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论中华文化自信与新时代全球化
中评社香港4月28日电（作者朱高正）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面对西方列强巧取豪夺、历经苦难的情形下的一个自觉运动。它的导火索是因为1914年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花了70多天打败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驻军，从而接收了青岛和整个胶济铁路。而中国后来也加入了欧战，派遣华工正式与德国、奥匈帝国宣战。照理说，中国跟日本一样同属于战胜国，但是却在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有关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非但不能归还中国，反而整个转交给日本，而且还扩大了相关的利益。虽说弱国无外交，但巴黎和会罔顾正义原则，屈从于强权政治，导致了那时候以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为主，掀起了这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具有非比寻常的文化启蒙意义。就像康德所说的，“所谓启蒙，就是要从归咎于自己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未成年状态是指一个人没办法独立运用理性的状态。所谓“从归咎于自己的未成年状态”是指当事人早已不是未成年人了，只是由于缺乏自信与勇气而不敢去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就是鼓励每个人勇于将理性公开运用在与公共事务有关的事情上。
与五四运动相表里的新文化运动把近代西方文明总括为“民主”与“科学”，其中包括国家主权、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政、工业、科学、矿冶、水利等等，以群众动员的方式，深深崁入全国国民的心中。当时五四运动起源于北京，但随着天津、上海、南京、成都、开封、武汉、南昌、杭州...各地大学生的响应，而各地的工人、商会也都自动加入这一场运动。当然这场运动也免不了受到北洋政府内部党派斗争的影响，各个政治党派也在里头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如果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专制帝王统治，创建民国；那可以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从根本上给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带来一个文化启蒙运动。
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跟“赛先生”，也就是要用民主与科学来救中国，但是由于国内军阀混战，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步伐加紧，虽然说孙中山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接手后，纵然北伐统一全国，但毕竟各地实质上还是处于军阀割据、画地为王的情况，这一种局势也为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跟各地的军阀相比，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军阀而已，这些军阀缺少革命理想跟建国方略。军阀最关心的是划地为王，维护自己的地盘，根本不会考虑到如何重建中国。
蒋介石虽然标榜三民主义，但是从1927年国共决裂之后，蒋介石已经背叛孙中山的理想。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只是口头上喊着“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军阀，但因为他是名义上的共主，要领导这个国家也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加快对华的侵略，先是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接着对热河、绥远、察哈尔地区加快了掠夺的脚步，继而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以及满洲国。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引爆了全面的中日战争。经过8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共同努力之下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但此时国、共两党为了如何和平建国争议不断，虽然曾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其他各民主党派的参与下，得出修宪的基本原则，但后来由于国民党内部右派的坚决反对，而片面撕毁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导致国共内战全面开打。由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再加上特务横行，暗杀敢于建言直谏的知识份子，如闻一多、李公朴等，致使知识份子大多倒向了共产党，而民主党派也一样。这反映了民心的向背，这导致1949年国民政府撤守台湾，而共产党则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反观大陆从1949年之后，由于内乱停止，第一个十年，经济成长都可以保持在8%左右，但是从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尤其到1966年爆发了不幸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要到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能得到拨乱反正。美国这时已经决定在隔年的元旦跟中共正式建交。换句话说，从1949年以来国际局势，随着中（共）、美正式建交而发生巨变。这也使得中共对台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向来是要以武力解放台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把这个政策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就是1979年元旦中共与美国建交那天，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背景。而当时大陆的人均所得还不到100块美金，而台湾的人均所得已经超过了1500块美金，台湾同胞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同胞，因此摆在邓小平面前最严肃的课题就是如何发展经济，而这也正是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的主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开启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局面。改革开放这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这40年内，中国的人均所得增长了超过100倍，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增长超过40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200倍。这40年使中国从一穷二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就要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可说是苦难的中国，这一百七、八十年来，所有仁人志士所期待的已经成为现实。
只可惜就在大陆以台湾为样板，急起直追的时候，台湾却由于1986年所启动的民主化被扭曲为本土化，甚至台独化，致使台湾的经济从1993年以后，就迟滞不进。而两岸关系也因为台湾的去中国化，显得动荡不安。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很吊诡的，想当年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马上在隔年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而且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并且把孙中山的生日11月12日订为中华文化复兴节。那时大陆正在“破四旧，立四新”，对传统文化无情地肆意破坏，其破坏的程度远超过太平天国。正由于蒋介石的登高一呼，动用公家的资源，资助出版社，影印发行珍藏在国家图书馆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善本古籍，然后又有很多的政策来补贴发行经典的今注、今译，使得当时台湾成为全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可惜由于李登辉的“独台”思想，紧接着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再加上马英九的“不统”主张，一路下来，整个台湾社会弥漫在去中国化的氛围当中。就在此时大陆兴起了国学热，各地书院林立，到处修复原有的书院。而中共更在此时做出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来支持弘扬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就使得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台湾自己放弃而由大陆来接收了。大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渐渐松绑，尤其从中共十八大之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因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造访曲阜，彻底得到除罪化。因此最近6年多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四书》、《五经》已经全面放进大、中、小学的教材里头，甚至连国家公务员考试也把《易经》列入考试项目，在中国共产党主政之下，传统文化迎来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平心而论，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大航海时代开始来说，像西班牙、葡萄牙在15世纪末，教皇甚至把地球就划分给西班牙跟葡萄牙两国，16世纪基本上可以说是西班牙跟葡萄牙的世纪。而17、18世纪，则是由英国与荷兰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分别在1600年跟1602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后来法国、瑞典都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哪一个不是靠着船坚炮利，对于亚、非、拉的地区巧取豪夺？以美国为例，美国为了西部大开发，屠杀印地安人至少3000万人以上；英国入侵澳洲时，把当地的土著当成狒狒，进行种族屠杀；而俄罗斯只花了300年不到的时间，就把他的国土延伸到鄂霍次克海，其实那只不过是沿袭当年蒙古人钦察汗国的足迹往东一路征讨，开疆辟土；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不在话下。
换句话说，这些所谓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义大利、比利时、瑞典、美国、俄罗斯、日本毫无例外都是以牺牲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利益，奴役别人、侵略别人，来繁荣自己的母国。而“亚洲四小龙”像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靠着侵略别人、奴役别人，却能够完成工业化，这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因此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海外的华人知识圈里头，就有不少人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借用德国的社会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完成工业化，主要就是因为这四个国家或地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他们都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都非常重视家庭的观念与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勤奋跟节俭的价值，就是因为这种文化基因，使得亚洲四小龙可以不藉着侵略别人、奴役别人而完成现代化。
这可以说是过去这一百七、八十年来，第一次从正面的角度来评价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不但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甚至是完成现代化的有效助力。其实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在德国求学的时候，就曾经在书店里面看到一本《儒家共产主义》的著作，这是1984年出版的。作者显然是认为1978年以后，中共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采用儒家思想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时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乃是受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了，那这位德国作者会写这么一本《儒家共产主义》的书，显然是在预测将来除了这“四小龙”以外，还会有一条超级巨龙腾飞在东亚的上空。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期待，过去七、八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文明圈里头的越南和朝鲜，只要他们能够善用儒家的传统文化元素，要完成现代化，也是指日可期的。
所以从中学开始，我只读两种书：一种是中国的古书，另一种是近现代西洋的名著。我读中国的古书，像我从高一开始读《论语》、《孟子》，高二开始自学《易经》，高三开始读《近思录》跟《传习录》，因为我是孔子的信徒，我深深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为荣。而《易经》作为群经之首，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所以我从高二开始自学《易经》，到今天也快50年了，仍然乐此不疲。而到现在我对宋明理学仍一直抱持着高度的兴趣，《近思录》代表宋学的纲领，《传习录》则是代表陆王心学的经典。而对于西洋的学问，我着重在法政思想，后来我到德国专攻宪法和康德哲学。
还记得我刚刚要到德国念书的时候，把我带进康德门槛的恩师黄振华教授就提醒我说：“高正，你到德国去，跟德国人吃饭的时候，喝汤不要出声音。”我就谨记在心，然后当我到德国不到一个月，在一个社交场合认识了波恩地区的公证人Dr.Lambert夫妇，他们就邀请我到他家享用德国餐。第一道菜就是汤，我就按照老师的交代，喝汤不出声音，也就是一定要把汤匙舀起汤之后，放进嘴巴里面，再把这个汤咽下去。因为德国的汤是温的，所以我喝汤时没有让老师丢脸。不到一个礼拜之后，我回请Dr.Lambert夫妇，我找了一家中国餐馆宴请他们，在中国餐馆上来的第一道菜也是汤。我就发现有问题了，因为中国的汤是烫的，如果按照德国人那种喝法，一定会烫伤喉咙。所以我就先跟Dr.Lambert夫妇解释说，我们中国人喝的汤跟德国人喝的汤是不一样的，德国人喝的汤是温的，而我们中国人喝的汤是烫的，不烫就不叫汤。所以你要享用中国美食，一定要先把汤舀起来，先在嘴边吹吹，然后再徐徐吸进口中，而不是像喝德国汤一般，一口将汤送进嘴里吞下去，这样才不会伤到喉咙。他们夫妇俩就按照我的话，就舀起一口汤，然后吹一吹再慢慢吸进去，他们说：“哎呀！我们吃中国菜这么久，今天吃得最高兴。”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Dr.Lambert夫妇讲，我们交往就是在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我认为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吃德国餐就要按照吃德国餐的规矩；吃中国菜，就要按照吃中国菜的礼仪。
就以喝汤为例，绝对不能硬是把德国喝汤的规矩，给套到吃中国菜里面来，这就是文化自信的一个小例子。等到我快要完成德国学业的时候，我爱人在1984年年底，要先带着两个儿子回台湾，我的博导贝特兰教授全家送我们到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因为我的博导非常疼爱我两个儿子，就说希望他们20年后还能够再到德国来留学。我当场脸色大变，老师就问我怎么了？我就跟我老师讲说：“亲爱的老师，要是连我朱高正的儿子，20年后都还要再到德国来留学，那您认为我们中国人到底还要再到德国留学几代啊？我的愿望不大，我希望30年后，您的孙子能够到中国来跟我写博士论文。”我老师听了我这句话之后，很高兴地说，他总算没有看错人。我想这也是文化自信的另外一个表现。
所以在儒家思想里头，“仁”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德在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由上天所赋予。这种天生的善性就是大家所共有的“人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后天禀赋的关系，而有清浊偏全之别。因此孟子才有四端之说，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与孔子代代相传的人性本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对尔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论，正是鲜明的对比。西方认为人生而有罪，有待上帝的救赎。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得到救赎，这种古老以色列的“选民”思想一直流传到现在。因为这种思想再配合上近现代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观，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白人至上主义”。他们自己在还没接受基督前是野蛮无文，在大航海时代，见到非洲、印度半岛沿岸、东南亚等“香料群岛”以及美洲的各民族也大多野蛮无文，更加深了这种成见；在接触中国之前，他们总以为只有皈依基督教才算文明。这种狭隘的历史观严重影响了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
“仁”之所以作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一个区别，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向来就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国文化从来不强调个人主义。就像“仁”，“仁”这个字就是，“二人”为“仁”。在中国文化里面讲的，最重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譬如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叫“五伦”，也就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讲怎么做人？你要把这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妥当，那还有什么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呢？那西方他们讲来讲去，都讲个人主义，而后来个人主义就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其结果，因为个人主义太过张扬，就会造成强者欺负弱者，有钱的人欺负没钱的人，所以就造成社会主义起来反抗他。同样的道理，因为个人主义太过张扬，甚至认为说人定胜天，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跟破坏，这就造成了现在大自然对于人类的逆袭，造成地球的暖化，南北极冰山的融化。
那在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常常说，奇怪那个人坏事做绝，怎么还没有得到恶报？人家就会告诉你，你有所不知，因为他祖先留下来的福报余荫还没用完；倒过来讲，当一个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他还没有得到好报，人家就会说，这是因为他祖先留下来的业障还没还清，所以还没有好报。所以在中国每一个人还活着时，你就要多做一些善事，以便在命运银行里面替你的子孙多存一点款项，以便他将来有犯错的机会。在西方因为有基督信仰的关系，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人与上帝的关系远远超过人与人的关系。
在中国，根本不需要有上帝的信仰，因为中国讲的是孝道，像孟子所说的：“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尧当初怎么会把天下让给舜，因为舜在孝跟悌两件事情上面都做到了极致。舜的父亲瞽叟受到他继母的蛊惑，整天想要害舜；而舜的同父异母弟象，一天到晚也想要害舜。但是最后却透过舜的孝悌德行，终于能够让爸爸跟弟弟受到感化，所以尧才放心把天下让给舜。所以这个孝悌套一句王阳明的话，“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孝悌为仁之本，却是从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个仁的道理，就是从这种最自然的孝悌里面油然而生的。所以中国人他绝对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就是列祖列宗集结在你身上，而每一个人也有为后来的列子列孙去繁衍的责任。所以中国不须要个人主义，也不须要有上帝的信仰，但中国的人口却能够不断地繁衍，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
所以说在编撰《论语》的时候，我相信子思在里面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子思就是《中庸》的作者，而《尧曰》篇的第一章，就这么记载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什么意思啊？当初尧要把天下让给舜的时候，就告诉舜说：“舜啊！现在天命降到你的身上，你现在开始要信守中道，处理任何事情不要有所偏倚，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你要不这样的话，四海一困穷，上天给你的俸禄就没有。”后来舜也把这一句话，交代给大禹。这是《论语》最后一篇第一章所记载的，而这些话也记载在《尚书》的《大禹谟》里头。按照《尚书．大禹谟》的记载，尧要把天下让给舜的时候说“允执厥中”四个字，等舜把天下让给禹的时候，就在“允执厥中”上再加了十二个字，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说人心是危疑不定的，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或是内心欲望的误导，而那种天理公心却是大公无私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天理公心，却又那么样的微昧不显，只要你的人心一浮出来，道心就见不到了，所以你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就是你要精而不杂，专一不二，让道心来驾驭人心，这样你就能做到信守中道。后来这十六个字就成为十六字心诀或心传，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然后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以至于曾子、子思，这就是“道统”。
我们讲的“道”就是指这个“中道”，就是“允执厥中”这个中道，也就是做任何事，你不要有私意或私欲夹杂其间，凡事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处，这叫“中”。所以中国人不管做什么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自古以来反对赶尽杀绝，甚至还要给人家能够继续供奉他们的祖先，让他的后代能够不断繁衍。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不断地繁衍、壮大，就是因为有这种“中”的思想，所以四边的民族很乐意融入到中华文明。
因为中道的思想深刻影响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在中国很难出现偏激的思想。因为中国讲“中”，就很难出现在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统治阶级，要以被统治的阶级为基础，就像《易经》所讲的《泰卦》一样。象征君王的乾卦不能高高在上，要能够屈尊就下；相反的，象征臣民的坤卦，你不能把他压得扁扁的，要让他能够下情上达。所以“乾在下，坤在上”变成《泰卦》，“泰”就是大通的意思。如果上、下能够大通，而不是阴、阳隔绝，当然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就因为“中”够维系多元的和谐，而在西方，少数民族常常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在中国不曾听过少数民族成为被迫害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而这些偏激的思想在西方是屡见不鲜的，像西方的辩证法之父━赫拉克利特他就讲“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而在中国则认为，斗争只是达到一个更高和谐的过程而已，斗争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或是过程，这就是中西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
最后我们来谈“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中国是全世界各民族里头，关于家属的称谓最为完整的，因为就像生活在极地的爱斯基摩人，他们要能够分辨30种以上不同的雪，哪一种雪是可以用来做冰屋的？如果你分辨不清，那就可能造成生命攸关的大事。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雪就一种而已，但是对爱斯基摩人来讲，你至少要能分辨30种以上不同的雪，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存太重要了。同样的道理，当你对家属的称谓越完备的时候，就表示越重视这种亲戚关系，不论是血亲，还是姻亲，你重视才会分得越详密；如果你不重视，那就囫囵吞枣。打个比方，像是在欧美国家，堂表兄弟姊妹都叫做cousin，或者是用德文来讲叫Kusine，也就是说不分辨是爸爸这边的，还是妈妈那边的；不分辨年纪比我小，还是比我大的；甚至连性别是男的，还是女的也不分辨。反正只要是同辈的亲戚，不是自己的兄弟姊妹，通通叫做cousin。要是在中国，你跟人家讲，他是我姑表哥哥，那我们就知道他就是你父亲姐妹的儿子，年纪比我大，才叫做姑表哥哥；如果她是我姨表妹妹，那就是我妈妈姊妹的女儿，年纪比我小的；如果说他是我堂哥，那一定是我爸爸兄弟的儿子，年纪比我大的，一清二楚。但是在西方文化里头，因为他们不重视“家”，所以对家属的称谓就非常的草率，才会把堂表兄弟姊妹通通叫做cousin。
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演变，一定是从母系社会开始，因为那时人与禽兽还很难画分界线，那时夫妇制度还没建立起来，所以一个小孩只知道母亲是谁，不知道父亲是谁。当时小孩都是由母亲的兄弟来教养，这就是“舅父权”，这是原始社会、母系社会的一个特色。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那是最近几千年，甚至几百年的事。在人类史上，过去几百万年都是母系社会，只有最近这几千、百年才进入父系社会。父系社会就是牺牲了女性性交的自由，要求女性对男性的贞节，这样夫妇关系才能确定下来。因为夫妇关系确定下来，才有父子，而君臣关系其实就是父子关系的延续。有了君臣才有上下，才有后来所谓的长幼尊卑的礼义关系。所以说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续，就像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延续；一个是对长辈，另一个是对平辈。“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有没有夫妇关系，可以把它视为人类是否已经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国在商朝的时候，王位的继承还是兄终弟即，那就是母系社会残留的证据，而取代商朝的周朝，把王位继承改成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的嫡长子，那当然是以父系社会为基础。所以我们现在讲周公制礼作乐，中国的礼乐是从周公的时候才奠定规模的。
既然国家天下就是家的延伸，因此在中国来讲一定是天理、国法与人情并重，绝对不会把法律讲得冷冰冰的，一定要考虑到人情，这也就造成了中华法系一直带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原因。在21世纪的今天，再重新来看它，也未必不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润滑剂。所谓“家国天下，以天下为一家，举国为一人”，所以说这个家是建立在人类最自然的感情之上，像一个人生下来，他最早的老师，不是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兄姊吗。所以讲孝悌，乃至于夫妇的关系，更是君子之道的基础，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每个人总要成家立业，要成家在先，立业在后，结了婚生儿育女才有责任感，这时候再去开创功业自然水到渠成；反观西方很多哲学家都不结婚的，像是古代的柏拉图就不结婚；而近代的牛顿、亚当斯密与康德也都不结婚。在中国几乎不曾听过，有哪一个名人是不结婚的。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家都有追本溯源的家谱、有祠堂、有家训，而且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独特的“家风”，这种现像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绵延与扩张的方式，也跟其他文明大有不同，其他文明基本上都经由战争或是杀伐完成，而中国的文明之所以扩展是藉着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就是说由于周边的民族向往华夏文明，而主动采行华夏文明。打个比方，像楚国在春秋时代是被列为蛮夷之邦，但是楚国后来接受了华夏文明，在战国时代变成了华夏一份子；而吴、越本来同样也是蛮夷之邦，吴、越同样在楚国之后，一样被认为是华夏的一份子；乃至于后来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都曾经占领了大半个北部的中国，后来也都全部融入了华夏民族。满清虽然占领了整个中国，到最后也全部融入中国。所以说就是因为中华文化基本元素就是“仁”、“中”、“家”。
“家”是代表一种自然血缘的凝聚力，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契丹的雄主耶律阿保机运用得最为娴熟，这个方式后来也被蒙古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学习，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就是把东边交给他三个弟弟，而西边就交给他三个儿子朮赤、窝阔台跟察合台，而最小的儿子托雷则留在蒙古本部。家就是最自然的血缘关系，用这样撑起整个天下。而“中”就是不走偏锋，不太过与不及，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包容万物，存异求同，不会像西方因为宗派信仰不同，可以进行长达数百年的宗教战争。譬如荷兰人就是受不了他的母国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强迫他们改信天主教，就起来反抗整整八十年。这种事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有这种“中”的思想深入民心，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这就造就了中华民族能够包容广大，各种不同文化的民族可以繁荣共生的局面。透过一两次的武力征伐来完成统一，那种统一是假象的、短暂的；而透过这种包容，长期互相了解、互相影响，就铸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更重要的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正如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强调王道，爱护百姓这种观念早已深入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