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疫后中日韩合作新机遇
中评社香港6月15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通过腾讯会议云视频举办座谈会，邀请国家外文局《人民中国》副总编辑陈言、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前驻日参赞）吕小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研究员、山东大学中日韩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教授与会。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中日韩三国如何加强区域合作、构筑“东亚命运共同体”等问题，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以《疫情冲击下的中日韩合作》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伟峰：致辞
东亚问题一直是我们中评社重点关注的问题。新冠肺炎病毒是全人类都必须面对、更是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抵御的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有关疫情在美国、在西方已经被政治化、污名化，有识之士都担心今后的国际格局中出现“逆全球化”的变局，疫情对国际政治、世界和平的冲击力度不可轻视，需要作深度的观察，并提出应对之策。而中国与东北亚如何加强区域合作，构筑成为抵御“逆全球化”冲击波的坚强堡垒，是当务之急。中日韩三国只有排除千难万难，早日成功构筑“东亚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在坚守全球化上占据高地，以及在世界发展进程中掌握主动权。
期待各位专家就中日韩合作发表高见，我代表中评社、代表我们的读者，对各位老师今天的莅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键：开场白
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研讨会，今天的题目是“疫情冲击下的中日韩三国合作与东亚命运共同体”。所以，研讨会聚焦的是中日韩三国，我先简单讲两点。
第一，中日韩三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抗疫
自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日韩三国即刻启动中日韩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矢力同心，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抗疫合作互动。2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CDC与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举行电话会议，通报双方各自的国内疫情情况。2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新冠肺炎疫情、卫生合作及撤侨等诸多议题举行电话会谈。同日，王毅又与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举行电话会谈，就两国共同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在华韩国人隔离措施等议题交换意见。
3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CDC、韩国疾控中心和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举办三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电话会议，就有关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增加社会距离措施、武汉市社区物资供给方式、抗病毒药物有效性及特殊人群防护措施等展开讨论。
3月20日，中日韩三国外长举行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就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务实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对下一阶段的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三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建设，对于构建东亚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2007年中日韩就建立了以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为核心的中日韩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三国卫生部长会议由三国轮流主办，原则上每年一次。此外，在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举办同期，还由中国疾控中心CDC、韩国疾控中心和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三方联合举办“中日韩传染病论坛”。2019年12月，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十二届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上，三国再次就进一步完善紧急时期下的共同行动计划，协同合作应对传染性疾病，以及继续强化信息快速共享、加大地区公共卫生威胁监测和推动应对疫情威胁的能力建立等方面达成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三国间的抗疫信息共享和适时反应充分验证三国公共卫生合作的积极成效。从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中日韩三国是疫情爆发后反应最为迅速、控制疫情扩散效果卓有成效的国家。在三国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有效抗疫措施之外，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更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
中日韩三国携手抗疫，既是东亚邻国在风雨同舟中的同甘共苦，亦体现出东亚文化共有的价值认同，更进一步诠释了东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要义之所在。疫情不分国界，在疫情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中日韩三国互为比邻、唇齿相依，在面对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危难时刻，在疫情长期化、全球化蔓延的趋势下,中日韩三国唯有进一步加强合作抗疫，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第二，审时度势，应对疫情对中日韩经济带来的严峻挑战和冲击。
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与中日韩三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萎缩3.0%。中日韩三国经济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因而，严控疫情扩散、复工复产和预防疫情反复是中日韩的当务之急，但疫情长期化、全球化趋势给全球产业链以及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带来严峻挑战和冲击。危机中亦蕴藏着机遇，这也将推动中日韩三国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制的形成，中日韩需要以更紧密的合作应对疫情及其严重冲击经济的“双重威胁”。三国应提升战略信任、摒弃抵牾、审时度势、共克时艰，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使三国经济从更宽松的市场准入中受益，促进三国经济尽早复苏。面对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作为区域大国的中日韩应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合力推进RCEP谈判进程，促进RCEP成员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维护WTO为核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在中日韩三国合作抗疫的基础上，三国应从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转向为范畴广阔的制度性合作，三国应携手推进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降低疫情的负面影响和“逆全球化”的冲击效应。中日韩应以公共卫生合作为“突破口”，同心协力，推动观光旅游、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的务实合作，充实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此次疫情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三国的经济互动与人员流动，但这肯定是暂时和有限的。现在看，三国疫情目前也基本得到控制，而三国利益高度融合，供应链和产业链衔接紧密，相信此次疫情之后，三国合作潜力将加速释放，合作的空间与范畴将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与深度将进一步提升。
当前，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以及日韩关系之间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中日韩合作抗疫的拐点上，三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矛盾和不协调。因此，面对合作抗疫大势以及错综复杂的三国关系实况，中日韩既要“稳妥改善”，也要“尽快提升”，既需“协调”，更需“合作”。疫情在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有推动地区公共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一面，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合作在全球抗疫形势下具有代表性。我们坚信，中日韩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积极努力为深化三国合作提供新动能、新思考、新发展。经过这场疫情的考验，中日韩经济将重拾活力、同心勠力，三国国民的相互尊重与彼此信赖将进一步增强，也将推动三国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三国全方位合作将增添新内涵、登上更高的历史新台阶。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至今，人类对它的知识需求早已经超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体现出更深更广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度与复合效应。当前，疫情长期化、全球化趋势仍在持续，且其影响效应仍将持续更长时间，疫情危机现实推动地区国家之间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与挑战，而处于寻觅方向、寻求共识、寻访舟楫的中日韩关系的改善与提升也将在这一背景下持续推进。
下面有请吕小庆会长发言。
吕小庆：疫情中日本的“三变”与“三不变”
从对日本疫情的观察来看，我认为日本的疫情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奥运延期前后（3月24日），第二个是美国疫情大爆发，及本国爆发前后（4月7日紧急状态），日本疫情受到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有强有弱，虽然有力的措施有限，但由于日本的国民素质和面对灾情的体制，还有医疗水平，随着疫情的蔓延，日本还是防止了欧美式的爆发。综合对日本疫情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日本的疫情是可控的，因为只要对三个要素进行控制就可以控制疫情，第一隔离、第二检测、第三治疗。首先，从隔离来看，日本尽管没有强制隔离，但老百姓基本可以做到自我隔离。第二，虽然我们有怀疑，但是日本的检测是有序的。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治疗也是全球领先的。
下面，我想谈一下疫情之下的日本的“三变”与“三不变”。第一个“不变”是自民党安倍政权的强势没有改变，甚至更加强化。第一，疫情的全球性，日本做到了较好的控制；第二，安倍政权没有明显的犯错和失误；第三，疫情当中确实需要强权政治和强人政治。第二个“不变”是日本的社会舆情没有改变，社会基本稳定不变。第三个“不变”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日美同盟关系没有改变，甚至没有动摇，这点和国内不一样。
从“三变”来看，第一个“变”是经济的变化，由于疫情的蔓延和奥运的停摆，使得日本这种外向为主、内向消费的经济遭到了多重打击和重创。首先，与中国不同，日本和中国同为世界工厂，中国稍微偏低端，日本偏高端，但是中国同时又是世界市场，但日本谈不上；其次，疫情更多的是高端市场、高端需求受到打击，因此对日本的打击更沉重；第三，东京奥运会的延期，给了日本非常重的纯负债成本，这种成本的影响会渐次显现。
第三个“变”是日本对中国国家能力认识的变化，出现了新观察和新思考，主要来自日本一些资深记者，还有日本退休的一些外交官。日本对这一次中国雷霆万钧、全民一致抗疫并取得难以置信的成果，有了冷静的观察和重新的认识，对华“制度强势”（制度）、“国情适应”（国力）、“民情配合”（团结）有了新认识。首先，长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两个极端认识的垄断，被“中国特殊论”的观察与认识（新认识）所打破；其次，中国有着自给自足的强大韧性；第三，中国有一种超乎想象的动员能力。
最后，我想谈的，是疫情中及疫情过后，中日关系对我国外交大局甚至外交全局非常重要。从经济上看，首先，中日经济合作化危为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合作，对世界经济的修复及恢复，十分重要。第二，拉住日本这个西方集团的“经济中间派”，对突破西方疫情中及之后对我国的孤立甚至封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缩短我国可能持续遭受的冷落期。第三，中国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日本缺资金，但是有高端技术，有国际声誉，疫情过后联手大力推进第三方合作，是中日双方的需要，疫情之后的强化实质合作，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
从人文交流来看，我们要藉势而上，主动造势，积极作为，在策略上把积极因素扩大、放大、甚至夸大在此次中国疫情早期对中国的声援和支持及帮助，主动影响和促进日本对华的国民感情的改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东京奥运会，在虚实两个方面都要下气力，这是推动和改善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重要抓手和难得机遇，无论对中日关系的现实与长远都是必要的。
王键：感谢会长，吕小庆会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长期在日本工作，他的观察经常会传递很多第一手的东西，谢谢。接下来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发表高论。
黄大慧：从新冠疫情透视中日国民感情的温差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传播速度之快、防控难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非常罕见，甚至被联合国秘书长称为“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中国由于采取积极果断的防控措施，疫情得到有效抑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日本，在疫情防控问题上，虽不如中国那样果断有力，但相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措施，疫情并没有迅速蔓延和失控。当然，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下，双方的经济生产和生活都深受影响。
这次疫情的大爆发，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影响。2018年以来重回正轨的中日关系摁下了暂停键，原定中国领导人的访日计划被迫推迟。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日两国作为近邻，彼此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感人画面。
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日本各界向中国提供了数量较多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各种医疗物资。不仅如此，执政的自民党领导人还表示，“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只要日中两国团结合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安倍晋三首相甚至动员自民党国会议员捐资帮助中国抗击疫情。而在日本民间，声援中国抗疫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等诗句标语，以及“旗袍女孩”鞠躬募捐的视频，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日本方面的善意举动，被中国各种媒体广泛报道，家喻户晓，营造出了“患难见真情”的友好气氛。中国社交媒体上一片感激之声。当然，中国政府也表达了对日本的谢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藉用“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诗句，来表达回馈日本之意。
事实上，当日本疫情严重之后，中方也迅速向日本施以援手。除了捐赠大量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之外，还捐赠了大量检测试剂盒和检测仪器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作为对日本善举的回馈，中国对日本的援助，远超日本援华多倍，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很显然，中国对日本的这种援助，对于后者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肯定和谢意。
然而，与中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对日本的善举，却没有被日本媒体更多报道，而日本政府甭说进行宣传，甚至鲜有公开提及。如此一来，日本民众对于来自中国的援助，知之甚少，也就根本谈不上会受到多大感动，要表达多少感谢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对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援助，却大肆报道，有意宣传，以增进彼此感情，拉近彼此关系。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今天，即使是2011年“3·11”大地震时，日本对台海两岸的做法也如出一辙。
有人说，通过这次疫情中的守望相助，中日双方扭转了根深蒂固的敌意，增进了国民之间的感情。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够准确，或者说并未反映中日国民感情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就中日国民感情而言，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而非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换句话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很难通过这次疫情得到改善。因此，我们不应怀有不切实际的奢望。的确，在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有许多日本国民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说显示出相当的同情。甚至，还有像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村山富市等政要，公开对中国表示声援和支持。对此，中国各种媒体也进行了积极报道，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声音被放大或夸大了。必须指出，他们未必能够代表日本政界的主流声音。毋宁说，日本政界的主流，在中国疫情严重时，一时保持了沉默。实际上，不限于日本政界，日本社会上对华友好的声音，也被一时放大或夸大了。我们绝不能因此把日本的少数当成多数，把非主流看成主流。必须正视沉默的大多数。否则，很可能误判日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情。这样，对中国不利，也对中日关系不利。
还必须指出，过去十年来，我们一般只注意到，随着中日经济此消彼长，中日GDP实现了大逆转，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中日国民感情的大逆转。对此，我们重视得不够，或者说予以忽视了。各种民调显示，过去三十年来，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从七成多降到了不足两成，反过来说，对华没有好感的日本民众则从不足两成上升到八成以上。环顾全球，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最为负面。这不能不令人表示忧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国民对华感情恶化到如此地步，绝非一朝一夕和一时一事所致。换言之，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旧有因素，也有国力消长带来的结构性因素。因此，要想改善日本对华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任重道远。
在这次疫情当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日本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可以说，日本的对华援助之所以引起中国民众的积极反应，除了中国上下积极宣传报道的因素外，日本政府藉机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安倍晋三当政期间，日本倍加重视开展公共外交，甚至将“宣传外交”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日本的“宣传外交”或“外宣战”主要是针对中国进行的。过去，日本自认为是，只会做不会说，有损国家利益；而现如今是，既要做也要说，甚至少做也要多说。仅就这次疫情而言，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不仅远少于中国对日本的援助，也比不上其他一些大国的对华援助，但实际上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日本是最多的，并且还改善了中国对日国民感情。
俗言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换言之，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透过这次疫情，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中日彼此国民感情的落差，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感情之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面向未来，要想延续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并使之行稳致远，除了要继续筑牢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还要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当然，透过这次疫情，我们也应从日本的公共外交中有所启示。我们的公共外交不能缺位。
王键：感谢黄教授，黄教授的发言非常精彩，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观察角度。刚才在北京的吕小庆会长和人民大学的黄大慧院长作了发言，今天出席会议的还有复旦大学的胡老师和山东大学的牛老师，所以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建议转移到上海，请胡令远老师给我们发表高论。有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胡老师。
胡令远：疫情下中日韩关系的新机遇
首先，新冠疫情给中日韩三国改善关系提供了新机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弥补了一个短板，产生了两个效应”。所谓“弥补了一个短板”，就是原先陷入低谷的中日韩之间的国民感情得到一定改善，特别是中日之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尽管也有一些杂音，但总体上东亚三个国家守望相助是基调。所谓“产生了两个效应”，即第一，虽然因为疫情习近平主席本来4月份的正式访日可能推迟到秋季；但在中日两国因为疫情国民感情得到很大改善的基础上，实现习主席对日本的这次历史性访问，对于推进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可以说提供了更好的民意基础。第二个效应，体现在一个长期或者说深一点的层次。即这次中日韩三国之间民意的改善，其出发点和归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道义，也即不是常态下的情况。这种基于疫情产生的民意改善对解决三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能够提供多大助益，目前难下论断。但我认为民意改善为三国间一些结构性或者说刚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柔性化处理的契机，是确实存在的。此外，虽为民族国家，但事涉人类生死存亡必须共同应对所产生的命运共同体之实感，也为最终解决这些所谓刚性问题，提供了重新思考的空间。人类既要直面作为民族国家的自己，也要超越其间的窠臼，才能更好地应对来自自然界或人类自身的重大挑战。
说到国民感情的改善，举一个有实感的小例子。我指导的一个韩国研究生毕业回国有一年多了，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在中国疫情爆发后，她突然联系我，主动提出要给我家人寄口罩。当颇费周章地把口罩寄到上海时，韩国疫情爆发而中国已经缓解。所以我就在邮局当场留了部分韩国产的，又加了些中国产的，返寄回去。连在场的邮局工作人员，对此也感慨不已。疫情中东亚三国守望相助，固然与各国政府的引领有关，但民间各个层面自发的互动互助，特别是原先就有基础的诸如友好城市、平时交往密切的社会团体、企业、高校之间的互动互助，汇成了同舟共济的乐章。如前所言，虽然不能期待三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因为本次疫情而得以根本改变，但为部分缓解这些矛盾，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东亚合作，在民意方面创造了一定基础，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疫情激活认识和处理东亚三国关系的新维度。新冠疫情中，西方工具理性思维与中国的人本主义理念在应对疫情上的举措和效果，彰显了文化差异的张力。同时，疫情中中日韩三国传统文化纽带的共感性发挥了特殊作用，广为传诵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即为一例。相信疫后中日韩三国在认识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东亚曾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这一传统人文纽带的作用，作为政治、经贸之外的一个新维度应该会得到强化。就中日两国而言，首先会加快落实去年就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所达成的各项共识。
最后，再建应对人类非传统安全危机平台或成为中日韩合作的新机运。新冠疫情使整个人类面临战后以来最大生存危机，全球通力合作战胜疫情，是目下人类的不二选择；同时，疫后再建权威、高效应对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平台，也必然是整个人类的一致诉求。而位居世界GDP前三的美中日三个大国，以及接近世界前十的韩国，都必然负有难以推卸的巨大国际道义责任。但同时，无论是在目下的疫情中，还是在疫后重建上述机制平台时，中美之间的博弈都显而易见。当此之时，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日本与韩国，在事涉人类生死存亡同时又性属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上，应该并有望在中美之间发挥独特的协调作用，并成为中日韩未来合作的新机运。
王键：谢谢胡老师。刚才三位老师基本上是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角度就中日关系发表了深度的看法。刚才胡老师讲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就是今天会议的一个主题。现在在中美关系中，日本很为难。其实这也给日本带来机会，日本在中美之间可能要搞平衡。现在有一个词叫对冲，日本其实2018年就在中美之间开始对冲了，这是这个疫情可能为解决中日之间的一些刚性的矛盾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柔性的手段，我觉得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下面我想请陈言教授专门就疫情对日本的经济冲击、对中日韩的经济合作冲击以及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未来的合作走向表达看法。陈言教授是搞日本经济研究的，也在日本大学当过教授，对日本经济有独到的观察，请陈教授发表高见。
陈言：疫情对日本经济冲击巨大
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巨大。3月份日本财务省发布了一些数字，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倒退非常快速，而且史无前例。数字显示，日本游乐园下滑96%，电影业下滑68%，铁路交通下滑53%，饭店下滑36%等等，可以看出服务业受到的打击非常的严重，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数月的经济收入减少，让服务业受到的严重打击，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其恢复速度可能会很慢。而日本服务业在整个GDP中占比比重非常的大，服务业不能够得到快速回升的话，整个日本经济的回升则很可能非常的缓慢。
日本的出口出现了较大的下滑现象。对经济总体的判断，在2020年1月的时候为“恢复”，2月维持了“恢复”的判断，但进入3月后，突然改为“恶化”。使用“恶化”这个词，则是1999年6月以来，在相隔了21年后的再度使用，经济状况非常的艰难。
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字，3月份的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1.7%，进口减少5.0%，这还只是在3月份疫情爆发初期这一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的结果。到了4月和5月份，日本的进出口、整个服务业的下滑会出现更严峻的状况，会给整个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日本最大的出口项目就是汽车。从公布的数字看出，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减了23.7%，对欧盟的出口减少21.0%。这仅是刚刚开始，我估计4月份、5月份，日本的汽车出口数量可能要下滑到目前的一半，并且很难找到其他可替代的出口产品，因为找不到可以弥补汽车出口方面损失的替代品，整个日本出口业受到的打击将非常的大。
中日之间的贸易中，汽车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但除此之外还有化工、机械方面产品和技术。目前，日本的很多工厂已经停产了，如果这种停产长时间继续，从日本进口相关化工或者机械产品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另一方面也让日本损失了本来能够扩大对华出口的机会。日本经济之艰难会在4月、5月进一步呈现出来，而且解决问题、改善状况有一定的困难。
日本这次在应对疫情的相关经济政策上面，开始提出拿出108万亿日元给社会以补偿，但仔细查阅其内容，发现很多属于注水。像税负的延缓交付等等的，不是减税，只是延了半年或者一年的缴纳时间，并没有真正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日本依旧以发行赤字国债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困难，这种方法给日本的财政带来了新的困难。但是除了现在这种赤字方式之外，日本也没有其他的好方法。
日本本来应该通过技术革新，让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方面的技术得以改进，实现整体经济的进步。但是在今天我们依旧在5G、自动驾驶、新材料或大数据等方面，看不到日本企业的积极投资，也看不到国家对这些方面的技术革新给予更多支持。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日本想在经济上获得比较大的进步，其实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这和日本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关联。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当选首相以后，其政权已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非常的稳定。安倍周边人员的固化，使得安倍政府在对待疫情的时候出现了评估上的错误，比如突然宣布中小学停课，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极大困难。很多家长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回到家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倍突然在3月份提出给每户家庭发两个口罩来防止亲属间的感染，这更令人匪夷所思。在过去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本来应该把较多的时间用在准备口罩、人工呼吸机等医疗物资设备上，但是安倍政府明显准备不足，经济和政治上的对策矛盾频出，未能充分体现民意。
安倍政权目前还能维持现在这种稳定的状况，但是已经几次在政策的出台上先后出了一些问题，而且今后继续出台新的政策，同样前后矛盾，也更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政策上的朝三暮四，不能与民众沟通、不能与媒体和在野党充分协调，制定出的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稳定特点。很难保证安倍政权今后在应对疫情方面，不出现较大的错误。
2011年，日本民主党执政时，在核电站问题上先后出台的政策，就有较大的失误，这让民主党政权就失去了民意，接着日本就出现了长期混乱的状况。可以想象的是，日本会再度进入到混乱状态。
日本政治上的混乱，可以从财政赤字政策、技术革新的滞后等方面看出来，更能从安倍政权在新冠问题上的对应很不得民意这点看清楚。混乱、失去民意都不足以让日本经济迅速出现好转的态势。这是我对日本经济有时会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