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重要讲话的辩证思惟考察

  中评社╱题:习近平重要讲话的辩证思惟考察 作者:杨开煌(台湾),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习五点”的特色之一,是从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到“两个寄希望”,再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辩证过程。“习五点”的特色之二,是对统一后的构想,是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再到积极的“一国两制”的辩证过程。“习五点”的特色之三,在论述两岸之争时,是从毛蒋的“意识形态”之争,到邓蒋(经国)的制度之争,再到今后的治理之争的辩证发展。所以“习五点”的特色之四,在“武力说”方面,也看出从毛周的“武力解放”,到邓的“武力促统”,到江、胡“武力反独”,再到习的“精准反独”的辩证发展的可能性。

  一、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中共建政以来70年的对台政策作为,也提出了往后中共对台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作为,被称为“新时代的对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发表之后广受重视,各方议论,汗牛充栋,各有立场,各有评述,然而包括大陆学者的讨论文章,尚未有从习近平很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习的重要讲话,以往武汉大学马克思学院的林子荣讲师在中国评论2018年7月号,发表过一篇名为“新时代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探析”一文,作者试着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归纳出,习总以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和理解事物时,通过“联系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阐明了“‘台胞利益’、‘台湾前途’、‘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得出“台湾同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者’”、“从全民族发展的高度来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及应该“从历史思考台湾问题”;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认识到“在实际工作要坚持以发展观点为指导,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来“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得到“和平发展”、“大陆发展”及“持之以恒”三点解决来看待台湾问题的心得;再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点,体认“两岸关系错综复杂,是一个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过程,推动两岸关系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以此来“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得出“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两岸一家亲’理念”及“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等习近平“对台政策”的特质。结论中,作者认为习的对台政策“表明我们党对于台湾问题的认知更加成熟”。①然而,客观而言,作者的分析只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并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所以作者归纳的相关习总对台政策的论点,即便不用马克思的辩证思惟也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同时上述的论点,几乎在其他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中也都存在。看不出什么新时代对台政策的特色。

  因此,林文虽然提出了很好的角度分析,然而,如果将焦点只放在习近平一任之内的相关讲话,恐怕不易得出习的对台政策,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处理台湾问题的特点,而且这可能是对辩证思维误解。本文以习总书记的“102讲话”,来分析习是如何看待中共的对台政策,以便进一步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习总书记的对台政策的脉络与走向。

  二、习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

  习近平自2012年底接任总书记工作之后,继承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的传统,在“十八大”期间共举办了集体学习43次。其中2013年12月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元月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12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7年9月的“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4次均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十九大”以来,共11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而2018年4月又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从以上的频率来看,可以肯定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领导人,而他自己更是多次在讲话中要求中共的各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呢?习在2013年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就“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讲话中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就引用恩格斯早就说过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④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呢?当然就是“唯物辩证法”;那么什么是“唯物辩证法”呢?“唯物辩证法”观点包括了“唯物观”与“辩证法”,持“唯物观”者认为世界存在第一性的是“物”(包括了“物质”、“事物”),“物”之间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联系,所谓联系是指“物”与“物”之间及“物”的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正因为一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所以世界上一切“物”都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而“辩证法”所谈的是“物”的运动、发展、变化的本质、性质和规律,唯物辩证总结出“物”的运动的三个基本规律:矛盾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

  首先是“物的本质主要表现为矛盾的统一形式:即所有的“物”其内部包含了对立矛盾的因素,而此一对立的因素又是统一在“物”之中,这是我们看到的物质的形式,也是“物”之所以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而“物”运动的性质,又可以区分为“物”内在的量变和质变两个属性。“物”内在量的变化是不断的、细微的,不改变“物”外在形式的;但当量变到一定的程度就引发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准备,没有量变就不会发生质变;经过质变,“物”在新质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物”的发展。

  至于“物”运动的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物”的发展是一个质变过程连着一个质变过程的,而每一次的质变都是对上一次“质”的否定,而在此的“否定”,不是也无法简单地、全面地“重来”,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保留了“合理”的因素,和新的、积极的因素形成新的“物”。从发展的过程看,即黑格尔的“正-反-合”三阶段,此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

  把以上的三个基本规律运用在共产党人认识、分析和解决事物,便是习近平所说的“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⑤这是唯物辩证法面对事物的第一阶段,从统一的“物”的外表,瞭解其本质的矛盾,即事物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瞭解了矛盾,也分析了矛盾,再进一步就是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定好策略,对照趋势,加速量变,解决矛盾。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⑥这就是习近平辩证思想的写照,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就是统一体内的矛盾。先是我们拥有“绿水青山”,后为了经济发展,“只要金山银山”,其后觉察“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再后才觉悟“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才是大趋势。其实习延平的许多讲话都有此特点,例如形容中国的道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此一辩证的趋势,就是否定再否定的过程。

  再如习近平于2013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⑦就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承认矛盾,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问题而不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看待问题。依此重读习近平的102重要讲话,我们会发现习近平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方法解决台湾问题。

  三、“102重要讲话”辩证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元月2日,在北京出席《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讲话,许多人在分析的时候都比较注意到习提出的五点,从字面上看,应该说都是以往就坚持的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反对台独,不承诺弃武以及习近平以往就提出的融合发展和心灵契合策略,似乎并没有任何创新的说法,但是,这种的理解无法回答以下的疑问:

  第一,是为何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习的讲话主要描述中共70年的对台策略和作为?

  第二,如果习五点只是在重述既定的方针、政策,那么就太不像习在政治上其他领域大开大合的作为了。那么“习五点”与毛、周的“一纲四目”、“邓六条”、“江八点”、“胡六条”有何不同,此其一;其二,习必然瞭解台湾对“一国两制”的反感,那么他为什么在“习五点”中,重提“一国两制”这个中共领导人已近廿年没有再多提的统一方案呢?其三,最令人意外的是习在“五点”中,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的说法,让台独和反华人士更有攻击的藉口?

  第三,中共一贯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一家人”的内部事务;但何以在讲话中,四次提及外国和国际,评价时有正有负,习对外力介入台湾的态度,究竟如何?

  个人以为以上的这些疑问如果不是从习近平强调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去阅读,去理解,恐怕很难有合理的解答。

  (一)为何是七十年来

  从文本来看,这里一共有八个自然段文字,除第一段作为全文的起始和问候语之外,其余各段均有主题。先说国家统一的法理基础:习一开始就说:“海峡两岸分隔已届70年”,那么70年前是什么状态呢?当然是“统一”的状态。习将此一现象归为两大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二是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所以当今的“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整段文字阐明四个道理:一是中共坚持国家统一是有法理依据的;二是台湾问题源自中华民族的强弱;三是海峡两岸政治对立的历史事实:是内战和外力造成;四是中国并没有分裂,目前仍处于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这里每一点都和中共当前处理台湾议题,追求统一的作为息息相关。

  次后紧跟着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共对“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努力了70年,这是综合性的叙述,其后分为五段加以阐明。

  第一段是推动交流,这也是刻意的安排,把两岸民间“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放在首位,突出中共的追求是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同时特别提到台胞,对“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也分享了大陆发展机遇”。

  第二段突出两岸交流的性质是一个中国之内的交流,民间、政党交流无不依此为准,至于“一个中国”的内容,则在原则相同的基础上可以暂时求同存异。

  第三段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什么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应该包括了两岸谈判、统一分两步走、和平发展等。至于“一国两制”后面在习五点还会有新的发展。

  第四段讲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业。

  第五段讲中共政权70年来不断地和台湾的分裂行径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最后,习总结出两个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中、两岸都是中国人;以及两个无法阻挡:两岸关系的发展和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用以说两岸关系的大趋势。这就很清楚地看到习的讲话,是从历史事实、人民需要、中共努力,国际支持几个方面经过70年的努力,形塑出两岸统一的大趋势。同时从70年看两岸关系,也是用“两个不能否定”的论述,从毛、周第一代的努力,到邓、江、胡第二、三、四代领导人的努力,再到当代的努力,都是连续地、发展地看待中共的对台政策,这里就突出了中共对台政策的辩证过程。如果从和平的角度来理解,70年来中共的对台政策经历了毛、周时代“一纲四目”的“和平解放”政策到邓、江、胡“两岸谈判”的“和平统一”再到如今的“和平解决”的辩证历程。“和平解决”的对台政策是承继了毛、周时代解决统一的主动权,以及邓小平解决统一的主导权,到如今“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⑧主动权讲的是何时、以何种手段解决矛盾的权力,是指北京掌握了时机和方式。主导权是两岸关系往何处去,是指北京掌握了发展方向和最终趋势。所以习很有信心地说“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所以,在习近平的时代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时代,方向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手段针对统一是“和平”,针对“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则保留“采用一切手段”的权利。

  然而两岸再统一是历史的定论,趋势的必然,那么是否意味着北京可以不必有作为,坐等趋势的到来呢?显然不是,因为现在的趋势正是北京70年努力的结果。而且分裂两岸、阻挠中国统一的因子也从未停止活动过,所以习要和“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二)习五点的特色

  “习五点”一共是五段,首先从标题可以看出“习五点”完全针对国家的“和平统一”,他要从民族复兴来实现此一目标,以探索两制来实践此一目标,以坚持原则维护此目标前景,以融合发展夯实此一目标的基础;以心灵契合增进统一认同。这就是“习五点”最显明的特点。直接了当地指明了对台政策的终极目标。

  其次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习五点”的安排,他最先标举是民族复兴,对两岸而言,就是指出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这是“习五点”的大前提。台湾同胞认了自己是中国人了,其他才有得谈,所以从“民族复兴”谈起。习特别说:“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此一基础,就可以推动,维护和分享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接下来,是中国人之间寻找统一的方案。我们先注意到习的用语,是探索方案,丰富实践。之后分为五段:第一段从北京的观点,认为两岸必将统一,而台湾同胞又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疑虑,那么一国两制自然是最佳方案,这样的统一“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所以北京才坚持“一国两制”。第二段是对台湾人民说的,“一国两制”不动台湾的现状,所以制度不同,当然不是问题。第三段的意思,如果还有其他想法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第四、第五段是习近平说怎么做。先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与台湾的政党团体展开交往、对话、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另外具体建议:由“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看起来习建议是由有目的的民间交往、对话,以及推动有代表性的民主协商,最终迫使台湾当局政治谈判,达成制度性安排。简言之,今后对台工作的方针是:以民间替代政府,以在野包围执政。

  再则统一的道路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台独”和干预统一的外力。面对这样的统一前景,习如何维护其政策?习近平的讲话先从法理和利益两个层面说明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湾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次是将台湾人民和“台独”区分,对台湾人民是尊重、关爱、团结和依靠;但是对台独,则绝不留情,习说“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习更说“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简言之,“台独”绝对没有和平。

  以上的三点是统一愿景,是和平原则,但是统一仍须努力,和平也必须维护,所以最后的两点就是说明当前该做的事:

  一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是基于“中国人要帮中国人”的构想,融合发展先是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且习又针对两岸情势提出许多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是“融合发展2.0版”,如果说以往融合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从大陆发展获得融合的机会和可能性,则习指出的“四通”:“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以及“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分享,支持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这些建议的推动已经将“融合发展”延伸到台湾。所以是“深化融合发展”,此一工作若真正落实了,两岸人民的许多生活的服务,就一致化、标准化了,因此,和平统一基础必然更加夯实。

  二是“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从两岸和平统一的角度来看,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习先解说两岸同胞为什么可以实现“心灵契合”,是因为两岸人民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其次习要解释何谓“心灵契合”?习强调“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这并不容易,所以是“久久为功,必定能达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习讲了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之后,用了两段对台湾同胞提诉求:一是针对台湾人民;一是针对台湾青年。面对现今的台湾民心社情,习的诉求既是绵里藏针也是循循善诱;习说:“我们真诚希望所有台湾同胞,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样追求统一”,习也承诺“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从“习五点”的内容看;习近平也严谨地使用了辩证方法,来阐明他的对台政策是如何与时俱进的:

  首先是习五点基本的对象就是“台湾人民”。我们知道中共的和平对台是毛、周的“一纲四目”开始,当时和平诉求对象就是“蒋氏政权”,可以说是“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其后邓小平的“和平统一”,按“告台湾同胞书”的说法首先提及“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⑨

  这是两个寄希望,此一方针为江、胡所继承,而今习似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至少是主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所以以往以当局为主的对台工作,如今就必须翻转思惟,开始做台湾群众工作、台湾人民的工作,从台湾人民影响当局,从经济社会影响上层建筑。这本身就是和平之路,需要“久久为功”。为什么习近平认为可以台湾人民为对象,而不以台湾当局为对象呢?因为习近平认为,“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何况“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所以“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这是两岸再统一的真正和平保证。因此,说大陆武力威胁的外国政客,根本就是中文文盲,或是有钱就卖身的所谓“中国通”;至于在台湾,也持相同看法的台独政客,和部分人士,就只是鹦鹉学舌,或是故意误解。

  “习五点”的特色之一,是从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到“两个寄希望”,再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辩证过程。

  其次是对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从毛、周的“一纲四目”到邓小平及江、胡的“一国两制”,基本上强调的主调就是不改变台湾的现状,这是从北京的立场看统一,表现出最大的包容和诚意,问题是换到了台湾、即使赞成统一的台湾同胞也必然有人要问,既然一切依旧,那又何必多此一举的“统一”呢?所以“一纲四目”与台湾人民无关,“一国两制”则是消极的统一方案。对赞成国家统一的台湾人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对反对统一的台湾人更没有说服力,习近平的“一国两制”除大家都看的共议台湾方案之外,更重要的在习的讲话提及国家统一对台湾的意义,他说“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达成国家统一愿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所以两岸的再统一定可以为台湾同胞解除当代的焦虑,确定自己的定位,扩大自己的主体性的政治选择。那么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是积极的“一国两制”。

  “习五点”的特色之二,是对统一后的构想,是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再到积极的“一国两制”的辩证过程。

  其三是习近平特别针对台湾某些精英,特别是高度崇洋媚外、不知自省的知识精英,他们常常自觉地将两岸制度的差异,偷换成制度的优劣,并视之为自我优越感、自我傲慢的根源,动不动就抬出“一国良制”的说法。习点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藉口”,正是对这些说法的当头棒喝。我们回顾一下两岸之争,在两蒋时代是以权力、正统为内涵,以意识形态为包装的政治斗争,所以当年蒋氏政权最能用以“自我保护”的一句话,就是孙中山在1919年的“孙、越宣言”中的立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⑩但是1924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第一讲,一开始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我现在就是用民生这两个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⑪如果从三民主义的角度来看,其实国共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是新旧三民主义之争而已,只是其后外力的介入才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是西民主阵营和非西民主阵营之争。到了1978年底,中共启动了改革开放,在国家发展方面借用了资本主义的许多方法,这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纷纷弃守,社会主义及其制度也陷入重大的困境。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风光的年代,此一时期的两岸之间,可以说是制度之争,尚有几分正当牲;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和某些领域的超前,引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普遍焦虑,而且情况愈来愈明显、明确的趋势下,美国开始流露出其恶霸的本质,不惜违背自己的制度和价值,倾全国之力欺负一个孟晚舟。⑫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破坏自己制订的规则,不遵守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价值之后,其制度还有多少值得学习的内涵呢?所以此时此刻习提“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的论述,除了为“一国两制”的正当性提出辩护之外,更积极的潜在意义,代表中共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及其制度是有其自信的,而当今和今后的国际间的国家竞赛,已经从制度之争转向国家治理之争,反映到两岸之间亦是如此,否则我们也很难说明台湾民意的巨变。

  所以“习五点”的特色之三,在论述两岸之争时,是从毛蒋的“意识形态”之争,到邓蒋(经国)的制度之争,再到今后的治理之争的辩证发展。

  其四是武力的问题。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中,和平和武力一直是矛盾的统一体,特别在西方近代的国家历史中,“和平”永远是依靠“武力”作保证的,纵使有了国际条约,有了联合国等结构性的制约,最终还是依赖实力,依赖武力,才能保有和平,这个可以说是国家学说必然的副产品,因为国家是具有排他性、独占性的特征,排他性、独占性的依赖就是武力,在毛周时代,虽然自六十年代开始提出“一纲四目”的和平解放策略,但是武力解放依然是方案之一。邓小平在1979年1月5日,会见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同台湾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谈判,还要看,也不是一二年就能谈得起来的﹔甚至不排除最后谈不成,还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⑬同年1月9日会见美国参议院军委会特别任务小组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我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蒋经国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⑭后来“江八点”则说:“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图谋的。”⑮胡锦涛任内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⑯习也是立足国家的立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然的配备,这是习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继承性;换言之,如果没有台独分裂活动和外力干预就没有“武力”的问题,所以逻辑上“武力”之说是明确了“和平促统,武力反独”的政策。此其一;其次武力针对性的问题,包括江、胡、习都说:“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的说法,在以往的领导人也都说过,台湾人的回应是“子弹是不长眼睛”,所以中共的保证是不具可操作性的意义。当然,一旦动武就很难以常态、理性来判断;但是在今日的高科技下,战争的样态、形式肯定与以往大大不同,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习的讲法届时如何兑现,如今难以论断。

  所以“习五点”的特色之四,在“武力说”方面,也看出从毛周的“武力解放”,到邓的“武力促统”,到江、胡“武力反独”,再到习的“精准反独”的辩证发展的可能性。

  (三)外力介入的问题

  习的重要讲话除了上述的内容,在“习五点”之后,还有近500字的讲话,内容分为四段,除了末段作了鼓舞性的结论之外,其他三段都是和两岸关系间接相关的因素,分别是港、澳、侨胞在国家统一大业中的角色、国际正义之声以及两岸再统一对国际的意义。这些因素是以往中共领导人在相关两岸议题的讲话很少触及的,特别引人注意。

  第一是港、澳、侨胞在国家统一大业中的角色,习近平说:“长期以来,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关心支持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再立新功。”这代表了习正式扩大促进国家统一大业的统一战线,把民族复兴、国家统一转化成全球华人的共同的志业,共同的心声,以便使得国际上各国政府和人民理解全球华人的主流心声。也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去促成国家完全统一的作为。同时发动港澳同胞参与统一,相信还和“一国两制”有关,从香港的殖民精英、国外的新闻或是某些西方殖民官员谈论的香港,“一国两制”必然是失败的、错误的;然而广大的港、澳同胞他们在回归之后,实际的“一国两制”感受是什么,他们的生活存在,经济收益和社会享受,究竟有何变化,有何差异,才是对“一国两制”的真正评价。习近平显然希望台湾同胞有机会真正瞭解统一在“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同胞的真实情况,以及广港澳一体化政策下的港、澳前景;从而可以公评“一国两制”,才能真正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果真如此,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在祖国统一大业,就作出了积极贡献,就是为民族复兴再立新功。

  第二是综观习总这篇国家统一的“文本”,共有六处提及外国: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台湾更是被外族侵占长达半个世纪……

  ▲台湾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其后不久,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业。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国际上对一中原则及中国反对台独,争取统一的“正义支持”,表示“赞赏和感谢”。

  ▲“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涉及了历史、现状和未来,上述外力入侵是历史事实;外力介入和干预是现状中的负面现象,而国际间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和中国反对台独,争取统一的“正义支持”,这是现状中的正能量;中国的统一对外国、对区域、国际和世界、人类的意义是未来的现象。

  这应该是中共领导人在专论两岸关系的正式文告中,首次系统地阐释外国因素的影响和功能,相较于以往的文告的隐晦和回避,确实出现了较明显的差异,当然这里存在着国家国力、现实环境的不同,无法一概而论,不过在两岸关系中,外力特别是负面的外力是一直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以往“外国因素”的负面性既深入又巨大,相对的正功能虽然与日俱增,但并未介入,所以在未能消除负面影响下,最佳的策略是不提及、不谈论。

  如今的中国大陆已不同于2010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中国大陆已不仅仅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科技上都逐渐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此时的中国统一的意义和影响远远不再是中国人一家的大事,而是国际间的重大变化,不但现行的西方体系主导的国际,不乐见中国如虎添翼;周边利益相关国家也不愿意自己国家的战略要害受制于人,所以介入破坏之势,必然愈加明显粗鲁,更为公开露骨,更是不择手段,更加直接无限,这又给了台独分裂分子无限幻想的空间。换言之,中国大陆越是崛起,台海的形势越是险峻,和平统一的挑战也越严厉,在此形势下论两岸不论外力已经是掩耳盗铃了,关键是要怎么谈,摆在什么位置谈。

  从习总的文本来看,他的谈法有二:一是辩证地描述;二是辩证地转化。

  所谓“辩证地描述”,就是承认它、面对它、解决它;上述由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到现实的存在的情况,就是承认它。然后将外力一分为二,有正有负,负的采取对抗的手段,这是中共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继承;正的部分公开“赞赏和感谢”,而且引导到全球化的层次,让中国统一,共同受益。

  所谓“辩证地转化”,就是中共自身在看待台湾问题的心态上,也必须从国内视角切换为国际视角,再提升为全球化的视角,事实上,这也是习总重要讲话的突出特色,他从全球的视界讨论“中国统一”重大意义。

  按习的讲法“中国统一”对其他国家、地区,国际、世界和人类的重大意义是什么?简言之,就是“保障存量,扩大增量,附加贡献”。“保障存量”主要指的是外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扩大增量”则除了经济利益,还有区域的稳定、和平,“附加贡献”应该是指对全球解决复杂问题,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的范式有贡献。

  当然这是中国大陆对中国统一问题的主观论述,外人未必会信,甚至根本不信,然而这些论述的潜台词只有一句话,“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以上所说都是“和平统一”的情况下,中共的承诺。但如果台独分裂分子盲信外力,外力不信中共的决心,导致非和平统一的结果是什么?那就不是习的文本可以负责的。其次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好面子,领导人公开承诺的事,一般不会不兑现。这正是中西文化的差异。那么,习在处理台湾问题中的外力因素时,也是从毛、周时代绝对“排除”,到邓小平时期的“斗争”,再到习时代的“转化”的辩证发展。

  四、结论

  习近平在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共的干部在“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注重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第二,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第三,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第四,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⑰

  那么习近平是如何用以解决台湾问题呢?从习总“102重要讲话”来看,首先他从全局客观地看待台湾问题解决,在台湾问题中的三大因素:大陆、国际、台湾,其中大陆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变项,国际因素是“依变项”,此二者日趋笃定,解决台湾问题,必然只是时间与手段的问题。其次把握清楚了大局、全局的发展,再分析一下台湾当前的矛盾,其实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两岸政治层次的“统、独”矛盾;以及台湾民众希望分享大陆改革开放成果的红利与台湾当局刻意阻扰之间的矛盾,认识到矛盾的本质之后,习的解决办法是“和平”解决。其三在上述的认识和分析之下,制订了以“台湾人民”为对象的一连串积极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包括了鼓励台湾同胞要“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有“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志气;提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的建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都要认清“台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祸害,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认知;承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提供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的机会。但也规劝台湾同胞,要“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样追求统一”的觉悟。习也告诉台湾同胞“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两岸同胞只要能够“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思路,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他的“对台政策”的思路上,而是贯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施政内容中,彼此相互联系的思路。在“对台政策”上表现的“人民为主,经济优先”,事实上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以经济基础改变上层建筑的政策思考。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新时代习近平的“对台政策”,与第一代的毛、周的“解放台湾”政策,第二代邓小平、及其后的第三、四代的“统一台湾”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发展。由此看来,在理解习近平的“文本”时,辩证思惟是发掘“文本”意义极重要的工具。

  国家统一的工作历来都是政治上艰难的工作,而和平统一则更是尤其困难的旷时费力的大工程。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解决了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的困扰,而习近平的“融合发展”以及“心灵契合”则是化解台湾民众在国家迈向统一的“过程和平”的疑虑。然而在统一的过程中,还有“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和外力的公然介入,所以“非和平”手段的保留,变成必要的选项。基本上这是十分符合当前人类所建构由“敌对迈向和平”的和平架构,此一“和平架构”尽管双方订约,或是国际组织的机制制约,但“武力”永远是作为最终的、最有力的保障。当然放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以武保和也不是没有例外,例如英、美之间,国力虽不平衡,但我们以当前的英、美关系来看,他们之间的战事就是不可想像的事,因为他们之间是同文同种,而且制度相似,价值相同。如果是,则习近平“融合发展”以及“心灵契合”正是强化两岸同文同种,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则正是预防制度差距、价值冲突的制度化设计。习的“共同探索”正是台湾保障自我安全、保证两岸和平的唯一途经,台湾参与了此一途径,则哪里会有大陆武力的威胁感呢?

  注释:

  ①林子荣,“新时代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探析”,《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7月号第247期,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kindid=0&docid=105122852。

  ②“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网,2013年12月05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05/c64094-23748665.html。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2版。

  ④“习近平的辩证思维”,扫文资讯,2017年9月30日,https://hk.saowen.com/a/f8831635a36a92fa789d0f5378ca21d3cf798f0df6dabfe8efca87ff0c8f01a1。

  ⑤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网,2015年1月25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5/0125/c64094-26445123.html。

  ⑥习近平,“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3版。

  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6版。

  ⑧“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年12月1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12/18/content_5350078.htm。

  ⑨“《告台湾同胞书》(双语全文)”,中国网,2019年1月2日,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901/02/WS5c2c55eea310d91214052164.html。

  ⑩“孙中山坚持《孙越宣言》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华夏经纬网,2013年4月27日,http://big5.huaxia.com/zhwh/whrw/2013/04/3313192.html。

  ⑪“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

  ⑫“重大战役!华为之争将重塑中美未来关系”,中时电子报,2019年1月30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30001388-260408。

  ⑬《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

  ⑭《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8页。

  ⑮“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人民网,2003年1月22日,http://tw.people.com.cn/BIG5/26741/26770/26877/1678725.html。

  ⑯《反分裂国家法》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5年3月14日,https://www.mfa.gov.cn/chn//pds/ziliao/tytj/t187116.htm。

  ⑰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019年1月号《求是》,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12/31/c_1123923896.htm。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3月号,总第255期)   中评社╱题:习近平重要讲话的辩证思惟考察 作者:杨开煌(台湾),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习五点”的特色之一,是从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到“两个寄希望”,再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辩证过程。“习五点”的特色之二,是对统一后的构想,是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再到积极的“一国两制”的辩证过程。“习五点”的特色之三,在论述两岸之争时,是从毛蒋的“意识形态”之争,到邓蒋(经国)的制度之争,再到今后的治理之争的辩证发展。所以“习五点”的特色之四,在“武力说”方面,也看出从毛周的“武力解放”,到邓的“武力促统”,到江、胡“武力反独”,再到习的“精准反独”的辩证发展的可能性。

  一、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中共建政以来70年的对台政策作为,也提出了往后中共对台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作为,被称为“新时代的对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发表之后广受重视,各方议论,汗牛充栋,各有立场,各有评述,然而包括大陆学者的讨论文章,尚未有从习近平很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习的重要讲话,以往武汉大学马克思学院的林子荣讲师在中国评论2018年7月号,发表过一篇名为“新时代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探析”一文,作者试着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归纳出,习总以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和理解事物时,通过“联系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阐明了“‘台胞利益’、‘台湾前途’、‘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得出“台湾同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者’”、“从全民族发展的高度来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及应该“从历史思考台湾问题”;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认识到“在实际工作要坚持以发展观点为指导,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来“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得到“和平发展”、“大陆发展”及“持之以恒”三点解决来看待台湾问题的心得;再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点,体认“两岸关系错综复杂,是一个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过程,推动两岸关系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以此来“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得出“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两岸一家亲’理念”及“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等习近平“对台政策”的特质。结论中,作者认为习的对台政策“表明我们党对于台湾问题的认知更加成熟”。①然而,客观而言,作者的分析只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并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所以作者归纳的相关习总对台政策的论点,即便不用马克思的辩证思惟也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同时上述的论点,几乎在其他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中也都存在。看不出什么新时代对台政策的特色。

  因此,林文虽然提出了很好的角度分析,然而,如果将焦点只放在习近平一任之内的相关讲话,恐怕不易得出习的对台政策,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处理台湾问题的特点,而且这可能是对辩证思维误解。本文以习总书记的“102讲话”,来分析习是如何看待中共的对台政策,以便进一步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习总书记的对台政策的脉络与走向。

  二、习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

  习近平自2012年底接任总书记工作之后,继承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的传统,在“十八大”期间共举办了集体学习43次。其中2013年12月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元月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12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7年9月的“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4次均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十九大”以来,共11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而2018年4月又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从以上的频率来看,可以肯定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领导人,而他自己更是多次在讲话中要求中共的各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呢?习在2013年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就“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讲话中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就引用恩格斯早就说过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④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呢?当然就是“唯物辩证法”;那么什么是“唯物辩证法”呢?“唯物辩证法”观点包括了“唯物观”与“辩证法”,持“唯物观”者认为世界存在第一性的是“物”(包括了“物质”、“事物”),“物”之间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联系,所谓联系是指“物”与“物”之间及“物”的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正因为一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所以世界上一切“物”都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而“辩证法”所谈的是“物”的运动、发展、变化的本质、性质和规律,唯物辩证总结出“物”的运动的三个基本规律:矛盾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

  首先是“物的本质主要表现为矛盾的统一形式:即所有的“物”其内部包含了对立矛盾的因素,而此一对立的因素又是统一在“物”之中,这是我们看到的物质的形式,也是“物”之所以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而“物”运动的性质,又可以区分为“物”内在的量变和质变两个属性。“物”内在量的变化是不断的、细微的,不改变“物”外在形式的;但当量变到一定的程度就引发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准备,没有量变就不会发生质变;经过质变,“物”在新质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物”的发展。

  至于“物”运动的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物”的发展是一个质变过程连着一个质变过程的,而每一次的质变都是对上一次“质”的否定,而在此的“否定”,不是也无法简单地、全面地“重来”,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保留了“合理”的因素,和新的、积极的因素形成新的“物”。从发展的过程看,即黑格尔的“正-反-合”三阶段,此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

  把以上的三个基本规律运用在共产党人认识、分析和解决事物,便是习近平所说的“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⑤这是唯物辩证法面对事物的第一阶段,从统一的“物”的外表,瞭解其本质的矛盾,即事物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瞭解了矛盾,也分析了矛盾,再进一步就是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定好策略,对照趋势,加速量变,解决矛盾。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⑥这就是习近平辩证思想的写照,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就是统一体内的矛盾。先是我们拥有“绿水青山”,后为了经济发展,“只要金山银山”,其后觉察“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再后才觉悟“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才是大趋势。其实习延平的许多讲话都有此特点,例如形容中国的道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此一辩证的趋势,就是否定再否定的过程。

  再如习近平于2013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⑦就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承认矛盾,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问题而不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看待问题。依此重读习近平的102重要讲话,我们会发现习近平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方法解决台湾问题。

  三、“102重要讲话”辩证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元月2日,在北京出席《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讲话,许多人在分析的时候都比较注意到习提出的五点,从字面上看,应该说都是以往就坚持的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反对台独,不承诺弃武以及习近平以往就提出的融合发展和心灵契合策略,似乎并没有任何创新的说法,但是,这种的理解无法回答以下的疑问:

  第一,是为何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习的讲话主要描述中共70年的对台策略和作为?

  第二,如果习五点只是在重述既定的方针、政策,那么就太不像习在政治上其他领域大开大合的作为了。那么“习五点”与毛、周的“一纲四目”、“邓六条”、“江八点”、“胡六条”有何不同,此其一;其二,习必然瞭解台湾对“一国两制”的反感,那么他为什么在“习五点”中,重提“一国两制”这个中共领导人已近廿年没有再多提的统一方案呢?其三,最令人意外的是习在“五点”中,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的说法,让台独和反华人士更有攻击的藉口?

  第三,中共一贯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一家人”的内部事务;但何以在讲话中,四次提及外国和国际,评价时有正有负,习对外力介入台湾的态度,究竟如何?

  个人以为以上的这些疑问如果不是从习近平强调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去阅读,去理解,恐怕很难有合理的解答。

  (一)为何是七十年来

  从文本来看,这里一共有八个自然段文字,除第一段作为全文的起始和问候语之外,其余各段均有主题。先说国家统一的法理基础:习一开始就说:“海峡两岸分隔已届70年”,那么70年前是什么状态呢?当然是“统一”的状态。习将此一现象归为两大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二是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所以当今的“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整段文字阐明四个道理:一是中共坚持国家统一是有法理依据的;二是台湾问题源自中华民族的强弱;三是海峡两岸政治对立的历史事实:是内战和外力造成;四是中国并没有分裂,目前仍处于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这里每一点都和中共当前处理台湾议题,追求统一的作为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