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现场:十学者在京纵论大国关系

会议现场(中评社 海涵摄)

  中评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海涵)日前,“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年会暨首届万寿国际形势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办。在主题为“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的分论坛上,与会的10名国际问题学者围绕“中国的大国关系”议题展开了深入研判,并重点讨论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2018年国际局势的主旋律是“变”,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这种变化,中方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战略机遇期。此外,美国试图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困难,良好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表示,当前正处于全球化的大整合时期,特朗普在“以退为进”、“以破为立”,在“进”的过程中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新组合。2019年,世界的焦点问题将是WTO的谈判,而中美之间的90天谈判作为及基础将会取得相应的成果。特朗普振荡已经引起了大国关系的盘活,这对中国来说是有机会的。“危”与“机”是并存的,“危”转“机”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在于自己。在贸易方面,不能“以牙还牙”,必须是以合作的态度去争取和保护自己利益。贸易跟外交不一样,外交必须斗,贸易必须谈,以谈去保护我们的利益。未来中国的艰难历程将是长期的、持久的、全面的,面对这种困境,依然要坚持“中国变”,不是“美国变”。美国是不可能完全遏制中国的,改变中国的只有中国自己,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改变中国,这就是中国力量。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刘洪钟表示,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经济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内部政策没有进行适应性调整,目前也导致了两大失衡——其一,国家之间经济的失衡,尤其体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失衡;其二,发达国家内部失衡,导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两种现象出现。21世纪初大转型的未来走向是——“离开此地”,这非常典型反映了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想要改变整个世界秩序的愿望。但是未来会朝向哪里,不确定性非常大。中国是过去20年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想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不想维持,进而各种“捣乱”、制造麻烦。但是也必须认识到,美国的问题主要还在于国内问题,最主要是民粹主义的出现。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之中,中美关系日后将会怎样?中美关系中短期来看不取决于中国,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判断和战略选择。中国应该“两条腿”走路,把中美两个国家都关到制度的笼子里面。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志成同样赞成2018年世界局势带来的最大感受就是“变”,对于这种“变”,他指出,其很重要的动因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因素。从世界、美国和中国三个视角加以分析,吴志成得出了三个“越来越”:世界越来越地球村、美国越来越不美国、中国越来越像中国。大国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大国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历史视角加以考察可以看到:其一,自全球GDP数据有记载以来,即从1840年到现在,可以看出,中国由衰而盛,美国由兴而相对衰落;其二,从现实当中也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以来中国的发展打破了世界权力的结构平衡,打破中美之间实力平衡,所以引发了美国当前对中国的疑虑、担忧、纠结,“把中国当做对手。”其三,中美之间不仅是GDP和经济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制度模式的竞争态势发生变化。其四,“老大”和“老二”这个老问题。从历史上看中美之间的关系,竞争与合作是基本的常态,合作就是双方共商遵约、互利共赢,但是竞争是退群拆台、争地夺权,这是一个常态,而且中美之间多数情况之下是竞争大于合作。因此,最理想的办法是保持这两者的良性竞合,是尽可能地实现“合作主流、竞争可控”,防止“合作变成竞争,防止竞争转化为斗争,也防止斗争演化为战争”,尽可能“少争维和”。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高祖贵近一两年来,大国关系的竞争面在上升、合作面在减弱,这已然成为了共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大国战略竞争上升出现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这一轮大国竞争中,欧日的战略自主性突出出来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和空间。第二,全球治理机制被弱化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被改变或是推翻,这套机制再被慢慢拆解,联合国体系中的很多机制都在面临着拆解。第三,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治理。在原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被拆解的情况下,全球性的挑战依然存在。这些挑战需要全球治理,但是各个大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和原有全球治理的主要供给者,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明显供给不足。当前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主要有四个,分别是:伊核问题、朝核问题、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上述挑战急需大国合作,现在看来大国合作意愿和决心似乎都跟需求配不上。可以看到,由于大国关系的变化,全球治理层面遭遇到诸多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不仅困难,还存在一定风险。“但是,若是做得好的话,还是可控的。”中国在看待现如今的国际形势时,要将自己作为自变量。因为现在中国的变化会引发外界的变化,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同样有塑造力。虽然美国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对中国是有成见的,但是美国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精英,地方上的百姓以及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还是不错的。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关键是要在国内做好工作,要不断发展经济,让经济形成较好的发展势头,让地方政府活起来、让市场活起来,进一步地扩大对外开放,让资本可以赚到钱。英美都是资本控制的国家,中国应该进一步提高市场魅力。中美关系虽然很重要,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并不是全部。近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也做得很不错。中国要有自信心,在国际形势当中,我们某种意义上是自变量,可以有一定塑造能力,也有能力可以做得好。而要做得好,国内经济还是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认为,目前全球治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规则调整的趋势。特朗普上台之后,挑起了同很多国家的贸易冲突,并且越来越显现出要做很多规则方面的修改。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特朗普现在是在实行以退为进的策略,各种退出是为了制定新的全球规则,这些规则包括WTO规则、国有企业行为规则、出口信贷的规则等等。一说起规则,就很容易联想到当时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规则重塑的事情。奥巴马政府实际上也是在使用孤立中国的办法,推动中国接受国际契约,和特朗普现在做的事情没有太多的区别。他比较了特朗普推动的这些规则调整和当年奥巴马推动的规则调整之间的区别,指出,奥巴马还是有一个明确的通过新规则来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雄心,但是特朗普完全没有;奥巴马时期更多用区域谈判的方式、周边谈判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新一轮规则调整,特朗普更多使用双边威胁来推动规则调整;特朗普更加明显地在抑制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更加明显的强调发达国家,尤其美国的优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就中美贸易战问题表达了看法。他指出,过去一年来中美贸易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对规则的引领都至关重要。中美贸易战有很大的特点:其一,量如此之高,前所未有;其二,短期内升级扩散,前所未有。之所以这场贸易战升级如此之快,出手如此之狠,乃是因为,特朗普“太怪”、特朗普身边的智库“太坏”、中国“太快”。未来,美国会多领域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仅仅是表象、仅仅是开始,美国对华的政策发生了本质性和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就是“老一、老二之间的对决”。近五百年来,世界“老一”“老二”之间的竞争,从荷兰时候就开始了,这确实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绝对是持续性的,即使贸易战按暂停键,也是暂时的。而且美国从各个领域围攻中国,现在表现明显的是在拉动西方的朋友圈,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特别是国际经贸规则修改上,日美欧完全一样,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来讲也是不利的。在此情势之下,要避免中美冷战。中美之间不要针锋相对、横眉冷对,贸易战到最后一定都是相互让步。未来十年中国一定要把握住机遇期,具体有以下几点:其一,“两手对两手”;其二,未来十年,中国要当好“老二”;其三,该改一定要改。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表示,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某种危机,其表现是美国的各种“退群”。在全球治理体系遇到挑战的情况下,肯定会出现一些替代性的东西,区域层面的重要性就会加强,这也意味着某些区域性强国作用的增强,比如,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就挑头搞出了CPTPP;美国要撤出叙利亚,土耳其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甚至还有人说法国也在蠢蠢欲动试图代表西方发挥作用;当然,还包括俄罗斯、伊朗等的作用都会加强。总而言之,区域治理层面的作用会提升,一些中等强国的影响会扩大。此逻辑基础之上,金砖机制的作用也会增强,因为金砖机制也是区域强国力量的聚集,如果金砖集团真的能够联合起来、发挥作用的话,尽管不可能取代G20,但是会发挥某种替代性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会加强。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内部要治理好、要团结。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表示,看待中美关系,不必完全悲观,要对其寄予某种希望。未来,中国在外交和战略态势上可能会更加慎重一点、会走得更稳一点。2019年,中国可能会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   深圳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姜安表示,要进一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看待中美博弈问题还要考虑方法论问题,要看清表象之下的实质问题,比如看清中美之间科学的差距,积极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从历史中看待大国关系的兴衰成败。当今世界大变局的实质是“领导世界或者变革世界的中心力量,及其内在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历史性转舵。”在从“变局”到“变革”的过程中,中美有资格、有能力担任变革的力量,但是双方都应该换位思考;同时,要认真研究一下在变革当中的成本、风险和代价,此外,更应注意到,国际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国内政治才是最大的外交政治。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要和国内情况紧密相关联,让国际上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国民有着有尊严的生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加力谈了中印关系,他认为,中印关系也是大国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对关系,印度对于中国周边、地区和平稳定以及更大意义上的全球治理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研究大国关系、外交政策、全球治理时,印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对象,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存在和巨大的战略存在。首先要对印度定性,即,印度是中国周边的一个大国,是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是多边舞台的一个重要角色。有这样一种定性,在外交政策当中,包括对外发展的整个构想当中,印度都应该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次要对中印关系定向,未来可能更重要的是保持中印关系的和平、稳定、健康发展。中印双方政治上的合作性高于排斥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文化上的亲缘性重于冲突性,国际问题的看法相似性多于相对性,两国之间虽然有问题、有矛盾,而且有些矛盾、有些问题是非常重大的,如边界问题、大的战略格局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但是相对于总的来说还是应该强调正面的东西多于负面的东西,要不然中印之间也不会由战争边缘转圜到现在。

会议现场(中评社 海涵摄)

  中评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海涵)日前,“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年会暨首届万寿国际形势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办。在主题为“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的分论坛上,与会的10名国际问题学者围绕“中国的大国关系”议题展开了深入研判,并重点讨论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2018年国际局势的主旋律是“变”,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这种变化,中方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战略机遇期。此外,美国试图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困难,良好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表示,当前正处于全球化的大整合时期,特朗普在“以退为进”、“以破为立”,在“进”的过程中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新组合。2019年,世界的焦点问题将是WTO的谈判,而中美之间的90天谈判作为及基础将会取得相应的成果。特朗普振荡已经引起了大国关系的盘活,这对中国来说是有机会的。“危”与“机”是并存的,“危”转“机”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在于自己。在贸易方面,不能“以牙还牙”,必须是以合作的态度去争取和保护自己利益。贸易跟外交不一样,外交必须斗,贸易必须谈,以谈去保护我们的利益。未来中国的艰难历程将是长期的、持久的、全面的,面对这种困境,依然要坚持“中国变”,不是“美国变”。美国是不可能完全遏制中国的,改变中国的只有中国自己,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改变中国,这就是中国力量。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刘洪钟表示,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经济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内部政策没有进行适应性调整,目前也导致了两大失衡——其一,国家之间经济的失衡,尤其体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失衡;其二,发达国家内部失衡,导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两种现象出现。21世纪初大转型的未来走向是——“离开此地”,这非常典型反映了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想要改变整个世界秩序的愿望。但是未来会朝向哪里,不确定性非常大。中国是过去20年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想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不想维持,进而各种“捣乱”、制造麻烦。但是也必须认识到,美国的问题主要还在于国内问题,最主要是民粹主义的出现。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之中,中美关系日后将会怎样?中美关系中短期来看不取决于中国,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判断和战略选择。中国应该“两条腿”走路,把中美两个国家都关到制度的笼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