻远瞩。中美建交之初，虽然美国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拉中国对抗苏联，但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苏联的威胁而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倒向美国，而是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定位是非常正确的。几代领导人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个定位，为中国的崛起和确保战略机遇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大业。正是得益于中国历任领导人的努力，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贸、军事、人文和技术转让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逐渐变得多元。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持续为两国关系提供新的动力。正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全面性发展，中美关系才经受住了冷战结束的冲击，也基本经受住了特朗普上台后的暴冲。
随着大陆的发展壮大，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两岸统一的内部条件正在形成。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吹响了和平统一的号角。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但是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尚需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统一的外部环境，增加美国和周边国家对两岸统一的接受度。
第四，做好战略谋划，营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在很大意义上是顺势发展和借势发展，利用既有的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来发展自己。从现在到建国100年，也就是未来的30年里，中国是不是能继续在现存的国际体系里崛起，或者要突破这个体系，甚至另建一个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判断。中国做出怎样的判断，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能不能成功崛起。
首先，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的国力。美国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够塑造国际秩序，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国力。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距离美国这样的国力还有很大差距。
另外，塑造国际秩序也需要得到本地区国家的普遍支持，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大国的普遍支持，中国距离这样的国际支持还有较大差距。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反而产生了种种疑虑。比如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算是比较密切的，但是战略互信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另外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崛起也存在疑虑。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目前仍然不具备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屈从于既有的国际秩序框架。事实上，近些年来，中美“两强并立”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两国关系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秩序问题。例如中国同美国合作应对朝鲜半岛核危机、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特朗普当政以后，我们虽然暂且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了，但精髓还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条依然是中国发展同美国关系的指导性原则。
就台湾问题而言，我们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外部环境，必然是秉持同样的思路。我们不是要通过重建东亚秩序来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循序渐进地改进东亚秩序，为解决台湾问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指出，“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从这个讲话看，我们要创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外部环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两岸统一要能够让东亚各个国家获益，而不是受损，二是两岸统一要能够让亚太地区更加繁荣稳定，三是两岸统一要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有所贡献。
所以，要营造有利于统一的国际环境，我们一方面要善于顺势、借势，还要学会谋势。对此，需要我们做好谋划，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具体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我们反对国家分裂，推动和平统一，是正义的事业，历史必定会眷顾正义者。
王卫星：两岸统一后 必然要引起未来国家结构理论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并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当前，祖国统一进程已经进入实践阶段，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战略倡议，应加紧研拟、适时提出相关制度性安排的方案框架，进一步提升“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感召力，助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涉及国体问题，这是完成国家统一面临的核心问题。当今世界国家协调安排整体与部分之间、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关系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两种。我在2000年读政治学研究生时，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台湾统一后的中国政治结构模式探讨》，并被评为优秀论文。
之后，于2004年7月在新华社《瞭望》杂志第30期发表了约2万字的《五十年来我对台和平统一政策回顾》文章，将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和平统一”方案，概括为10大方面29项具体内容。后来，专门就《中国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实质内容》，先后为来访的外国军事代表团和60多个国家留学军官及政府官员作了几年宣讲，他们都为这一政策的实质内涵感到震惊，并对台湾当局的行为不可理解。2015年，在《中国评论》7月号，发表了《“一国两制”与国家结构新模式》。前两天，结合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海研智库》发表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综合分析，两岸在实现统一后，从现存的几种国家结构形式来看，它既不会是彻底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也不会是完全的复合制结构，而是必然要继承发展现有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引起未来国家结构理论的变化。
无论台湾问题用何种方式解决，最终的结局都必将是“一国两制”。在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零和的时代大势下，“一国两制”是解决两岸问题的最佳方案。它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一国两制”既坚持单一制国家传统又吸收复合制国家的内涵，实质上是将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国家结构形式结合起来，并且在内容上有所突破。
其一，两岸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学习台湾有益的经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利用国家统一的合力共同振兴中华，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其二，主权与治权得到了完整的统一。既有利于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统一，也有利于台湾分享合理的治权，能充分地做到统一而不“吞并”，自治而不分离，更好地促进两岸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强盛。
其三，使单一制与复合制的国家结构走向结合。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台湾虽然在本质上是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地方政府，但其许可权将大于大陆各省的许可权，也大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许可权。
比如，“台湾将拥有军队”，这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来的。关于这一条，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的。在现有的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中，国防都是由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统一处理，地方政府及成员邦均无权处理国防事务，更无军队。各联邦国家宪法普遍规定：有关全国的外交、军事、财政、立法等事务均由联邦政府管辖。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保留并拥有两支军队，世界更无先例。德国国防军前总监察长施奈德汉上将是当年东西两德统一的亲历者。我2014年10月率我军高级军官代表团访问德国时，他告诉我,1990年10月东西两德统一时，在涉及两支军队合并问题时，西德对于东德军队人员，只接收了10万军人中的不到5万人，军官只接收了3000名，且年龄均在35岁以下，普遍降一级使用，尚有两年试用期。其中政治军官与情报安全部门军人不予接收，其余军官大部分提前退休或转业，“近200名将军中除两人充当文职顾问外，其余均离开军队。”4.7万名文职人员仅留用1.9万人，“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民军完全不复存在。”东德末任国防部长特奥多尔·霍夫曼在回忆录《最后一道命令》中也如此写到。
所以，从司法、外交和国防等主要领域看，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后，台湾将享有的治权，有的相当于复合制国家中的联邦制国家成员国或邦，有的甚至超过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国或邦。事实说明，“一国两制”构想无疑是个伟大的创造，它解决了复杂的国家结构问题，既没有照搬国外的模式，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既充分考虑了台湾的现实，使台湾的现行制度和体制不变，又坚持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完全是符合两岸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种新型的国家结构形式。
二、进一步细化完善“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新形式
目前，“一国两制”在台湾还面临着巨大阻力，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政策不会改变，而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对我们极为不利。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必然要与港、澳有所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不妨考虑以已经提出的优厚政策为底线，对“一国两制”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补充，重点是在两岸共同承担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责任的前提下，细化“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明确台湾可以拥有下列10种权利：
一是台湾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自行组成行政机构。统一后的台湾名称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别区”。由台湾自己依据《台湾基本法》实行管理，大陆不派人驻台，行政人员也不去，其党政军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理。同时，中央政府还给台湾留出名额，其代表可参加中央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二是台湾的立法权归台湾自己的立法机关。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其立法机关将由台湾自行组成，并可制定不损害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的台湾法律。
三是台湾将有自己的行政权。对内可根据自行管理台湾党政军系统的要求，制定和实施不同于大陆的政策措施，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公共人事制度。
四是台湾将有独立的司法权。台湾可保留不与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相抵触的原有法律，台湾的法院享有独立的审判权和终审权。
六是台湾地区将有自己的防务权。台湾可保留自己的军队，负责台湾的防务和安全，保证台湾地区不受外国势力侵犯，但以对大陆不构成威胁为条件。
七是台湾的财政独立。台湾可根据经济发展和区内管理的需要，自行开辟财源，自编财政预算决策，自行管理财政事务。中央政府不向台湾征税，必要时中央政府还将给予财政补助。
八是台湾将实行独立的货币制度。台湾可根据需要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由特别行政区指定银行发行台湾货币，实行单独的汇率，自行支配外汇储备。
九是台湾可有关税分区。在一个中国和关税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台湾可设关税分区，对外单独征收关税，并归其财源。
十是台湾将有权签发中国台湾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等。
按照这种架构，未来两岸统一后的中国国家结构形式将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实现了坚持一中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台湾自身竞争力的有机结合。如果能按照这一模式实现台湾统一，无疑将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政治学的国家结构学中将是极大的突破和创造。
但遗憾的是，当前“一国两制”始终在台湾被贴上“统战工具”的标签，被“污名化”与“妖魔化”，民众始终处于知之不详或疑惑不解状态。1月2日，蔡英文狂言“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就是典型的丑化、攻击“一国两制”。据统计，在海内外华人广泛讨论中国统一的过程中，不少人士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先后提出有100多种各式各样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如“一国两府”、“一国两席”、“一国两区”、“一国三制”、“大中华国协”、“多体制国家”、“联邦制”、“邦联制”等，但没有一个像“一国两制”这样内容广泛，合情合理，符合中国国情和两岸现状。这种统一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共创一个更美好的新中国，体现了“共同缔造”的精神。当前，一是不妨考虑以已经提出的优厚政策为底线，对“一国两制”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补充；二是要做好对“一国两制”的研究宣传，让老百姓知道它的真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