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义：政治语汇俗民化　台民主第二次转化

　　中评社台北2月24日电（作者　王昆义）高雄市长韩国瑜越来越像是台湾的政治核心，不仅蓝绿政治人物要从他身上刷存在感，他所创新的俗民政治语汇，不仅变成大家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也变成人民口中可以朗朗上口的生活话语，尤其是媒体在他身上找寻认同的符号，让他在媒体上的能见度与网路声量，更是前所未有的高。这样一位政治领袖的出现，到底是他自己创造自己，还是社会创造了他，应该还有诸多疑惑待解。所以，针对这种“韩流现象”的出现，还是有必要再次检视。

　　美国政治学者兰尼与肯道尔（A.　Ranney　＆　W.　Kendall）说：“政党是自主的有组织集团，它从事政治性的社会集合，它追求政府中的权力职位，也是展现政府的中心领袖与创造政治领域内大批跟随者的组织结构，并产生共同的观点或效忠的认同符号”。而政治领袖的出现，有时是透过政党培养与征选出来，有时却是政治人物自身的人格特质所塑造出来，这就犹如韦伯所说的“魅力型领袖”的造成。

　　台湾民主化以后，由于政治领袖的出现都是经过选举一成不变的过程，所以要创造具有魅力型领袖特质的政治人物，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即使贵为“总统”的蔡英文，也很难从她身上找到魅力型领袖的特质，以致于她所领导的民进党会在九合一选举中遭到惨败的命运。

　　而魅力型领袖的创造，主要还是呈现在领导者个人的影响力来决定。从管理学上来看，衡量一个人的领导力，全看他的影响力。如果没有影响力，就绝对无法领导别人，真正的领导力是无法转移、指派或委任的，只能从逐渐积累的影响力而来，所以国民党内的几个太阳，若想把韩流转嫁成自己对外的影响力，可能性并不高。

　　因为领导是指影响别人来跟随自己，而管理则指维持系统及其流程。如果领导者不能影响别人，人们就不会跟随他。如果人们不能跟随他，他就不会变成领导者，这就是“影响力法则”。

　　从“影响力法则”来看，韩流又是怎么创造的呢？因素当然有千百种，其中最接地气的应该是他能够把政治语汇俗民化，这是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另一次契机，也是继民主化过程中将神格化的政治领袖俗民化以后，再把政治语汇俗民化的第二次民主转换，这对未来台湾政治文化的改变，必然会有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台湾在民主化转换的过程中，由于政治领袖都出现在学术菁英层次，所以许多的政治语汇都是高来高去，让人民听起来似懂非懂，即使不懂，也不敢承认自己听不懂。例如，有关两岸术语方面的“两国论”、九二共识、维持现状、和平协议；有关绿营政治术语方面的“正名”、“制宪”、公投、台湾价值；有关蓝营政治术语的和平、开放、治理、一中同表、一中各表等。

　　但是韩国瑜摒弃这些传统菁英式的政治语汇，改采俗民语汇的说法，更让一般大众能够对得上口，最显着的就是他竞选的政治口号“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近日他又提出两岸关系是你侬我侬、指腹为婚、换手抓痒说，针对台湾的发展，他说是“台湾鬼混20年”，在酒吧开直播时说出：“全台湾都欠高雄人”。

　　这种俗民化的政治语汇，不仅让一般大众可以进入政治领域亲近政治人物，也可以让大众感受到政治已经不再专属于一部份特定人物所独占，像是职业政客、政二代，或者长期依附在高层政治人物身边的跟随者。

　　随着政治语汇的俗民化，一般大众都可以进入政治领域去评论、跟随与呼应政治领袖的口号，无形中也塑造出政治领袖的影响力，这也是塑造韩流最重要的途径，它不仅让韩国瑜表现得更接地气，也间接让他在政治领域展现得更亲民，他所呼喊的事务也更能引起大众参与，更让政客想独占政治领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而韩国瑜把政治语汇俗民化影响所及，对政治更为敏锐的政治人物，也跟着在转换他们的口语传播。例如，蔡英文在脸书中讽刺韩国瑜：“还以为多了好几位陆委会主委”。韩国瑜在酒吧开直播喝了一点酒之后，炮轰“中央”要他重写前瞻计划，苏贞昌批他是“半夜酒馆开直播满嘴胡说”，“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话讲更难听，说韩是“土包子喝醉，只会变成喝醉的土包子”，让韩国瑜也不得不愤怒的骂出：“他们的嘴巴，狗嘴吐不了象牙”。

　　尽管韩国瑜和蔡政府的对话有些已经流于情绪化的谩骂，但也可以显现蔡英文面对韩流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放弃传统菁英的政治语汇，跟随韩流也把政治语汇变成俗民化，虽然有些情绪话不见得好听，但比起某些政治名嘴满口谎言，这应该也是创造更亲民的一种认同的符号，影响所及，未来应该会有更多台湾的政治人物，加入讲俗民政治语汇的行列。

　　（作者　王昆义，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中评社台北2月24日电（作者　王昆义）高雄市长韩国瑜越来越像是台湾的政治核心，不仅蓝绿政治人物要从他身上刷存在感，他所创新的俗民政治语汇，不仅变成大家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也变成人民口中可以朗朗上口的生活话语，尤其是媒体在他身上找寻认同的符号，让他在媒体上的能见度与网路声量，更是前所未有的高。这样一位政治领袖的出现，到底是他自己创造自己，还是社会创造了他，应该还有诸多疑惑待解。所以，针对这种“韩流现象”的出现，还是有必要再次检视。

　　美国政治学者兰尼与肯道尔（A.　Ranney　＆　W.　Kendall）说：“政党是自主的有组织集团，它从事政治性的社会集合，它追求政府中的权力职位，也是展现政府的中心领袖与创造政治领域内大批跟随者的组织结构，并产生共同的观点或效忠的认同符号”。而政治领袖的出现，有时是透过政党培养与征选出来，有时却是政治人物自身的人格特质所塑造出来，这就犹如韦伯所说的“魅力型领袖”的造成。

　　台湾民主化以后，由于政治领袖的出现都是经过选举一成不变的过程，所以要创造具有魅力型领袖特质的政治人物，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即使贵为“总统”的蔡英文，也很难从她身上找到魅力型领袖的特质，以致于她所领导的民进党会在九合一选举中遭到惨败的命运。

　　而魅力型领袖的创造，主要还是呈现在领导者个人的影响力来决定。从管理学上来看，衡量一个人的领导力，全看他的影响力。如果没有影响力，就绝对无法领导别人，真正的领导力是无法转移、指派或委任的，只能从逐渐积累的影响力而来，所以国民党内的几个太阳，若想把韩流转嫁成自己对外的影响力，可能性并不高。

　　因为领导是指影响别人来跟随自己，而管理则指维持系统及其流程。如果领导者不能影响别人，人们就不会跟随他。如果人们不能跟随他，他就不会变成领导者，这就是“影响力法则”。

　　从“影响力法则”来看，韩流又是怎么创造的呢？因素当然有千百种，其中最接地气的应该是他能够把政治语汇俗民化，这是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另一次契机，也是继民主化过程中将神格化的政治领袖俗民化以后，再把政治语汇俗民化的第二次民主转换，这对未来台湾政治文化的改变，必然会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