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专访：田飞龙谈“黄色经济圈”
中评社香港3月19日电（记者 张心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黄色经济圈”是香港本土主义极端化的产物，是一种落后的歧视性社会经济思潮，与香港核心价值观及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平等包容伦理格格不入，亦是一种尝试“经济港独”的政治突击，是香港本土主义全面渗透进香港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信号。
田飞龙谈到，“黄色经济圈”这一概念的炮制者缺乏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政治理性，将模仿种族主义的低劣经济思想简单用于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后期巩固，只能加剧香港社会的撕裂、本土主义的激进变异以及整体经济的下行。
田飞龙表示，“黄色经济圈”这一概念的操作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危及香港社会的运动后期治理与经济社会重建。香港反对派应当严肃思考这一反现代化的本土主义经济思潮与行动对香港社会的深层次损害，以及必然波及他们自身实际利益的现实损害。“黄色经济圈”带来的只能是“一损俱损”的揽炒悲剧，而绝不可能是“一荣俱荣”的本土欢歌。
谈及“黄色经济圈”的可持续性，田飞龙认为，“黄色经济圈”的前景基本上是黯淡的，不具有经济理性基础和政治上的可操作性，不可持续，甚至可能造成反对派内部的分裂。他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应当从法律、政策与社会重建诸多方面加以反制，维护香港社会核心价值观，保护不同群体的平等权利与基本的社会团结。
田飞龙还提到，疫情过后，中国经济体预期成为世界最有活力和利益空间的经济体，“黄店”的主动切割与自我封闭，只能造成自身失血过多而濒于破产，根本无法代表香港经济产业的理性选择方向，也无法阻止香港产业与内地的更紧密关联及融入式发展。
主要观点：
一、“黄色经济圈”是香港本土主义极端化产物；
二、“黄色经济圈”只能带来“一损俱损”的揽炒悲剧；
三、“黄色经济圈”前景黯淡、不可持续；
四、港府应从多方面反制“黄色经济圈”。
田飞龙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台港澳交流促进会理事。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港澳基本法，著作有《香港政改观察》、《后占中治港》等。
专访全文内容如下：
“黄色经济圈”是香港本土主义极端化产物
中评社：2019年6月起持续的反修例风波引发一系列暴力抗争运动，“黄色经济圈”亦再被宣扬。您怎么看“黄色经济圈”这一概念？
田飞龙：“黄色经济圈”是香港本土主义极端化的产物，是在经济领域追求“完全自治”及歧视性排他安排的一种社会经济思潮，这一概念具有对种族主义的模仿意味。美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黑人没有资格在白人的学校、商店、旅馆甚至公共道路上受到平等对待，美国宪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种族平等斗争史，至今仍未终结。香港人与内地人当然是同一种族，但香港的殖民史与畸形的本土主义观念，将香港人建构为一种“高等华人”族群，对内地群体有着长期的歧视性视角和对待。这里不排除香港人在历史上对内地的同情和支持，但同样难以排除香港人潜藏着的“先期现代化”带来的优越感及这一优势地位被赶超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与逆反取向。
“黄色经济圈”折射了香港本土主义者内心之中“自尊”（历史优越感）和“自卑”（现实落后感）两极扭曲的社会心理结构，无法稳定地认同和践行香港现代精神中平等、自由、包容及基于规则的理性价值观。
“黄色经济圈”也同样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和香港作为开放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政治化及封闭小圈子的经济模式是缺乏经济理性与可持续性的，在形式上满足了“歧视”和“手足伦理”之后必然遭受严厉的经济规律自身的惩罚及社会价值观日益觉醒的反击批判。这一概念的炮制者缺乏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政治理性，将模仿种族主义的低劣经济思想简单用于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后期巩固，只能加剧香港社会的撕裂、本土主义的激进变异以及整体经济的下行。
“黄色经济圈”只能带来“一损俱损”的揽炒悲剧
中评社：您认为“黄色经济圈”的存在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化香港社会矛盾？
田飞龙：“黄色经济圈”这一概念的操作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危及香港社会的运动后期治理与经济社会重建。其一，以“黄色”和“蓝色”撕裂社会，强行灌输激进政治理念，煽动官民冲突和代际冲突，煽动对内地人与内地机构的极端仇视，这是对香港社会价值观与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摧毁，是在社会团结的深层次进行“揽炒”；
其二，在结构上破坏香港经济的内在有机性及香港经济与内地市场／人群的密切联系，导致香港经济和产业的“自我萎缩”和“空心化”，不利于香港经济的复苏与重建；
其三，多重违法，包括违反基本法上的平等原则，违反香港反歧视法律的立法目的与原则，损害消费者的公平消费权；
其四，损害香港社会的人才结构与国际竞争力，在社会撕裂与经济下行条件下，香港社会对内地优质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对国际社会的人才吸引力也会下降，造成香港国际地位与人才构成优化生态的危机，一流的内地及国际人才在可做选择的条件下或许就会选择其他城市，比如深圳或上海。
香港反对派应当严肃思考这一反现代化的本土主义经济思潮与行动对香港社会的深层次损害，以及必然波及他们自身实际利益的现实损害。“黄色经济圈”带来的只能是“一损俱损”的揽炒悲剧，而绝不可能是“一荣俱荣”的本土欢歌。
“黄色经济圈”前景黯淡、不可持续
中评社：社会运动及疫情导致香港经济不断下行，您怎么看“黄色经济圈”的可持续性？
田飞龙：“黄色经济圈”在潜意识里契合了香港反对派的泛本土主义政治情绪，给他们在连续社会抗争甚至共同挫折中带来了抱团取暖的道德宽慰。反对派亦按照这一经济模式的指导思想在门店与网络销售中予以标识、宣扬及排斥，造成了一定的政治社会效应。“黄色经济圈”思潮甚至一度越出了纯粹经济范畴，而蔓延到体制内的区议员公共服务之中，比如近期的“李文浩事件”。该事件是一个恶劣的信号，表明区选之后的香港基层组织被“黄色”污染，“黄丝”区议员无法区分街头抗争和体制身份下的公共服务，无法区分民主运动与民主职责。在体制身份范畴延烧“黄色经济圈”思想，将对香港公务员的“政治中立”及香港管治体系的平等服务伦理构成颠覆性破坏。我觉得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不会无视其严重危害而坐视不管。
“黄色经济圈”的前景基本上是黯淡的，不具有经济理性基础和政治上的可操作性，不可持续，甚至可能造成反对派内部的分裂：其一，香港经济是开放经济、自由经济、转口经济及高度依赖内地市场与人才的经济，“黄色经济圈”形同“经济封关”，只能带来本土主义感情慰藉，不符合任何可证立的香港核心价值与香港产业利益；
其二，香港经济在反修例运动与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下连续下行，许多所谓的“黄店”已在破产边缘，正需要政府援助和社会支持，更需要内地消费人群的光顾，以“黄色”自我封闭违背经济产业重建的基本规律，作茧自缚而自伤；
其三，“黄色经济圈”的政治意图在于颜色政治标签化及逼迫市民选边站队，但所谓“黄店”并非不可取代，欺行霸市的逼迫政策亦不能争取更多选票，反而会刺激社会恶感及市民愤怒，埋藏下选举不利的祸端，弄巧成拙；
其四，阻断香港青年人理性反思和融入湾区的多元选择权，在道德和政治上捆绑青年群体与之“揽炒”及局限于本土的狭隘市场而丧失发展前途，误人子弟；
其五，疫情过后，中国经济体预期成为世界最有活力和利益空间的经济体，那些“黄店”的主动切割与自我封闭，只能造成自身失血过多而濒于破产，根本无法代表香港经济产业的理性选择方向，也无法阻止香港产业与内地的更紧密关联及融入式发展。
港府应从多方面反制“黄色经济圈”
中评社：在您看来，港府应该如何冲破“黄色经济圈”？
田飞龙：面对“黄色经济圈”的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特区政府应当从法律、政策与社会重建诸多方面加以反制，维护香港社会核心价值观，保护不同群体的平等权利与基本的社会团结。
其一，特区政府应设立专门委员会或委托已有的平机会调查“黄色经济圈”的具体纲领、组织网络、经济危害性以及侵权状况，并根据委员会报告采取合法行动精准消除其社会危害性。
其二，特区政府应当及时修订香港的反歧视相关法例，将“黄色经济圈”所涉相关歧视纳入具体的法律规制范畴，订立罚则及执法标准，完善香港的反歧视法律体系。
其三，特区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援助政策和计划时，应当明确将歧视消费者的“黄店”排除出援助名单，使之受到必要的政策与资格性制裁，以激励和保护遵守基本法平等原则与非歧视性服务规则的合法商铺。
其四，特区政府需在其掌握的官方媒体上连续开展“反歧视”的法律宣传与讨论活动，一方面普及香港的反歧视法律原则和制度，另一方面邀请市民代表参与发声，共同反击“黄色经济圈”的极端本土化与歧视性倾向。
其五，特区政府应加大对香港青年与香港企业参与大湾区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香港人走出相对狭隘的本土，在更开阔的经济环境与国家体系中发展个人竞争能力，获得成长与成就，从而以经济大融合发展对冲消解“黄色经济圈”的吸引力和捆绑效应。
其六，对滥用“黄色经济圈”思潮跟风操作的区议员及其他公职人员，特区政府应当依法予以惩戒，包括启动个案调查程序，提出DQ动议及法律操作，以及相关的纪律与职务制裁，维护香港管治体系之权力的合法性与公平服务的伦理底线。
中评社：您个人的其他相关观点。
田飞龙：“黄色经济圈”是一种落后的歧视性社会经济思潮，与香港核心价值观及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平等包容伦理格格不入。这也是一种尝试“经济港独”的政治突击，是香港本土主义全面渗透进香港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信号。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应当对此高度警觉，采取有力的宣传教育、法律行动与社会援助区分等措施，遏制“黄色经济圈”对香港法治与社会秩序的深层次破坏，精准制裁助推这一反社会、反法治、反现代与反全球化的“四反”行为，保护包括香港反对派普通民众在内的香港社会的平等伦理、法治价值、整体利益与发展前途。
中评社香港3月19日电（记者 张心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黄色经济圈”是香港本土主义极端化的产物，是一种落后的歧视性社会经济思潮，与香港核心价值观及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平等包容伦理格格不入，亦是一种尝试“经济港独”的政治突击，是香港本土主义全面渗透进香港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信号。
田飞龙谈到，“黄色经济圈”这一概念的炮制者缺乏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政治理性，将模仿种族主义的低劣经济思想简单用于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后期巩固，只能加剧香港社会的撕裂、本土主义的激进变异以及整体经济的下行。
田飞龙表示，“黄色经济圈”这一概念的操作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危及香港社会的运动后期治理与经济社会重建。香港反对派应当严肃思考这一反现代化的本土主义经济思潮与行动对香港社会的深层次损害，以及必然波及他们自身实际利益的现实损害。“黄色经济圈”带来的只能是“一损俱损”的揽炒悲剧，而绝不可能是“一荣俱荣”的本土欢歌。
谈及“黄色经济圈”的可持续性，田飞龙认为，“黄色经济圈”的前景基本上是黯淡的，不具有经济理性基础和政治上的可操作性，不可持续，甚至可能造成反对派内部的分裂。他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应当从法律、政策与社会重建诸多方面加以反制，维护香港社会核心价值观，保护不同群体的平等权利与基本的社会团结。